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宏亮:乾隆朝对外战争的继续与吏治的腐败

乾隆帝在位六十年，是康熙帝以后统治时期最长的皇帝。在他退位以前的二十多年间，统治机构由腐败而渐趋于腐朽，清王朝逐渐进入了衰败时期。

　　以武功自诩的乾隆帝，在侵缅战争失败后，又在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发兵侵入安南，镇压安南人民的起义。清军遭到失败，损失惨重。由于西藏内部的纠纷，又招致了清朝与廓尔喀的战争。乾隆帝在战胜廓尔喀后，在西藏地区确立了各项制度，使这一边境地区得以安谧，是他退位前对清王朝的最后一个贡献。

　　乾隆帝统治时期，清皇室挥霍无度，早已成为最大的贪婪集团。乾隆帝晚年信用大学士和珅秉政，形成了以和珅为首的官员贪污网。自朝臣至地方官员，竞相搜括，以贪贿为能事。各地自督抚以下的贪污大案不断发生。乾隆帝虽然陆续处置了大批触法的官吏，却无法遏止普遍形成的贪风。自省县至乡里，吏治腐败，贪赂公行，清政府自上而下，日益腐烂了。

　　不堪忍受严酷盘剥的各地民众，酝酿着推翻清王朝的斗争。甘肃和台湾相继爆发了人民起义，预示着更大的风暴就要来临。

　　（一）对邻国的战争与英国使团的来使

　　一、对安南的战争

　　一四二八年，安南黎利建立黎氏王朝。一五二七年，权臣莫登庸篡位。一五九二年，贵族郑松从清化出兵攻占■龙（今河内），立黎维潭为王，政权掌握在郑氏手中。郑氏派往镇守顺化的阮潢，逐步控制了南方，与郑氏对峙，形成了南北分裂割据的局面。从一六二七年至一六七二年，郑氏与阮氏先后进行了七次大战，在安南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一六六六年，郑氏用黎维禧的名义，把南明永历王朝颁发的敕印送缴清朝。次年，康熙帝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一七七一年，阮文岳、阮文吕、阮文惠三兄弟在归仁府西山村领导农民起义，推翻了当地政权。一七八五年打退了暹罗侵略军，消灭了南方统治者阮福映的军队，控制了安南南方地区。一七八六年挥军北上，直捣■龙。国王黎维祁于一七八七年潜逃。黎维祁母、妻及宗族二百人，逃往广西太平府龙州边界。清两广总督报告朝廷。乾隆帝认为，百余年来，黎氏王朝朝贡不绝，清朝有“兴灭继绝”的义务。遂派两广总督孙士毅率兵一万二千人，云南提督乌大经率兵八千人，并纠集黎氏王朝残余势力镇压安南农民起义。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十月末，孙士毅和提督许世亨的部队出广西镇南关，直奔北宁，渡过富良江（即红河），于十一月十九日占领■龙，黎氏族人出迎。黎维祁也在夜半求见清军统帅，孙士毅传乾隆帝谕，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

　　在清军侵入北宁时，安南农民起义军吴文楚部转移到宁平和清化交界的三迭山。十一月二十五日，阮文惠率领部队北上，反攻入侵清军。沿途农民纷纷参军，到义安时，已经组成一支十万人的大军，配备大象一百头。阮文惠到达三迭山与吴文楚研究敌情后，断言：“他们（清军）来到这里是自寻死路而已。这次我亲临指挥，攻守之计已定，不消十天功夫，就可以打退清军。”阮文惠部署军队，准备一举歼灭清军。孙士毅在■龙毫无戒备，正在策划侵略南方，俘获阮文惠，向乾隆帝报功。清军官兵都忙着筹办筵席，饮酒作乐，欢度春节。除夕之夜，农民起义军秘密运动到■龙前线，清军并未察觉。当阮文惠指挥军队突然进攻时，英勇的农民起义军战士冲锋陷阵，大象载炮投入战斗。清军惊慌失措，自相践踏。在混乱中，黎维祁首先携带家属逃窜。孙士毅在亲兵掩护下，慌忙撤退，渡过富良江后，便拆断浮桥逃命。在南岸的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等官兵夫役万余人，或被农民起义军击毙，或是落水淹死。孙士毅在镇南关，收容逃回的官兵，不到清军总额的一半，大量的粮械火药丢失殆尽。从云南开化厅马白关出兵，侵入安南宣化镇的乌大经部，遭到农民起义军反击后，也仓慌逃回国内。清朝侵略军损兵折将，狼狈不堪，受到了安南农民的惩罚。

　　阮文惠领导安南农民打退了清朝侵略军，保卫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和国家主权。但他并不愿继续与清朝为敌，因而派侄阮光显“赍表入贡”。阮文惠改名阮光平，于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亲自到北京祝贺乾隆帝的八十寿辰，乾隆帝封他为安南国王。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阮文惠病死。一八○二年（嘉庆七年），安南南方贵族阮福映攻陷■龙，受清封为越南国王。

　　二、对尼泊尔的战争

　　尼泊尔自一四八二年以后，巴德冈王国、帕坦王国和加德满都王国并立。一七三一年分别向清朝贡献金叶表文。一七六八年廓尔喀族沙阿家族的普里维·纳拉扬攻占加德满都，登上尼泊尔王位，并统一了全国。因此，清朝称尼泊尔为廓尔喀。

　　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班禅额尔德尼在北京病死，其兄仲巴胡图克图独占他的大量财物，弟舍玛尔巴愤恨不平，逃往尼泊尔，挑拨廓尔喀与西藏的关系，阴谋夺取仲巴财产。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廓尔喀王朝借口西藏商税增额、食盐糅土，由巴哈杜尔·沙阿派达莫达尔潘德率领尼泊尔军队，从聂拉木侵入西藏，并围攻坚守协噶尔宗的西藏军队。清廷命四川总督鄂辉、成都将军成德增援，但他们都按兵不战。清驻藏查办官员、侍卫巴忠密令西藏堪布私自与廓尔喀议和，许岁币银五万两。达赖喇嘛反对，巴忠不理，遂与廓尔喀私订和约。廓尔喀退兵，巴忠向清朝谎报得胜，又劝说廓尔喀遣使朝贡，受封为国王。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因西藏没有缴纳岁币，派步兵数千人，从聂拉木大举进攻西藏地方。驻藏大臣保泰张慌失措，赶快把班禅转移到前藏，并奏请迁移达赖到西宁，班禅到泰宁暂住。仲巴早已闻风携带资财先逃，喇嘛济仲扎苍乘机造谣说，占卜不宜作战，动摇人心，藏军溃败。廓尔喀兵大掠扎什伦布寺，震动了西藏地方，达赖和班禅急速向清朝报告战争形势，请求增援。

