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州造价信息管理站:乱世少年

1．我刚上中学不久，就随父母经历了第二次搬迁。第一次从广州搬来武汉，这是第二次，搬到一个非常小的小县城----麻城县，穷乡，僻壤。

过了很多年才知道，当时由于林彪的1号命令，根据毛主席关于国际形势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疏散老同志、老干部离开大城市。

10辆部队大卡车轰隆隆的在夜色中开进了这个安静的小县城，五家人的车分别开进民政局、财政局、卫生局的院子，每个院子已经集结战士们等候多时了。

我们家住民政局；

建长、东海家住财政局；

亚尼家住卫生局。

文化大革命派性引起的武斗在大城市此起彼伏，可对于这个偏僻的小县城，那个政治运动的波澜对这里影响不大，所以这里还算平静安宁。当晚窄窄的街道已经没有人迹，只有稀落的几家街边商铺门缝里透出昏黯的灯光。

这里是赫赫有名的将军县之一，孕育了很多知名的共和国将军。

几天后，县城又搬来了几家老干部，中华、东东家搬进了园林局，小建家则在北门的供销社，昆生家也安排在财政局院里。

中华的和我的父亲是老战友，两家孩子像一家亲。

建长的母亲曾为东东父亲的部队做藏语通司（翻译）。

小建父母和亚尼父母是挚交，两对夫妻曾睡在一张炕上，中间拉着一扇布帘。

反正这一群孩子因为父母盘根错节的关系又走到一起，在这个毫无趣味的小地方，大家很快就成为朋友，每个人在这里的时间有长有短，都有个家在这片养育了革命先辈的土地上，住下就是三年。

三年时间在人生的长河里只是小小的一段，可这小小的一段相聚，我们一起长大，纠葛成终生的朋友。 

2．东东家搬来的当天，大人们还在清理房间，屋子里和院子里都还堆满战士们刚刚卸车的行李。东东的父亲战争年代腿部受伤，跛着腿拄着拐杖走路都很不方便。这小院里住着两个“跛子”，另一个“跛子”是中华的父亲。称“跛子”是我不该，可大人们之间都是这么打趣的。

建长、东海和小建已经打的火热，听说又从武汉搬来一家，三人说说笑笑来到东东家的院子想看看有什么要帮忙的。

18岁的滨滨是东东的哥哥，两兄弟相差5岁，后来这些和东东差不多的小兄弟都听他的摆呼。

东东家的姊妹不论男孩女孩，个个长得水灵清秀，眼睛总那么亮亮的好像两汪清水潭。

滨滨用他那贼亮的眼睛凶恶地盯着建长他们：干么事的？

伙伴们有点怵他那眼神，还是建长胆儿大，从拳头里伸出大拇指摇晃：我们也是武汉来的！怎么样，要帮忙吗？

滨滨明白了意思，放松戒备：帮忙倒不需要。只是蛮冇得意思，哎，你们晓不晓得这里有么事好玩儿的？滨滨操着地道的武汉话。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表示不知道，几个人就蹲在院子里无聊的说话，各自介绍自己的父母和认识的人们，聊出许多朋友的朋友。

建长提起哥哥姐姐都当兵了，在武汉的家中爸爸妈妈还允许养些鸽子来解闷。

“鸽子”，滨滨眼睛闪过一道亮光，因为他是“鸽子迷”，在武汉的时候，父亲腿脚不方便，住在楼下从不上楼，家里二楼的阳台上全是滨滨养的鸽子，“鸽子”这个话题让他感兴趣。

