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京剧图片唯美花旦:首义三日

      首义三日100年前，农历辛亥年八月十八至二十，中国内陆城市、两湖省会武昌一夜惊变引起世界聚焦。这三天发生在武汉的事情，不仅给沿袭268年的清王朝画上句号，也把长达2000多年的专制帝制在亚洲首先推向历史终点。悠悠中华，从此掀开了历史的新纪元。     辛亥百年纪念之际，执着于辛亥史研究30余载的武汉大学历史学教授冯天瑜先生，特别安排时间接受采访，为本报读者讲述辛亥年武昌首义前后三天时间内，发生在我们这座城市的惊天壮举。         1861年汉口“开埠”以来，尤其是1889年张之洞督鄂、主持“湖北新政”以来近20年间，武汉三镇兴实业、办文教、练新军等诸多近代化事业引起的城市经济、社会及观念形态发生深刻演化。    在新思想带动下，湖北革命党人自1903年“花园山聚会”起，多种革命组织持续实行“抬营主义”，运动军队，直至使湖北15000人左右的新军中，有1/3的革命党人，1/3倾向革命，剩余1/3中亦有相当人员摇摆在或非之间。    至1911年夏，武汉最有影响的两大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经过多次协商会议后实现联合，共同设立两个革命领导机构：位于武昌小朝街85号的军事指挥部和处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的政治筹务处。    根据种种迹象，1911年10月上旬，革命党人和清湖北军政当局都进入了“临战状态”，一场空前的大事变即将发生。              第一日：箭在弦上         午后：汉口宝善里发生意外爆炸    午后的汉口宝善里一片静寂。其中的14号却在安静的外表下格外忙碌：革命党人孙武坐在靠窗的座位上，专心地在一个洗脸盆中配制炸药；房间里还有另外十来个人，有的在为钞票加盖印章，有的在清理文件，有的在处理机关的一些杂务。    突然，孙武手下“呼哧”一声巨响，正在配制中的炸药因比例失调发生爆炸，孙武面部和右手受伤，几个同志赶紧扶他去医院，匆忙之中，共进会成员李次生顺手拿了两面九角十八星旗为孙武包扎伤口，后来正是这两面染着孙武鲜血的旗帜得以保存，成为起义成功后最早飘扬在武昌城头的革命军旗帜，此是后话。    爆炸后的宝善里14号，顿时浓烟滚滚，不明就里的邻居大呼救火。俄巡捕赶到夺门而入，所有革命党人来不及处理现场，迅速躲开。当时正走到门口的刘公正好碰到俄巡捕，他谎称是煤油爆燃，得以逃脱。    俄巡捕进入宝善里14号，当即发现炸药、弹壳、旗帜、袖章、名册、文告、盖印纸钞等革命物品，他们将所有东西搜洗一空，并现场拘捕了刘公的胞弟刘同等6人，之后很快将抓获人员引渡给湖北当局。    当时革命党人邓玉麟外出办事回来，走到宝善里巷口，得知出了乱子，不敢进屋，只向附近看热闹的人打听一下，就赶往长清里，在那里见到逃脱出来的刘公等人。又赶到医院见到孙武。孙武当机立断说，宝善里失事，所有机密全部泄露，清吏肯定马上将按名册清洗党人。我们只有马上动手，才有可能死里求生。邓玉麟赞同此说，立即过江通知武昌小朝街军事指挥部，请求立即行动。    傍晚：小朝街发出夜半起义指令    早在这个月初，湖北革命党人的军事指挥部已作出10月中旬起义的决定，并加紧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派人通知随军驻扎在湖南岳州的蒋翊武回武昌主持起义大计。蒋翊武告假从岳州匆匆出发，正好于10月9日早晨赶至小朝街军事指挥部。当时党人刘复基、王宪章、彭楚藩、蔡大辅、陈磊等人也已聚在这里。    众人在当天会上议定：为达成各省共同起义，将湖北起义日期推迟到11月下旬。散会时，已至9日下午。蒋翊武、刘复基留下继续商议具体行动计划。    正在此时，邓玉麟赶到报告汉口宝善里机关失事和名单泄露的消息。刘复基认为，宝善里失事应当立即起事。蒋翊武则认为起义准备不足，仍然犹豫不决。刘复基十分不满，当时就拔出手枪指着蒋说：“你作为总司令，在形势如此危急的情况下还这么犹豫，难道是你怕死不成？”蒋翊武当场也勃然变色说：你们真的以为我贪生怕死吗？大好头颅，同拼一掷。当即下令于夜半发动起义。    刘复基立即起草起义通知，通知中说明，当夜十二点钟城内外同时起事，以城外炮声为号；起义部队左臂系白布为标志；炮队攻中和门（今起义门），据楚望台及蛇山而击督署及藩署；工程营夺弹药库；其他各标营亦作了明确分工。