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预言紫薇圣女:短文小集 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

《睡美人的飞机》
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
她真是美丽动人，麦色细嫩的肌肤，绿宝石色的杏仁眼，长达腰际的黑色直发，她是安第斯山姑娘，同样可以说她是一个印度尼西亚的古典佳人。她衣着打扮有一种特别的味道：猞狸皮外套，细花的真丝衬衫，生亚麻布的长裤，一双叶子花色流线型的皮鞋。当时我正在巴黎戴高乐机场排队办理开往纽约的登机手续，她踏着母豹式的轻盈脚步走过来，我就想：“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美的女人。”她只是瞬间超自然出现，很快又消失在前面的人群中。 那是上午九点。从前一天夜里就在下雪，街道上的车辆比平时慢了很多，高速公路上更慢，卡车排成长龙，汽车在雪中湿润润的。机场大厅却相反，仍旧是春意盎然。
我排在一位荷兰老太后面，她为她带的十一件行李争吵了几乎一个小时。我正为此感到厌烦时看见了她，瞬间呼吸都停止了，以至于都不知道那争执是什么时候结束的，直到女职员叫我才从神游中醒过来。为了向女职员表示歉意，我问她是否相信一见钟情的爱情。她回答我说：“当然信了。”她目光没有离开电脑屏幕，又说：“其他都不可能。”然后问我想要什么座位，吸烟的还是不吸烟的。
“都行。”我郑重其事跟她说：“只要不在那位有十一件行李的老太身边。”
她还是眼不离闪着磷光的电脑屏幕，给我一个商业式的微笑表示感谢。
“您选个号，”她对我说：“三，四，还是七。”
“四。”她的微笑有了点灿烂。
“我在这十五年了，您是第一个不选七号的人。”她说。
她给我圈出登机卡上的座位号，和我其他的证件一起交给我，第一次用她那双葡萄色的眼睛看着我，使我感到愉快。只是这时我才注意到机场刚刚关闭，所有的航班都要延误。
“到什么时候？”
“上帝知道到什么时候。”她微笑着说，“广播通知今天上午有今年以来最大的雪。”
她搞错了：是本世纪以来最大的雪。但在头等舱候机厅里倒是真正的春天：花瓶里有新鲜的玫瑰，就连音乐都是那么优美而舒缓，符合创办人的意愿。我忽然产生一个念头，这儿才是那美人最合适的避难所，我开始在各个大厅寻找她的身影，为自己的胆量激动不已。可是看见的多是生活现实的男人，在那里读着英文报纸；与此同时，他们的女人却在想着别的事，透过大玻璃窗望着那些一动不动地停在雪中的飞机，望着那些冷漠的工厂，和被机耕过的广阔的路易斯平原。中午过后便没有一点空隙，闷热让人难以忍受，为了呼吸新鲜空气我逃了出来。
在外面我遇到更惊人的场面。完全合法的人们爆满了候机厅，扎营在憋闷的走廊上，甚至楼梯上，和他们的狗和孩子以及手提行李一起躺在地上。和城里的联系也中断了，这座透明的塑钢建筑仿佛一个搁浅在暴风雪中的大瓶子。我不由地想到此刻那美女一定待在那些难民中的某处，这个想象激起我的希望和勇气。午饭时又引起我们的难民意识。七家饭店，所有的咖啡馆，甚至酒吧都排起长队，可只开了不到三个小时就不得不关门了，因为既没有吃的也没喝的了。儿童一下成了这个世界的一切，几乎同时开始哭起来，人们开始产生一种恐惧感。这是反映本能的时刻。在这恐怖的时刻，我唯一弄到的食品是在一家儿童商店买到的两杯奶油冰激凌。我在柜台前慢慢地吃着，服务生在往那些没被占用的桌子上放椅子，我一边从镜子里看着自己，手里拿着最后一个空纸杯和最后一小勺冰激凌，脑袋里想着那个美人。 纽约的航班本来是上午十一点，延误到夜里八点才起飞。我总算能飞了，头等舱的旅客开始登机了，一位空姐把我带到座位上。我几乎停止了呼吸，就在我的邻座靠窗——那是专门留给特殊旅客的位置——坐着那位美人。我在想：“也许我这样写，没人会相信。”我向她问候时几乎有点张口结舌，她没有察觉。
她放东西好像要生活许多年似的，每件东西都按其顺序放在合适的位置，直到各就其位伸手可及。她在做着她的事，男服务生给我们拿来迎客的香槟。我拿起一杯想献给美人，可我好后悔，因为她只是向服务生要了一杯水，先是用一句不可理解的法语，然后又用一句不太易懂的英语，说在飞行中请不要为任何事情叫醒她。她声音温文尔雅，带一点东方的伤感。
等拿来水时，她打开放在膝盖上一个角上包铜的化妆盒——这很像奶奶外婆们用的那种箱子——从一个五颜六色的管里取出两片金黄色药片。她做这一切都井井有条，对她来说，好像天生就没有什么不会似的。最后放下舷窗遮光版，最大限度地伸展开她的坐椅，用线毯盖到腰部，没有脱掉鞋子，戴上眼罩，背对着我侧躺在坐椅上，没一会儿就睡着了，整个八小时十二分的纽约飞行中她没有咳嗽也没改变一下姿势。
这是一次紧张的旅行。我一向认为在大自然当中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一个美女的美，因此，对睡在我身边的美人，我不可能让自己的目光逃离片刻。起飞不久那位男服务生就消失了，替代他的是一位空姐，她想叫醒那美人，好给她一袋小吃和听音乐的耳机。我告诉她美人曾要求那男服务生的话，但空姐非坚持要亲耳听到不可——亲耳听到她本人说连晚饭也不吃的话。我又重复了一遍，可即便如此，空姐还是说，那美人并没在脖子上挂牌说别叫醒她。
我吃自己的晚餐，心里自言自语对她说话，似乎她醒着。她的睡眠是那么沉稳，以至于令我感到不安，似乎觉得她吃的那些药片不是用来睡眠而是为了死亡。我每喝一口便举杯祝福一次。
“干杯，美人。”
晚餐结束，灯光熄灭，开始播放没人爱看的电影，在这昏暗的世界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本世纪最大的风雪过去了，大西洋的夜空是那么广阔而清澈，飞机像停止在群星中间。在几个小时里我一点一点地欣赏着她，而我能感觉到的唯一的生命信息，则是经过她前额的那些睡梦的阴影，好像水中的云。她脖子上有条链子，在她那麦色的皮肤上细得几乎看不出来，完美的耳朵，没扎戴耳环的耳朵眼，玫瑰色的指甲显示她的健康良好，左手上戴一个平面宝石戒指。由于她看上去不到二十岁，我想那不会是一个结婚戒指，而是一个男友的礼物。“知道你在睡眠，睡得那么安详，放松的躯体，优美的曲线，离我的胳膊手那么近，”我想着，品味着香槟的冠状泡沫，心里重复着迪埃戈精湛的十四行诗句。然后我把自己的座椅也放到她的高度，这样我们躺得更近了，就像在同一张双人床上。她的呼吸如同其舒缓的声音，她的肌肤散发着淡淡的幽香，这种香只能是她美人独有的味儿。我似乎难以相信，前一个春天我读过川端康成的一篇很美的小说，写的是京都的一些资产阶级老男人夜花重金观赏这座城市最美的姑娘，她们裸露着身体，乱醉如泥，在同一张床上，这些爱的精疲力竭的老男人，不叫醒她们，也不碰她们，甚至连想都不想，因为他们的快感就是观赏她们的睡态。那天夜里，守护着美人的睡眠，我不仅理解了那老年人的纯美意识，而且还完美地体验了一回。
“谁会相信这件事呢，我，在如此高度的日本老人。”我被香槟酒刺激得有点自恋，心里说。
我觉得自己睡了有几个小时，被香槟酒和无声电影搞的，醒来时头痛欲裂。我去了趟卫生间。我身后第二个座位上躺着那位有十一件行李的荷兰老太，睡态丑陋，好像战场上被遗忘的死尸。在过道中间地上，落着她拴有彩色链子的花镜，我没有去给她捡起来，而是欣赏了一会儿这幅画面。
我先前香槟酒喝得有些过量，睡了一觉好多了；我看着镜中的自己感到吃惊：卑鄙而又丑陋。这才发现那些爱情的贪杯真是可怕。突然飞机开始颠动，又尽可能拉平，仍然快速飞行着。机舱亮灯了，让都回到座位上去。我急忙出来，幻想着只有上帝的晃动才能唤醒那美人，而她应该扎进我的怀抱里来逃避这恐怖。匆忙中我差点踩了荷兰老太的眼镜，那可好了。但我还是走回去，拾起眼镜，给她放到怀里，我该感谢她没有在我前面选了这个四号座位。
美人的睡眠真是厉害，飞机已开始降落，她还是不醒。我必须想法设法晃醒她，即便她会气恼，因为在这最后的时刻，我唯一想做的就是看看醒着的她，以恢复我的才华，也许还有我的青春。但我没能这么做。“毬，”我很轻蔑地在心里说，“我为什么没生为塔乌罗！”她在广播通知即将着陆时醒了，没用谁帮忙，那么美丽清新，仿佛睡醒在一束玫瑰花中。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周围其他旅客，如同年老的夫妇，醒来时也不相互问候。她也一样。拿掉眼罩，睁开明亮的眼睛，扶直了座椅，把线毯丢到一边，摆动了一下头发，靠自身重量梳理好，又把那个角包铜的盒子放在膝盖上，快速地化了妆，时间恰好到机舱开门。没有看我一眼。她穿外套时，几乎掠过我的头顶，用纯正的美洲西班牙语说了句对不起，连声告别也没说就走了。至少应该为了我们幸福的夜晚，为我所做的一切说声谢谢吧。她在今天纽约太阳升起时消失了。（完）