他们从鸽子的喂养窍门到放飞的方法，聊的津津有味。

建长道出自己还想养鸽子的愿望，滨滨拍拍他的肩安慰说：等有朝一日回武汉，我给你弄一些好鸽子。到武汉去访访，养鸽子的朋友，哪个不认得老子！

小建突然说：不用，这里好像也有养鸽子，可以看见天上有飞的呀！

在哪里？滨滨眼睛又闪过一道亮。

当天晚上，小建引路，来到大水塘的旁边一家姓陈人家的鸽棚。

滨滨有经验的给鸽棚下面的大狼狗丢了一块大骨头，大家蜂拥地爬上鸽棚，把所有鸽子都塞进事先准备好的麻袋，然后拖的拖、抬的抬，顺着水塘边绕一大圈慢慢摸回滨滨家。

走进院子看见前厅的灯还大亮着，说明滨滨家大人还没收拾完搬来的行李，他们悄悄从厨房的后门把鸽子锁进一间空房子。孩子们都知道是干了一件不光彩的事，回家谁也不敢提起。

第二天，东东的姐姐发现从厨房到关鸽子的房间门口有很多鸽子的羽毛，还以为自己头天没有打扫干净呢！

从此这三十多只鸽子就随了滨滨的姓。

3．小腹的疼痛让建长异常兴奋，他急忙把钢笔拍到桌上，顺手从作业本上“嚓嚓”拽下两页纸，撒腿儿就往厕所跑，只听见妈妈在房里喊着：“到哪儿去？作业还没写完呢！”“写完了。”“你别想骗我，明天我会去学校向老师那儿了解就能知道是真是假啦……”，条件反射的作用，建长提着裤子转身冲出家门，直奔大院里的小公用茅厕，那是逃避数落的最好去处。

茅厕中，建长正沉浸在享受排泄的过程时，一阵悉悉嗦嗦的声音影响了他，耳朵的分辨力告诉自己，有人进来走进隔壁的蹲坑，是谁呢？

建长努力地辨别，不是爸爸，爸爸走到哪儿，空气中明显夹杂着唉声叹气。

也不是四哥，他是个爱舒适的人，一般不会到这个公用茅厕来，除非家里的厕所有人占着非来不可，他也会走到头将整个环境过目一遍，再选择一个合乎心意的坑儿。

他正想象着，只听见“啪嗒”一响，齐腰高的围栏上搭过来一条军用武装带，皮带上拴着匕首，从这边看上去，只能看见刀柄上镶着五颜六色的宝石，一穗红色的流苏在围栏上晃动着，“啪”又一声响，围栏上又放了一盒烟，抬头刚好能看见烟盒上的印刷内容-----云烟。在这之前，他只听说没想到今天亲眼看见了这么高档烟，用计划指标是根本买不到的。

“有纸吗？”听着不是本地人，当然也不是院子里的熟人，十分陌生，建长答应着并把作业纸分一张从外沿给他递过去。真巧，两个人一起解决完，同时站起身。

不知自己给昆生的印象如何，建长看见的昆生个头不高，一身黄军装，军帽的帽檐被人为捏的很贴紧，是和自己同一类少年的标志，看上去比自己年龄稍大一点儿，显得很自信，但给了建长一个诡秘的微笑，这诡秘的笑，很多年之后，任何时候见面都标志在昆生的脸上。

走出茅厕，建长和昆生勾肩搭背叼着烟，那条拴着匕首的武装带已经在建长的腰上了。

昆生家来自昆明军区，比我们搬来的晚差不多一个月。

这茅厕奇遇，只要再见了，他俩都会重讲一遍，每次都还是讲的那么有味道！

4．县城关镇只有一个称得上大的十字路口。最好的国营百货商店、照相馆、土产生资公司和理发店各占一角。东西向的街道路面平整，向东直走不远就到大沙河；向西有些机关单位、邮政局，有城关的门楼、大礼堂，还有几家工厂企业的大门朝着西街，一直到长途汽车站之外就是大片的田地了。南街北街很窄很拥挤，所以这里的人们称作南门、北门。

我们读书在“五七中学”，文革前是县城一中，学校就在北门。建长、东海和小建的妹妹小光读小学六年级。

东东、昆生和我同年级同班，我还和东东同座位，是“一帮一、一对红”。

刚去不久就是冬天了，这里的冬天非常冷，县城的大人和孩子们为了保暖，把前身后背齐腰系着两片长至脚背的布搭子，有单层土布的，也有的絮了薄薄的棉胎。还有一种小火炉，俚语称“烘笼”，就是一个陶土的小钵上面烧制了拎把，里面可以放上木炭用炭灰捂着，看不见红火，但是很暖。人们拎着烘笼，放在前面的布帘里面，可以想象很暖和的感觉。

上课时，老师在上面讲课，允许学生在下面暖手，我从来不带烘笼，它虽然暖和，但难看。东东和昆生也从来不带，但是他俩每天都有烘笼用，只要狠狠的看一下同学，立刻就有人递过烘笼，让他们享受。