　　这时，在热河扈驾的侍卫巴忠听到消息，畏罪自杀；驻藏大臣保泰被定罪，枷于军前。乾隆帝任命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调索伦兵二千人、金川土屯兵五千人，进军西藏，反击廓尔喀侵略军。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二月，福康安等从青海草地进后藏，闰四月会合西藏官兵三千人进军，五月侵入西藏境内的廓尔喀兵败走，六月清军向廓尔喀境内进军。领队大臣成德、岱森保为左路，总兵诸神保为右路，中路为主力部队。海兰察率领三队前进，福康安带领二队跟进。海兰察在铁索桥（距济陇八十里）上游，结筏抢渡；福康安在铁索桥处造桥夺卡，合攻廓尔喀兵，追击一百六十里至协布鲁，又前进一百数十里至东觉岭，两崖壁立，中隔横河，水深流急，清军分兵在上下游抢渡，才通过这一险要地方。六月初九日至雍雅山，廓尔喀王朝感到惊慌，遣使到清军营议和。福康安置之不理，继续进攻，六战六捷，侵入廓尔喀国境七百里，到达纳瓦科特，距国都阳布（加德满都）仅一日路程。廓尔喀派兵十营，固守山岭，坚决抵抗。八月初，清军冒雨上山二十里，在陡险地方，遭到廓尔喀军滚木雷石的冲击。廓尔喀兵乘势三路反击，清军且战且退，损失很大。海兰察、额勒登保等督师力战，才稳住阵脚。

　　廓尔喀虽挡住清军的进攻，但大军压境，国都仍处于危险地位，因此再次遣使与清军议和。清军遭到挫败后，感到进军国都非常艰难，并且到八月底大雪封山，全军则处于危险境地，便与廓尔喀议定和约：宣布巴忠私订的协议书作废；廓尔喀归还在西藏掠夺的财宝，包括金塔顶、金册印等，以及俘掳的人丁；并交出沙玛尔巴的尸体；还规定尼泊尔每五年向清朝朝贡一次。清军退出廓尔喀领土，战争结束。

　　中尼战争中，英属印度总督康沃利斯勋爵曾派遣柯克帕特里克使团赶到加德满都，名为援助，实际是要乘机控制尼泊尔，进而侵略西藏地方。中尼迅速达成和议，英国殖民者这个阴谋才未能实现。

　　三、英国使团来使

　　清初，英国商船主要在郑成功父子统治的厦门和台湾，与中国贸易。康熙帝开放海禁后，英商在广州设立商馆。乾隆时，英国商船主要在广州贸易。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英国总商喀喇生与通事洪任辉，向宁绍台道申请在宁波贸易。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诏谕封闭各地口岸，只准外商在广州一处通商。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洪任辉到天津，向清廷告发粤海关勒索外商，并再要求在宁波贸易。乾隆帝派员查核，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又谕英商不准去宁波贸易。这时，英国经过产业革命，日益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强国，以东印度公司为据点，不断侵入东方，扩展商品市场。据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的统计，进入广州的西方商船共五十九只，其中英国船四十六只，居各国之首。

　　赋税差役——西藏民众负担繁重的赋税差役。富户及官员、活佛家属均领有执照免役。清廷规定，此后将执照一律收回，所有差役，平均负担。只有新建的藏军兵员，可予免役。经历战争的地区，分别免去一年至两年的差徭。前后藏所有人民以前积欠的税收，予以捐免。又规定僧俗官员向人民催收赋税，不得提前预收来年赋税及逃亡民税。达赖及班禅的收入支出，需报驻藏大臣审核。

　　以上各种改革，均由福康安等与达赖、班禅会商后，逐条开列实施细则，呈报乾隆帝核准。战后至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间，前后共奏报一百另二条，称为西藏“善后章程”。福康安等又将历次呈奏的主要内容合并为二十九条，奏报乾隆帝，并将藏文本存放于拉萨大昭寺和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由西藏官民遵照执行。（原件现存两寺，汉译文见牙含章：《达赖喇嘛传》）由于章程经乾隆帝钦定，又称“钦定章程”。

　　廓尔喀战争之后，清廷对西藏实行的改革，加强了清廷和驻藏大臣对达赖、班禅转世的监督，也加强了驻藏大臣对西藏地区的军事、财政、经济的管理。“钦定章程”进而对驻藏大臣的地位和行政权力作了明确的规定，主要内容是：

　　——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自噶布伦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分系属员，事无大小，均应禀命驻藏大臣办理。至扎什伦布诸务，亦俱一体禀知驻藏大臣办理，仍于巡办之便，就近稽察管束。

　　——前后藏遇有噶布伦、戴琫、商卓特巴以下大小番目等缺，统归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分别奏补拣放，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亲族人等，概不准干预公事。

　　——大寺坐床堪布喇嘛缺出，俱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秉公拣选，给与会印执照，派往住持。

　　——达赖喇嘛所管大小庙宇喇嘛名数，开造清册，噶布伦所管卫藏地方各呼图克图所管寨落人户，一体造具花名清册，于驻藏大臣衙门及达赖喇嘛处各存一份，以备稽查。

　　——藏内喇嘛前往各外番地朝山礼塔者，由驻藏大臣给与照票，限以往还日期，回藏之日，仍将照票缴销，不得逗留边外，如有潜行私越者，即行究治。

　　——外番人等来藏布施瞻礼者，由边界营官查明人数，禀明驻藏大臣验放进口，事毕后查点人数，发给照票，再行遣回。

　　——廓尔喀、布鲁克巴、哲孟雄、宗木等外番部落，如有禀商地方事件，俱由驻藏大臣主持。其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通问布施书信，俱报明驻藏大臣译出查验，并代为酌定回书，方可发给。至噶布伦等，不得与外番私行发信。（《卫藏通志》卷十二）