               《有人弄乱了玫瑰花》

今天是星期天，雨停了，我想选几朵红色的和白色的玫瑰花带到我的墓地去，这些玫瑰花是她为祭坛做花环而种的。今年冬天沉闷的令人害怕，雨后的早晨充满了凄凉的情景，我不禁想起镇上埋死尸的那座山头。那是片光秃秃的坡地，看不见树木，一阵风过后，偶尔会飘来几朵树绒。雨停后，晌午的太阳肯定会把山坡上泥泞的土地晒干，不仅如此，它还会一直钻进我的墓穴里，使我幼小的躯体腐烂，与昆虫壳和草根混杂在一起。
我曾想飞上祭坛摘下几朵最鲜艳的玫瑰花，但是我失败了。她跪倒在神像前，从我第一次遭到失败后，她就一直全神贯注的跪在那里。也许今天我能成功，但是灯光一闪一闪的，她从沉思中惊醒，抬起头来看了看墙角，椅子就在那儿，她肯定在想：“又刮风了。”因为这时祭坛上发出“吱吱”的响声，房子也晃动了一下，仿佛多少时间以来，已经沉淀在她脑海中的记忆又翻腾起来。这时我明白了，摘玫瑰花得另选时机，因为她依然警觉的看着椅子，我的手从她脸边经过时，她会察觉到的。我应该再等一会儿，她会离开这里，到隔壁房间去睡午觉。每到星期天，这午觉她是必睡无疑的。只有那时，我才有可能带着玫瑰花出去，并且在她回到房间里看着椅子之前回来。
上星期天的情况特别糟糕，我几乎等了两个小时，她才定下心来。她似乎有点焦躁不安，疑虑重重，为自己在家里的寂寞将被打破的念头，搞得心烦意乱。她手里拿着一束玫瑰花，还没放到祭坛上去，在屋里转来转去。接着，她来到走廊上，又转身进了隔壁房间，我知道她在找灯。过了一会，她朝门外走去。借着走廊上的亮光，我看见她穿着深色外衣和粉红色的袜子，我觉得她还是四十年前那个在这间屋里扑倒在我床上的小姑娘。当时她对我说：“已经在你眼睛中放了小棍，看，你的眼睛真大，真圆。”一切都没有变，从那个遥远的八月的一天下午起。时间仿佛凝固了。那天下午，那些女人把她带进房间，让她看了看尸体，对她说：“哭吧！他就是你的哥哥。”她扑在墙上，顺从的哭成一个泪人儿。
约有三四个星期天了，我都想拿些玫瑰花，但是，她很警觉的站在祭坛前专心致志的守护着，她在家住的二十年中，我从未见她那么专心过。上星期天，趁她出去找灯时，我用最好看的玫瑰花做了一个花束，于是感到比以往更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了。但是，当我准备回到椅子那里时，忽然听见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我赶紧又把花插回祭坛上。这时，我看见门口出现了她举着灯的身影。
她穿着深色外套和粉色袜子，在她脸上有一道类似曝光时的光亮。光亮下她不像在花园里种了二十年玫瑰的妇人，而依然像是八月的那一天下午被人领到隔壁房间去换衣服的小姑娘。现在，二十年之后，她拿着灯回来了，胖了一些也苍老了一些。
我的鞋已在不曾生火的炉子边烤了二十年，但是，那天下午黏上泥块却还没有脱落。那天我去找鞋，大门已经关闭，挂在门框上的面包和芦荟挑也已经取下，家具都已搬走，全都搬走了，只留下墙角的那把让我终日坐在上面消磨时光的椅子。我知道在烤鞋子，他们离家的时候都忘了拿鞋，所以我得回去找。
过了许多年，她回来了。时间久了，房间里的麝香味和尘埃味以及一股昆虫的刺鼻的臭味搅在一起。房间里只剩我一人，坐在那里等待着。我能听到木头腐烂时发出的声音，以及在房门紧闭的卧室里变得日益陈旧的空气的震动声。她就在这个时候回来了。她出现在门口，手里提着一只箱子，头戴一顶绿色的帽子，身穿一件从那时起就不曾脱下来的布外衣。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还没有发胖，腿肚子也不像现在那样显得如此臃肿，她推门进来时，我身上布满尘埃和蜘蛛网，曾经在房间的某个角落里歌唱了二十年的蟋蟀，忽然也哑然无声了。尽管如此，尽管我满身尘土和蜘蛛网，尽管蟋蟀突然停止了歌唱，尽管来人的年龄已经增长，我还是认出来她，那个在八月一个风雨交加的下午陪我去马厩掏鸟窝的小姑娘。她站在门口，手里提着箱子，头顶绿色小帽。这副模样仿佛她马上就会叫出声来，要把那天下午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那天下午，当他们赶来时，我手里抓着折断的梯子，已经仰面躺在马厩里的草地上了。她把门完全推开，门上的合页吱扭响了一声，像有人在屋顶敲了一下似的，天花板上的尘埃扑通扑通往下掉。她在门口犹豫了一下，随即探进半个身子看了看房间，像是要叫醒睡梦中的人那样叫了两声：“孩子！孩子。”我仍旧安然地坐在椅子里，两条腿伸得笔直。我原以为她是回来看看房子的，但是，她在家里住下了。她把房间的门窗打开，房间里又充满了麝香味，就像箱子打开后那样，原来的家具和衣箱里的衣服都被搬走了，她也带走了房间里的气味。二十年后，她又把气味带了回来。她按原来的样子修复了祭坛。只要她回来，哪怕是一个人，也足以修复这被无情的时间打破的世界。从此以后，她除了在隔壁房间吃饭睡觉外，其他时间都在这里，默默的和圣神交谈。下午她靠着门坐在椅子上，边做针线边卖花。她缝衣服时总是在椅子上摇啊摇的，当有人来买玫瑰花时，她总是把钱放进腰带上的小包里，她总是用同样的话说道：“从右边拿吧，左边的花是给圣神准备的。”
她就这样在摇椅里坐了二十年，摇摇晃晃，缝缝补补，间或瞧一瞧墙角上的椅子，好像她现在照看的不是和她一起度过童年的兄长，而是一个身体残废了的、比奶奶还要年长的终年坐在墙角椅子上的小孙子。
我低下头想道，这次也许能碰到玫瑰花。如果我能拿到花，就将它拿到山坡上去，插到自己的坟头上，然后再回到我的椅子里，直到有一天她不能再来这里，隔壁房间也不再有声音。 当这一天来到的时候，眼前的一切都会变的。我必须再次跑出去，告诉人们，那个卖玫瑰花的女人，那个住在破屋里的女人，需要几条汉子将她抬到山坡上去，到那时我将永远的一个人留在房间里。不过，她会感到满意的，因为她将知道，每个星期天到她祭坛上弄乱玫瑰花的，不仅仅是摸不着看不见的风。
最近的一天
马尔克斯 千谨译
星期一清早，天气暖和，无雨。唐奥雷里奥·埃斯科瓦尔六点钟就敞开了诊所的门。他是一位没有营业执照的牙科医生，每天总起得很早。他从玻璃橱里取出一只还在石膏模子上装着的假牙，又把一束工具放在桌上，像展览似的由大到小摆好。他上穿一件无领条花衬衫，颈部扣着一只金扣儿；下穿一条长裤，裤腰扎一根松紧带儿。他腰板硬实，身材细瘦，目光轻易不东张西望，像个聋子似的。
把所用的东西准备好后，他把磨床拉向弹簧椅。坐下来磨假牙。他好像没有考虑他在做的事情，一直在不停地忙碌着，即使不试用磨床也一刻不停地蹬着踏板。
八点过后，他停了一会儿，从窗口望了望天空，看见两只兀鹰在邻居家的屋顶上沉静地晒太阳。他一面想着午饭前可能又要下雨，一面又继续干他的活计。他的十一岁的儿子的反常的叫声把他从专心致志的神态中惊醒：
“爸爸！”
“干吗？”
“镇长问你能不能给他拔个牙？”
“告诉他，我不在。”
他正在磨一只金牙，把牙拿到眼前，眯着眼睛察看着。他儿子的声音又从小小的接待室里传来。
“他说你在家，他听见你说话了。”
牙科医生继续察看着那颗金牙，直到把活儿做完、把牙放在桌上后才说：
“好多了。”
他又踏动了磨床。接着从一个小纸盒里取出一个安着牙齿的牙桥，开始磨金套。那纸盒里盛着等着他做的活儿。
“爸爸！”
“什么事？”
他的神情依然如故。
“他说你要是不给他拔牙，他就让你吃子弹。”
他不慌不忙、心平气和地停下蹬踏板的脚，把磨床从椅子前推开，把桌子下面的抽屉拉出来。驳壳枪就放在抽屉里。
“哼！”他说，“让他进来对我开枪好了。”
他转了一下椅子，让自己面对房门，一只手按着抽屉沿儿。镇长出现在门口，他已经把左脸刮光，右脸却有五天未刮了，看去又肿又疼。牙科医生从他那双暗淡无光的眼睛里看出，他准有许多个夜晚疼得不曾合眼了。他用手指把抽屉关上，温和地说：
“请坐吧。”
“早晨好！”镇长说。
“早晨好。”牙科医生说。
当用具在沸水里消毒的时候，镇长把脑袋靠在了椅枕垫上，觉得好多了。他闻到一股冰冷的气息。这是一间简陋的诊室：一把旧木椅，一台脚踏磨床和一个装着圆形的瓷把手的玻璃橱。椅子对面的窗上挂着一幅一人高的布窗帘。当听到牙科医生走到他身边的时候，镇长脚后跟着地，张开了嘴。
唐奥雷里奥·埃斯科瓦尔把他的脸扳向亮处。察看过损坏的臼齿后，用手谨慎地按了按下颌。
“你不能打麻药了。”
“为什么？”
“因为牙床化脓了。”
镇长望了望他的眼睛。
“好吧。”他说，露出一丝苦笑。牙科医生没有说话。他把煮用具的浅口锅端到手术台上，用凉了的镊子把用具夹出来，动作还是不慌不忙。然后用脚尖把痰盂挪过来，又在脸盆里洗了手。做这一切时，他一眼也不看坐在椅子上的镇长。但是镇长却紧紧地用眼睛盯着他。
那是一颗下牙床上的智齿。牙科医生叉开双腿，用热乎乎的拔牙钳夹住臼齿。镇长双手抓着椅子的扶手，把全身的力量集中在脚上，觉得腰部一阵透心凉，但是他没有叹气。牙科医生只是扭动着手腕。他没有怨恨，更准确地说，他是怀着一种酸楚的心情说：
“中尉，你在这儿杀了二十个人了。”
镇长感到下牙骨上发出一阵咯吱声，他的双眼顿时涌满了泪水。但是直到确知牙齿拔下来他才舒了一口气。这时，他透过朦胧泪眼看见了拔下来的牙。在痛苦之中，他觉得那颗牙齿是那么古怪，他怎么也不理解那五个夜晚会使他受到那般折磨。他把身子俯向痰盂，嘴里喘着粗气，身上渗出了汗水。他解开了军衣扣，又伸手到裤兜里摸手帕。牙科医生递给他一块干净布。
“擦擦眼泪吧。”他说。
镇长擦了擦眼。他的痛苦减轻了。牙科医生洗手的时候，他看见了残破的天花板和一个落满灰尘、挂着蜘蛛卵和死昆虫的蜘蛛网。牙科医生一面擦手一面走回来。
“你要记住，”他说，“回去要用盐水漱口。”
镇长站起来，没精打采地行了个军礼，大步向门口走去，军服的扣子也没扣。
“给我记上帐吧。”他说。
“给你还是给镇公所？”
镇长没有看他，关上门，在铁栅栏外面说：
“都一样！” 
《巨翅老人》
大雨连续下了三天，贝拉约夫妇在房子里打死了许许多多的螃蟹。刚出生的婴儿整夜都在发烧，大家认为这是由于死蟹带来的瘟疫，因此贝拉约不得不穿过水汪汪的庭院，把它们扔到海里去。星期二以来，空气变得格外凄凉。苍天和大海连成一个灰茫茫的混合体，海滩的细沙在三月的夜晚曾象火星一样闪闪发光，而今却变成一片杂有臭贝壳的烂泥塘。连中午时的光线都显得那么暗淡，使得贝拉约扔完螃蟹回来时，费了很大力气才看清有个东西在院子深处蠕动，并发出阵阵呻吟。贝拉约一直走到很近的地方，方才看清那是一位十分年迈的老人，他嘴巴朝下伏卧在烂泥里，尽管死命地挣扎，依然不能站起，因为有张巨大的翅膀妨碍着他的活动。
贝拉约被这恶梦般的景象吓坏了，急忙跑去叫妻子埃丽森达，这时她正在给发烧的孩子头上放置湿毛巾。他拉着妻子走到院落深处。他们望着那个倒卧在地上的人，惊愕得说不出话来。老人穿戴得象个乞丐，在剃光的脑袋上仅留有一束灰发，嘴巴里剩下稀稀落落几颗牙齿，他这副老态龙钟浑身湿透的模样使他毫无气派可言。那对兀鹰似的巨大翅膀，十分肮脏，已经脱掉一半羽毛，这时一动不动地搁浅在污水里。夫妻二人看得那样仔细，那样专注，以致很快从惊愕中镇定下来，甚至觉得那老人并不陌生。于是便同他说起话来，对方用一种难懂的方言但却是一种航海人的好嗓音回答他们。这样他们便不再注意他的翅膀如何的别扭，而是得出十分精辟的结论：即认为他是一位遭到台风袭击的外轮上的孤独的遇难者，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请来一位通晓人间生死大事的女邻居看一看。她只消一眼，便纠正了他俩的错误结论。她说：“这是一位天使，肯定是为孩子来的，但是这个可怜的人实在太衰老了，雷雨把他打落在地上了。”
第二天，大家都知道了在贝拉约家抓住了一个活生生的天使。与那位聪明的女邻居的看法相反，他们都认为当代的天使都是一些在一次天堂叛乱中逃亡出来的幸存者，不必用棒子去打杀他。贝拉约手持着警棍整个下午从厨房里监视着他。临睡觉前他把老人从烂泥中拖出来，同母鸡一起圈在铁丝鸡笼里。午夜时分，雨停了。贝拉约与埃丽森达却仍然在消灭螃蟹。过了一会儿，孩子烧退醒了过来，想吃东西了。夫妇俩慷慨起来，决定给这位关在笼子里的天使放上三天用的淡水和食物，等涨潮的时候再把他赶走。天刚拂晓，夫妻二人来到院子里，他们看见所有的邻居都在鸡笼子前面围观，毫无虔诚地戏耍着那位天使，从铁丝网的小孔向他投些吃的东西，似乎那并不是什么神的使者，而是头马戏团的动物。贡萨加神父也被这奇异的消息惊动了，在七点钟以前赶到现场。这时又来了一批好奇的人，但是他们没有黎明时来的那些人那样轻浮，他们对这个俘虏的前途作着各种各样的推测。那些头脑简单的人认为他可能被任命为世界的首脑。另一些头脑较为复杂的人，设想他可能被提升为五星上将，去赢得一切战争。还有一些富于幻想的人则建议把他留做种籽，好在地球上培养一批长翅膀的人和管理世界的智者。在当牧师前曾是一个坚强的樵夫的贡萨加神父来到铁丝网前，首先重温了一遍教义，然后让人们为他打开门，他想凑近看一看那个可怜的汉子，后者在惊慌的鸡群中倒很象一只可怜的老母鸡。他躺在一个角落里，伸展着翅膀晒太阳，四围满是清晨来的那些人投进来的果皮和吃剩的早点。当贡萨加神父走进鸡笼用拉丁语向他问候时，这位全然不懂人间无礼言行的老者几乎连他那老态龙钟的眼睛也不抬一下，嘴里只是用他的方言咕哝了点什么。神父见他不懂上帝的语言，又不会问候上帝的使者，便产生了第一个疑点。后来他发现从近处看他完全是个人：他身上有一种难闻的气味，翅膀的背面满是寄生的藻类和被台风伤害的巨大羽毛，他那可悲的模样同天使的崇高的尊严毫无共同之处。于是他离开鸡笼，通过一次简短的布道，告诫那些好奇的人们过于天真是很危险的。他还提醒人们：魔鬼一向善用纵情欢乐的诡计迷惑不谨慎的人。他的理由是：既然翅膀并非区别鹞鹰和飞机的本质因素，就更不能成为识别天使的标准。尽管如此，他还是答应写一封信给他的主教，让主教再写一封信给罗马教皇陛下，这样，最后的判决将来自最高法庭。
神父的谨慎在麻木的心灵里毫无反响。俘获天使的消息不胫而走，几小时之后，贝拉约的院子简直成了一个喧嚣的市场，以至于不得不派来上了刺刀的军队来驱散都快把房子挤倒的人群。埃丽森达弯着腰清扫这小市场的垃圾，突然她想出一个好主意，堵住院门，向每个观看天使的人收取门票五分。
有些好奇的人来自很远的地方。还来了一个流动杂耍班；一位杂技演员表演空中飞人，他在人群上空来回飞过，但是没有人理会他，因为他的翅膀不是象天使的那样，而是象星球蝙蝠的翅膀。地球上最不幸的病人来这里求医：一个从儿时开始累计自己心跳的妇女，其数目字已达到不够使用的程度；一个终夜无法睡眠的葡萄牙人受到了星星的噪音的折磨；一个梦游病者总是夜里起来毁掉他自己醒时做好的东西；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病情较轻的人。在这场振撼地球的动乱中，贝拉约和埃丽森达尽管疲倦，却感到幸福，因为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们屋子里装满了银钱，而等着进门的游客长队却一直伸展到天际处。
这位天使是唯一没有从这个事件中捞到好处的人，在这个临时栖身的巢穴里，他把全部时间用来寻找可以安身的地方，因为放在铁丝网旁边的油灯和蜡烛仿佛地狱里的毒焰一样折磨着他。开始时他们想让他吃樟脑球，根据那位聪明的女邻居的说法，这是天使们的特殊食品。但是他连看也不看一下，就象他根本不吃那此信徒们给他带来的食品一样。不知道他是由于年老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最后总算吃了一点茄子泥。他唯一超人的美德好象是耐心。特别是在最初那段时间里，当母鸡在啄食繁殖在他翅膀上的小寄生虫时；当残废人拔下他的羽毛去触摸他的残废处时；当缺乏同情心的人向他投掷石头想让他站起来，以便看看他的全身的时候，他都显到很有耐心。唯一使他不安的一次是有人用在牛身上烙印记的铁铲去烫他，他呆了那么长的时间动也不动一下，人们都以为他死了，可他却突然醒过来，用一种费解的语言表示愤怒，他眼里噙着泪水，扇动了两下翅膀，那翅膀带起的一阵旋风把鸡笼里的粪便和尘土卷了起来，这恐怖的大风简直不象是这个世界上的。尽管如此，很多人还是认为他的反抗不是由于愤怒，而是由于痛苦所至。从那以后，人们不再打扰他了，因为大部分人懂得他的耐性不象一位塞拉芬派天使在隐退时的耐性，而象是在大动乱即将来临前的一小段短暂的宁静。
贡萨加神父向轻率的人们讲明家畜的灵感方式，同时对这个俘获物的自然属性提出断然的见解。但是罗马的信件早就失去紧急这一概念。时间都浪费在证实罪犯是否有肚脐眼呀，他的方言是否与阿拉米奥人的语言有点关系呀，他是不是能在一个别针上触摸很多次呀，等等上边。如果不是上帝的意旨结束了这位神父的痛苦的话，这些慎重的信件往返的时间可能会长达几个世纪之久。
这几天，在杂耍班的许多引人入胜的节目中，最吸引人的是一个由于不听父母亲的话而变成蜘蛛的女孩的流动展览。看这个女孩不仅门票钱比看天使的门票钱少，而且还允许向她提出各色各样有关她的痛苦处境的问题，可以翻来覆去地查看她，这样谁也不会怀疑这一可怕情景的真实性。女孩长着一个蜘蛛体形，身长有一头羊那么大，长着一颗悲哀的少女的头。但是最令人痛心的不是她的外貌，而是她所讲述的不幸遭遇。她还几乎未成年时，偷偷背着父母去跳舞，未经允许跳了整整一夜，回家路过森林时，一个闷雷把天空划成两半，从那裂缝里出来的硫磺闪电，把她变成了一个蜘蛛。她唯一的食物是那些善良人向她嘴里投的碎肉球。这样的场面，是那么富有人情味和可怕的惩戒意义，无意中使得那个对人类几乎看都不愿看一眼的受人岐视的天使相形见绌。此外，为数很少的与天使有关的奇迹则反映出一种精神上的混乱，例如什么不能恢复视力的盲人又长出三颗新的牙齿呀，不能走路的瘫痪病人几乎中彩呀，还有什么在麻风病人的伤口上长出向日葵来等等。
那些消遣娱乐胜于慰藉心灵的奇迹，因此早已大大降低了天使的声誉，而蜘蛛女孩的出现则使天使完全名声扫地了。这样一来，贡萨加神父也彻底治好了他的失眠症，贝拉约的院子又恢复了三天阴雨连绵、螃蟹满地时的孤寂。
这家的主人毫无怨言，他们用这些收入盖了一处有阳台和花园的两层楼住宅。为了防止螃蟹在冬季爬进屋子还修了高高的围墙。窗子上也按上了铁条免得再进来天使。贝拉约还另外在市镇附近建了一个养兔场，他永远地辞掉了他那倒霉的警官职务。埃丽森达买了光亮的高跟皮鞋和很多色泽鲜艳的丝绸衣服，这种衣服都是令人羡慕的贵妇们在星期天时才穿的。只有那个鸡笼没有引起注意。有时他们也用水冲刷一下，在里面撒上些药水，这倒并不是为了优待那位天使，而是为了防止那个象幽灵一样在这个家里到处游荡的瘟疫。孩子还没到换牙时就已钻进鸡笼去玩了，鸡笼的铁丝网一块一块烂掉了。天使同这个孩子也是对其他人一样，有时也恼怒，但是他常常是象一只普通驯顺的狗一样忍耐着孩子的恶作剧，这样一来倒使得埃丽森达有更多的时间去干家务活了。不久天使和孩子同时出了水痘。来给孩子看病的医生顺便也给这位天使看了一下，发现他的心脏有那么多杂音，以至于使医生不相信他还象是活着。更使这位医生震惊的是他的翅膀，竟然在这完全是人的机体上长的那么自然。他不理解为什么其他人不也长这么一对。
当孩子开始上学时，这所房子早已变旧，那个鸡笼也被风雨的侵蚀毁坏了。不再受约束的天使象一只垂死的动物一样到处爬动。他毁坏了已播了种的菜地。他们常常用扫把刚把他从一间屋子里赶出来，可转眼间，又在厨房里遇到他。见他同时出现在那么多的地方，他们竟以为他会分身法。埃丽森达经常生气地大叫自己是这个充满天使的地狱里的一个最倒霉的人。最后一年冬天，天使不知为什么突然苍老了，几乎连动都不能动，他那混浊不清的老眼，竟然昏花到经常撞树干的地步。他的翅膀光秃秃的，几乎连毛管都没有剩下。贝拉约用一床被子把他裹起来，仁慈地把他带到棚屋里去睡。直到这时贝拉约夫妇才发现老人睡在暖屋里过夜时整宿地发出呻吟声，毫无挪威老人的天趣可言。
他们很少放心不下，可这次他们放心不下了，他们以为天使快死了，连聪明的女邻居也不能告诉他们对死了的天使都该做些什么。
尽管如此，这位天使不但活过了这可恶的冬天，而且随着天气变暖，身体又恢复了过来。他在院子最僻静的角落里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些天。到十二月时，他的眼睛重新又明亮起来，翅膀上也长出粗大丰满的羽毛。这羽毛好像不是为了飞，倒象是临死前的回光反照。有时当没有人理会他时，他在满天繁星的夜晚还会唱起航海人的歌子。
一天上午，埃丽森达正在切洋葱块准备午饭，一阵风从阳台窗子外刮进屋来，她以为是海风，若无其事地朝外边探视一下，这时她惊奇地看到天使正在试着起飞。他的两只翅膀显得不太灵活，他的指甲好象一把铁犁，把地里的蔬菜打坏了不少。阳光下，他那对不停地扇动的大翅膀几乎把棚屋撞翻。但是他终于飞起来了。埃丽森达眼看着他用他那兀鹰的翅膀扇动着，飞过最后一排房子的上空。她放心地舒了一口气，为了她自己，也是为了他。洋葱切完了，她还在望着他，直到消失不见为止，这时他已不再是她生活中的障碍物，而是水天相交处的虚点。
马尔克斯1968年于西班牙巴塞罗那
《八月的鬼魂》
马尔克斯
离中午还有一会儿，我们就赶到了阿雷佐（1），然后花了两个多小时去寻找委内瑞拉诗人米盖尔·奥特罗·席尔瓦（2）购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堡，它就坐落在托斯卡纳（3）乡村某个田园诗一般的僻静角落里。那是8月初的一个星期天，烈日炎炎，人声嘈杂，要在游客如织的大街上找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人还真不太容易。做了一番无用功之后，我们只得重新上车，沿着一条两边栽满柏树但却没有标识的大道离开了阿雷佐。路上碰见了一位放鹅的老太太，给我们详细地指明了城堡的位置。临别以前，她问我们是否打算在那儿过夜，我们实话实说，对她说只是去个吃中午饭。
“那就好。”她说，“因为那房子里闹鬼。”
妻子和我都不信大白天会闹鬼，不由笑她什么都信。而我们的两个儿子，一个7岁，一个9岁，听说能看到活生生的鬼，就别提有多高兴了。
米盖尔·奥特罗·席尔瓦不仅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也是一位讲究的美食家和极为盛情的主人，他早备下了一顿美味的午餐，让人吃过不忘。因为来晚了，所以我们坐下吃饭之前，没有时间先到城堡内部游览一番，但看外观它一点都不可怕。我们坐在开满鲜花的阳台上吃着饭，整个城市的风光尽收眼底，心中残留的最后一点不安也都消散了。真难以相信，在这片挤满房屋的小丘陵上，似乎还住不到九万人，但竟然出了那么多不朽的风流人物。米盖尔说起话来透着几分加勒比人的直爽，他说这里面哪个都算不上阿雷佐最有名的人物。
“所有人都加上，最伟大的，”他给出答案，“当属卢多维克（4）。”
卢多维克，就像这样有名无姓，是这座城堡的始建者。究其一生，他做的最多的就是扶植艺术和发动战争，而这座城堡见证了他最后的悲剧。米盖尔整个午饭时间都在谈论他。他给我们讲了卢多维克巨大的权力，痛苦的恋爱还有最终的惨死：就在发疯的一瞬间，他把情人捅死在了两人刚刚缠绵过的爱床上，然后放进来凶残的猎犬，任它们把自己撕成碎片。米盖尔一脸严肃地告诉我们，每当过了半夜，卢多维克的鬼魂就会在黑暗的房间里游荡，想要在爱的炼狱里求得一片安宁。他一脸严肃，一点不像是在说谎。
城堡内果然十分阴森，大得有些吓人。但在一片光天化日下，我们肚子吃饱了，心里也很舒坦，觉得米盖尔讲的故事不过是他取悦客人的另一种方式罢了。睡过午觉，我们走遍了城堡里的八十二个房间。历任房主对它们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改造，我们没有任何不祥的预感。米盖尔把一层的整个城堡都进行了装修，建了一套很现代的卧室，铺上大理石，外带桑拿室和健身设备，外面则是刚才吃饭的种满奇花异草的阳台。第二层是这些世纪以来主要使用的一层楼，但它的各间房屋都毫无特色，里面净是些各个年代的旧家具，全都被无情地抛弃了。然而在顶层，我们发现了一间保存完好的房间，仿佛连时间都忘了来光顾——这就是卢多维克的卧室。
那真是一个魔幻般的瞬间。房间里立着一间大床，床幔上绣着金色的刺绣，床罩和床罩四周的精美的银穗子因为浸了丧命的情妇的鲜血，如今变得僵硬。壁炉的炉灰早就冰冷，最后一块木头已变成了石头。大衣橱上挂着锋利的兵器，金色的画框里正是这位陷入深思的骑士的画像。可惜作画的佛罗伦萨匠师不够走运，那个时代一过，他的名字也被人们忘却了。然而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弥漫在整间卧室里的那股难以言说的鲜草莓气味。
托斯卡纳夏季的白天很长，时间走得不紧不慢，到晚上9点以前，地平线都遥遥可见。我们在城堡里转完一圈，已经5点多了，可米盖尔坚持要带我们去圣弗朗西斯科教堂观赏皮埃罗·德拉·佛朗切斯卡（5）的壁画，之后我们又在广场树荫下的咖啡馆泡了一会。等我们回去取行李箱时，发现又有一顿饭在等着我们，于是就留下来用了晚餐。
紫罗兰色的天空，月朗星稀。我们还在吃饭，两个孩子已经从厨房里拿了手电筒，跑到黑漆漆的楼上去探险了。在餐桌上我们就能听见楼梯上小马驹的奔跑声，房门吱呀的叹气声，还有他们在幽暗的房间里兴奋地呼叫卢多维克的声音。两个小家伙想出个鬼主意要在这儿睡一宿，米盖尔·奥特罗·席尔瓦很支持他们，看到主人这么开心，我们也就抹不开面子管孩子了。
当天晚上，我和妻子睡在一层的一间卧室里，孩子们住在紧挨着我们的一间。我们睡得很踏实，而一直担心的事情却恰恰没有发生。我们住的房间都翻新过了，一点也不可怕。我盼着自己能早点入睡，却听见客厅里同样在失眠的钟摆敲了十二下，我不由想起了赶鹅女人那吓人的警告。但我们实在太累了，很快坠入了织得密不可破的梦网。7点多钟，我才睁开眼，灿灿的阳光透过爬满窗户的藤蔓洒在床前。妻子在我身旁，仍在平静的梦海上徜徉，对周遭的一切浑然不觉。“太笨了我。”我自言自语道。“在现在这年月竟然还相信有鬼。”
就在这时，飘来一阵新鲜草莓的香气，我心头一凛，看见了死灰冰冷的壁炉，里面最后一块木头已经变成了石头。金色画框里的肖像依然，那位面容忧郁的骑士穿过三个世纪的时空正在注视着我们。原来我们所在的，不是入睡时一楼的卧室，而是卢多维克的房间。抬头看去，床顶的帷帐都已落满灰尘，而身下是那张被诅咒过的大床，床单上浸留的血迹仍温暖如初。
注：
阿雷佐：意大利城市，位于托斯卡纳大区。
米盖尔·奥特罗·席尔瓦：1908— ，委内瑞拉著名左派诗人。
托斯卡纳：意大利中部大区。
卢多维克：1452—1508，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王公之一，曾担任米兰唯一的摄政，极力庇护艺术家和科学家，并建造了众多民用和军事工程。后被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击败并俘虏，抑郁而终。
皮埃罗·德拉·佛朗切斯卡：1420—1492，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 
《光流如水》
圣诞节一到，孩子们又闹着要一条手划艇了。
“好吧，”他们的爸爸说，“等咱们回到卡塔赫纳（注1）就买。”
但九岁的托托和七岁的乔尔比父母想象中的执拗得多。
“不行，”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现在就要，在这儿就要。”
