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净值人群数量:家電下鄉的大敵 ─「剩男」-林明仁部落格

家電下鄉的大敵 ─「剩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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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陸，過了適婚年齡的高收入單身女性，被稱為「剩女」。但事實上，無論在台灣或大陸，都有更多討不到老婆的「剩男」，導致經濟與社會的諸多隱憂。

今年六月，美國《華爾街日報》的亞洲專欄，刊登了中國陝西省漢中市興安二十七歲青年周平（音譯）的結婚照。

照片中他穿著白色西裝，手上拿著紅玫瑰，新娘則側身依偎在他的身旁。雖然笑容靦腆，姿勢也不甚自然，不過在拍照當時，周平心裡想必覺得自己是相當幸運的：出生於一胎化政策剛開始實施年代，他早已發現，村裡雖有約三十個適婚年齡的男性，但是適婚女性的數目卻是零！因此縱使兩人在十天前才剛認識，周平的父母還是從老本與親友借貸湊足了三萬八千元人民幣（約等於家中數年所得）的采禮，趕緊將這位漂亮女孩娶進門。

十天後，新娘卻不見了！周家向當局報案，卻發現漢中市光是這兩個月，就有十一起落跑新娘的案例，而當地警方也已經開始朝集團犯罪的方向偵察。

當討論男性過剩問題時，亞洲地區數千年來的重男輕女觀念當然是最重要的因素。

文化是「剩男」的主因

美國布朗大學經濟系教授錢楠筠（Nancy Qian）及台大經濟系教授魏凱立（Kelly Olds），在研究近期中國及早期台灣資料時都發現：當茶葉價格上升，導致製茶產業對女性勞動需求的增加時，由於女嬰此時變得「比較不是」賠錢貨，她們的死亡率也就跟著下降了！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a Sen）研究發現，以中國為例，在一九九○年女男比例大約是九四：一○○（正常值應為一○○：一○二），這表示每一百個男性就有八個女性是因歧視而消失的！沈恩將她們稱作「失蹤女性」。以當時五億五千萬男性計算，中國的失蹤女性就達到四千四百萬之多。如果將印度、巴基斯坦等歧視狀況一樣嚴重的國家算入，九○年代初期，全球失蹤女性總數很輕易就超過一億！

隨著時代的進步，不論在醫療或教育上，女性所受到待遇都有相當程度的改善。失蹤女性的問題照理要大幅改善才對。但弔詭的是，據德國克雷森（Klasen）教授估計，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初，這些國家失蹤女性總數卻還是高達一億！

政策與性別鑑定技術的出現是抵銷了女性死亡率下降所帶來改善的兩個主要原因。一九七九年起，中國政府開始實施一胎化政策。雖然本意是為了控制人口成長，但包括超音波、羊膜穿刺等包生男的性別篩檢技術剛好在當時發展成熟，生育行為有了重大變化。有學者研究中國海關統計資料就發現，光是一九八九年進口的超音波機器，就足夠讓全中國每個縣都分配到一台！在印度當時婦產科門外招牌就寫著：「現在五百盧比（篩檢費用），省得日後五萬盧比（女兒嫁妝）。」

「剩男」危害多

一九八○年，中國新生兒男女比例仍處於一○五至一○六的正常區間。但到了九○年，比例增加到一一二，而兩千年的人口普查資料更顯示，當年新生兒性比例不但達到一一七的歷史新高，第三胎男女比例更高達一六○。

去年一篇發表在英國醫學雜誌《British Medical Journal》的研究算出：二十歲以下人口中，男比女多出三千兩百萬人，約等於加拿大的總人口，是台灣總人口的一倍半！

「剩男」所帶來的社會後果為何？有些研究發現，出生在相對數目較少時期的女性，她們的老公教育程度較高、較有錢、也願意分擔較多家事。台灣早期所謂外省男人「較疼某」的現象，其實也是同樣的原因。

然而，除此之外，剩男對整個社會產生的影響都是負面的：首先，這個現象會扭曲社會的儲蓄與消費行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魏尚進（Shang-Jin Wei）就發現，中國許多家戶（特別是農村）採取減低消費與提高儲蓄的方式，來因應節節上升的聘金數目。這顯然會讓政府總體經濟刺激政策（如家電下鄉）的乘數效果大打折扣。

而更嚴重的是，在婚姻市場上競爭落敗的「剩男」，增加了社會不穩定的風險。清代台灣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之說，基本上就跟「羅漢腳」太多，脫不了關係。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艾德蘭（Edlund）等人研究也發現，中國「剩男」愈嚴重的地方，犯罪率愈高。

台灣也有剩男嬰

台灣自一九九○年至今，總人口的男女性比例從一○七一路下降到二○○八年的一○二，表示幾乎已無剩男。不過若從新生兒性比例來看，仍然有隱憂：一九八○年代初期，台灣的新生兒性比例在停留在與正常值相去不遠的一○六左右。但到了二○○八年，此一比例到達了一一○左右，其中第三胎比例可能更高達一二○：一○○。這表示從二○一○年開始，連續二十年，至少都會有約有八％左右的適婚年齡男子無法找到伴侶。台灣社會該怎樣因應性比例失衡所帶來的衝擊？就消極防治來說，教育單位要將較多的輔導資源放在偏差行為高危險群的男生（如中輟生）身上，而治安單位也得特別針對年輕男性的衝動型犯罪如幫派、鬥毆、飆車等，發展出防治策略。

若要積極防範未然，則必須從如何增進新移民的就業、教育、社會適應等公民經濟與政治權利，以及設計更有效率的婚姻移民面談機制等面向下手，降低移民成本來解決婚姻市場的性別失衡問題。

讀者或許會發現，我怎麼沒提到政府應如何作政令宣導以去除重男輕女的陋習？

從芝加哥學派的角度來看，市場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當父母發現，和二十年前與自己女兒條件相仿的女孩比起來，現在不但想追她的人更多、條件更好、結婚後在家中更有議價能力（bargaining power）、而且女婿也願意花更多時間在自己身上時：誰能抗拒生女兒的誘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