东东很少和当地的同学来往，他不太说话，满身的傲慢清高。

上课老师点名批评他时，他拿眼角盯着老师；同学走近他一点，他的回应是冷冷的，眼里好像说：请离我远点！

老师正讲着数学题，我身边“啪”的一声响，着实吓了我一跳。是东东把花生放进炭火烤炸了，我就瞪东东一眼。老师不愿意了，也没直接说，但还是点了点：

“有些同学，自以为出身了不起。大家说什么是了不起？了不起就是要学习好，看看这些出身不凡的同学，解题一塌糊涂，字写的像鸡爪子哈的！”

其实老师没说我，可我心里非常反感，说东东也不行，让我上他的课都没兴趣了，幸好我自学能力强。从此这位老师在我心目中就没有好印象了：长的那么黑，抽烟那么凶，态度那么冷，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只有这位老师是我此生唯一没有记住姓氏的老师。

谢老师负责音乐课，平易近人，授课很活跃，学生们都有点欺负他，不好好上他的课，可他还是笑脸相对。

东东和昆生更是带头捣乱，昆生故意和同学们声调不一致，东东呢，就是看着老师完全不张口。

谢老师会慈祥的问：东东，你为什么不唱呢？

东东瞪大了眼睛看着老师：你管我为什么不唱！

老师就算了。

有一次下课东东和同学打架，为什么打架不记得了，可记得复又上课时，谢老师了解打架的原因，知道是东东不对，就批评了东东，东东居然骂了谢老师。

骂人可气着了谢老师，老师情急之下严肃起来，清楚咬着当地的语言：

东东，你...你皮鞭子悠人，要处分你！警告处分！

想了想，不够解气，用手直指东东大声喊着：

警告加警告！！

东东对什么人都很冷淡，一副表情拒人以千里之外，可虽然是对我还不错。我要是和他说话，他会很认真地听着我，只不过总还是感到冷冷的。

有时会记起东东上课时烤炸花生的香味，也没忘记烘笼从东东座位那边传过来的一丝暖意。

5．没几天，这群孩子，在小小的麻城县，足迹遍布了整个城关镇的每个角落，但远远不能满足他们年少贪玩的胃口。

滨滨领着东东、小建、建长、东海、昆生和明生在城关的街上闲逛，他们不约而同地压低了军帽的帽檐，统一着装，个个都穿着旧的发白的军装，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不同款式的小刀，不是从手柄上推出刀刃的这种，就是按住刀把处的一个机关就能弹出刀刃的那种，或者直接就是匕首，拉开距离大摇大摆地横走在街上，不时有人离开队伍光顾街边的小店铺或者商贩的小摊。

走着走着，看见有卖“游泳”和“大公鸡”的香烟，滨滨朝每个人都看一眼，小的们立刻搜索自己的口袋，凑齐几分钱，走上前买下几颗烟，然后围在一起，为滨滨点上烟，看着他狠狠抽上几口，然后大家接过来轮流都享受的到那“美美”的香味，最后灭掉烟头，剥出烟丝，用烟盒纸卷好接着把烟抽完。看那吞云吐雾的过程，就知道他们有多满足，不但满足了烟瘾，也满足了像大人一样“洋洋洒洒”的心情。

都知道现在的香烟多贵多高级，可说起当年那几分钱一包的“穷”烟，他们别提多兴奋了。

他们走到县医院的门前，看见一个老乡两手握着烘笼，守着一捆甘蔗等人来买。

原来吃过的都是广东来的紫皮甘蔗，这小地方的甘蔗，长得好像北方的高梁秸，皮是绿色的，咬着没那么结，水分也不多，甜味不算浓，但啃起来松松瓤瓤的，不费牙。

大家的目光都看了滨滨，滨滨盯着甘蔗微微动了动脑袋，弟兄们就明白了，一哄而上围住了老乡。

“喂，这甘蔗卖什么价啊？”

“这么小这么差，还卖的这么贵呀？”

“便宜点撒，我们可以都拿光！”

有人七嘴八舌的讨价，有人把甘蔗挂在老乡的秤上幺来幺去，弄得这位老乡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其实这是他们的障眼法，兜里哪儿有钱呀。已经有人在后面抽出了一捆甘蔗拖走，顺着医院旁边的一条小路来到一个公共厕所后面的粪便池旁。