正是这个简单通知，在次日紧急情况下起到了组织起义的重大作用。    通知拟定后，指挥所立即派人分送各军营。当晚10时许，城内各营革命党人通知完毕。但城外计划发炮为号的炮八标，却因各城门戒严，迟迟没有接到通知。直到当晚午夜时分，邓玉麟才辗转传信至城外炮队，因士兵已入睡，故由炮队发起义信号之约定，没能实现。9日当晚发难的计划，在城内各营革命党人的焦急等待中流产了。    深夜：军事指挥机关暴露破坏     9日傍晚，邓玉麟等人出发分送起义通知后，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在小朝街85号等候各营举义。当晚此处往来党人络绎不绝，刘复基担心暴露，从街上叫来一个放留声机的人，播放戏曲唱片。外人不知，这个传出悠扬乐声的不起眼的房屋，竟是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的指挥所。       当晚，清方湖北军政当局也极为紧张，湖广总督瑞澂得悉宝善里革命机关情形后，大为震恐，立刻下令紧闭城门，调兵全城巡查。按照从宝善里14号缴获的革命党人名单，以及当场审讯抓获人员的口供，第八镇统制张彪亲率巡防兵，按图索骥围捕革命党人。    夜11时多，小朝街85号响起急促的叩门声，刘复基意识到情形有变，对其他同志说：“你们赶快越窗逃走，我去对付。”说着手持炸弹，站在楼梯口等着。清军破门而入，刘复基向上楼的清军投弹，因炸弹没有来得及上栓，没有爆炸，清军一拥而上，刘复基被抓。    蒋翊武、彭楚藩从楼窗跳下后，被围在一个巷子里，蒋翊武因为蓄有长辫，身穿白布长衫，貌似三家村先生，他对警官说：“我是来看热闹的，抓我做什么？”警官对这个满脸村气的人物未加注意，随便押在花园里。蒋翊武趁警官走开，立即跳墙逃走。    彭楚藩身着宪兵服，本来可以冒充前来拿获党人的清方军警，但他决意与被捕同志同生死共患难，自称革命党人，与刘复基等一起被抓。    杨洪胜负责为各营党人输送子弹、炸弹，他将炸弹装在买菜的提篮里，下午5时第一次送运到工程营时，正好是党人熊秉坤这一棚任门卫，顺利交接后，杨对熊说：稍晚我再送炸弹来。不料7时许再去时门卫换人，清军警发现他形迹可疑，尾追不舍；杨回头掷弹受伤被抓，押到总督衙门。    当晚，从各旅栈、学社和居民中被捕的还有40多人。形势危急万分，党人或避或逃，或焦急等待起义信号，三镇天空阴云密布，空气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孙武，湖北军政府初期领导人之一，曾任军务部长等职。   蒋翊武，文学社社长，武昌起义前被推举为军事总指挥。   刘公，1907年参与发起成立共进会，曾任会长。    冯天瑜点评:    9日汉口、武昌连续发生突然事变，武汉全城面临弦满欲发的紧急态势。宝善里机关意外爆炸，看似孙武配制炸药失慎引起，事发偶然，然其中包蕴着必然性。当意外发生在近代文明（机器工业、铁路枢纽、航运中心、近代文教、洋操军队、新式传媒）及近代人群（工商资本家、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新军官兵）聚集的大都会中时，此后引发的令清廷不可收拾的局面，当自在必然之中。       （学者新论    提到辛亥首义前湖北革命组织活动，过去的有关著作多将1904年7月正式成立的科学补习所作为开端。而冯天瑜先生考证，在科学补习所之前，吴禄贞等人已于1903年5月在武昌花园山聚会，进行了颇有声色的开创性工作，“花园山聚会”才是湖北革命活动的源头。    冯先生经过周密考证，在《辛亥首义史》一书中专设“武昌花园山聚会”一节，详细介绍1903年5月武昌花园山聚会的缘起及革命活动，指出由吴禄贞发起主持的武昌花园山秘密聚会，虽然没有正式名称，但实际上是湖北革命团体的源头，对新军实行“抬营主义”（即把有志青年加入到新军中，通过他们影响和争取其他士兵支持和加入革命，以实现“将整个营房的士兵都抬过来”的目的），就是在花园山聚会明确提出，并开始付诸实施的。    在随后的七八年间，湖北革命党人从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同盟会湖北分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与共进会等革命组织，前仆后继，以接力的方式，持续实行“抬营主义”，运动军队，直至使湖北新军有1/3的革命党人，1/3受其影响，武昌首义一举得以成功。）      (   印象冯天瑜        如果评选本年度最忙碌的武汉学者，冯天瑜教授肯定当之无愧。    冯先生自幼生活于武昌首义发生的地方，正如先生自己所说，这段史事浓郁的地方色彩，对热爱乡邦的人们更有着特别的魅力。三烈士纪念碑、彭刘杨路、首义路、起义门等首义胜迹，是从幼年时代起便经常留连徜徉的处所；首义先烈的故事，通过前辈的讲述和书本上的文字，如同“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润着心田。这一切形成的对武昌首义的惓惓情怀，驱使着先生从致力史学工作之始，就有意研究这段悲壮而又曲折多致的历史。      首义前后三日的这段历史，在冯先生心中不知激荡重演过多少遍了，而先生此刻讲述，仍然似乎是昨晚发生的事情。渐渐地，先生忘记了时间的约定，一个个历史细节娓娓道来，那炮火横飞、硝烟弥漫的武昌城清晰立现。)         冯天瑜：1942年生，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从事中国文化及中国近代史研究，撰《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张之洞评传》、《“封建”考论》等专著。              第二日    晨5时许：彭、刘、杨三烈士殉难    9日的夜晚因为恐怖氛围尤显漫长，在强劲的秋风之中终于挨到10日黎明。早起的市民在督署东辕门外看到一幅血腥场面：3个被砍掉的人头高悬于城门之侧。    这一天的武昌城，城门紧闭，到了10时才开放汉阳门。市面上和军中已经盛传，清政府正在四处捉拿没有辫子的革命党人。    城墙上的3个人头，正是前夜被捕的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首级。清政府抓人后连夜审讯，于凌晨约5时将3人斩首示众，本想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而事实上当三烈士殉难的消息传到军中时，正焦急如热锅蚂蚁的军中党人无不悲而愤起。     当日，又有党人张廷辅等10多人被捕。瑞澂以破获革命机关向清廷发电邀功，当时的他哪里料到时局已发展到不可收拾。    晚7时左右：城外塘角辎重营纵火发难      焦灼、恐惧、期盼，心情复杂的革命党人被困军中，暗自作着“鱼死网破”的最后打算。    傍晚，城外第21混成协所属炮队辎重营的马棚中，突然火光冲天，迫不及待的革命党人蔡棚来到马房中，用马草纵火，首先发难。    辎重营中众革命党人见到马棚大火，迅速集合进城，向城内进攻。火光映照着冲锋陷阵的士兵矫健的身形，途中其他各营也相继枪炮大作，党人欢呼前进。    晚8时许：工八营枪声划破夜空    夜色弥漫，武昌城内黑暗的街道上，除了偶尔闪现武装巡警的身影，人迹已经稀少。    城南右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营房中，一个排长在巡查中发现士兵金兆龙荷枪实弹、整装以待，当即上前夺枪扭打，此刻共进会员程正瀛率先开枪，一声清脆的枪响顿时划破漆黑的夜空，全营震动。    金兆龙等人分头召集兵众，约有四五十人由熊秉坤率领跑出营门，熊秉坤又放了3枪，然后率众直奔楚望台军械库，获取弹药补给。    夜9时许：工八营占领楚望台     就在武昌城中和门内近侧的楚望台，有着湖北新军的武器库，也是国内最大的军械库之一，由工八营派兵把守。当工八营中那惊天的枪声传来时，守军中的革命党人已以抵抗之名，打开库门，得到武装，当即与奔往楚望台的起义者鸣枪响应。    按照前日起义通知中的约定，工八营中各方约400人集结，一举占领了军械库。    城内其他一些新军标营士兵也相继赶赴楚望台集结。城外的辎重队、炮兵和骑兵也经由中和门（今起义门）开入城内。    熊秉坤以本营革命代表身份集合讲话，兴奋中的士兵却对这个官职低微的人不太服从。混乱情况下，有着出色军事才能、曾参加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左队队官吴兆麟临危受命，担任战时总指挥。    楚望台此时成为起义军临时大本营。聚集这里的起义者派人催促各标营响应，对前来集合的各营3000多士兵开库发枪、发弹。    