“话说回来，”妈妈开口了，“要想在这儿航海，你们只能打开浴室喷头放水了。”
她和丈夫说得都对。他们在卡塔赫纳的房子靠着海湾，有一个带小船坞的院子，库棚里装得下两艘大游艇。在马德里的情形正好相反，一家人只能挤在位于 卡斯特兰纳大街（2）四十七号楼五层的一套公寓里。不过最后两人谁都没说不行，因为他们事先答应了孩子，如果能在学校里得到班级奖学金，就给他们买一条配备六分仪和罗盘的手划艇，结果两个孩子都很争气。爸爸只好说到做到，也就没再和妻子多说此事，因为她很不情愿还这份赌债。那是一条非常漂亮的小艇，铝制船身，吃水线还用金色的条纹画出来。
“船现在车库里。”午饭时爸爸说，“问题是车库也没多大地方了，而且没法拿上来，走电梯或者楼梯都不行。”
然而到了第二个星期六的下午，孩子们找了班里的同学帮他们一起把小艇从楼梯抬了上来，最后一直搬到没住人的房间里。
“真有你们的，”爸爸说道，“现在还想干嘛？”
“什么也不想干了。”孩子们回答，“我们就是想把船放在家里，现在已经放好了。”
星期三晚上，像每周的惯例一样，爸爸妈妈出去看电影了；孩子们算在家里称了大王。他们关上窗户，打破了客厅里一个正在发光的灯泡。灯泡的裂口处流出一道金色的光，清凉得像水一样。放到差不多三英尺的高度，他们断了电，拿出手划艇，随心所欲地在房间中的岛屿间航行起来。
孩子们的这番冒险源自我漫不经心的一句话。那是在一次研讨会上，主题是和家居用品有关的诗歌。托托问我为什么一按开关灯就会亮，我没有勇气再去想一遍那时说过的话。
“光好像水一样，”我回答他，“一拧水龙头，就流出来了。”
孩子们尝到了甜头，每星期三晚上都在家里航行，还学习怎样使用六分仪和罗盘。而当爸爸妈妈从电影院回来的时候，只看到他们像天使一样睡在干燥的陆地上。过了几个月，他们想到更远的地方去，于是提出要求，要买全套的潜水装备：面罩、脚蹼、氧气瓶还有压气来复枪。
“你们把用不上的手划艇放在那儿，闹得就够呛了。”爸爸说，“现在还要潜水用具，越来越不像话了。”
“我们要是第一个学期获得‘金栀花’奖学金怎么样？”乔尔说。
“不行。”妈妈沉下脸警告说，“还没完了啊。”
爸爸埋怨了一声，嫌她不知道变通。
“这俩孩子，该做的事情，连根钉子都拿不回来。”妈妈气咻咻地说，“可要是他们真想了，能耐大着呢，连老师的座椅都不在话下。”
说到最后，做父母的既没点头也没摇头。到了七月份，托托和乔尔真获得了‘金栀花’奖学金，还受到了校长的当众表扬。那天下午，不等他们再开口，就在卧室里发现了两套崭新的潜水服。又过了一星期，当爸爸妈妈去电影院看《巴黎最后的探戈》（3）时候，他们把光线放满屋子，大约有两英寻（4）深，然后像可爱的小鲨鱼一样钻到床和家具底下去探险，竟然还找到了遗失在黑暗世界中很多年的一些小物件。
在年末的学校颁奖典礼上，哥俩作为全校学生的榜样受到了表扬，还领取了最佳学生证书。这次都不用自己提要求了，爸爸妈妈主动问他们想要什么。不过他们这次的要求非常合理，就是想在家办一个晚会，招待一下班里的同学们。
和孩子们的妈妈独处时，爸爸说起话来眼睛直放光。
“这证明他们长大了。”
“跟上帝去说好了。”妈妈撇撇嘴。
星期三，爸爸妈妈出门去看《阿尔及尔之战》（5）。卡斯特兰纳大街上的行人发现从林荫掩映的旧楼房里，冲出一条光芒四射的瀑布。它溢过阳台，沿墙面倾泻而下，顺着大街滚滚奔涌。这股金色的洪水照亮了整座城市，一直延展到瓜达拉马镇（6）。
赶来处理事故的救火队员撞开位于五楼的房门，发现房间里的光几乎没到了天花板。豹皮纹的沙发和靠椅高高低低地漂在客厅里，四周环绕着从酒台上漂来的瓶子。盖着马尼拉（7）丝绸琴罩的大钢琴半沉半浮，忽上忽下，好像一头金色的蝠鲼（8）。各种家居用品，全都诗意十足，仿佛长出翅膀，飞过厨房的天空。孩子们跳舞时伴奏用的仪仗队乐器，在多彩的鱼群中漂来漂去。那些鱼儿本来是妈妈养在鱼缸里的，现在都获得了自由，在广阔而明亮的沼泽里快乐游泳——它们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活下来的生命。一家人的牙刷都浮在卫生间里，还有爸爸的避孕套，妈妈的浴液瓶和备用的一副假牙套。主卧室里的电视机被斜着冲过来，还在用力播放着午夜成人电影的最后一首插曲。
在门厅的另一端，托托坐在船尾，手握船桨，随着浪头起伏。他戴着面罩，但氧气只够立即靠岸用的了，而他还在寻找灯塔。乔尔在船头颠簸着，仍然用六分仪测量着北极星的位置。整套房间里漂浮的是他们的三十七名同学的尸体——有的正往天竺葵花盆里撒尿，有的刚唱起改了歌词讽刺校长的校歌，有的要从爸爸的酒瓶里偷着倒杯白兰地——他们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那一刻。这全是因为他们同时打开了太多的电灯，结果公寓里发了大水，圣朱利安（9）小学整整两个班的学生全都淹死在了卡斯特兰纳大街四十七号的五楼公寓里。在遥远的西班牙的马德里，盛夏如火，寒风似冰；那里既远离大海，也没有河流，人们生下来就只会在陆地上生活，从来没有掌握过在如水的灯光中航行的技术。
注：
卡塔赫纳：哥伦比亚北部玻利瓦尔省省会，沿海城市。
卡斯特兰纳大街：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一条主要街道。
《巴黎最后的探戈》：意大利导演贝尔托卢奇于1972年执导的电影，白兰度主演。
英寻：英国古老的长度单位，标准化为1.83米，为航海上的深度单位。
《阿尔及尔之战》：1965年出品的意大利电影，以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为背景，讲述在阿尔及尔的地下运动组织与法国殖民者的战斗。
瓜达拉马镇：马德里自治区的城镇。
马尼拉：菲律宾首都，自16世纪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中国的丝绸产品便经由马尼拉运往西班牙。
蝠鲼：身体扁平的巨大软骨鱼类，在基因上和鲨鱼很接近，以浮游生物和小鱼为食。
圣朱利安：带有传奇色彩的罗马天主教圣徒。死神经常躲在爱情的背后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
奥-桑切斯参议员与那个出卖肉体的女人相遇时，还有六个月十一天的时间好活。他是在一个叫“总督玫瑰园”的小镇上和她偶然邂遇的。
这个临海小镇看上去十分荒凉。白天是一片既不壮观而又毫无用处的僻静海湾，夜里，却是走私船的隐蔽港。总之它与世隔绝，以至于没有人会相信那儿会居住着能改变他人命运的人。
就连镇名都像是一个讽刺，“总督玫瑰园”。玫瑰，哪有什么玫瑰，全镇只有一朵玫瑰花，就是奥-桑切斯参议员那天下午见到的并带走的女人—劳拉。
在每逢四年一次的竞选活动中，这个无足轻重的小镇却是一个不可少的选区。上午先来一些装满道具的货运卡车，随后而来的卡车上满载花钱雇来的印第安人，用来充当群众场面。大约十一点钟时，鞭炮齐鸣，一辆部长级别的豪华轿车和一堆前呼后拥的随行人员来到这里。 奥-桑切斯参议员安祥地坐在空调车里。过了一会儿，车门开了，一股火药味扑面而来，他不由得一惊，出了一身冷汗，觉得自己一下苍老好多，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其实他不过才四十二岁，毕业于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并荣获冶金工程师的职称。他平日还是一位勤奋的读者，尽管他所收藏的译文拙劣的拉丁文古书寥寥无几。他同一位日尔曼姑娘结了婚，有五个孩子，生活得很美满，直到三个月前医生通知他已活不到年底圣诞节这个消息之前，他一直都是最幸福的人。
参议员做完演说的准备工作，还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他先把一枝自己穿越这荒凉地区还一直保存的玫瑰插在一只水杯里。为了午饭时不吃那些油腻的羊肉，他吃了点自带的低脂食品。又提前吃了几片镇痛药，好预先减轻疼痛。然后把电风扇放在离床很近的地方，光着身子在那枝玫瑰花的半片荫影中躺了一会儿。他一边打磕睡，一边努力分散精力，不去想死神即将光临恐怖。除了医生外，谁都不知道他染上了那可怕的疾病。他已下定决心，把这个秘密埋在心底，对谁也不泄露。自己照样尊规导距地活下去。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当了参议员，变得性情孤僻，而完全是出于自尊心所为。
下午三点钟，当他打扮得干干净净，穿着生亚麻布裤，印花衬衫，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心绪很平静。身体被镇痛药顶着也不觉得那么痛。但是死亡的侵蚀比他预料的还要无情。当他登上演讲台时，对那些纷纷争着和他握手的人突然产生一种奇怪的蔑视。而不像从前那样，对那些印第安人总是感到同情，他们一个个赤着脚，难受地站在贫瘠的石灰地上。他用一个手势止住人们的掌声，开始演讲。脸上没有表情，眼睛死死地盯着远处那热得令人窒息的大海，声音平静而又深沉，像山泉流水。不过讲出的话却像在背书，颠三倒四地重复。这到并不是为了阐明什么真理，只不过是针对马克-奥瑞第四本回忆录中的一句宿命论格言唱几句反调。
“我们同大自然开战。”他违背自己的信念，开始演讲。“我们将不再是祖国的弃儿，不再是我们自己土地上的流浪汉。我们将成为另一种人，先生们和女士们，我们将成为伟大的和幸福的人。”
他采用马戏团的方式：一边由他演讲，一边由他的助手们一把一把地向空中抛撒纸鸟。这些假鸟像活了似得，在讲台上空飞来掠去，又向海上飘去。另一些人从大货车上搬下一些演戏用的道具树，树叶是用绿色毛毡做得。他们把这些道具树竖立在人群背后的空地上。最后又安装一排纸版，正面看上去像是玻璃窗红砖瓦房，遮掩住那些真实生活中贫穷破烂的房屋。 为了给布置道具以时间，参议员还故意引用两句拉丁文拖长他的演说。他向听众许诺能降雨的机器，可以移动的食用动物养殖场，能使这硝石地生长蔬菜的幸福油，以及悬挂在窗户上的三色堇。当他看到那虚构的世界已布置好时，就用手指着他们背后喊道：
“我们将是这样的，先生们，女士们，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人们转过身去。一艘纸做的远洋巨轮停在那些道具房子后面，比精心制做的纸房子还高大壮观。不过细心的参议员看得出，这些纸版做的道具，几经辗转，装了卸，卸了装，再加上风吹日晒，边边角角磨损得十分厉害，比镇上的破房子强不了多少，看上去破烂不堪，又十分凄凉。
与此同时，有个叫内尔松-法利纳的人，从吊床上，在迷迷糊糊的午睡中听见参议员的演讲。吊床挂在木板房屋的阴凉处。这座木板房是他用那双药剂师的手建造得，就是用这双手他把前妻刀卸八块。事后他畏罪潜逃，离开法属圭亚那，乘坐一艘运载金刚鹦鹉的商船，来到这里，还带着一位在巴拉马里玻遇到的黑人漂亮姑娘。两人有了一个女儿。不久这第二个女人也不比前一个走运，病死了。前妻的肉块做了他卷心菜地的肥料，这后一个黑女人用荷兰人的名子埋在当地墓地。可女儿却遗传了父亲的肤色，身材和金黄闪亮的眼睛。父亲养大这个绝世美人是有自己的打算。
内尔松-法利纳在十二年前奥-桑切斯第一次竞选时就认识了他。为了搞一张能使他逃脱罪责的假身份证，他曾求奥-桑切斯帮忙。参议员尽管态度和蔼，可还是拒绝了他的请求。他不死心，只要有机会，就想方设法去求，不过得到的总是同样答复。这次他心烦意乱地躺在吊床上，觉得自己只能活活地困死在这鬼地方了。当他听见远处传来结束演讲的掌声时，抬起头，透过木栅栏，看见那幕闹剧的背面：建筑物支柱，树的架子，操纵那艘远洋巨轮的幕后人。他愁苦的心底爆发出一股仇恨的火焰，用法语骂道：
“Merde cest le Blacaman de la Politique. （法语 “混蛋，这个臭政客。”）
象往常一样，演讲之后，参议员在音乐和鞭炮声中，开始沿街视察。小镇上的人围着他，讲述他们的疾苦。他很有风度地听他们讲述，并对一切都总是提出解决方法，可又使他们得不到任何好处。一个女人站在房顶上，身边围着她的六个孩子，在一片嘈杂鞭炮声中大声叫喊：
“我不求很多，议员先生，只求有一头驴子，好从那口阿欧尔加多水井运水吃。”
参议员看了一眼六个骨瘦如柴的孩子，问道：
“你丈夫干什么去了？”
“他到阿鲁瓦岛找工作去了。”女人高兴地回答她。“他找到的是一家外国人办的工厂，专门出产放在牙上的钻石。”
她的回答引起一阵轰笑。
“好吧，你会得到一头驴。”
没过一会儿，参议员的助手给那个女人家送来一头驴。驴背上写着竞选口号，为得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那是参议员的馈赠。
在这短短的视察中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小小的表示。给一个病人喂了一勺水，这病人是专为看他而连床一起抬到门口的。在街头，透过木栅栏，他看见院内吊床上的内尔松-法利纳，他看上去精神萎靡，但是参议员还是照例向他表示问候。
“您好。”
内尔松-法利纳从床上转过身，用他那琥珀色焦灼不安的眼睛望着奥-桑切斯，用法语说：
“Moi,vous savez”（法语：我，你是知道的。）
女儿劳拉闻声走出来。她穿着一件乡村姑娘常穿的旧裙，戴着五颜六色的头饰，脸上还涂抹了脂粉。尽管打扮很俗气，可还是遮掩不住她秀美的姿色。参议员痴迷地呆在那里，不由得惊叹道：
“乖乖，上帝怎么造她得？”
当天晚上，父亲给女儿穿着打扮的漂漂亮亮，让她去找参议员。
在一所临时借用的房子门口，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卫困得直打磕睡。他们让劳拉坐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等候。
在屋内，参议员正在会见这“总督玫瑰园”镇的一些头面人物。对待这些人，他像往常一样，总是先把演说中隐瞒的真实部分告诉他们。对这种每天晚上的例会，连他自己都感到厌倦。他的衬衫被汗水湿透了，靠近电扇，想吹干它。那台电扇相似一只大麻蝇，在这昏沉沉的气氛中嗡嗡地响。
“当然，我们不会去吃纸鸟，”参议员说：“你们和我都知道：当这盖满矛草房的地方能有绿树和鲜花，井里能以白鳝鱼代替臭蛆的那一天，你们和我在这儿就没什么用了。我说得对吗？”
没有人回答。参议员一边说着，一边随手撕下一页日历，叠成一只蝴蝶。他漫不经心地把那只纸蝶放在电风扇前。那纸蝴蝶便在屋子里翩翩起舞，然后从半开的门缝飞了出去。他强忍着疼痛，继续说：
“那么我就不必再和你们重复你们早已知道的事，就是我的再次当选对我到无所谓，对你们却是很有利的，因为我对这里的污水和印第安人的臭汗已腻透了，可相反，你们却还要以此为生。”
劳拉坐在那儿看见纸蝴蝶飞出来。飞了几下后，这只纸叠的大蝴蝶就散架了，紧紧地贴在墙上。她正想用指甲把它抠下来，一个警卫被屋里的掌声惊醒，注意到她的举动。
“别撕！那是画在墙上的。”
劳拉又坐下来。散会了，人们陆陆续续走出来。参议员立在房门口，等人走光了，他看见劳拉。
“你怎么到这儿来？”
“Cest de la part de mon pere.”（是我父亲让我来得。）她用法语回答。
参议员明白了。他看了一眼打磕睡的警卫，又看了看劳拉。姑娘秀美的姿色使他动心，忘记了病痛。
“进来吧。”
劳拉惊呆在门口：眼前是千百张钞票，蝴蝶般地煽动着翅膀，在空中飞舞。突然参议员关掉电风扇，钞票纷纷扬扬飘落，落得到处都是。
“你看见了吧，”参议员微笑着说，“连粪土般的金钱都会飞。”
劳拉在一个像学生用的方櫈上坐下来。她皮肤细腻，闪着滑润的光泽，一双大眼炯炯有神。参议员顺着她的视线，看见那枝落满销石灰的玫瑰花。
“是一枝玫瑰花。”他说。
“是得，”她茫然若失地说，“我在里奥阿查见过这种花。”
参议员坐在帆布行军床上，一边谈论玫瑰花，一边解衬衫的扣子。他胸前刺有一支箭穿心的图案，这是海盗的纹身。他把湿透了的衬衫扔到地上，让劳拉帮他脱靴子。
她跪在行军床前，为他解鞋带。参议员打量着她，不知道会是什么结局。
“你还是一个孩子。”
“不，到四月份，我就满十九岁了。”
“哪天生得？”
“十一日。”
参议员乐了。“我们是同一天生日。”他又微笑着补充说：
“是一个意味着孤独的日子。”
劳拉手拿着靴子，不知道该放哪儿。参议员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办，他还不习惯这种意外的美事，似乎意识到干这种事是可耻行为。想了一会儿，搂住她的腰，躺倒在行军床上。这时他才发现长裙里一件内衣都没穿，赤裸裸的散发出一股野兽的气味。参议员心里一阵惊诧。
“我们都是出生在孤独的日子里，谁都不爱我们。”他叹了口气说。
劳拉似乎想说点什么，紧张得吁吁直喘。参议员拉她躺在自己身边，关上灯，整个房间处在那支玫瑰花的阴影中。劳拉瘫软不动，参议员老练地抚摸她。当他摸到他最想摸的那块地方时，手指却触到一块铁疙瘩。
“那是什么？”
“一把挂锁。”她回答。
“简直是胡闹！”参议员非常恼火。然后明知故问：“钥匙在哪儿？”
劳拉回答说：
“在我爸爸手里。他让我告诉您，派您的亲信带着一封您的亲笔信去取钥匙。有了您这封信，他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
参议员气得浑身发抖，愤怒地骂了一句：“该死的法国佬。”他闭上眼，心里想：“奥-桑切斯，你算是什么人？没多久，你就要与世长辞，连名子都会被人忘记。”静了会神，他问：
“告诉我一件事，关于我你都听到人们说些什么？”
“说真话吗？”
“说真话。”
“好吧，”劳拉壮了壮胆，“都说您比其他人更坏，因为您与众不同。”
参议员没有发火，只是闭上眼睛，沉默了好长时间，然后如大梦初醒似地说：
“真倒霉。告诉你那公山羊父亲，我答应他的请求。”
“如果您愿意，我这就去取钥匙。”劳拉说。
参议员拦住她。
“忘记那把钥匙吧，陪我睡一会儿。人在孤独时，总是希望能有人陪伴着，消磨这漫漫长夜。”
劳拉把他的头放在自己的肩上，眼睛盯着那支玫瑰花。参议员搂着她的腰，把脸藏在她那散发着野兽气味的腋下，向自己的意志妥协了。六个月十一天后，由于劳拉这件丑闻被揭发，他的竞选失败，遭到人们啐弃。最后痛哭着死在劳拉的怀抱里。
韩水军 译
               马尔克斯一些对话
　　
《番石榴飘香》。马尔克斯在谈话录中说，精选素材有可能提炼出番石榴的香味。这是一个极富拉丁美洲特殊的比喻：番石榴是拉丁美洲一常绿灌木，其果实程球形或卵形，香味浓郁，可供鲜实或制果汁、果冻、果酱。文学作品亦然，只有经过加工，文学素材才能成为艺术品。
马尔克斯17岁那年，有一天晚上，他带着从同学处借来的《变形记》回到了坐落在市中心他下榻的穷酸的学生宿舍。他脱去上衣，脱下皮鞋，钻进被窝，打开书，就读了起来：“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莎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马尔克斯看到这句话时浑身哆嗦了一下。
“他娘的，”他想，“原来还可以这么干哪。”
马尔克斯说，自己的母亲能够轻而易举地识别出他小说中的人物，“她一面读我的作品，一面就会非常本能地剔除添加的部件，辨认出我借以塑造人物的那根最原始、最基本的椎骨。有时候，她读着读着，就会听到她说：‘啊呀，我可怜的大兄弟，你怎么在这儿呀？一副娘娘腔！”
“作家永远是孤军奋战的。是啊，这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谁也无法帮助一个人写他正在写的东西。”
门多萨：你认为，最理想的写作环境是在什么地方？
马：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上午在一个荒岛，晚上在一个大城市。上午，我需要安静；晚上，我得喝点儿酒，跟至亲好友聊聊天。我总感到，必须跟街头巷尾的人们保持联系，及时了解当前情况。我这里所说的和威廉·福克纳是一致的。他说，作家最完美的家是妓院，上午寂静无声，入夜欢声笑语。 ” “我认为，小说是用密码写就的现实，是对世界的揣度。”
“有一次，我想起了外祖母，突然发现我自己并没有创造出什么新奇的玩意儿，只是简单地在那里抓住和重复了一个充满了预兆、民间疗法、先兆症状、迷信的世界，也可以说是一个极富我们自己特色的、极富拉丁美洲特色的世界。你不妨想想吧，咱们国家有的人只要在牛身边念几句经，就能够从牛耳朵里掏出虫子来。拉丁美洲的日常生活充满了诸如此类的奇特事情。因此，促使我写成《百年孤独》的，仅仅是由于我发现并观察了现实，我们拉丁美洲的现实。”
“马：加勒比的历史充满了魔幻色彩。我熟悉他的每一个岛屿，那儿有肤色像蜜糖那样金黄、眼睛碧绿、头扎黄色围巾的黑白混血种女人；有混杂着印第安人血统的、洗衣服和卖护身符的华人；有从他们所经营的象牙商店里出来到马路当中拉屎的印度人；还有尘土飞扬、酷热难挡的小镇，那儿一边是不堪旋风吹刮的小屋，一边矗立着装有防光玻璃的摩天大楼；那里还有七种色彩的大海、得了，我一说起加勒比就没个完。它不仅是一个教会我写作的世界，也是我不感到自己是异国人的唯一地方。”
门：《百年孤独》的成功是否使你非常兴奋？
马：是的，非常兴奋。
门：但是你对发现这个秘密并不感兴趣？
马：是的，我也不想知道。我认为，如果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我的一本只写给几个朋友看看的书会像热香肠一样到处出售，那将是很危险的。”
“他全部作品的题材并非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它植根于他自己的生活。孤独的怪影始终追随着他，追随着流落在阿拉卡塔卡他外祖父家里的那个小男孩，追随着坐无轨电车打发凄凉的星期天的穷学生，追随着在巴兰基利亚蹩脚的旅馆下榻的青年作家，追随着如今世界闻名的文学家。这个怪影现在仍然紧随在他的左右，即使在他因名扬天下而高朋满座在圆顶建筑度过的那些夜晚。他赢得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打败了的那三十二场战争。但是，永远地代表着布恩地亚家族的，恰恰责无旁贷地正是作家本人。”
门：咱们再来谈谈你的兴趣爱好吧，就按照妇女杂志的办法进行，好不好？如果按照人们像美女皇后提问那样问你一些事情，一定蛮有趣的。你最爱读的是哪一本书？
马：《俄狄浦斯王》。
门：最喜欢的画家？
马：戈雅。
门：你最感兴趣的历史人物？
马：恺撒大帝，当然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衡量。
门：你最讨厌的历史人物？
马：哥伦布。再说，他还长着一副倒霉相。
门：你最讨厌的日子？
马：星期日。
门：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人所共知的：黄色。但是，确切地说，是哪一种黄色？
马：我曾经确切地描述过：下午三点钟从牙买加眺望到的加勒比海的那种黄色。
门：你最喜欢的鸟类？
马：这我也说过，就是桔黄色的鸭子。”
门：在你所认识的人里，谁是举世罕见的人物？
马：我的妻子梅赛德斯。”
门：你希望你的国家有什么样的政府？
马：任何能为穷人谋幸福的政府。你好好想想，有没有道理！”
《礼拜二午睡时刻》
火车刚从震得发颤的橘红色岩石的隧道里开出来，就进入了一望无际、两边对称的香蕉林带。这里空气湿润，海风消失得无影无踪。不时从车窗里吹进一股令人窒息得煤烟气。和铁路平行的狭窄的小道上，有几辆牛车拉着一串串碧绿的香蕉。铁路的另一边是光秃秃的空地，那里有装着电风扇的办公室、红砖盖的兵营和一些住宅，住宅的阳台掩映在沾满尘土的棕榈树和玫瑰丛之间，阳台上摆着乳白色的椅子和小桌子。这时候正是上午十一点，天气还不太热。
　　“你最好把车窗关上，”一个女人说。“要不，你会弄得满头都是煤灰的。”
　　小女孩想把窗子关上，可是车窗锈住了，怎幺也拽不动。
　　她们是这节简陋的三等车厢里仅有的两名乘客。机车的煤烟不停地吹进窗子来。小姑娘换了个座位。她把她们随身带的东西——一个塑料食品袋和一束用报纸裹着的鲜花——放在靠窗口的座位上。她离开车窗，坐到对面的位子上，和妈妈正好脸对脸。母女二人都穿著褴褛的丧服。
　　小姑娘十二岁，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那位妇女眼皮上青筋暴露，身材矮小孱弱，身上没有一点儿线条，穿的衣服像件法袍。要说她是小姑娘的妈妈，她显得太老了一些。在整个旅途中，她一直是直挺挺地背靠着椅子，两手按着膝盖上的一个漆皮剥落的皮包。她脸上露出那种安贫若素的人惯有的镇定安详的神情。
　　十二点，天气热起来了。火车在一个荒凉的车站上停了十分钟，加足了水。车厢外面的香蕉林里笼罩着一片神秘的静谧，树荫下显得十分洁净。然而，凝滞在车厢里的空气却发出一股没有硝过的臭皮子味。火车慢腾腾地行驶着。又在两个一模一样的镇上停了两次，镇上的木头房子都涂着鲜艳的颜色。那位妇女低着头，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小姑娘脱掉鞋子，然后到卫生间去，把那束枯萎的鲜花浸在水里。
　　小姑娘回来的时候，妈妈正在等她吃饭。妈妈递给她一片奶酪、半个玉米饼和几块甜饼干，又从塑料袋里给自己拿出来一份。吃饭的时候，火车徐徐穿过一座铁桥，又经过了一个镇子。这个镇子也和前两个镇子一模一样，只是在镇子的广场麇集着一群人。在炎炎的烈日下，乐队正在演奏一支欢快的曲子。镇子的另一端，是一片贫瘠龟裂的土地。这里再也看不到香蕉林了。
　　那位妇女停下来不吃了。
　　“把鞋穿上！”她对小女孩说。
　　小姑娘向窗外张望了一下。映入她眼帘的还是那片荒凉的旷野。从这里起，火车又开始加快速度。她把剩下的饼干塞进袋子里，连忙穿上鞋。妈妈递给她一把梳子。
　　“梳梳头！”妈妈说。
　　小姑娘正在梳头的时候，火车的汽笛响了。那个女人擦干脖子上的汗水，又用手抹去脸上的油污。小姑娘刚梳完头，火车已经开进一个镇子。这个镇子比前面几个要大一些，然而也更凄凉。
　　“你要是还有什幺事，现在赶快做好！”女人说。“往后就是渴死了，你也别喝水。尤其不许哭。”
　　女孩子点点头。窗外吹进一股又干又热的风，夹带着火车的汽笛声和破旧车厢的哐当哐当声。女人把装着吃剩下来的食物的塑料袋卷起来，放进皮包里。这时候，从车窗里已经可以望见这个小镇的全貌。这是八月的一个礼拜二，小镇上阳光灿烂。小女孩用湿漉漉的报纸把鲜花包好，稍微离开窗子远一些，目不转睛地瞅着母亲。她母亲也用慈祥的目光看了她一眼。汽笛响过后，火车减低了速度。不一会儿就停了下来。
　　车站上空无一人。在大街对面杏树荫下的便道上，只有弹子房还开着门。小镇热得像个蒸笼。母女俩下了车，走过荒凉的车站，车站地上墁的花砖已经被野草挤得开始裂开。她俩横穿过马路，走到树荫下的便道上。
　　快两点了。在这个时候，镇上的居民都困乏得睡午觉去了。从十一点起，商店、公共机关、学校就关了门，要等到将近四点钟火车返回的时候才开门。只有车站对面的旅店和旅店附设的酒馆和弹子房以及广场一边的电话局还在营业。这里的房子大多是按照香蕉公司的式样盖的，门从里面关，百叶窗开得很低。有些住房里面太热，居民就在院子里吃午饭。还有些人把凳子靠在杏树荫下，坐在街上睡午觉。