　　清廷的这些规定，极大地加强了驻藏大臣的行政权力和管理涉外事务的权力，使清廷对西藏地区的统治进一步强化，西藏内部的统治秩序，也因而进一步巩固。英国自建立东印度公司以来，蓄意插手西藏内部事务。西藏章程的制订和制度的改订，也抵制了英国的觊觎，巩固了边疆，是乾隆帝退位前对清王朝做出的最后的一个贡献。

　　（三）吏治的腐败与人民的反抗

　　乾隆三十年至四十年间，清王朝已经日益陷入了衰败的境地。连年的战争和皇室贵族的靡费，使朝廷财富日益虚耗。满族八旗兵丁生计日困，军力日弱。满汉官员的贪黩腐败，更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各省以督抚为首的贪污大案，不断被揭露。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以后，朝廷上和珅专权聚敛，上下串通，贪贿公行。乾隆帝耽于游乐，朝臣弄权，朝政日益昏暗。自朝廷至地方的各级官员，贪污腐败，象蛀虫一样在腐蚀着清王朝的大厦。被压迫的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已在兴起。

　　一、各地官员贪污案的迭起

　　两淮盐引案——早在一七六八年（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引案的被揭露，震动了朝野。两淮盐政尤拔世向盐商索贿不果，上奏说：“上年普福（前任两淮盐政）奏请预提戊子（乾隆三十三年）纲引，仍令各商每引缴银三两，以备公用，共缴贮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有奇。普福任内所办玉器、古玩等项，共动支银八万五千余两，其余见存十五万余两，请交内府查收。”（《清稗类钞》第三册，《两淮盐引案》）乾隆帝以历任盐政并未奏闻有此项收入，检阅户部档案，亦无造报派用文册，显系盐政私行支用。自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提引以来，二十余年，数额巨大，密令江苏巡抚彰宝会同尤拔世详悉清查。彰宝、尤拔世清查后上奏说：“历任盐政等，均有营私侵蚀等弊”（《高宗实录》卷八一三），“历年预行提引商人交纳余息银两，共有一千零九十余万两，均未归公。前任盐政高恒任内查出收受商人所缴银至十三万之多，普福任内收受丁亥（乾隆三十二年）纲银私行开销者又八万余两，其历次代购物件、借端开用者，尚未逐一查出。”（《清稗类钞》第三册，《两淮盐引案》）盐商藉称办公名色，以提引应交官帑冒称乐输报效，滥邀褒奖。又将支用所余应输运库之项亦乾没不交，纲引应交官帑，各商未交余利六百数十余万两。乾隆帝命将原任盐政普福、高恒，盐运使卢见曾革职，解赴扬州交彰宝等按款查究。

　　浙江贪污案——甘肃冒赈案被揭露后，原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已调任浙江巡抚，乾隆帝命斩王亶望，查抄其家产。又发生了以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为首的浙江官员贪污查抄钱物的奇案。

　　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乾隆帝阅看查抄王亶望任所资财呈览物件时，怀疑其中有抽换不实之弊，命现任藩司兼织造盛住“将查抄王亶望家产究系何人承办，及有无侵蚀抵换之弊，逐一确查密奏。”（《高宗实录》卷一一六一）九月，盛住查出升任河南粮道王站住首先随同抄籍，“有将金易银，那掩情弊。”（《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四）校检解缴内务府入官物品进呈册，与底册开载不符。王站住底册有金叶、金条、金锭等共四千七百四十八两，查对解缴内务府进呈册内，并无此项金两。多列银七万三千五百九十三两，系将金换银。又底册内有玉山、玉瓶子等件，亦未载入进呈册内。乾隆帝派户部侍郎福长安取道河南，将王站住解任，押带赴浙质审。传谕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会同盛住查办，又命大学士阿桂从河南治河工次赶赴浙江按治。阿桂讯问王站住，王站住供称查抄王亶望资财，有金约四千数百余两，银约二三万两，玉器甚多。“我查办时，总督陈辉祖曾吊取备用物件阅看。”乾隆帝命将陈辉祖革职拿问，由河南巡抚富勒浑补授闽浙总督。陈辉祖供称：“以金易银一款，查抄时据调任布政使国栋面禀商换。”乾隆帝认为国栋（时任安徽布政使）与陈辉祖“商同舞弊，是此项金项全系陈辉祖、国栋二人抽换抵兑，分肥入己，自属显然。此事大奇，为从来所未有。”（《高宗实录》卷一一六五）命将国栋革职拿问，交阿桂审办。

　　阿桂还未到浙江，浙江前任布政使李封、按察使陈淮、王杲俱至热河。乾隆帝面询他们办理王亶望资财事，并命据实书面自陈，李封才覆奏：“陈辉祖接见司道时，言及查抄王亶望金两发与首县换银解缴，李封并曾向钱塘县换金五十两等语。”乾隆帝发现他们与陈辉祖“联为一气，突梯脂韦”，“俱各知而不言”，“此案竟系总督与司道商同作弊，实出情理之外。”（《高宗实录》卷一一六五）命将李、陈、王革职，又令在浙官员悉心查对。

　　在浙官员查对王站住原抄底册与咨送内务府、崇文门暨外估各册，“尚有底册开载之物而解京及外估各册内并未造入者计一百宗，底册本无而解京及外估各册内造入者八十九宗，名色不符者二宗。”奏称陈辉祖首先起意，以银易金，并抽换玉瓶、玉山子等件，而经手之各委员等遂而通同舞弊，肆行抵换隐匿。请将经手检查、造册之知府王士翰、杨仁誉，同知杨先仪，知县张翥革职拿问。江南河道总督兼安徽巡抚萨载讯问国栋后也奏称，国栋曾目击陈辉祖委员购买朝珠，“将抄出朝珠之佳者私自藏匿，反将平常不堪之物当众人耳目挑选添入，以为抽换地步。”（《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六）乾隆帝命将这些奏折发交阿桂、福长安阅看，逐条严讯。