约夜10时半，吴兆麟兵分几路，在楚望台上下达进攻督署等军政要处的指令。不久，通往湖广总督督署的几条街道枪声大作，继而炮声隆隆，一些铺店和督署门前钟鼓楼燃起熊熊大火。    午夜：总督瑞澂仓皇落逃    在炮队加入战争之前，起义军两次都没能攻破总督署。    当城外的炮八营得知城内起事后，立即全营集合，带着17尊炮冲入中和门，在门楼和楚望台的高地列炮，之后又登上武昌城制高点蛇山，布置炮位。    夜深一片漆黑，炮击难于命中目标。当时与总督署邻近的“乾记衣庄”店主，毅然点燃自己的铺面，为起义军照亮目标。    顷刻间，炮声隆隆，火光熊熊。    到午夜，面对起义军排山倒海的攻势，总督瑞澂仓皇中凿开督署面江的围墙，带着家眷逃跑到文昌门下的“楚豫”军舰，躲藏到德、英舰船之中。     冯天瑜点评 此刻的革命成败已不系于个别领导人物的决策，而在于千百士兵群众的自觉行动。经过9日、10日两天的大搜捕，刘公避不能出，孙武因伤就医，蒋翊武在逃未返，彭、刘、杨3人已成烈士，但军中党人的起义之心越发迫切。终于一声枪响，诸营响应；一夫左袒，三军尽甲，在1911年10月10日这个最黑暗、最沉闷的时刻，武昌城中鸣奏起中国近代史上最激越、最嘹亮的乐章。        （学者新论    武昌城外最先发难    武昌首义，城内第八镇工程营与城外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谁先发难，历来颇有争议。而多年来各种宣传均以工程营中第一枪为武昌起义标志，所以“第一枪”之说已成定论。    冯天瑜先生通过详细考证多种说法缘由、辨析各种当事人记录材料，认定城外“第一火”早于城内“第一枪”。    冯先生特别提到江苏南通人、“状元资本家”张謇的日记，张以一个局外人身份还原了当时真相。    为办理纱厂业务，张謇当时正在武昌，9日晚他在湖广总督瑞澂的宴请中，知道革命党人谋反、被捕的消息。10日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渡江汉口，乘船返回江苏。    张氏在10日日记中称，8时，他在刚刚起航的轮船上亲见，长江对岸武昌草湖门（武胜门，今积玉桥一带）外塘角新军营房，横亘几十丈的火焰冲天而起，直到船开出去20多里，仍然看到火光映红的天空。据当时火势判断，马棚放火当在8时之前。而“第一枪”的时间有明确记录是在晚8时之后。    另外还有当日英文《汉口日报》，也报道塘角起火时间是在下午7时45分，印证了张謇日记的真实性。)             第三日：武昌易帜  公元1911年10月11日（辛亥八月二十）     拂晓：起义军占领武昌城    瑞澂逃跑后，战斗仍然在都署正面激烈地进行。    清兵在提督张彪指挥下，退至辕门内和望山门城楼，以半环形护卫之势，疯狂向革命军扫射。熊秉坤重新调整兵力，与敌人展开血战，40余名敢死队员突进，被敌人层层包围，进退不得。正在这危急关头，工程营士兵纪鸿钧提着一桶煤油跳入督署耳房纵火，英勇阵亡。火势蔓延到督署大堂，清巡防营四散逃跑。张彪见督署一片火海，只得带着残部出文昌门渡口逃往汉阳。     1911年10月11日，起义军攻占武昌后,在汉阳门戒严。    11日天刚拂晓，起义军经过一夜苦战，攻破了湖广总督署，占领武昌城。        清晨：十八星旗 飘扬武昌城头    一夜激战的武昌城内，居民大都恐慌而紧闭门户。清晨，有些男人试着走上街头，只见长街一带，一队队全副武装的新军士兵左臂缠着白绷带或者白毛巾，有秩序地快步走过，并不袭扰百姓，这使得大家胆大起来，下午有人来到汉阳门，清楚看到城楼上插着深红底色的九角十八星旗。有人爬上蛇山头，看到警钟楼顶也飘扬着同样的旗帜，而之前悬挂的黄龙旗，则被抛弃在一旁的路边。    “武昌被革命党占领！”    “湖广总督瑞澂弃城！”    这些惊人的消息顿时飞传长江南北、五洲四海。早已如同一片干柴林的中国大地，因这星星之火而立即“腾起熊熊烈焰”，武昌新军起义对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来说，如同一声不及掩耳的迅雷；对全国民众及革命领导机关同盟会则是一个无比振奋人心的喜讯。    中午：谘议局召开联合会议    上午，武昌城内的战斗基本结束，在蛇山南麓、阅马场北端的一栋西洋式二层红色楼房中（后来称之为红楼），带着浓重硝烟气息的革命党人陆续赶来，按照文学社、共进会9月下旬召开的联合会议确定的计划，武装起义的第二天，各方面负责人应齐集全省最高民意机关——湖北谘议局，共商组建新政权大计。    