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水枪洗车机品牌:阎长贵，说江青整周恩来不符合事实

阎长贵：

粉碎“四人帮”以来，许多关于文革的书和文章，在谈到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时，都说文革开始，江青要把周恩来打倒，或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作为当时曾担任江青秘书的我认为这样说不符合实际。

对总理发脾气

不错，江青在周恩来面前，比较随便和放肆，有时发脾气，或顶撞周恩来；对这些事和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我曾问过戚本禹，他告诉我：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很好，她之所以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那正是他们关系比较好的表现，她怎么不在刘少奇、林彪面前发脾气？

当然，这是戚本禹一个人的说法和看法，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对正确认识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有启发。

相互很尊重

我从1967年我所看到的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中，实实在在得不出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和要打倒周恩来的结论。下面，我谈谈我经历的一些事情。
周恩来经常到江青这里来，我遇到多次都是他亲自先给我（时任江青秘书）打电话，问我：“江青同志现在干什么，是工作还是休息？如果不是休息，我想到江青同志那里去。”所谓休息，是指江青睡觉，周恩来自然不会来；所谓工作，是指看文件和处理文件，周恩来就会来。周恩来打电话来了，我就去报告江青。有时周恩来也打电话说：“我有事要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请你问一下江青同志行不行？”在一年的时间里，我遇到多次这种情况，当我每一次向江青报告时，江青都是高兴和痛快地说：“总理来，可以，欢迎。”我实实在在地说，江青没有一次说“总理不能来”，或借口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拒绝总理来。

关键时刻保护总理

在发生所谓“二月逆流”的时间里，我拿份关于周恩来的什么材料（其内容没一点印象了，很可能是关于贴周恩来大字报的材料）给江青看，江青严肃地跟我说：“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江青这句话，这个表态，对我影响很大。也正巧在这段时间里，我中央财金学院的一个大学同学（年轻教员），给我来信，说（大意）：1967年2月16日晚（或2月17日凌晨），周总理接见财贸口造反派的讲话对造反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利，还当场抓了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等等，并附来了周恩来讲话的纪录；其意思是想就周恩来的这次接见写周恩来的大字报，问我行不行。我知道这不行，因为按照当时毛主席以及中央文革的意见，不允许贴总理的大字报，陈伯达、江青不止一次叫我找聂元梓、蒯大富，让他们组织人到天安门覆盖有关总理的大字报，我听了江青所说她“心不安”的话，更觉得不行，于是我就给我那位同学打电话，告诉他：“不行，绝对不行，决不能给总理贴大字报。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上反映。”我那位同学，知道给总理写大字报不行，又给我来信，说要贴李先念的大字报，我觉得他不听话，有点不耐烦，告诉他：“我不管了！”我当时的心态是只要不贴总理的大字报就行，其他我不管。我讲这件事情，是想说明，江青所说“心不安”的话对我确实是影响很大的，也是很直接的。

江青高度肯定总理的历史功绩

有一次看正被批判的“毒草影片”《怒潮》，是反映和描写大革命失败后武装斗争故事的。看完后，在从钓鱼台十七楼（放电影的楼）回十一楼的路上，江青跟我们说，总理和刘少奇不同，在大革命时期，刘少奇贯彻执行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叫工人赤卫队缴枪，总理是主张武装斗争的，他组织和领导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都胜利了，搞得好。——这是我听到的江青赞扬周恩来历史功绩的一次谈话。

窃听总理电话是虚构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一书中说：江青在接周恩来电话时，她要我“把一个只有火柴盒大小的窃听装置”递给她，她把这个小“火柴盒”放在拿听筒的手里。电话打完后，“‘叭’一声，江青使劲把电话一摔，‘真是混蛋。简直比狐狸还狡猾！’江青狠狠地骂了一句。”江青又把手里的窃听器递给站在一旁的我，并向我布置：“你把录音都记录下来，交给我。”（参见该书第293、297页）从林青山的叙述中还可以看出，江青这样做并不是偶尔为之，而是经常的。这完全是瞎编。我严肃认真地说，江青一次也没有叫我做过这种事，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江青做这种事。

江青想打倒周恩来不符合历史事实。

谈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不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脱离开毛泽东。江青也知道她在很多方面都得靠周恩来。她建国以后的工作都是周恩来给安排的，在文革中她想职务攀升也离不开周恩来。她1956年成为毛主席五大秘书之一是周恩来提议的，1969年在九大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无疑也有周恩来帮忙。因此，不论从情理看，还是从实际讲，说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就要整周恩来、打倒周恩来，是不对的，不符合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