　　母女俩沿着杏树荫悄悄地走进小镇，尽量不去惊扰别人的午睡。她们径直朝神父家走去。母亲用手指甲敲了敲纱门，等了一会儿又去叫门。屋子里电风扇嗡嗡作响，听不见脚步声。又过了一会儿，只听见大门轻轻地吱扭一声，在离纱门不远的地方有人细声慢语地问：“谁啊？”母亲透过纱门朝里张望了一眼，想看看是谁。
　　“我要找神父，”她说。
　　“神父在睡觉呢！”
　　“我有急事，”妇女固执地说。
　　她的声调很平静，又很执拗。
　　大门悄悄地打开了一条缝，一个又矮又胖的中年妇女探身出来。她肤色苍白，头发是铁青色的，戴着一副厚厚的眼睛，眼睛显得特别小。
　　“请进来吧！”她一面说着，一面把门打开。她们走进一间花香袭人的客厅。开门的那个妇女把她们引到一条木头长椅前，用手指了指，让她们坐下。小女孩坐了下去，她母亲愣愣地站在那里，两只手紧紧抓住皮包。除了电风扇的嗡嗡声外，听不到一点其他的声音。开门的那位妇女从客厅深处的门里走出来。
　　“他叫你们三点钟以后再来，”她把声音压得低低地说。“他才躺下五分钟。”
　　“火车三点半就要开了，”母亲说。
　　她的回答很简短，口气很坚决，不过声音还是那么温和，流露出各种各样的复杂感情。开门的女人第一次露出笑容。
　　“那好吧！”她说。
　　客厅深入的门又关上的时候，来访的女人坐到她女儿身边。这间窄小的客厅虽然简陋，但是很整洁。一道木栏杆把屋子隔成两半儿。栏杆里边有一张简朴的办公桌，上面铺着一块用胶布做的桌布。桌上有一台老式的打字机，旁边放着一瓶花。桌子后面是教区的档案。看得出这间办公室是一位单身妇女给收拾的。
　　房间深处的门开了。神父用手帕揩拭着眼睛，从里面走出来。他一戴上眼睛，马上可以看出他是那位开门的妇女的哥哥。
　　“你有什么事？”他问。
　　“我要借用一下公墓的钥匙。”女人说。
　　女孩子坐在那里，把那束鲜花放在膝盖上，两只脚交叉着伸在椅子底下。神父瞅了女孩一眼，又看了看那个女人，然后又透过纱窗望了望万里无云的明朗的天空。
　　“天太热了，”他说。“你们可以等到太阳落山嘛！”
　　女人默默地摇了摇头。神父从栏杆里面走出来，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皮面笔记本、一支蘸水钢笔和一瓶墨水，然后坐在桌子旁边。他的头已经谢顶了，两手却是毛茸茸的。
　　“你们想去看哪一座墓？”他问道。
　　“卡络斯·森特诺的墓。”女人回答说。
　　“谁？”
　　“卡络斯·森特诺。”女人重复了一遍。
　　神父还是听不明白。
　　“就是上礼拜在这儿被人打死的那个小偷，”女人不动声色地说，“我是他母亲。”
　　神父打量了她一眼。那个女人忍住悲痛，两眼直直地盯住神父。神父的脸刷地一下子红了。他低下头，准备填一张表。一边填表一边询问那个女人地姓名、住址等情况，她毫不迟疑地、详尽准确地做了回答，仿佛是在念一份写好的材料。神父头上开始冒汗了。女孩子解开左脚上的鞋扣，把鞋褪下一半，用脚后跟踩在鞋后帮上。然后把右脚的鞋扣解开，也用脚趿拉着鞋。
　　事情发生在上礼拜一临晨三点钟，离开这里几条街的地方。寡妇雷薇卡太太孤身一人住在一所堆满东西的房子里。那一天，在细雨的淅沥声中雷薇卡太太听见有人从外边撬临街的门。她慌忙起来，摸着黑从衣箱里拿出一支老式手枪。这支枪自从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那时候起就没有人用过。雷薇卡太太没有开灯，就朝大厅走去。她不是凭门锁的响声来辨认方向的。二十八年的独身生活在她身上产生的恐惧感使她不但能够想象出门在哪里，而且能够准确地知道门锁的高度。她两手举起枪，闭上眼睛，猛一扣扳机。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打枪。枪响之后，周围立刻又寂然无声了，只有细雨落在锌皮屋顶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她随即听到在门廊的水泥地上响起了金属的碰击声和一个低哑的、有气无力的、极度疲惫的呻吟声：“哎呦，我的妈！”清晨，在雷薇卡太太家的门前倒卧着一具男尸。死者的鼻子被打得粉碎，他穿着一件花条的法兰绒上衣，一条普通的裤子，腰中没有系皮带，而是系着一根麻绳，光着脚。镇上没有人认识他是谁。
“这么说他叫卡络斯·森特诺。”神父填完表，嘴里咕咕哝哝地说。
　　“卡络斯·森特诺，”那个女人说，“是我的独生子。”
　　神父又走到柜子跟前。在柜子里钉子上挂着两把大钥匙，上面长满了锈。在小女孩的想象中公墓的钥匙就是这个样子；女孩子的妈妈在小的时候也这么想过。神父本人大概也曾经设想过圣彼得的钥匙就是这么个样子。神父把钥匙摘下来，放在栏杆上那本打开的笔记本上，用食指指着写了字的那一页上的一处地方，眼睛瞧着那个女人，说：
　　“在这儿签个字吧！”
　　女人把皮包夹在腋下，胡乱地签上了自己地名字。小姑娘拿起鲜花，趿拉着鞋走到栏杆前，两眼凝视着妈妈。
　　神父吁了一口气。
　　“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引上正道吗？”
　　女人签字回答说：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神父看看那个女人，又看看那个孩子。看到她们根本没有要哭的意思，感到颇为惊异。那个女人还是神色自如的继续说：
　　“我告诉过他不要偷人家的东西吃，他很听我的话。过去他当拳击手，有时候叫人打得三天起不来床。”
　　“他没有办法，把牙全部拔掉了。”女孩子插嘴说。
　　“是的，”母亲证实说，“那时候，我每吃一口饭，都好像看到礼拜六晚上她们打我儿子时的那个样子。”
　　“哎！上帝的意志是难以捉摸的，”神父说。
　　神父本人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一则是因为人生经验已经多少把他变成一个怀疑主义者了，再则是因为天气实在太热。神父叮嘱她们把头包好，免得中暑。他连连打着哈欠，几乎就要睡着了。他睡意朦胧地指点母女俩怎样才能找到卡络斯·森特诺的墓地。还说回来的时候不要叫门，把钥匙从门缝下塞进来就行了。要是对教堂有什么施舍，也放在那里。那个女人注意地谛听着神父的讲话，然后向他道了谢，脸上没有丝毫的笑容。
　　在临街的大门打开之前，神父就觉察到有人把鼻子贴在纱门上往里瞧。那是一群孩子。大门敞开后，孩子们立刻一哄而散。在这个钟点，大街上通常是没有人的。可是现在不光是孩子们在街上，在杏树下面还聚集着一群群的大人。神父一看大街上乱哄哄的反常样子，心里顿时就明白了。他悄悄地把大门关上。
　　“等一会儿走吧，”他说。说话的时候，他没有看那个女人。
　　神父的妹妹从里面的门里出来。她在睡衣外面又披上了一件黑色的上衣，头发散披在肩上。她一声不响的瞅了瞅神父。
　　“怎么样？”他问。
　　“人们都知道了。”神父的妹妹喃喃地说。
　　“那最好还是从院子的门出去。”神父说。
　　“那也一样，”他妹妹说，“窗子外面净是人！”
　　直到这个时候，那个女人好像还布知道出了什么事。她透过纱门朝大街上看了看，然后从小女孩的手里把鲜花夺过去，就向大门走去。女孩子跟在她的后面。
　　“等到太阳落山再去吧！”神父说。
　　“会把你们晒坏的，”神父的妹妹在客厅深处一动也不动地说。“等一等，我借给你们一把阳伞。”
　　“谢谢！”那个妇女回答说。“我们这样很好。”
　　她挽着小姑娘的手朝大街走去。