作为临时的军事指挥中心，此时的红楼已经景象一新：大门铁栅栏前，悬挂两面十八星旗，12名测绘学堂及陆军第三学堂学兵持枪护卫于门前旗下。    按原计划，革命党人分头去请到各方代表时，已经时至正午1时许，在谘议局楼下会议厅，立即召开了第一次联合会议。与会的原地方官员，噤若寒蝉，对起义军人邀请他们任职新政权，强推软辞。而邀请来的谘议局成员则对新政权表现了热情，议长汤化龙表示支持革命事业，议员胡瑞霖则奔走各商会，找他们垫借五万金，作为义军的临时伙食费。     会议讨论的至关重要问题是谁来担任湖北军政府的首脑，这个人选的政治资历和军事能力都必须足以服众并有强大的号召力。临时军事总指挥吴兆麟提出了一个人选：湖北新军第21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各方一致同意，就这样，正在部下家中避难的黄陂人黎元洪被带到了谘议局。    傍晚：黎元洪被强任都督 湖北军政府成立    在红楼门前站岗的学生兵，很多年后还清晰记得黎元洪被革命党人蔡济民拉到谘议局的情景：只见一群人簇拥着黎元洪匆匆走来，有穿便衣的，有着军服的；黎则头戴瓜皮青缎红顶子帽，身着蓝呢夹袄，夹衣上还有对襟大袖马褂，背后依然拖着辫子；黎面容沮丧，似一肚子的闷气无处发泄。    万分不情愿的黎元洪一到谘议局，立即被带到二楼会议室，再次举行会议。这个会上，只有黎元洪和起义军人，以及刚从狱中出来的革命党人参加。    会上正式提议：推举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依旧心惊胆战的黎元洪一个劲儿地说：“莫害我，莫害我。”起义官兵急了，不管黎元洪愿不愿意，把他推进一间小屋子关了起来。然后，以“黎都督”为名的湖北军政府，正式开始了各项事宜的运转。    冯天瑜点评    自1895年兴中会员陆皓东广州举义开始，十几年来革命党人先后在广东、云南、安徽、湖南等省举行过多次武装暴动，均告失败。武昌起义首次夺占了一座省城，首次建立起完备的、行使了职能的革命政权，在全国人民面前活生生地树立起推翻清王朝和专制帝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旗帜，将以孙中山为首的全国各地革命者酝酿多年的革命运动推向辉煌的高峰。    (学者新论    关于黎元洪被称为“床下都督”，曾有民间与官方两类版本。民间版本称：武昌首义时，黎躲在幕僚家，见有士兵寻找，以为要逮捕他，吓得躲到床下。官方版本则包括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和邹鲁在著作中谓其为“床下都督”。    冯天瑜考析，对黎元洪“从床下拖出”之说，并无直接材料证实，不可确信。        据与武昌首义相关人士所撰写的多种回忆录，在提到黎元洪被革命士兵寻找时，或者说黎“避入房中”，或者称其与执事官王安澜坐谈，等等，都没有从床下拖出来的说法。    而盛称“床下都督”之说的，多为与武昌首义距离较远者，如活动于广东及海外的胡汉民，他在自传中直称黎氏为“床下都督”；活动于广东及香港的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也称黎从床下搜出。然而这两人都是武昌首义局外人，他们的说法当然来自传闻。    唯有武昌起义参加者李西屏在抗日战争初期回忆《武昌起义纪事》称，黎元洪“或曰自其床下挟出”。他后来在1933年回答章太炎对此事疑问时说，是多位首义参加者自己所说，并非他亲见。章太炎当时即与诸位当事人讨论认为，黎元洪并无“伏于床下之事”。    真正让“床下都督”广为传播者，是1912年8月“张振武案”后，当时《震旦民报》主笔蔡寄鸥撰社评《新空城计传奇》，直称黎氏为“床下都督”、“逃跑都督”（汉阳失守，黎弃武昌而逃）。《震旦民报》还连载马野马所撰连载《床下英雄传》，讽刺黎元洪为不识抬举的“床下英雄”。连载下来，《震旦民报》“声誉大噪”，“床下都督”一说也就不胫而走。)                
详情请看：http://cjmp.cnhan.com/cjrb/html/2011-10/08/content_490120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