　　阿桂、福长安抵浙后，查出陈辉祖抽换玉器、字画等件，并换金八百两与“那移掩饰及倒提年月各情弊。”（《高宗实录》卷一一六七）乾隆帝命阿桂查勘办理山东运河河工，福长安押解陈辉祖、国栋及案内经手各犯来京，交大学士会同军机大臣、刑部堂官等审办。陈辉祖将以银换金、隐匿玉器、抽换朝珠等情供出，大学士九卿等拟立置重典。乾隆帝以陈辉祖为前协办大学士陈大受之子，命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国栋、王士翰、杨仁誉亦定斩监候，杨先仪、张翥发新疆充当苦差，李封、陈淮、王杲发豫省河工效力。次年二月，闽浙总督富勒浑奏，访查闽浙两省亏空，是陈辉祖因循贻误。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也劾奏，陈辉祖武备废弛。乾隆帝以陈辉祖在总督任内惟务营私牟利，于政务民事漠不关心，赐令自尽。浙江官员的这一贪污案，是在受命惩治贪犯、查抄犯官家产时，又从中贪货谋利，而且自督抚至司道，上下勾通舞弊。可见官场的贪污，早已习以为常，无所不至了。

　　山东库银案——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钱沣参奏山东巡抚国泰“贪婪无厌”，“所属州县亏空累累。”（钱泳：《履园丛话》五，《书南园先生事》）又奏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于敏中弟）“贪纵营私，勒派所属州县，以致历城等处仓库多有亏空。”（《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乾隆帝览奏后，派军机大臣和珅偕左都御史刘墉与钱沣驰赴山东查办。未去之前，和珅先遣仆人送信给国泰，被钱沣截获，“搜得私书，中多隐语。”（《清稗类钞》第三册，《国泰以交通和珅伏法》）和珅授意钱沣为国泰弥缝，钱沣回答说：“且到山东再看。”待到山东历城盘库，和珅又提出不用全数弹对，只抽盘数十封，没有短绌就可以了。和珅回馆舍后，钱沣即命封库。次日彻底拆封，库中并无五十两一铤的帑银，多是圆丝杂色银，是借诸商铺户银临时充数的。钱沣诘问库吏，得实。出告示命诸商来领，“库藏为之一空”。（《履园丛话》五，《书南园先生事》）经查出，历城县知县郭德平一人，即亏空四万两。

　　再去查章丘、东平、益都三州县库，皆多有亏空。又查出“国泰任意婪索各属官盈千累万”，其中一案即“勒派通省属员婪索银八万两。”并查出国泰勒派婪索银两，皆济南知府吕尔昌与冯埏经手。而布政使于易简逢迎阿附国泰，“一任县库亏空，扶同弊混。”（《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

　　乾隆帝命将国泰、于易简、吕尔昌、冯埏、郭德平等革职拿问，任命直隶布政使明兴为山东巡抚，太常寺少卿孙士毅为布政使。明兴、孙士毅等通查诸州县仓库后，奏称“查办山东各属亏空，竟至二百万两之多，实堪骇异。”乾隆帝命于狱中讯问国泰、于易简，国泰等诡称因办理王伦“逆案”，“各州县因公挪移，致有亏空。”乾隆帝说：“王伦滋事之案，办理不及一月，即使因公挪移，何至有二百万两之多？”（《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命国泰、于易简狱中自裁。此贪污库银案，以巡抚为首，下与州县通同舞弊，上有和珅庇护支持，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江苏包庇贪吏案——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江苏高邮州巡检陈倚道揭报吏胥私雕印信，假冒重征，并查获私描印篆、假给串票，具禀高邮州和扬州府。知府刘炳和知州吴瑍“俱未批发”。次年正月，陈倚道又向巡抚和藩司衙门举告，巡抚闵鹗元和布政使康基田明知陈倚道所告属实，但也“置之不问”，“沈阁不办”，并将陈倚道派往他处采办硝斤，以图消弭此案。（《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二）陈倚道不服，派家人张贵赴北京控告，将揭报文册投至户部侍郎韩■私宅，转呈乾隆帝。乾隆帝派兵部尚书庆桂和刑部侍郎王昶为钦差大臣，驰驿前往审办，并传谕两江总督书麟协同江苏巡抚闵鹗元查明复奏。书麟复奏知州吴瑍“袒庇书役，沈阁不办”，奏请革职。闵鹗元在复奏中则“始终袒庇吴瑍，曲为开脱”，对高邮州吏胥私雕印信，假冒重征案，“意欲弥缝”，“饰词回护”。（《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三）乾隆帝命将吴瑍革职，闵鹗元解任，一并交钦差大臣庆桂归案质审。调任安徽巡抚福嵩为江苏巡抚。

　　两江总督书麟见事态扩大，又奏称：“扬州府知府刘炳于陈倚道具禀之后，即行提审，将林之佩假印伪票各情究出，尚无扶同徇庇情事”，企图为闵鹗元等开脱。乾隆帝览奏，说刘炳“藉称犯证未齐，不即通详办理，其为扶同徇隐，情弊尤属显然”，书麟“希图掩饰，并不将闵鹗元及该府刘炳严参，一味瞻徇，实属有负委任。”并说，“由此推之，外省官官相护恶习，牢不可破。督抚等皆如此连为一气，罔上行私，又何事不可为耶！”（《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三）命将书麟交部严加议处，“革去翎顶，暂留总督之任，以观后效。”又以江宁布政使康基田“于本任应办之事，经巡抚批令严查，转移交臬司办理，推诿迟延竟至三月之久”，“瞻徇推诿，非袒护属员，即系迎合闵鹗元之意。”（《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三）命革去顶戴，暂留藩司之任。又命庆桂、王昶将闵鹗元、刘炳、吴瑍革职拿问，连同案内犯证、卷宗押解热河行在审办。康基田亦革职，解赴热河。又令军机大臣会同行在法司严审后，将案犯、质证等发往北京，命大学士九卿等定拟。并以江苏按察使王士棻见抚藩通同循隐而不据实参奏，“乃亦置若罔闻，延阁不办，非迎合上司即系袒护属员”（《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五），命将其革职，交书麟、福嵩严审。

　　在审讯过程中，福嵩又参奏闵鹗元巡抚任内，句容县粮书江嵩年等将花户完纳钱粮折封侵挪案发，闵鹗元不亲提严审，仅批饬江宁府提犯审讯，难保无瞻顾轻纵。乾隆帝命将句容县知县王光升革职，交福嵩审讯。福嵩又查出句容书吏侵用钱粮三千七百两，漕米八百余石。乾隆帝以书麟驻扎江宁，距句容不过数十里，“亦竟漫无觉察”（《高宗实录》卷一三五六），又将书麟革职治罪。

　　大学士等审讯后，闵鹗元斩监候（后释回），康基田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书吏林之佩、夏琯等处斩，王士棻、刘炳等革职，书麟以头等侍卫职衔遣戍伊犁。