               《最漂亮的溺水者》

马尔克斯/文 韩水军 赵绍天/译

　　海面上渐渐漂过来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先发现的孩子们炫耀地说那是一艘敌船。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发现那件漂浮物上没有挂旗帜，也没有桅杆，于是又认为是一条鲸鱼。一直到它漂到岸边，他们从它身上取下那些黑乎乎的马尾藻、水母和遇难船只的碎片后，才发现是一个淹死的人。
　　孩子们跟这个尸体玩了整整一个下午，他们在沙滩上把他埋好，然后再挖出来，后来被大人看见了，便给村子里报了信。村子里男人把他抬到附近的房子里，抬尸的时候，人们发现这具尸体比所有的死人都庞大，都沉重，重得像一匹马，男人们互相议论着，可能是因为他在水里泡得时间太长了，水都浸到了骨头里的缘故。当他们把他放平在地上时，发现他比所有的男人都高大，这所小房子几乎装不下他，但是他们想可能在某些被淹死的人身上自然生长的机能即使在人死后还继续起作用。他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海水味，皮肤外面粘着一层污泥。
　　不用给他洗脸，就可以断定，他一定是外乡人。这个村子只有十几户人家，分散居住在这个荒凉的海角一边，土地那么少，以致母亲们出门都生怕孩子被风刮到海里去。大海是温柔而又慷慨的，村子里死了人，人们都是从悬崖上把他扔到海里去的。所以当他们在海上遇到这具溺水者的浮尸时，只是相互看看，七条小船上挤满了全村的男人，再也没有多余的位置，因此大家也就没去理会他。
　　当天夜里，男人们没有出海，都到邻近村子去打听是否丢了什么人，女人们留下来守护着那被淹死的人。她们用芦絮擦掉死人身上的污泥，给他整理了那水草一般的头发，用刮鱼鳞的铁器刮掉贴在他身上的脏东西。她们在做这些事情时，发现那些东西都是属于深海里的，他的衣服都已扯碎，好像他曾在满是珊瑚的世界里游历过似的。她们还发现这死者曾是一个很傲慢的人，因为他的脸上没有其他那些在海上淹死的人那种孤独的表情。最后直到她们给他完全擦洗干净了，才发现他是那么漂亮，于是都惊讶地憋住了呼吸。他不仅是她们从没见过的那种最高大、最强健而又最具有男性美的人，而且是连在想象中都不曾见过的男人。
　　在村子里找不到一张那么大的床来停放他，也没有一张那么结实的桌子好用来为他守夜。女人们把村子里身材最高的男人的节日里穿的裤子拿来也穿不进，最肥大的衬衣他也嫌窄，最大的鞋子还是小。女人们都为这短小的服装和他的美不相称而感到难过，于是她们决定用一大块帆布和一件新娘子的粗线衬衫给他做衣服，以保持他死后的尊严。妇女们围坐在一起，一针一线地缝着，不时地望着那具尸体。她们觉得那天夜里连风都反常，加勒比海从未有过这么大的风，妇女们认为这些异常的变化一定与这位死者有关。这些女人们还幻想：如果那漂亮的男人住在这个村子里，他的房子一定有宽大的门；高高的房顶和结实的地板；他睡的床的弹簧垫子一定是用铁螺栓为主要结构做的；他的女人一定是最幸福的。她们想象着：他很权威，要海里的鱼他只需呼唤它们的名字就行了；他是那么热爱劳动，以至于能使最荒凉的石头地里流出水源；他还能在悬崖峭壁上栽种鲜花。她们暗自拿他跟自己的男人比，觉得自己的男人一辈子干的都不及他一夜所干的多，她们内心里都在咒骂自己的男人，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污秽而又没有本事的人。女人们一个个都陷入这些幻想的迷宫中，这时她们当中最老的一个叹口气说道：
　　“他长的多么像埃斯特温。”
　　不错，是很像，大多数人再次看他一眼时都觉得再没有别的名字比这还合适的了。可几个最固执的年轻妇女想给他起名叫劳塔罗，但没有成功。
　　最后麻布不够了，衣服剪裁得不好，穿在他身上显得紧绷绷的，仿佛他体内有一种潜在的力量，把衬衣的扣子都绷掉了。
　　后半夜，大海沉睡了，沙沙的风声听得清清楚楚，周围一片静寂。关于这溺水者的名字的争议最后以命名埃斯特温而告结束。
　　那些给他穿衣服、梳头、剪指甲和修胡子的女人，在把他放倒在地上时都抑制不住难受的心情。她们想到他死后都这么麻烦，活着时他那庞大的身体一定很不幸。她们仿佛看见他活着时进门总是侧着身，头总是撞在门框；到人家里，总是站在那里，摆弄着他那海牛般的玫瑰色的嫩手，不知做什么是好；女主人总是不放心地找一把最结实的椅子，请埃斯特温坐下，可他却靠在墙边，微笑着说：“没关系，夫人，我这样呆着很好。”他每次到人家拜访都总是重复那句话：“没关系，夫人，我这样呆着很好。”他常常怕弄坏椅子而不肯进屋，可人家总是热情地对他说：埃斯特温，你别走，你哪怕等到咖啡烧开了再走也好呀。可后来，这个大傻瓜还是走了，多可爱啊，这个漂亮的傻瓜走了。天快亮时，女人们面对那具尸体，还在想着这些事。后来，当她们用一块手帕为他盖脸，免得阳光打扰他时，见到他是那样永远的安息了，像所有的男人一样，无法抗拒这自然规律的安排，都止不住流下了眼泪。先是她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个女人开始抽泣，其他人强忍着，只是悲伤地叹着气，可到后来，越来越想哭，因为这个被淹死的人越发使她们回想起埃斯特温，这位世界上最无人帮助的可怜人，他是那么温柔，而又助人为乐。
　　最后，当男人们回来说，那个溺水者不是邻村人时，她们在痛哭之余都感到了一种莫名的空虚。
　　“神圣的上帝，他是我们的。”她们哭泣着说。
　　男人们认为这些言过其实的话只不过是女人的轻浮。他们已经被这一夜的寻访搞得筋疲力尽，只想立即处理掉这个额外的累赘。他们找来一些旧帆布，捆成担架，好把这沉重的身体抬到悬崖边上。他们想在他脚腕子上捆上一副商船的铁锚，好让他顺利地沉到海底，这样即使是再大的风浪，也不会再把他漂回海岸了。但是他们越是着急，女人们却越是耽搁时间。她们像正在啄食海滩贝壳的母鸡受了惊吓一样，一些人忙着给死者这儿放上护身符，另一些人忙着给死者在那儿扣上一条导向的带子，七嘴八舌的，这个说：“你取下来，放到这儿。”那一个又说：“你看都快把我挤倒在死人身上了。”这乱糟糟的场面使男人们感到莫名其妙，他们开始抱怨没有必要为一个外乡人搞这么多装饰品，反正在上面带再多的东西，也是喂鲨鱼。女人们并不理会，仍继续往死者身上放那些不值钱的殉葬品，放上去，又取下来，再放上去。男人们嘴里骂着：这里什么时候这样对待过一个漂来的死人，一个素不相识的死人，一堆臭肉。一个女人被这毫无感情的话激怒了，走过去取掉盖在死者脸上的手帕，这下连男人们也都惊呆了。
　　是埃斯特温。男人们二话没说就认为是他。如果对他说这瓦尔特•拉莱，他们也许还会记得他那美国人的口音，肩头上的金刚鹦鹉和打猛兽的火枪。但是这埃斯特温，世界上只能有一位，而现在他正像一条大白鱼一样挺在那里，没穿靴子，套着不合身的裤子，坚硬的指甲只有用刀子才能削动。取下他脸上的手帕，可以看出他的表情很羞愧，似乎在说：长得这么庞大，这么重，又这么漂亮，这并不是我的过错；如果我知道这些会带来这么多麻烦的话，我一定会找一个最秘密的地方去淹死；甚至我还会自己在脖上系一个铁锚，免得在这星期三来打扰别人。他的样子是那么真诚，以至于连那些疑心最重的男人——这些男人夜里在海上总是感到无比的苦恼，担心他们的女人会等他们等得厌烦，梦到他们被淹死了，或别的更可怕的事——也都为埃斯特温真诚的表情而感到震惊。
　　就这样，人们为他举行了他们为一个漂来的死人所能想象到的最隆重的葬礼。有些妇女去邻村找花，把这件事讲给另一些妇女听，她们不相信，也跟来看看。当她们见到那死者后，就又去弄来更多的鲜花，人和花越来越多，挤得几乎无法走路。
　　最后把这可怜人放下水时是人们最难受的时刻。人们选出一位最好的父亲和一位最好的母亲来充当他的父母，还为他选出兄弟、叔侄，因此通过他，村子里所有的人相互都成了亲戚。
　　有位海员从远处听到了哭声便迷失了航向，他们不知道又是哪一位被捆上了桅杆，不由得想起古代关于美人鱼的传说。
　　在去海边悬崖陡峭的山路上，人们争着抬那死者，面对着他们这华丽而又漂亮的死人，男女村民们第一次发现村里的街道已经坏得坎坷不平，他们的院落已经荒芜，而且是那么狭窄。
　　他们没有给他捆铁锚，为的是如果他想回来时，就回来。在把那具尸体抛下深渊以前的片刻间，所有的人都憋住呼吸。他们不需要相互去看，就知道彼此都不是完美的，永远也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他们也知道，从那以后一切都将不同，他们的房子将安上更宽大的门，更高的房顶，更坚固的地板，为了让埃斯特温可以到处走而不撞门框，为了将来谁也不敢窃窃私语地说什么这个傻瓜已经死了，真遗憾，这个漂亮的傻瓜死了。他们将在房前墙上涂上明快的色彩，借以永远纪念埃斯特温。他们还将凿开岩层，在石头地上挖出水源来，在悬崖峭壁上栽种鲜花，为了在将来每年的春天，让那些大船上的旅客被这海上花园的花香所召唤。连船长也下到甲板上，身穿节日的服装，胸前挎着望远镜，佩带着金星肩章和一排战争中得的奖章，指着这坐落在加勒比海地平线上满是玫瑰花的海角，用十四种语言说道：“你们看那儿，如今风儿是那样平静，太阳是那么明亮，连那些向日葵都不知道此刻该朝哪边转。是的，那儿就是埃斯特温的村子。”

《埃连陆上遇难》

马尔克斯/文 邹海仑/译

1

　　周五，胡安·米格尔·冈萨雷斯到学校接儿子埃连度周末；别人却告诉他，他的前妻伊丽莎白·布罗唐斯，也就是孩子的亲妈，中午就把孩子接走了，而且一直没有送回来。作为生父，胡安·米格尔倒是觉得，这也是情理中事，没有什么不对头的。自从两年前他和伊丽莎白分手，两人就有默契，即每个周末让孩子在父亲这儿住一天，再到母亲家住一天。但是，伊丽莎白的家整个周末都上了锁，而且周一依然如此，于是胡安·米格尔开始紧张起来。他四处打听，方知情况不妙。其实，有关情况在卡丁内斯城早已尽人皆知：伊丽莎白带着埃连去了迈阿密。与之同行的据说还有12个人，他们挤在一条5米半长的铝制小舢板上，进行了这次冒险。舢板上除了一台破马达，没有任何救生工具。
　　那是1999年11月22日。胡安·米格尔4个月后说：“那天是我一生的终结。”他和伊丽莎白离婚后，反倒有过一段比较和谐的时光。他俩彼此关爱，真心相待。这其实挺不正常：他俩依然同居一室，而且是同床共枕，连做梦都一样。两人做夫妻没能生出个孩子来，这下做了情人，没准倒能如愿。尽管别人看来不大可能，但他俩却是这么满心指望的。伊丽莎白虽然常常怀孕，可总是不到四个月就流产。终于，在流产了7次以后，小宝宝出世了。他俩决定给孩子取个不同凡响的名字：埃连（Elian），即伊丽莎白（Elizabet）的前三个字母外加胡安（Juan）的后两个字母。

　　2

　　伊丽莎白是在她整28岁那天带埃连去迈阿密的。她曾在瓦拉德罗的一家宾馆里当客房经理，一向待人宽和、干活卖力。她爸爸说，她14岁那年就爱上了胡安·米格尔·冈萨雷斯，18岁就嫁给了他。“当时我们像亲兄妹，”胡安·米格尔说。他是收银员，是个有头脑的男人，处事冷静、细致。胡安·米格尔和伊丽莎白离婚后，一直与儿子一起住在卡丁内斯（这一事件的几位主人公都生于斯长于斯），直到伊丽莎白爱上了拉萨洛·拉法挨尔·蒙内罗才真正分开。要知道，蒙内罗是附近的一个无赖。不久，胡安·米格尔也另起炉灶，和内尔西·卡迈塔结了婚。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小家伙现在才6个月。
　　胡安·米格尔根本没费多大的劲儿，就打听到了埃连的去向；因为在加勒比这地方，人人都无所不知，就像一位知情者对我说起的那样：“甚至事儿还没发生就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大伙都知道，这次冒险的始作俑者是蒙内罗。为了探路，他少说已经跑了两个来回。此人既胆大又有能耐，这次带往美国的，除了伊丽莎白和她的儿子，还有他的亲生父母和同胞兄弟。他父亲已年过七旬；母亲也年迈多病，前不久刚患过心肌梗塞。拉萨洛的一个同伙干脆把全家都带上了。临行的最后一刻，又有3个人加入进来，原因是他们各交了1000美元的偷渡费。这3人是：22岁的亚利安妮·霍塔，她5岁的小女儿艾丝法妮，以及她女友的丈夫尼瓦尔多·弗拉迪米尔。

　　3

　　在美国领海遇难，幸存者常常都能顺利地被接收为美国移民，这是个屡试不爽的通例。卡丁内斯是个绝好的出发地点：一是它靠近佛罗里达；二是有些海边洞穴有红树林和沼泽地做掩护；再就是这个地方有造小舢板的传统和材料，特别是铝管很丰富，它们通常被用来浇灌柑橘园。其实，本来这些小舢板是为了在附近的扎帕达沼泽和戴尔泰索罗环礁湖上打渔的。听说，蒙内罗为了买马达、造小船，花费了200美元和800古巴比索。结果便是那艘救生艇似的小舢板，上面既没船篷也无座位。3只汽车内胎，权当是全船14个人的救生工具。舢板拥挤，海途遥远，大多数人都预先打了格拉维诺尔，以防晕船。
　　事后得知，他们第一次起航是在11月20日，但未到半途就出了故障，以至于不得不折回。他们在岸上整整藏匿了两天，才将马达修好。可就在这当儿，胡安·米格尔还以为儿子已经到了迈阿密。虽说舢板出现这种情况是头一回，但却足以让亚利安妮·霍塔相信，这对于她的小女儿来说未免太危险了。于是她拿定主意，先让女儿和家人留在古巴，等到日后有更安全的方式或路线时，再把他们接走。也正是这个时候，埃连渐渐意识到这次渡海的凶险，尖声叫着要求把他留下。

　　他们终于在22日黎明时分再次起航出发。后来，幸存者在佛罗里达报刊上陈述，当时海面上风平浪静，可马达的情况却依然糟糕。事故发生后，消息通过越洋电话传到卡丁内斯，让我们知道一些惊心动魄的海难细节。据他们说，22日午夜，马达再次半途而废，无望的男人就把它从小船上拆下来，并把它扔进了汪洋大海，以为这样至少可以减轻一些负荷。谁料想舢板因此而失去了平衡，急速翻向一侧，所有的乘客呼啦一下，统统掉进了大海。这很可能又造成了铝管焊缝破裂，最终使舢板迅速下沉。
　　于是末日来临，所有的人都掉进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地狱的恐怖使他们惊恐万状。不会游泳的老人，坚持不了多久就淹死了。晕船药格拉维诺尔使人昏昏欲睡，肯定也对大多数人起了作用，使他们无法清醒有力地挣扎逃命。亚利安妮和尼瓦尔多侥幸抓住了一个汽车内胎；埃连，可能还有他母亲抓住了另一个。至于第三个内胎的下落，则没有人知道。埃连会游泳，但伊丽莎白不会，她可能是在极度的慌乱和恐惧中放弃求生机会的。“我看着妈妈消失在大海里，”男孩这时候在电话里告诉他父亲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那种情况下，她居然还能想到并不失时机地递给儿子一瓶淡水。不过，那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4

　　尽管胡安·米格尔最初得到的消息并不准确，但他有一种悲剧的预感。他给他的叔叔打了几次电话（叔叔拉萨洛·冈萨雷斯已经在迈阿密生活多年），问是否有偷渡船只或者海难沉船之类的消息。叔叔竟一无所知。终于到了11月25日，也就是星期四的黎明，随着一连串情况的发生，消息传来了。在迈阿密的海滩上，一个渔民发现了一具尸体。后来，人们又发现亚利安妮和尼瓦尔多还活着。再后来，在劳德戴尔堡的海面上，出现了一个小男孩。当时他昏迷不醒，皮肤被太阳严重灼伤，脸朝天横躺在一个轮胎上。这孩子就是埃连，是此次海难的最后一个幸存者。
　　胡安·米格尔听到这个消息后，希望立即听到孩子的声音，只是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11月25日，迈阿密的一位医生给他打来电话，询问孩子的病史。胡安·米格尔欣喜若狂。原来，埃连向医生说出了他父亲的姓名，以及在卡丁内斯的住址和电话。

　　5

　　第二天，胡安·米格尔和埃连通话了。
　　埃连心烦意乱，他告诉父亲，他亲眼看见母亲是怎么淹死的。他还说他弄丢了自己的背包和校服。胡安·米格尔认为这只是孩子神志恍惚的一个征候。于是他安慰儿子说：“不，孩子，你的校服在我这儿，背包也在我这儿，会替你准备好的。”但是，埃连在他母亲家可能还有一个背包，或者他们临时又给他买了一个，所以他临行才没有回家来取。他喜欢学校，而且很想回来上课，这一点几天以后便清楚地表现出来。当时他在电话里告诉他的老师：“请好好照看我的书桌。”

