高宗武回忆录:首义三日 第一日：箭在弦上

1861年汉口“开埠”以来，尤其是1889年张之洞督鄂、主持“湖北新政”以来近20年间，武汉三镇兴实业、办文教、练新军等诸多近代化事业引起的城市经济、社会及观念形态发生深刻演化。    在新思想带动下，湖北革命党人自1903年“花园山聚会”起，多种革命组织持续实行“抬营主义”，运动军队，直至使湖北15000人左右的新军中，有1/3的革命党人，1/3倾向革命，剩余1/3中亦有相当人员摇摆在或非之间。    至1911年夏，武汉最有影响的两大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经过多次协商会议后实现联合，共同设立两个革命领导机构：位于武昌小朝街85号的军事指挥部和处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的政治筹务处。    根据种种迹象，1911年10月上旬，革命党人和清湖北军政当局都进入了“临战状态”，一场空前的大事变即将发生。    午后：汉口宝善里发生意外爆炸    午后的汉口宝善里一片静寂。其中的14号却在安静的外表下格外忙碌：革命党人孙武坐在靠窗的座位上，专心地在一个洗脸盆中配制炸药；房间里还有另外十来个人，有的在为钞票加盖印章，有的在清理文件，有的在处理机关的一些杂务。    突然，孙武手下“呼哧”一声巨响，正在配制中的炸药因比例失调发生爆炸，孙武面部和右手受伤，几个同志赶紧扶他去医院，匆忙之中，共进会成员李次生顺手拿了两面九角十八星旗为孙武包扎伤口，后来正是这两面染着孙武鲜血的旗帜得以保存，成为起义成功后最早飘扬在武昌城头的革命军旗帜，此是后话。    爆炸后的宝善里14号，顿时浓烟滚滚，不明就里的邻居大呼救火。俄巡捕赶到夺门而入，所有革命党人来不及处理现场，迅速躲开。当时正走到门口的刘公正好碰到俄巡捕，他谎称是煤油爆燃，得以逃脱。    俄巡捕进入宝善里14号，当即发现炸药、弹壳、旗帜、袖章、名册、文告、盖印纸钞等革命物品，他们将所有东西搜洗一空，并现场拘捕了刘公的胞弟刘同等6人，之后很快将抓获人员引渡给湖北当局。    当时革命党人邓玉麟外出办事回来，走到宝善里巷口，得知出了乱子，不敢进屋，只向附近看热闹的人打听一下，就赶往长清里，在那里见到逃脱出来的刘公等人。又赶到医院见到孙武。孙武当机立断说，宝善里失事，所有机密全部泄露，清吏肯定马上将按名册清洗党人。我们只有马上动手，才有可能死里求生。邓玉麟赞同此说，立即过江通知武昌小朝街军事指挥部，请求立即行动。    傍晚：小朝街发出夜半起义指令    早在这个月初，湖北革命党人的军事指挥部已作出10月中旬起义的决定，并加紧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派人通知随军驻扎在湖南岳州的蒋翊武回武昌主持起义大计。蒋翊武告假从岳州匆匆出发，正好于10月9日早晨赶至小朝街军事指挥部。当时党人刘复基、王宪章、彭楚藩、蔡大辅、陈磊等人也已聚在这里。    众人在当天会上议定：为达成各省共同起义，将湖北起义日期推迟到11月下旬。散会时，已至9日下午。蒋翊武、刘复基留下继续商议具体行动计划。    正在此时，邓玉麟赶到报告汉口宝善里机关失事和名单泄露的消息。刘复基认为，宝善里失事应当立即起事。蒋翊武则认为起义准备不足，仍然犹豫不决。刘复基十分不满，当时就拔出手枪指着蒋说：“你作为总司令，在形势如此危急的情况下还这么犹豫，难道是你怕死不成？”蒋翊武当场也勃然变色说：你们真的以为我贪生怕死吗？大好头颅，同拼一掷。当即下令于夜半发动起义。    刘复基立即起草起义通知，通知中说明，当夜十二点钟城内外同时起事，以城外炮声为号；起义部队左臂系白布为标志；炮队攻中和门（今起义门），据楚望台及蛇山而击督署及藩署；工程营夺弹药库；其他各标营亦作了明确分工。正是这个简单通知，在次日紧急情况下起到了组织起义的重大作用。    通知拟定后，指挥所立即派人分送各军营。