　　江苏巡抚包庇贪吏案，乾隆帝从严究治，对总督、巡抚以下官员重加惩处，并不是偶然的。当时的官场，官官相护，上下串通营私，办事因循拖延，彼此推诿，日趋腐败。乾隆帝也日益感到了吏治败坏的威胁。在处理此案过程中，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曾巡视直隶、山东等地，目睹官府的腐败，慨叹说：“身为督抚者，惟知养尊处优，不以民事为重，且遇刑名重案及城工等事，往往因循怠忽，展转迟延，阳藉详慎之名，阴遂诿玩之计。”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二月，直隶建昌县发生盗犯马十行劫一案，事悬两载，尚延宕未结；山东金乡县借帑修城，时过数年，尚未办理开工。乾隆帝说：“可见外省废弛积习，大抵相同。”“似此玩延悬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又说：“至六部等衙门办理事务，虽有限期，由各道御史汇奏，但事有关涉两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诿，行查不以为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阁，百弊丛生。其驳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驳了事，或竟有驳至屡次，往返耽延，经年屡月，并不勒限严催。”（《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一）乾隆帝曾命大学士九卿科道等会议，酌定各级官员承办各类事件的期限，但懈宕废弛的颓风，依然不可遏止。乾隆帝重惩两江督抚，意在使官员知所儆戒，但官场腐败的积习，并不能因此而有所变改。

　　长麟因审理此案“始终回护”被革职。魁伦因首发此案，免于治罪，暂行署理闽浙总督印务，清查各州县亏空。魁伦查出亏缺数逾一万两以上之州县官李堂等十名，奏拟斩监候；另有秦为干、李廷采二人亏缺虽未逾万，但平日声名狼藉，亦拟从重处以斩监候；其余各员依次递减。乾隆帝以“福建地方近年以来，自督抚司道以及各州县，通同一气，分肥饱橐，玩法营私，以致通省仓库钱粮亏空累累，盗风日炽”（《高宗实录》卷一四九一），命加重处分，诛李堂等十人，其余谴黜有差。

　　上举诸案都是震动一时的大案。自西北之甘肃至东南之福建，遍及各大省。案犯自总督、巡抚以下，涉及司道诸大员。督抚下通州县，上接朝臣，上下通同作弊。督抚大案如此，各地区各级官府的次案和小案，不难推知。已被处治的如此，未被处治的贪污腐败现象，更是随处可见。乾隆帝虽然严厉惩处了这些大案的贪官，但依然不能制止遍及各地的贪风，因为朝廷中还有掌握大权的更大的贪官。

　　二、和珅擅权贪恣

　　乾隆帝退位前约二十年间，任用满洲正红旗钮祜禄氏和珅为军机大臣，晋授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文华殿大学士。乾隆帝晚年依然耽于悠游享乐，朝政日益被和珅所操纵。和珅以宰辅兼领户部、吏部两尚书，朝廷财赋之收支，官员之升黜，均操其手。和珅由此无厌地向各级官员索取财货，各级官员也竞向和珅纳贿输财。上下相通，层层效尤，自朝廷到地方，形成了以和珅为首的庞大的官员贪污网。清朝政府被这个密网所笼络，吏治日益腐败，难以收拾了。

　　侍卫出身的和珅，赖祖先的军功，以生员承袭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授三等侍卫，任近御差使。为人聪颖博闻，得乾隆帝的赏识。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擢任御前侍卫，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次年，升任户部侍郎，为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查知武英殿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贪赃不法，命和珅与刑部侍郎喀宁阿往云南查办。和珅等查实李侍尧“贪黩营私，婪索财物，盈千累万，甚至将珠子卖与属员，勒令交价，复将珠子收回。又厂（铜厂）员调回本任，勒索银两至八千两之多。”（《高宗实录》卷一一○六）李侍尧也自认得道府以下馈赂，被革职逮治。和珅又劾奏云南巡抚孙士毅亲见李侍尧受贿，“置若罔闻，隐慝不奏”及云南吏治败坏，府县多亏空等事。乾隆帝大为赞赏，因是往审之员，不能留任总督，擢任和珅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御前大臣兼镶蓝旗满洲都统。和珅之子被乾隆帝赐名丰绅殷德，指为和孝公主（十公主）额驸，待年完婚。和珅又晋授领侍卫年大臣、四库全书馆总裁、理藩院尚书等要职。和珅以惩办贪污得乾隆帝的殊遇，位居显要又结皇亲，权势之显赫，不可一世了。

　　专擅中枢--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和珅以户部侍郎入值军机。大学士于敏中为军机领袖。一七七九年（乾隆四十四年），于敏中卒。和珅授御前大臣，次年晋户部尚书。大学士阿桂领军机。阿桂为大学士阿克敦之子，系出满洲望族，屡受命参予对准部、回部战事，迭授内大臣、工部尚书、伊犁将军，历任四川及云贵总督，又为副将军领兵对缅甸及金川作战，是朝中军功卓著的重臣。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阿桂奉命视师，镇压甘肃苏四十三起义。和珅为钦差大臣，先往督师作战，大败。阿桂至军，责问和珅。和珅归咎于诸将不听指挥。阿桂召诸将至，指挥军事，均奉命响应。阿桂对和珅说：“诸将并不怠慢，败阵应当杀谁？”乾隆帝知和珅与阿桂不和，调和珅回京，兼署兵部尚书。一七八三年（乾隆四十八年），调吏部尚书，仍兼户部。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和珅授为文华殿大学士，与阿桂、嵇璜同列宰辅。阿桂始终蔑视和珅，不与来往，入朝时也相距十数步，以示耻与同列。但阿桂连年奉命去河南等地治理黄河水患，在朝日短。嵇璜年迈不理事。和珅得以专擅中枢。此后数年，状元出身的王杰补大学士。一日在朝房，和珅执王杰手，开玩笑说，你的手怎么这么绵软？王杰正色回答说，王杰手虽好，但是不会弄钱！意在讥讽和珅贪婪。王杰虽然洁身自好，不与和珅合作，但只管礼部，并无实权。军机大臣名义上仍然以阿桂为首，位列仅次于阿桂的和珅，得乾隆帝倚信，兼管吏、户两部，逐渐成为军机的实际的执政者。和珅通知各省奏事，均须抄送摺稿一份投送军机处，称为“投递军机处另封事件”（梁章钜：《枢垣纪略》卷一）。由此控制了全部章奏。