　　6

　　最初的几个电话，就使胡安·米格尔意识到，迈阿密有什么人在破坏他和儿子的通话。
　　“您该知道，从一开始他们就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他告诉我，“有时候，我们正说着话，他们不是冲孩子大声喊叫，就是把电视动画片的声音调到最大音量，再不然就有意在他嘴里放上一块糖果，简直教你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后来，埃连的奶奶和外婆拉奎尔·罗德里格斯和玛塞拉·昆唐特跑到迈阿密，亲身领教了这种策略的折磨。她们对埃连的探望原计划要持续两天，却被人无端地缩短成90分钟，而且不断有人蓄意用五花八门的招数打断他们的交谈。她们说，她们和埃连单独相处的时间不超过一刻钟。她们忧心忡忡地回到了古巴，对孩子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到十分震惊。“这孩子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她们说。孩子变得非常羞怯，这让她们感到很伤心。过去的他曾是那么天真活泼，聪明伶俐，而且有惊人的绘画天分。她们呼吁说：“我们必须救救他！”
　　而在迈阿密，看来没有人在乎这种文化环境的大改变对埃连正在造成什么样的精神伤害，他现在正被迫接受这种改变。12月6日，被软禁在迈阿密的他，举行了6岁生日晚会。他的东道主们给他拍摄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他头戴钢盔，身裹美国国旗，包围着的是各种玩具武器。可就在不久之后，密歇根州一个和他同样年龄的男孩用一把手枪把同班同学给打死了。
　　换句话说，埃连遭遇的真正劫难并非发生在公海上，而是在他踏上美国领土的时候。  

我只想来这儿打电话 

文/马尔克斯 著 朱景冬 译 　 来源：《中外书摘》
一个春雨如注的傍晚，玛丽亚·德·拉·卢斯·塞万提斯驾驶一辆租的小汽车独自往巴塞罗那，在洛斯·蒙内格罗斯荒漠上出了故障。她是一个２７岁的墨西哥女人，美丽而严肃，几年前曾是个小有名气的多才多艺的员。她和一位室内魔术师结婚；在拜访过萨拉戈萨的几位亲戚后，他们将在巴塞会合。在绝望地向冒着大雨奔驰的小汽车和载重汽车打了一个小时的手势后，一辆破旧不堪的公共汽的司机伸出了同情之手，让她上了车。司机提醒她说，他的汽车不去很远的地方。
“没关系，”玛丽亚说，“我只需要打个电话。”
不错，她只需要打个电话，想告诉她丈夫，晚上７点前她到不了。她像一只浑身湿透的小鸟，穿一件学生大衣，一双四月间在海滩上穿的鞋。出了事故后她心慌意乱，竟忘了带汽车的钥匙。一个和司机一道旅行的、模样像军人但性情柔的女人给她一条毛巾和一条毯子，并在身边给她腾了个地方。不等身上衣服完全晾干，玛丽亚就坐下来，披上了毯子。她想燃上一支烟。但是火柴被雨浇湿了。邻座的女乘客替她点上了烟，同时向她要了一支烟。她的烟，干的没有几支了。她们吸烟时，玛丽亚禁不住发泄起心中的不快来，她的声音比哗哗的雨声和汽的隆隆声还高。那个女人把手指放在嘴上打断了她的话。
“她们在睡觉。”低声说。
玛丽亚从肩上往后看了看，发现汽车上坐的全是年龄不同、身份不明的女人，身上都裹着跟她那一条一样的毯子在睡觉。看见她们那么安静，玛丽亚受到感染，也蜷缩在座位上，任凭车外的大雨哗哗作响。等她醒来时，已是夜晚，暴雨也已化为冰冷的夜露。她一点儿也不知道她睡了多长时间，也不清楚她们在界上的什么地方。邻座的女乘客却很警醒。
“我们来到哪儿了？”玛丽亚问她。
“我们到了。”那个女人回答。
公共汽车开进一幢既高大又阴暗的楼前的一座用石块铺砌的院子。那个地方看去就像坐落在一片参天大树林中的一座古老修道院。被院中的一盏灯微微照亮的女乘客们坐在车上一动不动，直到那个军人模样的女人像在幼儿园里一样发出一系列对小学生的命令后她们才下车。她们都是成年人，在昏暗的院子里不慌不忙地移，仿佛梦中的幽灵。最后一个下车的玛丽亚想，她们准是些修女。但是当看见车门下那几个接她们的穿制服的女人时，她就不这么想了。那几个女人把毯子披在她们头上，免得被淋湿，让她们排成纵队，然后不用声音而只用紧急而有节奏的击掌对她们讲话。玛丽亚和坐在她旁边的那个女人道别后想把毯子还给她，但是她叫她用毯子蒙着头穿过院子，把毯子交给看门人。
“这里有电话吗？”玛丽亚问她。
“当然，”那女人说，“门房里会有人告诉你。”
她又向玛丽亚要烟。玛丽亚把湿烟盒里的烟全给了她。“路上会晾干的。”她对她说，那女人站在汽车踏脚板上挥手和她告别，几乎对她道：“祝你幸运。”汽车启动了，没有给她更多时间话别。
玛丽亚向大楼门口跑去。一位女看守用力拍了她一下想拦住她，但是没用，不得不冲她大喊：“我叫你站住！”玛丽亚从毯子底下往外瞧，看见两只冰冷的眼睛和一个无情地指着院子里的队列的食指，她听从了。走到大楼的门廊，她离开队列，去问男看门人电话在哪里。一个女看守拍着她的后背让她归队，同时十分亲切地对她说：“在这儿，美人儿，电在这儿。”
玛丽亚和其他女人顺着阴暗的走廊走去，最后进一间集体宿舍，女看守们收拾了被褥开始分配床铺。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玛丽亚觉得她富有人情味，级别更高，拿着一张名单，一个个查看刚来的女人们缝在女用紧身背心上的纸牌上的名字，进行核对，当她走到玛丽亚面前时，发现她身上没有身份牌，感到奇怪。
“我只想来这儿打电话。”玛丽亚对她说。
她连珠炮似地对她解释说，她的汽车在公路上毁了。她丈夫是节庆活动的魔术师，正在巴塞罗那等她，好在半夜前履行三项诺言。她想告诉他，她不能按时陪他表演了。快７点钟了。１０分钟后他应该离家上路。她担心由于她的耽误，一切安排会被取消。女看守好像很注意听她讲述。
“你叫什么名字？”
玛丽亚把名字告诉了她，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但是她查了好几遍，名单上没有她的名字。她惊慌地问一个女看守那个女人没有说话，只是耸了耸肩。
“我只想来这儿打电话。”玛丽亚说。
“可以，美人儿，”女长官她说，遂以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态度把她领到她的床前，“你要是好好地待在这儿，你可以和任何人打电话。不过，现在不行，得到明天。”
这时，玛丽亚的脑海里产生了一个想法，这使她明白了汽车上的那些女人为什么像在鱼缸底儿上游动一样。实际上，她们是服了镇静药后平静下来的，那幢有着高大的石壁、冰冷的楼梯、光线阴暗大楼实际上是一家精神病医院。想到这儿，她怕极了，随即跑出宿舍，想逃走。但是还没跑到大门口，一个穿着机械师的连衫裤的女看守就猛地一把抓住她将她的胳臂一拧就把她按在了地上。玛丽亚吓瘫了，斜眼望着女看守。


“看在上帝份上，”她说，“我以我去世的母亲的名义起誓，我只想来这儿打电话。”
但是一看到她那副面孔，她就明白了：面对那个穿连衫裤的狂怒的女看守，哀求是徒劳的。由于她力大无比，人称艾库利娜①。她专门负责对付棘手的情。她曾掐死过两个犯人，她那双极熊般的手臂受过稍不小心就会把杀死的技术训练。第一次杀死人，经调查取证，作为意外事件结了案；第二次杀死人，具体案情不明，艾库利娜只受到指责和警告：再杀死人要受到彻底查处一般的说法是，这个出身大家望族的浪女在西班牙好几家精神病院干过一种可疑的职业，造成若干查不清的件。
为了使玛丽亚安静地度过第一夜，女看守不得不给她注射麻醉剂。天亮前，当她被吸烟的欲望催醒时，发现她的手脚被捆在床栏杆上。她大呼小叫，但是没有人来理她。上午，人们不得不把她送往卫生，因为发现她倒在她自己屙的屎尿中失去了知觉。而这时，她丈夫在巴塞罗那连她的下落的一丝线索也还没有找到。
她不清楚过了多久才苏醒过来。不过，那时世界已是一片爱的暖流。一位高大的老人在她床前缓步踱行，脸上带着平静的笑容，以长者的宽宏仁爱之心把生活的幸福还给她，他是精神病院院长。
在对他说话之前，玛丽亚都没有问候他一声，却先向他要一支烟。他把烟点上，递给她，然后把几乎一满盒烟送给了她。
“趁着这个机会你痛快地哭一场鄙，”院长用困倦的声调对她说，“眼泪是最有效的药。”
玛丽亚不顾一切大哭起来，好像在爱之后的厌烦中她从没有能在她萍水相逢的情人们面前这样哭过似的。院长一边听她哭，一边用手指为她理头发，给她把枕头摆好，好让她的呼吸顺畅些，然后以她来没有梦想过的学识和柔情把她领进他那模糊不清的迷宫。这是她生来第一次奇迹般地得到一个男人的理解，而这个男人用整个心灵听她哭泣，却不想得到跟她觉的报。过了长长的一个小时后，她翻肠倒肚地哭够了，才求他答应她跟丈夫通电话。
院长以他的身份赋予他的全部庄严的表情站起身。“还不行，美人儿，”他说，同时亲切地轻轻拍了拍她的面颊，这种慈爱她从来没有感受到过，“什么事情都是到时候才能做。”他从门对她表示了祝福，随后永远消失了。
“相信我吧。”他临走前说。
当天下午，玛丽亚就以一个顺序号和一番关于其出身的秘密和身份的疑问的简单解释被登记进了收容院。她名字旁边有院长亲写的评语：“此人容易激动。”
正如玛丽亚预料的那样，她丈夫离开奥尔塔区他那一套朴素的楼房后，离履行三项诺言的时间晚到了半小时，在两相情愿自由结合的近两年间，她这是第一次没有准时到达。考虑到那个周末外省那场破坏性的凶猛的大雨，对妻子的迟到是理解的，在离家之前，他写了一张纸条钉在门上，上面写着他晚上的旅行路线。
在第一次欢乐聚会上，所有的孩子都化装成大袋鼠，他放弃了表演钓鱼的重要魔术，因为没有玛丽亚的协助他是演不成的。第二次表演是在一位坐在轮椅上的９３岁的老妇人家里进行的，在迄今为止的３０个诞辰中，她每年都郑重地请一位不同的魔术师来表演。对玛丽亚的耽误，他非常沮丧，表演最简单的魔术他都不能集中精神。第三项活动在朗布拉斯大街一家音乐咖啡馆里进行（每晚不误），他在那里无精打采地为一个法国旅游团表演。他们不相信看到的一切，因为他们拒不相信魔术。每次表演后，他都要往家里打电话，失望地等待玛丽亚的回答。在最一次表演中，他再也控制不住担心发生某种不幸的忧虑心情。
当他坐着为公共演出而改装的轻型载重汽车回家时，他到恩惠林荫大道上的棕榈树上闪着春天的灿烂阳光，悲哀地想到这座城市没有了玛丽会怎么样，不禁浑身一颤。而当他看到他留的字条还在门上钉着时，最后一线希望便破灭了。他的心境坏极了，连他养的猫也忘了喂。
直到现在写这个人的故事时我才意识到，我一直不知道他究竟叫什么，因为在巴塞罗那我们只知道他的艺名：魔术师萨图诺。此人性情古怪，在社会交际方面呆若木鸡，但是他所需要的精明和风趣在玛丽亚身上却绰绰有余。是她牵着他的手生活在这个有着巨大奥秘的结合体①中。在这座城里，半夜以后谁也不会想到给谁打电话寻找自己的女人。可是萨图诺刚刚到来时就这么做过，他不愿意回想这件事，所以那天夜里他不得不向萨拉戈萨打电话，那有一位半睡不醒的老奶奶不慌不忙回答他说，玛丽亚吃完午饭就动身了。他睡了不过一小时天就亮了。他做了一个乱七八糟的梦，梦见玛丽亚穿着一件褴褛不堪的新婚礼服，身上溅满了血。他惊恐地醒来，确信玛丽亚又把他孤单单地抛下了，现在永远把他抛在了没有了她的广漠的世界上了。
在最近的五年中，她曾经三次这样对待三个不同的男人，其中包括他，在相识个月后，她把他抛在了墨西哥城，那时他们在安苏雷斯移民区一个佣人的房间里爱得发疯，幸福得命。在经过一夜的不可告人的纵欲之后，一天早晨，玛丽亚没在家里醒来。她把属于她的一切东西，包括她前次的结婚戒指和一封信，都留给了他。信上说，她忍受不了那种毫无节制的爱和折磨。萨图诺认为，她准是回到她第一个丈夫那里去了那是她的一位中学同学，她不到年龄就偷偷地跟他结了。过了两年没有爱情的生活后，她又为了另一个男人而抛了他，不过，她并没有去找她的第一个丈夫，而是回娘家去了。他不惜代价去她娘家找她。他毫无条件地恳求她，对她作的保证远远超过了他下决心做到的界限。但是他所碰到的却是一种不改变的决定。“爱情有长有短。”她对他说。末了她恩断义绝地说：“我们的爱情是短命的。”面对她的绝情，他无可奈何，只好罢。但是在万圣节的某个清早，事情几乎过去一年之后他回到他那间孤单的房间时，却看到她戴着柑橘花冠状头饰，拖着泡泡纱新婚礼服的长尾巴，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玛丽亚把实情告诉了他。她的新未婚夫是个鳏夫，无儿无女，对待生活坚决果断，决定去天主教堂举行结婚仪式，和她结为百年之好。他叫她穿上礼服，在祭坛前等他，他父母决定，无论如何也要举行庆祝活动。她参加了娱乐，跟随马利亚奇乐曲唱歌、跳舞，喝得醉乎乎，在强烈的悔恨心情支配下，便三更半夜来找萨图诺了。
萨图诺不在家，但是她在走廊的花盆里找到了钥匙，因为他们常把钥匙藏在那里。这一次，该她向他无条件地屈服了。“从现在起你还想离开我吗？”他问她。她用维尼修斯·德·莫朗埃斯的一句诗作了回答：“爱情只要还存在，它就会永恒不衰”两年之后，他们的爱情依然永恒不衰。
看来玛丽亚是成熟。她放弃了当演员的梦想，把身心都献给了他，无论是职业上还是在床上。前一年底，他们参加了在佩皮尼昂举行的魔术师代表大会，回来的途中去了巴塞罗那。那里的观众非常喜欢他们的表演，结果他们竟在那里逗留了８个月，一切都很顺利，他们在典型的卡塔兰人居民区奥尔塔买了一套楼房，环境虽然喧嘈杂，也没有人看门，但是房间宽绰，五个孩子住也绰绰有余，直到她租了一辆小汽车去萨拉戈萨的那个周末，他们过得再幸福不过了。她去萨拉戈萨探亲，答应星期一晚上７点回来。但是直至期四天亮还没有得到她活在世上消息。
到了下星期一，出租汽车公司给他家打电话，寻找玛丽亚。“我一无所知，”萨图诺说，“你们去萨拉戈萨找她吧。”他放下了电话。过了一个星期，一名城市警察来到他家，告诉他：有人在卡迪斯省一座离玛丽亚停汽车的地方９０公里的峭壁下发现了那辆汽车，汽车只剩下车架子了。警察想了解一下玛丽亚否更清楚这起盗车案的情况。萨图诺还在喂他的猫，几乎没有看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别浪费时间了，他妻子是从家里逃走的，他不知道她跟谁逃走的，也不知道他们逃到哪里去了。他是那么确信无疑，警察觉得没趣儿，只好请他原谅他提的那些问题。此案就此了结。
怀疑玛丽再次逃走的念头驱使萨图诺前往卡达克斯的斯亏·弗洛里达。罗莎·雷加斯曾请他们去那里乘帆船航行。他们在佛朗哥统治的末期“杰出的左翼人士”经常出入的拥挤而简陋的“马里丁姆”酒吧里，坐在一张铁桌子周围的铁椅子上。那桌子本来只能坐６个人，却坐了他们２０个人，在吸完了那天的第二包烟后，玛丽亚就没有火柴了。一条布满男性汗毛、戴着一只罗马铜手镯的瘦胳臂拨开桌边的人群，给她点烟。她向表示了谢意，但没有去看那是谁。不过，魔术师萨图诺看到了他。那是一个青年，骨瘦如柴，未留胡须，面色像死人一般白，背后拖着一条达到腰部的乌黑的马巴。酒吧的玻璃窗勉强抵挡着春天狂怒的北风，但是他却穿一套出门穿的粗棉布睡衣裤和一双农夫穿的系带凉鞋。
直到秋末才有人在小巴塞罗那海贝餐馆看到他。他仍然穿着那身普通的印花布衣服，背后不是马尾巴而是一条长辫子。萨图诺像见到老朋友一样向他们打招呼。从那个青年吻玛丽亚的方式和玛丽亚回吻他的方式上，萨图诺像受到电击一样怀疑他们在偷偷地幽会。几天后他偶然在《家庭生活指南》上看到玛丽亚写的一个新人名和电话号码。无情的忌妒之火使他明白了那个家伙是谁。闯入者的登记卡终于使他的面目暴露无遗：他２２，有钱人家的独生子，流行玻璃柜装饰师，具有两性人和受雇充当已婚夫人们的抚慰者的臭名声。但是，萨图诺不得不忍受到玛丽亚不回家的那个夜晚。于是，他开始每天打电话找那个青年，最初从晚上６点到第二天黎明每过两三个小时打一次，后来，只要手边碰到电话他就打，由于没有人接电话，他的心情越发痛苦了。
到了第四天，一个只为了打扫卫生才去那人家的安达鲁西妇女接了他的电话。她说：“少爷走了。”她回答含含糊糊，足以让他发疯。萨图诺忍不住问她：“玛亚小姐是不是偶然住在那里？”
“我们这儿没住过什么叫玛丽亚的，”那个妇女告诉他，“少爷是单身汉。”
“我知道，”他对她说，“她不住在那里。不过，她有时到那里去，对吗？”
那个妇女生气了。
“妈的，你到底是谁呀？”
萨诺放下了电话，他觉得那个女人的否认进一步证明：对他来说，事情不只是一种怀疑，而是确信无疑了。他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在后来几天里，他按照字母顺序给巴塞罗那所有的熟人打了电话。谁也不向他提供有关情况。但是每打一次电话，他的不幸就增加一分。因为在“杰出的左翼”中的顽固的熬夜者中，他那种发疯的忌妒情绪已无人不晓总在电话上跟他开玩笑，这使他感到难受。只在这时他才明白在那个美丽的，却是神经错乱、不可捉摸、永不会幸福的城市里他是何等的孤单。大清早，在喂完了猫之后，他用力压着胸口免得死去。他决心把玛丽亚忘记。
两个月过去了，玛丽亚还不习惯精神病院的生活。她用拴在粗木长桌上的餐具勉强吃几口狱中的份饭活命，眼睛盯着那位支配着阴暗的中世纪餐厅的佛朗西斯·佛朗哥将军的石版画像。最初，她不理会教会规定的祈祷时间及其愚蠢的惯常活动：早祷、赞祷、夕祷和占用大部分时间的教会的其它日课。她拒绝在娱乐的院子里打球，拒绝在一伙女患者以疯狂的热情管理的假花作坊里工作。是从第三个星期开始，她渐渐适应了修道院的生活。大夫说，总而言之，她们都是这么开始的，迟早会成为精神病院的一员。
没有烟吸的问题，头些日子是通过一位女看守以金首饰的高价卖给她香烟解决的，现在把仅有的一点点钱花完后，烟瘾又来折她了。后来她只好借某些女患者用在垃圾堆上捡来的烟头卷的报纸来过瘾，因为她的烟瘾强烈得如同打电话一般急迫。后来她依靠做假花挣的一点点钱只能使她得到短暂的满足。
最难熬的还是孤独的夜晚。许多女患者跟她一样在昏暗中睁着眼，但是什么也不敢做，因为值夜班的女看守仍然守着用锁和锁链拴住的大门。但是一天夜里，玛丽亚痛苦难忍，于是用邻床的女伴听得见的声音问道：
“我们这是在哪儿呀？”
女伴用严肃而清楚的声音回答：
“在十八层地狱里。”
“据说这地方是摩尔人住的地方，”另一个远些的声音说，那声音在宿舍里回荡，“这大概是真的，因为在夏天有月亮的时候，可以听见一些狗对着大海狂吠。”
这时传来链条滑过金属环的声音，那声音仿佛苦役船抛锚的哗啦声。房门开了。看门的女人，在短暂的寂静中惟一像是活着的人，开始在宿舍里从一端踱到另一端。玛丽亚吃了一惊，只有她自己知道为什么这样。
从她来到精神病院第一个星期起，夜间值班的女看守就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她陪她睡在值班室里。她用商谈具体生意的口吻说：她愿意用香烟、巧克力等等东西换取她的爱。“你可以得到一切。”她用颤抖的声音说，“你会成为美女。”面对玛丽亚的拒绝女看守改变了方式。她把示爱的字条塞在玛丽亚的枕头底下，装在她的白色长工作服口袋里，放在她想不到的地方，那些字条是一种能够让石头发抖的不顾廉耻的催促形式。看来，一个多月以前，宿舍里发生那桩意外事件的晚上，在失败面前她就感到无可奈何了。
当她确信所有的女患者都已睡熟了的时候，女看守便走到玛丽亚的床前，一边吻她的面颊、因恐惧而绷紧的脖子、僵直的胳和酥软无力的双腿，一边在她的耳边低声说着种种淫秽的言语。最后，也许她认为玛丽亚的瘫软并非由于恐而是由于满足，便得寸进尺，越发放纵。玛丽亚于是反手给她一耳光，她一个趔趄撞在了旁边的床上，在患者们的哄笑和叫喊声中，女看守恼羞成怒地爬了起来。
“婊子养的！”她叫道，“我们会一起烂在这个臭猪圈里，到头来你会为我发疯的。”
６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夏天不声不响地突然到来了。必须采取一些紧急措施，因为感到闷热的女患者们在听弥撒时开始脱掉哔叽长袍。玛丽亚漫不经心地观看患者们打球，女看守们在中殿里像瞎眼的母鸡一乱跑，在混乱中，玛丽亚竭力躲避着意外的碰撞，却不知怎么闯进了一个空荡荡的办公室，那里有一部电话不停地响着哀求似的铃声。玛丽亚不假思索地接了电话，听见一个遥远的、笑嘻嘻的声音，那个声音开心地模仿电话局报时的语调说：
“现在是４点９２分１０７秒。”
“女人气的家伙。”玛丽亚说。
她漫不经心地放下了电话。准备离开时，她突然想到差点错过一次难得的良机。于是她拨了个号码，心情紧张，动作急促，她不敢肯定拨的是不是她家的号码，她等待着，心房激烈地跳动，她听见了她所熟悉的电话铃发出的渴求的、悲哀的声音，响了一次，两次，三次，她终于听到了她亲爱的丈夫在没有她的家中的回答声。
“喂？”
她必须等着由于哭泣而造成的喉咙的梗塞消失后才能讲话。
“亲爱的，我的宝贝。”她叹口气。
她禁不住哭起来。电话线的另一端一阵可怕的寂静。燃烧着忌妒的声吐出了这句话
“婊子！”
他啪一声把电话挂上了。
那天晚上，玛丽亚在一次疯狂的发作中把挂在餐厅的最高统帅的石版画像摘下来，用全身的力气把它冲着花园的玻璃窗扔去，随即倒在血里。即使如此，她仍然狂怒地拳打脚踢那几个企图制服她却无济于事的女看守，直到看见艾库利娜抱着双臂站在门口望着她，她才住手。她屈服了。但是她还是被拖到发疯的精神病患者的病房里，用冰冷的水龙带浇她，还在她腿上注射了松节油。由于双腿肿胀，玛丽亚寸步难行，她意识到，只要能逃出那座地狱，世界上的任何办法都可以尝试。第二个星期，在回到普通宿舍后，玛丽亚悄悄地爬起来，去敲夜班女看守的房门。
玛丽亚事先提出的代价是要求女看守为她丈夫送一封信。女看守答应了，但是这笔交易必须严格保守秘密。她还用食指狠狠地指着她说：
“要是让人知道了，我就杀死你！”
这样，到了下个星期六，魔术师萨图诺便开着庆祝玛丽亚归来用的马戏团的车去了疯人院。院长在他那间像战舰一般洁净而整齐的办公室里亲自接待了他，亲切地向他报告了玛丽亚的状况。谁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她是怎样来的，何时来的，因为她进该院的第一份材料是跟她谈话时口述的登记卡。那一天进行的调查毫无结果。不管怎样，院长最想知道的是萨图诺如何得知他妻子的下落的。萨图诺守口如，保护了那位女看守。
“是汽车保险公司的人告诉我的。”他说。
院长满意地点了点头。“不知道保险公司是如何知道这一切的。”他说。他瞥了一眼他放在他那禁欲主义者的写字台上的文件，最后说：惟一确实的是她的病的严重性。如果萨图诺为他的妻子着想而答应不超越院长限定的行为的话，院长可以允许他去看她。特别是在他对待她的方式上，决不能让她那种越来越频繁和危险的暴怒复发。
“怪了，”萨图诺说，“她一向就很坚强，自制能力也不弱。”
大夫打了个无所不知的手势。“有些行为多年间处于潜伏状态，总有一天会爆发，”他说，“不管怎样，她来到这儿还是幸运的，在需要严厉对待的时候我们是内行。”最后他对玛丽亚那种对电话着迷的怪头提出了警告。
“她去吧。”他说。
“你别急，大夫，”萨图诺满面春风地说，“这是我的特长。”
客厅是牢房和忏悔室的混合物，从前是修道院的会见室。萨图诺进来了，但这并没有在两人心中激起他们所能期望的爆炸性的快乐。玛丽亚站在客厅中央，靠着一张小桌，桌边有两把椅子，桌上有一个没花的花瓶。她穿着她那一件草莓色的旧大衣，双别人施舍给她的脏鞋子。艾库利娜抱着双臂站在一个角落里，几乎无影无形。看见丈夫进来，玛丽亚一动未动，被玻璃渣子擦伤的脸也没有任何激动的表情。彼此像往常那样吻了下。
“你感觉怎样？”他问她。
“幸好，亲爱的，你终于来了，”她说，“这种生活哪是人过的。”
他们没有时间坐下谈。玛丽亚哭得泪人儿似的，一边哭一边对他讲精神病院的贫苦，女看守的野蛮行为，狗食般的饭菜由于恐惧而不敢合眼的漫漫长夜。
“我不知道我会在这住多久，也许几个月，几年，但是我知道一年会比一年糟，”她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相信，我再也不能恢复原来的样子了。”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他说，一面用手指肚儿抚摸着她脸上的新伤痕，我每个星期六都会来的。如果院长允许，我会多来几次。你会看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玛丽亚用她那双充满恐惧的眼睛盯着他的眼睛。萨图诺施展他在表演大厅里的演技，用编织弥天大谎的天真口吻对她讲了大夫的令人感到欣慰的预言。“总之一句话，”他最后说，“过些日子你会完全复原的。”玛丽亚明白了他说这话的意思。
“看在上帝份上，亲爱的！”她惊讶地，“不要对我说你也认为我疯了！”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他说，他想笑，“问题是，对大家来说你在这儿多住些日子是大有好处的。当然条件必须是舒适的。”
“可是我对你说过了，我不过是来打电话的！”玛丽亚说。
面对她这种可怕的怪念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望了望艾库利娜。艾库利娜利用这个机会指了指她的手表，告诉他探望时间该结束了。玛丽亚顺着他的目光，往身后看了看，看到艾库利娜已处于出击的紧张状态。于是她搂住丈夫的脖子，像真正的疯子一样大叫起来。他怀着最深切的爱把她从身上推开，让艾库利娜去处置。艾库利娜从背后向她扑来，不等她出反应就用左手把她的胳膊往后一拧，用另一条钢铁一般的手臂夹住了她的脖子，同时冲着魔术师萨图诺吼道：
“滚！”
萨图诺惊恐地逃走了。
但是到星期六，的恐惧心情早已烟消云散，便又来到精神病院：带着那只跟他一样也穿着伟大的莱奥塔乐多那种红黄两色的运动服的猫，戴着高礼帽，披着能绕上身一圈儿半的大斗篷，好像为了飞似，他驾着赶集用的轻型载重汽车，进了精神病院的院子，在那里进行了差不多长达三个小时的魔术表演。女患者们站在阳台上开心地观赏，乱糟糟地叫喊着，不顾一切地欢呼着除了玛丽亚，女患者们都站在那里。玛丽亚不但拒绝见她的丈夫，甚至也不肯从阳台上看到他。萨诺觉得像受了致命伤一样痛苦。
“这是一种典型的反应，”院长安慰他说，“会过去的。”
但是始终没有过去。经过多次想重新见到她的尝试后，萨图诺千方百计想叫她收下他的一封信，但是徒劳。她一而再，再而三地一连四次把信原封不动地退给了他，连理由也不讲。萨图诺只好善罢甘休。但他仍然把一定数量的香烟给她放在精神病院门口，只是根本不知道是否送到了玛丽亚手中。他这样一直做到被无情的现实征服为止。
从此，人们也不知道他的消息，只知道他又结了婚，回本国去了。在离开巴塞罗那前，他把那只被饿得半死的猫留给一位萍水相逢的女朋友喂养，此外她还答应继续给玛丽亚送香烟。但是后来她也不见了。罗莎·雷加斯回忆说，大约１２年前，她曾在英国首都看见过她，她剃了光头，穿着某个东方教派的橙色尼姑长袍，鼓鼓的肚子快生了。她告诉她，只要有可能她就继续给玛丽亚送烟，并为她解决了某些意想不到的急迫问题，直到有一天她看到医院只剩下一堆砾，一片废墟，那幅景象就像那些可憎的岁月留给人们的一片不愉快的记忆。她最后一看见玛丽亚时，觉得她神志很清醒，身材有点超重，很满意修道院的平静生活。那一天，她把那只猫也给她带去了，因为萨图诺留给她给猫买食儿的钱已经花完。
（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月版，定价：２２．８０元，责任辑：吴海涛，社址：北京西单西斜街３６号，邮编：１０００３２）