当晚10时许，城内各营革命党人通知完毕。但城外计划发炮为号的炮八标，却因各城门戒严，迟迟没有接到通知。直到当晚午夜时分，邓玉麟才辗转传信至城外炮队，因士兵已入睡，故由炮队发起义信号之约定，没能实现。9日当晚发难的计划，在城内各营革命党人的焦急等待中流产了。    深夜：军事指挥机关暴露破坏     9日傍晚，邓玉麟等人出发分送起义通知后，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在小朝街85号等候各营举义。当晚此处往来党人络绎不绝，刘复基担心暴露，从街上叫来一个放留声机的人，播放戏曲唱片。外人不知，这个传出悠扬乐声的不起眼的房屋，竟是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的指挥所。       当晚，清方湖北军政当局也极为紧张，湖广总督瑞澂得悉宝善里革命机关情形后，大为震恐，立刻下令紧闭城门，调兵全城巡查。按照从宝善里14号缴获的革命党人名单，以及当场审讯抓获人员的口供，第八镇统制张彪亲率巡防兵，按图索骥围捕革命党人。    夜11时多，小朝街85号响起急促的叩门声，刘复基意识到情形有变，对其他同志说：“你们赶快越窗逃走，我去对付。”说着手持炸弹，站在楼梯口等着。清军破门而入，刘复基向上楼的清军投弹，因炸弹没有来得及上栓，没有爆炸，清军一拥而上，刘复基被抓。    蒋翊武、彭楚藩从楼窗跳下后，被围在一个巷子里，蒋翊武因为蓄有长辫，身穿白布长衫，貌似三家村先生，他对警官说：“我是来看热闹的，抓我做什么？”警官对这个满脸村气的人物未加注意，随便押在花园里。蒋翊武趁警官走开，立即跳墙逃走。    彭楚藩身着宪兵服，本来可以冒充前来拿获党人的清方军警，但他决意与被捕同志同生死共患难，自称革命党人，与刘复基等一起被抓。    杨洪胜负责为各营党人输送子弹、炸弹，他将炸弹装在买菜的提篮里，下午5时第一次送运到工程营时，正好是党人熊秉坤这一棚任门卫，顺利交接后，杨对熊说：稍晚我再送炸弹来。不料7时许再去时门卫换人，清军警发现他形迹可疑，尾追不舍；杨回头掷弹受伤被抓，押到总督衙门。    当晚，从各旅栈、学社和居民中被捕的还有40多人。形势危急万分，党人或避或逃，或焦急等待起义信号，三镇天空阴云密布，空气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学者新论    提到辛亥首义前湖北革命组织活动，过去的有关著作多将1904年7月正式成立的科学补习所作为开端。而冯天瑜先生考证，在科学补习所之前，吴禄贞等人已于1903年5月在武昌花园山聚会，进行了颇有声色的开创性工作，“花园山聚会”才是湖北革命活动的源头。    冯先生经过周密考证，在《辛亥首义史》一书中专设“武昌花园山聚会”一节，详细介绍1903年5月武昌花园山聚会的缘起及革命活动，指出由吴禄贞发起主持的武昌花园山秘密聚会，虽然没有正式名称，但实际上是湖北革命团体的源头，对新军实行“抬营主义”（即把有志青年加入到新军中，通过他们影响和争取其他士兵支持和加入革命，以实现“将整个营房的士兵都抬过来”的目的），就是在花园山聚会明确提出，并开始付诸实施的。    在随后的七八年间，湖北革命党人从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同盟会湖北分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与共进会等革命组织，前仆后继，以接力的方式，持续实行“抬营主义”，运动军队，直至使湖北新军有1/3的革命党人，1/3受其影响，武昌首义一举得以成功。    100年前，农历辛亥年八月十八至二十，中国内陆城市、两湖省会武昌一夜惊变引起世界聚焦。这三天发生在武汉的事情，不仅给沿袭268年的清王朝画上句号，也把长达2000多年的专制帝制在亚洲首先推向历史终点。悠悠中华，从此掀开了历史的新纪元。    