　　贪赂公行--和珅专擅中枢并兼管吏、户二部，凭借掌管财赋与官员升黜之权，公开向各级官员索取重贿，纳贿多者升迁，少者贬黜，使官场上下，贪赂公行，风气日坏。

　　昭连《啸亭杂录》记载说：“自和相秉权后，政以贿成，人无远志”，“故时风为之一变”。朝中自亲王以下，多向和珅纳贿求庇护。肃亲王永锡，恐不能袭王爵，向和珅行贿，赠给京都前门外铺面房两所。以学问优长著称的窦光鼐任翰林院侍讲、上书房总师傅、经筵讲官，也“拜和相为师，往谒其门，至琢姓名于玉器献之，以博其欢。”（同上，卷九）皇亲金简（妹为乾隆帝嘉贵妃）以勤慎受乾隆帝知遇，命为工部尚书、镶黄旗汉军都统，仍“日馔美食，结和相欢。”（《啸亭续录》卷四）受到和珅排挤的将军福康安、海兰察等都曾向和珅馈赠贵重珠宝求容。被和珅惩治的李侍尧也送过和珅珍珠手串。大臣们贿银自数百两至千两，更是常事，不计其数。户部侍郎蒋赐■“附和和相，因与其家人刘全等联为友谊。”（《啸亭杂录》卷九）官员们入都谒选，向和珅家人纳赂，以谒见和相为荣。治理黄河原是国家的大事。官员们都视为便于贪污的肥缺。任河帅者，须先向和珅纳贿巨万，然后才许到任视事。昭珅慨叹说：“故皆利水患充斥”，“至竭天下府库之力，尚不足其用。”（同上，卷七）盐政也是公认的肥缺。两淮盐政徵瑞一人，即贿和珅银四十万两。地方官员自督抚以下，也多走和珅的门路，纳贿求官。人们议论说：“内而部院群僚，外而督抚提镇，其不由和门者或寡矣。”（陈焯：《归云室见闻杂记》卷中）

　　督抚提镇等地方官既以行贿得官，到任后也向下级官员索贿求补偿。下级以送礼为名，向上级官员行贿，也成为公开的通例。督抚提镇以至道府官员出巡，下级要馈送“站规”、“门包”。平时有节礼、生日礼。每年还有“帮费”。州县官为向上司行贿而加倍向民间征收钱粮漕米。公然说：“我之所以加倍或加数倍者，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洪亮吉：《卷葹阁文甲集》卷一）州县官任意刻剥民众，以一半送上司，一半归自己。据说起初还有所畏忌，年年如此，便成为所谓“旧例”。有人向上司控告，上司当然也不会处治。所谓“好缺”的州县官，未到任时，就需要先向上司行贿，名为“买缺”，依缺之高下，定价之多少，一般好缺都需银万两上下。州县官通过书吏、衙役敲剥百姓。钱粮经户书，漕米经粮书，仓谷、采买、军需等经仓书，上下交通，除本分利。遇有民间讼事，衙役们先向原告家去要钱，叫做“启发礼”，再到被告家去敲诈，不满意不出门。族保、词证等人，也都逐个勒索，要求“开发”。案件不及时审结，索取各种费用，漫无限止。以至民间被盗都不敢报案，因为盗未必能缉获，又要白费银两输官。民间谚语说：“被盗经官重被盗”。官府的敲索甚于盗贼的偷窃，民间难以为计了。

　　自朝廷至地方州县，自和珅至县衙书役，上下行贿营私，贪污公行。做官为了弄钱，已成为人们习见的常事。翰林院编修洪亮吉曾撰《守令篇》描述地方官的情形说：一个官员赴任前，亲戚朋友都公然来替他盘算，此缺出息若干，应酬若干，自己一年里可得若干。至于民生吏治，从不过问。官员到任后也是先问一年的陋规收入有多少，属员的馈赠有多少，钱粮税务的赢余（贪污）有多少。他的妻子、兄弟、亲戚、朋友以至奴仆、妪保也都得到任上，帮他谋利。离任时，往往要用十只船，百辆车来运送财物，比到任时多上十倍。又说，地方官员中稍知自爱，实心为民办事的人，十个里头也没有一、两个。而这一、两个人，常要被那八、九个讥笑，说是迂腐、笨拙，不会做官。上面的大官也认为这一、两个人是“不合时宜”，遇有过失，尽快赶走。结果是这一、两个人非得和那八、九个一起干不行。（《清朝经世文编》卷二十一）洪亮吉的描述，深刻揭露了地方基层官员的贪污腐败。贪污纳贿已成为公开的社会风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根源在于和珅为首的各级权贵向下级官员层层勒索，也因为下级官员贪污“不容不结交权贵以作护身之符”（尹壮图语）。乾隆帝的奢靡无度纵容了和珅的贪婪无厌，各级官员“上下通同一气”，清政府由腐败而日趋腐烂，难于医治了。

　　压抑异己--和珅擅权纳贿，吏治腐败，不能不引起清正朝臣的不满，但敢于弹劾和珅的官员，都遭到乾隆帝与和珅的压制或惩处。其中著名的事件，是曹锡宝和尹壮图案。

　　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江南上海人、监察御史曹锡宝欲论劾和珅家人刘全儿恃和珅之势营私舞弊，家资丰厚，服用奢侈，衣服、车马、居室逾制。和珅令刘全儿部署掩蔽，拆改居室，并将衣服、车马有逾制者藏匿，随后向乾隆帝奏报说：“家人全儿已到热河，曾面加诘问。伊供从不敢招摇滋事，交接官员。即所谓房屋宽敞，器具完善容或有之，亦非可挟以外出之物。我与曹御史素未闻知，彼又何从进宅目睹？”乾隆帝这时在热河行宫，得和珅奏报，以为近理，说：“曹锡宝身为言官，必不至下交奴仆，其车马、衣服尚可云遇诸途路，至房屋宽敞，器具完美，非身临其地何能知悉乎？至全儿代伊主办理崇文门税务有年，稍有积蓄，盖造房屋数十间居住，亦属情理之常。”并且指责曹锡宝是“徒讬诸空言，或其意本欲参劾和珅，而又不敢明言，故以家人为由，隐约其词，旁敲侧击。”（《高宗实录》卷一二五七）命留京王大臣查办。