               《幽灵船的最后一次旅行》

加西亚·马尔克斯/文

“我会让他们知道我是谁的。”
他第一次看到那艘远洋巨轮后过了多年，他用他那男人的新的粗嗓门儿这样对自己说。那艘轮船没有灯光，也没有声响，一个夜晚从镇子前驶过，看去像一幢没人住的大宫殿，比整个镇子还要长，比镇上教堂的钟楼还要高。它在黑暗中继续向海湾另一端的一座为反对海盗而设防的殖民城市驶去。那座城市有古老的黑港口和旋转的灯塔。灯塔阴郁的叉形光线每隔十五秒钟就把镇子变成一座有着磷光闪闪的房舍和炎热的荒漠似的街道的明亮营地。当时他虽然还是个没有男人大嗓门儿的孩子，但是在他母亲的允许下，他可以到海滩上去听夜晚的风儿弹奏琴声，直到很晚才回家，所以他还记得，他仿佛看到灯塔的光线一掠过，那艘轮船就消失了。原来，那是一艘在海湾人口附近时隐时现的轮船，它像梦游症患者那样摸索，寻找指明进入港口的航道的浮标。最后，船上的罗盘准是出了毛病，因为它竟向暗礁驶去，撞上了礁石，船身撞碎，无声无息地沉了下去，尽管这种与礁石的碰撞会产生钢铁的巨响和机器的爆炸，会把在那片从城市最后几条街道绵延到天涯海角的原始丛林中沉睡多年的巨龙吓得魂不附体。因此，他自己觉得那是一个梦，特别是整个第二天，当他看到海湾那光芒四射的水域、在港口后的小山上居住的黑人的茅屋的杂乱颜色、装运嗉子里塞满钻石的无辜鹦鹉的瓜亚那斯地区的走私船时，他想，“我数着星星睡着了，梦见了那股巨大的、轮廓清楚的船。”他是那么确信，竟没有把此事告诉任何人，也没有再回想那幅幻景。直到第二年三月的同一天夜里，当他寻找海豚的踪影时，发现的却是一艘虚幻的、阴暗的、时隐时现的远洋轮船，其命运和第一次一样不幸。但是当时他如此相信自己头脑的清醒程度，竟跑去把此事告诉了他母亲。她母亲三个星期以来一直沮丧地长吁短叹，因为她像生活不规律的人那样白天睡觉、夜里折腾，衣食住行完全颠倒，致使她终日头昏脑胀。由于那几天她必须去城里买个舒适的东西以便坐着思念她去世的丈夫——因为守寡十一年来她坐的摇椅的平衡腿已经磨烂——她便利用这个机会请开小艇的人把她儿子带到暗礁那里去，让儿子能够看到在玻璃般的海面上确实见到的东西：双吻前口蝠鲼在海绵般的春天的爱情，粉红色的棘鬣鱼和蓝色的石首鱼在最温和的海水里的潜游，甚至还有某次殖民地的海水中淹死的人漂荡的长发。但是既不见沉船的踪影也没有死去的男孩子。然而，他仍然坚持说，他母亲已经保证来年三月肯定陪他去熬夜，却不知道她对她的未来惟一肯定的只是她在土耳其人的一次拍卖中买的一把弗朗西斯·德雷克①时代的安乐椅。就在那天晚上她坐在那把安乐椅上叹道：“我可怜的奥洛费内斯，你倘若看到我穿着女王灵台上用的绵缎、坐在这种丝线包裹的椅上思念你有多舒服的话……”但是她越是思念她过世的丈夫，她心中的血液就越是翻滚，越是变成巧克力色，仿佛她不是坐，而是在奔跑，冷汗湿透了衣服，呼吸着充满尘土的空气，直到他在黎明的时候回来，看见她死在安乐椅上，肉体还没有凉，只是像被毒蛇咬伤似的烂了一半，就像后来另外四位夫人发生的那样。事后人们把她们的安乐椅远远地扔进了大海，扔在了不让它伤害任何人的地方，因为几百年来它被使用得那么多，坐着它让人解乏的功能已经耗尽了。这样一来，他就只好习惯他那种当孤儿的悲惨命运，作为给镇子带来最大的不幸的寡妇的儿子而引人注意。他不仅靠公众施舍而且靠着他从小艇上偷来的鱼过活，同时他的嗓音也渐渐变得像吼叫一般，早把他过去的幻觉抛在了脑后。直到另一个三月的夜晚，他偶然向海上一望，“妈呀，那条巨大的石棉鲸鱼，那只吼叫的畜生就在那里。”他突然发疯地叫起来。“快来看哪，大家快来看哪！”他的叫喊引起一片狗叫声，引起了女人们的恐慌，连最年迈的男人们也想起了先辈们的幽灵，慌忙钻到床底下，以为威廉姆·丹皮尔①回来了。但那些冲出家门的人也不屑一顾那架令人难以置信的、那时已经迷失方向、在每年的灾难中毁坏的机器，而是对他拳打脚踢一顿，打得他把身子蜷作一团。就在这时他恼羞成怒地对自己说：“我会让他们知道我是谁的！”但是他很谨慎，不让任何人知道他的决定，而是整整一年抱着这个念头不放，“我会让他们知道我是谁的”，等待着另一次幽灵出现的前夕的到来，好做他做过的事情。时候到了。他找来一个小艇，穿过海湾，下午在贩卖黑奴的港口的小路上，在加勒比地区的人群中等待他那个伟大的时刻。但是他对自己的冒险活动那么一心一意，既不像往常那样停在印度人的商店前观看用整颗象牙雕刻的中国清朝官员的象牙雕，不嘲弄坐着外科矫形脚踏车的荷兰黑人，也不像以往那样害怕具有眼镜蛇肤色的、为幻想中卖巴西烤鱼片的饭馆儿着迷而做环球旅行的马来亚人，因为他什么也不注意。此刻，夜晚还没有带着它的星斗的全部重量降临，丛林飘来一阵栀子花和烂蝾螈的柔和香味，他已驾着找来的小艇前往海湾人口处，艇上没有亮灯，免得引起边防警察的注意。每隔十五秒钟，灯塔绿色光芒的闪耀就把他变成幻影，灯光过后他又成了真人。他知道他就在指引港口船道的浮桥附近，这不仅因为他发现它那令人窒闷的光芒越来越强烈，而且因为水的波动越来越无力了。所以他划船时那么专心致志，不知道突然从哪里冒出一股鲨鱼的可怕呼气，也不知道夜色为什么变得那么黑，仿佛繁星一下子都熄灭了。原来远洋轮船就在眼前，整个船体大得不可想像，妈呀，它比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大，比陆地和海洋中的任何黑暗的东西都黑，它那带着鲨鱼味的三十万吨重的船身从小船旁经过。他看到了钢铁裂痕的焊缝，无数圆窗里没有一点亮光，机器没有一点喘息声，船上没有一点生气，随身携带着它自己的寂静世界、它自己那块空旷的天空、它自己的死气沉沉的空气。它自己的停止的时间和它那一片流浪的海。在那片海上漂浮着被淹死的动物的整个世界。灯塔光芒射来，这一切突然消失。一瞬间又成了透明的加勒比海，三月的黑夜，白鹈鹕的日常天空，只剩下他一个人在浮标中间，不知该怎么办，他惊奇地问自己是否真的不是醒着做梦，不光这一次，过去几次也是这样。但是他刚刚问完自己，就刮来一阵神秘的风把浮标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全吹灭了。这样，当灯塔的光芒掠过后，远洋轮船便又出现了。但它的罗盘已经失灵，大概不知道在大洋的什么位置，正在探察看不见的航道。但实际上它已偏向暗礁，直到他在惊慌失措中想到，浮标事件是使他迷失的关键所在，于是他把小船上的灯点亮，一点点红光不会引起高塔上的任何警察的注意，但是对轮船驾驶员来说却像东方的太阳，因为看到这点红光后，远洋轮船纠正了航向，进人航道的大门，得以幸运地得救。这时，轮船上的灯全亮了，锅炉重新喘气了，天上的星斗也点燃了，动物的尸体也沉到了海底。厨房里响起一阵盘子的碰撞声，散发出一股桂皮调味汁的香味。听得见月形甲板上乐队的大号声和昏暗的寝舱里远海上的恋人心脏的冬冬声。但是积压在他心中的怒火并没有因为心情激动而动摇，也没有因为奇迹的出现而后退，而是怀着比任何时候都更大的决心说：“他们会知道我是谁的，妈的，他们会知道我是谁的！”他没有因为怕被那架巨大的机器撞着而往一边躲，而是开始在轮船前头划船前进，因为现在他们知道我是谁了。他继续引导巨轮向前走，直到他确信它听他指挥，于是他迫使它再次改变前往码头的方向，把它引出了看不见的航道，在前面带领着它，仿佛它是大海上的一只羊，把它引向灯火闪烁的沉睡的镇子。在灯塔的光束下，它是一条活生生的。完好无损的船，现在它不是无形的了，而是每隔十五秒钟就被镀上一层铝白色。远方可以分辨出教堂的十字架、简陋的村舍和幻景了。轮船仍然跟着他走，携带着船上的一切：让心脏一侧在下睡觉的部长、在食品储藏室的雪地上躺着的斗牛、医疗室里孤独的病人、蓄水池中无人照管的水，还有那位准是把礁石误认为是码头的糊涂驾驶员：因为其一，他在那个时刻拉响了震天动地的汽笛；其二，他被落下来的蒸汽阵雨浇成了落汤鸡，无辜的小船差一点沉没；其三，说时迟，那时快，已经看到岸上的大蜗牛、街上的石头、怀疑者们的家门和被可怕的轮船上的灯光照亮的整个镇子，他几乎没来得及躲避灾难的发生，他在海水的震荡中叫喊，人们看到了他。转瞬之间那个巨大的钢壳便撞在陆地上，船上的九万零五百只香槟酒杯发出一阵清晰的巨响，它们一只接一只从船头碎到船尾。等到杯子摔完，天已大亮，但那已不是三月的黎明，而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三的中午。这时他心满意足地望着那些不轻信的人们张着大嘴观赏这个世界和教堂对面另一只搁浅的世界最大的远洋轮船。它比任何东西都白，比教堂的钟楼高二十倍，比镇子长九十七倍，它的名称“halalcsillag”用铁字母铸成。船帮上还在往下流淌着死亡的海的古老而无生气的水。