辛亥百年纪念之际，执着于辛亥史研究30余载的武汉大学历史学教授冯天瑜先生，特别安排时间接受采访，为本报读者讲述辛亥年武昌首义前后三天时间内，发生在我们这座城市的惊天壮举。       孙武，湖北军政府初期领导人之一，曾任军务部长等职。    冯天瑜点评:    9日汉口、武昌连续发生突然事变，武汉全城面临弦满欲发的紧急态势。宝善里机关意外爆炸，看似孙武配制炸药失慎引起，事发偶然，然其中包蕴着必然性。当意外发生在近代文明（机器工业、铁路枢纽、航运中心、近代文教、洋操军队、新式传媒）及近代人群（工商资本家、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新军官兵）聚集的大都会中时，此后引发的令清廷不可收拾的局面，当自在必然之中。    如果评选本年度最忙碌的武汉学者，冯天瑜教授肯定当之无愧。    冯先生自幼生活于武昌首义发生的地方，正如先生自己所说，这段史事浓郁的地方色彩，对热爱乡邦的人们更有着特别的魅力。三烈士纪念碑、彭刘杨路、首义路、起义门等首义胜迹，是从幼年时代起便经常留连徜徉的处所；首义先烈的故事，通过前辈的讲述和书本上的文字，如同“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润着心田。这一切形成的对武昌首义的惓惓情怀，驱使着先生从致力史学工作之始，就有意研究这段悲壮而又曲折多致的历史。    如果从1980年发表第一篇辛亥革命史的论文算起，至今31年间冯先生已出版辛亥论著多本，尤其是今年4月出版的洋洋80万字《辛亥首义史》，无疑使他成为研究辛亥革命史最权威的学者。    正因如此，近一两年来，关于纪念辛亥百年一项接一项的建设论证、会议研讨、纪念活动等，自然都少不得他的参与，再加上来自全国大小媒体的采访，年近七旬的先生颇为应接不暇。    在东湖宾馆截住冯先生时，他刚从一个讲座中出来，另有一拨人早已等在门口，准备接他去参加另外一个活动。    先生笑着看看手表说，不好让别人久等，只能10分钟。他语气慈祥，诚恳朴实得如同家里的一位长者。    首义前后三日的这段历史，在冯先生心中不知激荡重演过多少遍了，而先生此刻讲述，仍然似乎是昨晚发生的事情。渐渐地，先生忘记了时间的约定，一个个历史细节娓娓道来，那炮火横飞、硝烟弥漫的武昌城清晰立现。    意犹未尽地结束采访，先生边匆匆离去边两次回头示意，确实太忙，他也是身不由己。一旁陪同的市社科院简永福院长语气有点酸酸地：冯先生给我们讲座只有20分钟，却给了你们半个多钟头。     目送先生背影，步履中没有一点年近七旬老人的蹒跚，眼前突然闪现2003年跟先生一起在武昌百年老街昙华林的画面，那一天先生听说这条街上有幢孙茂森花园时，他如同一个孩童欢呼雀跃起来，当即跳上几级台阶，近距离观察那幢老房子。据他考证，那里正是武昌首义之根、湖北最早的革命团体、吴禄贞组织的“花园山聚会”所在，先生终于第一次亲眼见到历史现场，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或许正是先生那种强烈的乡邦热情，燃烧着他点点滴滴地不断发掘着辛亥革命这段辉煌历史的新材料、新观点。    印象冯天瑜    蒋翊武，文学社社长，武昌起义前被推举为军事总指挥。    冯天瑜：1942年生，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从事中国文化及中国近代史研究，撰《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张之洞评传》、《“封建”考论》等专著。    刘公，1907年参与发起成立共进会，曾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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