　　留京王大臣等传询曹锡宝，曹锡宝称：“我与和珅家人全儿，向来从不认识，即伊在崇文门管理税务，我亦并不知道。伊于额税之外有无擅自加增及别项情弊，亦未有人说过。我因闻全儿住屋服用甚是完美，于路过兴化寺街留心查看，见其房屋甚是高大。我想伊系家奴，焉有多资造此华屋，恐有借主名目招摇撞骗之事，是以具奏。”乾隆帝又命留京王大臣追问：“究竟闻自何人？必有着落。若非有人说过，则曹锡宝何以知全儿住在兴化寺街，而经过时即留心察看？”（同上）命令王大臣等再加详询，并令步军统领衙门派司员带同曹锡宝至全儿家看视住屋。全儿接和珅通知，早已预作手脚，察看自然一无所得。曹锡宝只好自承冒昧。乾隆帝召曹锡宝至热河面诘，曹锡宝奏称：“原要和珅先事约束，杜渐防微，庶将来不至受人之累。”（《高宗实录》卷一二五九）吏部逢迎和珅，请将曹锡宝降级调用。乾隆帝命改革职留任。曹锡宝从此郁郁，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病死。和珅此后更得乾隆帝宠信，权势有加无已。

　　云南昆明人、内阁学士尹壮图曾上疏揭露官场积弊，说：“近年以来，风气日趋浮华，人心习成狡诈。属员以夤缘为能，上司以逢迎为喜，踵事增华，夸多斗奢，百弊丛生，科敛竟溢陋规之外。上下通同一气，势不容不交结权贵以作护身之符。此督抚所以竭力趋奉和珅，而官民受困之原委也。”（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又上疏揭露吏治废弛，督抚有过不加革职，罚银赎罪等流弊，说：“近有严罚示惩，而反邻宽纵者。如督抚自蹈愆尤，不即罢斥，罚银数万以充公用，因有督抚等自认应罚银若干万两者。在桀骜之督抚，借口以快饕餮之私；即清廉自矢者，不得不望属员佽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玩易之念。请永停罚银之例，改记大过若干次。如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量予京职，毋许再膺外任。”乾隆帝虽然说尹壮图“不为无见”，但又说他“止系空言，并无左证。”（《高宗实录》卷一三六七）要他指实参奏，“何人勒派，何处亏缺？”尹壮图复奏：“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各省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体皆然。若问勒派、逢迎之人，彼上司、属员授受时，外人岂能得见？”又奏称“亏空各省皆有，请简派满洲大臣，同伊密往各省盘查。”（同上）乾隆帝责斥说：“密查亏空一语，所见尤谬”。“岂简用之封疆大吏以及监司方面尽可疑，独视尹壮图之一、二人可寄之心膂乎？”（《高宗实录》卷一三六八）和珅等奏请将尹壮图革职治罪，乾隆帝派户部侍郎庆成偕尹壮图前往各省盘查。但各省督抚早已得到消息，多系设法挪移款项，弥缝掩饰。庆成所到之处，先游宴数日，再发仓校核。尹壮图去山西、直隶、山东、江南诸省盘查，皆无亏短实证，只好自承虚诳，奏请治罪。

　　和珅等大学士九卿奏拟斩决。乾隆帝以尹壮图“逞臆妄言”，加恩免予治罪，降授内阁侍读。素喜粉饰升平的乾隆帝却由此宣称：“至现在纲纪整肃，内外大臣实无敢有营私玩法者。”（《高宗实录》卷一三七○）以和珅为首的贪官污吏，得乾隆帝的庇护，更加肆无忌惮。

　　乾隆帝退位前，似对和珅的擅权不法，已有所觉察。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九月朝审，和珅以管理理藩院失职，降三级留任。十月，又以和珅谎奏“文武试策总载实录”，斥为“护过饰非”，革职留任。但这时和珅权势已固，而乾隆帝也已宣布即将归政于皇太子了（见下节）。

　　三、甘肃与台湾的人民起义

　　乾隆帝退位前的二十年间，民间秘密结社遍布各地，各地人民反抗斗争在不断兴起。甘肃苏四十三和台湾林爽文领导的人民起义，形成为两次规模巨大的反抗运动。

　　甘肃苏四十三起义

　　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甘肃苏四十三领导的人民起义，是由于清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宗教纠纷进行镇压而引起的。

　　在甘肃从事农业生产的回民，根据伊斯兰教的“天课制度”，需按一定比例向“天库”缴纳“天课”，由阿訇收存，形成为称为“阁的木”的教坊制。阿訇动用“天课”购买土地，租给农民耕种，成为宗教地主。又由此形成所谓“门宦制度”（花寺），把分散的教坊集中起来，并确定门宦教长管辖各教坊。据《甘宁青史略》记载，回民马明心“自西域回，慨然欲革除门宦制度，意谓道者公也，岂为一家私有？教规者，随时变通者也，不宜胶柱鼓瑟。”狄道、河州各门宦教长，群起而攻。马明心组织新教，编纂《卯路经》，比原有经典简明扼要，教徒不需要再付出费用请阿訇念经。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以来，马明心与贺麻六乎在循化厅撒拉族聚居区传教，声势日盛。旧教总掌教韩哈济向地方官控告，清政府将贺麻六乎发配新疆，给兵丁为奴；驱逐马明心出循化地方。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旧教又向总督衙门控告，教民苏四十三请来安定（马明心原籍，今定西）教师马明心、韩二个另立新教，与旧教冲突，杀死旧教四十余人。陕甘总督勒尔谨即派兰州知府杨士玑、河州协副将新柱，前往查拿。新柱向苏四十三等宣布：官府为旧教作主，新教如不遵守法令，就斩尽杀绝。苏四十三等十分愤慨，当夜（三月十九日）袭杀新柱等人，连夜赶到起台堡，第二天清晨杀死杨士玑等文武官员，夺取武器，乘胜进袭河州。从此，回族和撒拉族人民反对门宦制度的斗争，发展成为反对清朝统治的农民起义了。