（朱景冬译）

①弗朗西斯·德雷克（1504？－1596），英国航海家。
②威廉姆·丹皮尔（1652—1715），英国航海家，最可怕的海盗之一。

《布拉加曼，一个优秀的奇迹推销员》 马尔克斯/文

　　自打我看见他的第一个星期天起，就觉得他像刺牛士助手的骡子：系着用金丝绒缉的丝绒挽绳，每个手指都戴着五颜六色的宝石戒指，身上披挂着一串响铃。在圣玛丽亚·德尔·达里恩港口，他爬到一张桌上，站在他自己制造的，在加勒比地区的城镇用刺耳的声音叫卖的瓶装药和止痛草药中间。只是此刻他并非要推销那些印第安人的假药，而是要求人们为他拿一条真正的毒蛇来，他要在自己的肉体上证明他发明的一种解毒药的效力，“女士们，先生们，这是对付毒蛇、意大利狼蛛和蜈蚣以及各种有毒动物咬伤的独一无二、必不可少的解毒药。”有一个人似乎为他的决心所感动，把一条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剧毒的，先咬脖子使人窒息的曼帕那蛇装在瓶子里交给了他。他迫不及待地打开瓶盖，我们还以为他要吃了它呢。那条蛇觉得获得了自由，噌地蹿出瓶子，在他的脖子上咬了一口，顿时使他丧失了讲话的气力。他刚刚吃了解毒药，那一桌子假药品倾倒在地，他也在地上打起滚来，他那受伤的硕大肉体里仿佛什么也没有似的的。但是他却露着满嘴的金牙笑个不停。这引起多大轰动啊1一艘大约二十年来在码头上停泊的好意来访的装甲舰宣布实行检疫，以免蛇毒被带上船去，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日，在教堂里敬仰神明的人们拿着他们神圣的棕榈离开正在听的弥撒走出来，因为谁也不愿意错过中毒人所做的表演。这时，他已充满致死的气体，身体比原来胖了两倍多，嘴里吐着毒沫，用毛孔喘气，但是他仍然充满活力地笑着，那些响铃在他整个身上叮呤叮呤作响。他浑身肿得绑腿带子被崩断，衣服的缝线开了绽，戴戒指的手指紫了。他的面色就像泡在盐水里的鹿，下身屁滚尿流狼狈不堪。如此这般，凡是目睹过被蛇咬的人都知道，他将先腐烂，后死亡，肉体破烂不堪，人们将不得不用铁锹把他铲进袋子扔掉。但是人们又想，他的肉体即使变成锯末，他也会继续笑的。这一切是那么不可思议，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在甲板上爬到高处用长焦距相机对着他拍彩照，但是听完弥撒的那些妇女破坏了他们的意图，因为她们用一块披巾盖住了那个奄奄一息的人，并把神圣的棕榈放在他身上。她们这样做，有的是因为不愿意让那些士兵用基督教再临派们的机器亵渎人的肉体，有的是因为害怕，不愿再看到那个很可能会笑死的家伙，也有的是想，这样做也许至少可以让他的灵魂免受毒害。所有的人本以为他已经死了，他却一下子把棕榈枝推开。虽然还有点晕头转向，尚未从不快的时亥IJ中完全恢复过来，但是他却不用任何人帮助就把桌子扶起来，像螃蟹似的又爬上去，重新叫喊起来：那种解毒药就像是装在瓶中的上帝的手，正像我们大家亲眼见过的那样，但是它仅值两文钱，因为他发明它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人类的利益，“喂，女士们、先生们，谁说要一瓶哪，每人只卖一瓶，请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
　　众人当然会着急，而且应该着急，因为到最后，并非每人都有。连体魄强健的海军上将也买了一瓶，因为他被那人说服，相信它对治疗无政府主义分子的有毒子弹造成的伤口也是有效的。土兵们没有能拍摄他垂死时的彩照，也不愿意拍摄他站在桌上的彩照，，只是让他签名留念，直到发生痉挛，他的胳臂直不起来。
　　夜色几乎已经降临，码头上只剩下我们这些不知怎么办的人了。这时，他东张西望，要找一个长相傻里傻气的人帮助他收拾药瓶，当然地注意到了我。那种目光，仿佛是命运的目光不仅是我的命运，也是他的命运的目光，因为事情。好像过去一百多年了，可我们还记得仿佛是上一个星期天的事。情况是，当我们正把他那些变戏法用的药品装进那只用紫红色的布装饰的，看上去更像一位学者的棺材的箱子里的时候，他准是从我身上看到了某种他从没有看见过的长处，因为他没好气地问我：“你是谁?”我回答说我是父母唯一的孤儿，不过父亲还没有死。他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笑声比他中蛇毒时的笑声还高。然后他又问我：“你每天干什么?”我回答说，什么也不干，活着而已，因为干什么都没意思。他仍然笑得流着眼泪问我在世界上最想掌握什么本领。只有这一次我才不开玩笑地如实回答他说，我想当占卦人。这时，他不再笑，而是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对我说，要当占卦人我已差不多，因为我已有了最容易掌握的东西，这就是我这副憨厚的面孔。就在当天晚上，他跟找父亲谈了话，结果用一个瑞尔二个夸蒂利约和一副卜算通奸用的纸牌把我买了。
　　心术不正的布拉卡曼就是这样，因为好布拉卡曼是我。他能够让一个天文学家相信二月份不过是一群无形的大象。但是当他的运气不佳的时候，他会变得心肠冷酷。在他飞黄腾达的年代，他曾为总督们的尸首涂防腐药。据说，他为他们修饰的面孔具有如此高的权威，死后多年他们仍然进行着管理，比活着时管理得还好。如果他还没有重新为他们换上一副死人的面容，谁也不敢埋葬他们。不过，自从他发明了一种永远下不完的象棋、致使一名教士发疯，引起两起著名的自杀事件后，他的名望便扫地了。于是他由圆梦人降为孩子生日的逗乐者，由催眼拔牙匠降为集市上的巫医。结果在我们相识的那个时期，连海盗都鄙视他了。我们带着我们那个肮脏的药摊到处漂泊，永远过着恐惧不安的生活：想方设法推销能使走私者的肉体变得透明的泻药，受洗的妻子们偷偷放在汤里引起荷兰丈夫对上帝恐惧的水滴，、“以及诸位自愿买的一切，女士们，先生们，因为这不是命令，而是忠告，归根结底，幸福也不是一种恩惠。”然而，尽管他干的那些事非常可笑，但实际上我们挣的钱勉强够填饱肚子，而他最后的希望还得寄托在我当占卜人的才能上。我化装成吉卜赛人用铁链子捆好，关在棺材里，竭力猜测可以猜出的东西，与此同时，他挖空心思寻找最有效的词语说服人们相信他的新科学，“女士们，先生们，这个孩子已经被埃塞基埃尔萤所伤，你的脸上露着怀疑的表情，请告诉我，你敢不敢问他，他将何时死去。”但是我连我们所处的日期都猜不准。这样，他就不让我当占卜人了，“因为消化不良改变了你占卜的机能”。为了恢复好运，他用棍子把我打得遍体鳞伍后，决定把我送到我父亲那里去，让我父亲把钱退给他。但是在那段时间，他正着迷于为疼痛产生的电流寻求实际用途，于是他着手制造一种缝纫机，它运转时要通过吸着器同肉体上受伤作痛的部位相连。为了驱逐厄运，他毒打了我，夜里我痛得直呻吟。他只好把我作为他的试验的发明晶留在他身边。这样一来，我们返回的日期就推迟，了，他的情绪也渐渐恢复了。到最后，机器运转得非常好，不但比新手缝得好，而且还能根据疼痛的位置和剧烈的程度绣出了鸟儿和星体。但是就在我们确信我们已以胜利压倒厄运时，我们听到消息说装甲舰上的司令官想在菲拉德尔菲亚重新试验解毒药，结果在他的参谋们面前，解毒药变成了司令官的果酱。
　　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他再没有笑。我们顺着印第安人的峡道逃窜，逃得越远，我们听到的传闻就越清楚：海军陆战队已借口根绝黄热病侵入我国，路上见到长期或临时经营日用器具的商人一律砍头，不但杀有防备的土著人，也杀粗心大意的中国人、不改变其习惯的黑人和对蛇使魔法的印度人。然后摧毁所有的动物和植物及矿产王国的一切，因为他们那些熟悉我们的事务的专家早就告诉过他们，加勒比地区的人有改变大自然、欺骗美国佬的本领。我不明白他们那股疯狂劲儿从哪里来的，我们又为什么那么怕他们。最后我们在永远刮风的瓜希拉，找到了藏身处，只有在那里他才有勇气对我供认，他的解毒药不过是大黄加松节油。他事先给那个人二个夸蒂约，让他给他送来那条无毒的曼帕那蛇。我们住在一个殖民地传教地区的废墟里，画饼充饥地盼着走私者经过。他们是可以信赖的人，在那一片不毛的硝石地区的银白。鱼阻光下，只有他们敢于冒险。最初，我们吃的是用瓦砾中的花熏制的蝾螈，当我们把他的绑腿煮了吃的时候，我们还有兴致自嘲。但是最后我们连水池里的水蛛网也吃了。只有这时我们才感到我们是多么需要有人的世界。那时我不知道对付死亡的任何办法，所以只是躺下来，希望疼痛减轻一些。他则神志错乱地回忆着一个女人，那女人的感情那么热烈，热得能把石头熔化。但是这种编造的回忆也是他的智慧的创造，为的是用爱情的不幸嘲弄死亡。然而在我们应该死去的时刻，他却比任何时候都更为主动地接近我，整夜都守护着遭受痛苦煎熬的我，同时他用那么大的气力进行着思考，至今我还不得知瓦砾中沙沙作响的是风还是他的思想。天亮前他用从前那样的声音和决心对我说，现在他总算明白了，这便是我又一次毁了他的命运，所以，．“你必须加倍小心，因为你葬送了我的命运，我的命运也要由你来挽回”。就是在这时，我对他仅有的一点友爱之情也丧失了。他把我身上穿的最后几件衣服剥去，用铁蒺藜把我卷起来，用硝石块刮我的伤口，把我扔在我自己的尿里，捆看脚腕把我倒吊起来让烈日曝晒，同时他还叫喊说，这些折磨还不足以平恳他的追捕者为他带来的怒火。最后他又把我关进殖民地的传教士改造异教徒用过的牢房里，让我在自己的臭屎里腐烂，以他依然绰绰有余的口技艺人的不忑买声音开始模仿吃东西的动物的声音，成熟的甜菜的声响及泉水的哗哗声，让我想象我正在天堂里饿死，，这样来折磨我。当他终于得到走私者们的供应时，他才拿点什么东西来给我吃，不让我饿死。但是随后，为了让我报答他的慈悲：他：用钳子拔掉我的指甲，用磨刀石打掉我的牙—齿，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渴望生前能够有时间和扭会用其他更无情的折磨来报复这些卑鄙行为。—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的是，我居然能够忍受我自己腐烂产生的臭味。也还不满足，还在往我身上倒他吃剩的午饭，把一块块腐烂的蜥蜴和雀鹰扔在牢房的角落里，终于把空气毒化了：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拿来一只死兔子，让我明白他宁肯让它烂掉也不给我吃。我再也忍受不了，我心中只有怒火。所以，我一下揪住兔子耳朵，狠狠地把它向墙上摔去，心里想象着将要爆裂的不是兔子，而是他。但是就在此刻，发生了一个梦幻般的现象：兔子不但恐惧地尖叫一声复活下，而且在空中行走，回到了我的手上。
　　我的非凡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从此后，我走南闯北，收两个比索为疟疾患者退热，收四个半比索使盲人恢复视觉，收十八个比索为水肿病人排水，分别情况收费使残疾人恢复健康。如果先天残废，收二十个比索，如果因意外事件或打架斗殴致残，收二十二个比索，如果由于战争，地震，步兵登陆或其他公共灾患致残，收二十五个比索。我还采取特殊措施收治大批普通病人，根据病情，收费治疗精神病人，半价为孩童看病，免费接待呆傻患者。“请问，谁能说我不是慈善家呢，女土们，先生们。现在是的候了，第二十舰队的司令官，请命令你手下的小伙子们把街垒搬开，让痛苦的人们过来，患麻疯病的靠左站，患癫痫病的靠右站，瘫痪病人请呆在不碍事的地方，后边那些无需急救的病人请不要拥挤，如果你们把病情弄错了，该治的病没治好，事后我可不负责任。让音乐继续吧，直到使铜沸腾：让鞭炮继续吧，直到将天使焚烧：继续喝烧酒吧，直到把思想杀死，让丑陋而邋遢的女仆，走钢丝的演员、屠夫和摄影师都来吧。一切费用，都包在我身儿女士—1门，先生们。”布拉卡曼的坏名声到此结束，众人发出一阵欢呼。所以，我要用议员的本领让诸位冷静，说不定我的判断有差错，有些人的病情比原来的病情会加重。我唯一不干的事是使死人复活，因为他们一睁开眼睛就疯狂地痛打破坏他们安宁的人。总而言之，自杀未遂者会由于失望而重新寻死。开始，一些学者接踵而来调查我的职业的合法性。当他们确信无疑后，便恫吓我，要把我投入贤者西蒙坐过的牢里，要我过苦行僧的生活，好成为圣人，但是我并不蔑视他们的权威，回答税，我恰恰就是从那里杀出来的。事实上，死后成为圣人我什么也得不到。我要当的是艺术家。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活着。继续傻乎乎地拥有这一辆从步兵炊事手里买来的六缸带蓬破车，这位曾在新奥尔良海盗剧团当男中音歌手的特里尼达司机、我的真丝衬衫、我的东方洗发剂、我的黄晶般的牙齿、我的鞑靼帽和我的双色短靴，我睡觉不要闹钟，和美女皇后跳舞，用我这活字典般的口才使她们着迷发疯。如果某个圣灰星期三我的才能凋谢了，我决不害怕。刀了继续过这种部长般的生活，，靠我这张憨厚的面孔就够了，有那一串从这里一直绵延到晚霞那边的商店已绰绰有余。在那些面店里，就是那些为我们向海军上将敛钱的旅游者，现在还争先恐后地购买有我的花体签名的照片，印着我的爱情诗的年鉴，雕着我的侧面像的纪念章和我的裁成一寸一寸的衣服。这一切都不像国父们那样整天整夜被雕刻在他们骑着马的、燕子拉屎的大理石上那样既光荣又安静。
　　遗憾的是，那个卑劣的布拉卡曼不能够重复这段历史以便让人们看到其中没有任何编造之处了。有人最后一次看见他的，他连早年发射光芒的灯心都没有了。由于严酷的荒漠的折磨，他的心灵被摧毁，他的骨骼散了架。不过，他还剩有一对好铃铛，那个星期天又出现在圣玛丽亚·德尔·达里安港，仍然带着他那只永恒的箱子。只不过他这次不是想推销什么解毒药，而是用由于激动而变得嘶哑的声音恳求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当众把他打死，好让他用自身证明他这个超人的复活本领，“女士们、兀生们，尽管诸位在这么久地饱受了我这个骗子和伪造者的欺诈之苦后有充分的权利不相信，但是我以我母亲的遗骨起誓，今天的试验决不是另一个世界的玩意儿，而是最普遍的真理。倘若诸位有什么怀疑的话，那就请你注意，现在我不再像从前那样大笑，而且竭力克制哭的欲望。”怎样才能让人相信呢?他眼泪汪汪的解开衬衣的扣子，使劲儿拍着心口，说那是最容易把他杀死的地方。但是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不敢冲他开枪，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在星期日聚在码头上的人群面前威信扫地。有个人也许没有忘记从前所受的欺骗，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搞来一些足可以杀死加勒比海的一切石首鱼的杀鱼草根，用一个罐头筒盛着送给了他。他迫不及待地把盖子打开，仿佛真想把它们吃掉，果然把它们吃了。“女士们、先生们，只求诸位不要震惊，不要为我的安息祈祷，因为死亡不过是一次拜访。”这一次他是那么诚实，没有像演戏那样打鼾，而是像螃蟹一样从桌子上爬下来，犹豫了一会儿，在地上寻找最适合躺卧的地方。他从那里像望着母亲一样望了望我，在自己的手臂间叹了最后一口气，但依然克制着男子汉的眼泪，由于死前肌肉的收缩而向。前向后扭曲着躯体。当然，这是他的医术唯一的一次失败。我把他放进那只恰好适合他的箱子，里头装下了他的全身。我安排人为他做了一场早铅，这使我花费了五十张四比索的钞票，因为司仪神甫穿的是金色的教士服，另外还有三位主教坐着。我派人在小山上为他建造了一座皇陵，面对环境最好的海域，并专为他建了一个小教堂、立了一个铁碑，碑上用大写的哥特体字写着：“被不幸地称为坏人、步兵的嘲弄者和科学的牺牲品的布拉卡曼之墓”。当这些荣誉足以使我能够根据他的品德对他进行惩罚时候，我便开始清算他的卑鄙行为，进行报复。我使他在铁甲棺材里复活，让他在恐怖中遭受折磨。这事发生在圣玛丽亚·德尔·达里恩港被蚁灾吞噬很久以前，但是陵墓在小山上仍然完好无损地呆在迎着大西洋的风上山睡觉的龙的影子里。我每次从那个地方经过，都要给他送一汽车玫瑰，我心里很难受，为他的美德感到惋惜。但是随后我就把耳朵贴在墓碑上谛听他在毁坏的棺材里瓦砾中的哭声，如果他又死去了，我就让他再次复活，因为惩戒后的宽恕是，只要我还活着，就是说永远活着，就让他在坟墓里也活着。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