　　清陕甘总督勒尔谨获得起义消息，立即派兵扼守狄道、河州，抽调各镇官兵前往镇压，并派人到安定逮捕马明心，关押在兰州监狱。三月二十一日，苏四十三率领起义军二千人攻克河州，杀死文武官员，在当地回民的支持下，夜渡洮河，由小路直捣兰州。起义军进攻西关，击毙官兵三百余人。截断黄河浮桥，阻止清军的增援部队，包围兰州城，要求释放马明心。布政使王廷瓒组织地主武装顽抗，并将马明心押上城头，强迫他劝说苏四十三退兵。马明心当众宣传对清朝统治者的愤恨，并把头巾掷下城去，表达自己反抗到底的决心，鼓励起义军勇敢战斗。王廷瓒将马明心处死。

　　清朝廷得到兰州被围的消息，慌忙派遣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前往援救。并任命大学士阿桂、和珅为钦差大臣，统率先后调集的健锐营、火器营和各省满、汉官兵一万多人，到兰州作战。和珅部署军队时，第一排为旧教兵，第二排是绿旗官兵，第三排为驻防旗兵。清朝的政策是：“此案用旧教而除新教，最为吃紧关键。盖旧教相沿已久，回人等耳濡目染，习惯成性。今欲去之，势有不可。譬如僧道，未尝非异端，亦不能尽使之为民也。而新教则如白莲等邪教，平日虽亦拜佛念经，而惑众滋事，其名目断不可留。”（《高宗实录》卷一一三一）清廷逮捕勒尔谨治罪，派李侍尧接任总督。增调四川藏兵一千、阿拉善蒙古兵七百，会同各地援军，把起义军包围在华林山。起义军几次突围没有成功。六月初苏四十三战死，清军攻入华林山，火烧华林寺，起义军全部壮烈牺牲，无一人投降。清廷在回族、撒拉族人民起义地区，增加驻防军队，陕西提督由西安移驻固原，固原总兵移驻河州，以加强对回族、撒拉族人民的统治。

　　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乾隆帝东巡，自盛京回銮途中，锦县生员金从善于御道旁进递呈词，条陈四事，首先是请立皇太子，说“立太子可杜分门别户之嫌”。乾隆帝大怒，驳斥说：“有太子然后有门户。盖众人见神器有属，其庸碌者必豫为献媚逢迎，桀黠者且隐图设机构陷，往牒昭然可鉴。若不立储则同系皇子，并无分别，即有憸邪之辈，又孰从而依附觊觎乎？”（同上）将金从善以“狂诞悖逆”罪斩决。自此以后，再无人敢于议论立储问题。

　　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九月，乾隆帝御勤政殿，召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入见，共同阅看所定密缄嗣位皇子之名，宣示立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皇太子移居毓庆宫，其名上一字“永”改为“颙”。同时宣称：“朕仰承昊眷，康强逢吉，一日不至倦勤，即一日不敢懈弛。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禀承，不至错失。”“部院衙门并各省具题章疏及引见文武官员寻常事件，俱由嗣皇帝批阅，奏知朕办理。”（《高宗实录》卷一四八六）同年十二月，乾隆帝又发出谕旨说：“朕于明年归政后，凡有缮奏事件，俱著书太上皇帝，其奏对著称太上皇。”（《高宗实录》卷一四九二）。

　　乾隆帝二十五岁即位做皇帝，至八十六岁退位，统治清朝六十年。虽然退位之后，仍以太上皇继续干预朝政，但由此结束了作为一代皇帝的政治生涯。

　　乾隆帝以皇子即帝位，自幼生长深宫，不谙世事，不同于康熙、雍正二帝。即位后，为要巩固他的统治，又力求建立功业，比美于乃父乃祖。乾隆帝的这种特殊的境遇和特有的性格，为六十年间的统治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他在位期间力图有所作为，继述祖业，因而使这时的清朝大体上仍能保持前朝的国势，并以“盛世”自诩。另一方面，又由于好大喜功而崇尚浮华，不同于雍正帝的倡导实心实政。连年用兵邀功，巡游宴乐，造成巨大的靡费。自皇室贵族至地方官员贪婪无厌，吏治日坏，国力日损。清王朝由盛而衰，表面的强盛掩盖着内在的虚弱，歌颂升平的背后酝酿着衰乱的危机。

　　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清军战胜廓尔喀后，乾隆帝曾撰《十全记》，自赞其五十七年间的“十全武功”，说：“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御制文三集》卷八）这十次战争，对于巩固前朝确立的版图，强化边疆的统治，客观上起过一定的作用。臣僚们也因此颂为“鼎盛”。但是，边疆战争中，大小金川之战，如果处置得宜，并非不可避免。金川首领停战乞降，乾隆帝仍然“必欲诛灭”，最后还是以事实上的失败而告终。准、回之战，对于稳定天山南北路的局势，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清军获胜后，对当地各族民众肆行残酷屠杀，则只能加剧民族间的矛盾。台湾林爽文领导的农民起义，给予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清军损失惨重。清廷发重兵镇压起义，并无功绩可说。至于对藩国缅甸和安南的侵略战争，清王朝事实上都遭到失败。廓尔喀之战，清军获胜后，并非必要地深入廓尔喀境内，最后仍不得不退军言和。综观清廷这十次战争，有功有过，而过大于功，败多于胜。乾隆帝不去正视经验教训，而一味自诩“十全武功”，并自称“十全老人”，说明他直到晚年仍未改变不惜穷兵黩武，自炫功业的心理。

　　乾隆帝在传位皇子的诏书中说：“朕缵绍洪业，六十年间，景运庞洪，版图式廓，十全纪绩，五代同堂，和庆骈蕃，实为史册所罕觏。”（《御制文三集》卷六）在驳斥尹壮图关于官吏贪婪，民间“蹙额兴叹”的奏报时也说：“朕自缵绪以来，益隆继述。凡泽民之事，敷锡愈多，恩施愈溥。此不特胜国所无，即上溯三代，下讫宋元，亦复罕有伦比。”又说：“夫以朕之爱养斯民，如此其厚，天下万民无不身被醲膏共知感戴。尹壮图于朕爱民勤政之意，懵然无觉，忍为此蹙额兴叹之语，几于摇惑人心。”（《高宗实录》卷一三六七）乾隆帝晚年陶醉于臣僚的一片颂声，又陷于“于外事总未经历”的境地，对于臣下的谏诤和民间的怨叹，不免厌听。实际状况是：乾隆帝退位前，清王朝的统治已然日益腐败，危机四伏。民间不只“兴叹”，而且在秘密酝酿无视这一切，自称为“归政全人”，而把业已形成的种种危难，留给了他的继承者嘉庆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