等到大家都来齐了，每人拿着一根缴获来的甘蔗，围着茅坑啃起来。就是那不太甜也没有嚼劲的绿皮小甘蔗，让他们嚼出了“吃大户”的感觉。

到老乡得到同仁们的指点，跑着追来时，厕所前面已经只剩下一堆甘蔗渣，他们人已经翻过墙头跑的无影无踪了。

这个话题几十年后也恶心的很，记忆中只有偷抢的得意和粪坑发出的浓烈的臭味。

6．麻城县五七中学读书期间，我一直和东东同座位。 

东东上小学时，老师为了调动他的积极性，指定他当了个小组长，据说表现的还行，因为要给同学们做个表率。

可是到了这里，很多同学和老师对我们都有些抵触的情绪，明显感觉到有些老师对我们的不闻不问，课堂上我仔细观察老师对我们甚至连点目光都没有施舍过。我不在乎，学好知识是我的本分。东东却不行，他把傲气统统写在自己的面部表情上，老师和同学就对他“敬”而远之，他的内心很孤单。

每当遇到劳动时，就更感到东东的孤单。

牛坡山盖新校区的时候，每天下午学生都送土去山上。同学们都挑起一担担的土，忽闪忽闪的往山上走，我身子单薄，每天肩膀都会很疼，却也坚持下来了。女同学扎堆，我和大家有说有笑的一路欢快着，并不觉得很负担。

规定每人在这5公里的路程里送3次就可以放学。最后一趟回去的路上，看见东东两手握在一起，靠近肩膀抓着扁担，简直没有劳动的架势，他低着头往山上走，孤零零的一个人。我和女同学打了招呼告别，上前接过东东的那担土就往山上走，他拖着我的空筐子摇摇晃晃的跟在我后面。

东东他从不说谢谢。

不过昆生分来我们班后，东东的脸上才偶尔露出淡淡的笑容。

昆生和东东的性格不一样，爱说话，爱挖苦人捉弄人。

一次课间，有同学递给我一个信封，寄信人处写着：美国。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美国在哪儿？和我有关系吗？

我还是撕开看了，没什么内容，写了些问好之类的话语，字迹歪歪倒倒，一看就是同龄人的恶作剧。

我站起身，目光扫过整个教室，没人注意我，大家都三五成群，有的说话，有的问作业，突然我看见昆生很快的看了我一眼又把目光转移开来，我抓住他迅速闪过的诡秘的笑意。人多，我不便上前直问，求助的看了看东东，东东耸耸肩，也没说话，我断定他一定是知情人。

我好像有些明白了，却没十分肯定，可从此我再也没问起此事。

现在我还是为自己不理会的反应很得意，被人捉弄一下有什么呢？最有力的反击就是不屑。

东东后来当兵去了，年龄不到是小兵，都说他在军首长家里养了半年等长大了些才送进连队。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收到东东从部队写给我的信，好像说了路上和后来的一些事，我记不太清了，之后就随手把信放在一边也不知去向了。

7．夜色刚刚降临，小小的县城就安静下来。

城里来的孩子们，放学之后回家赶紧吃饭、写作业，为的是尽早聚到一起，从南门逛到北门，再顺东街走到西街，想着法子捣鼓点什么事儿来。

中华和别人不大来往，只来我家和哥哥在院子里偷偷抽烟说话，无视我兴致勃勃的站在他们身边，天太晚了他会和哥哥一道，随便住在我们家，都不用回家请示一声。爸爸听见中华来了会叫他进屋，中华做个鬼脸甩掉烟头，乖乖的上前听爸爸讲些过去的事情，我在一旁很多不解，这些老故事有什么意思呀！

我不会去睡觉，知道哥哥们要晚上要偷偷出门。哥哥不愿意带我，惟恐爸爸找不到我就着急。我非要跟在后面，其实是想天天守着中华，他是我最喜欢的男孩，我想如果长大了一定要做他的新娘。

哥哥们都拿着小口径枪和竹竿，我多余的帮他们拿着手电筒，在这个不大的城区到处转悠。

我们在一棵棵冬青树下，把树干踢一踢摇一摇，如果听见鸟儿扑棱翅膀的声音，就停下来，那是夜间栖息的斑鸠受到惊吓的动静。

打开电筒，竹竿拨开浓密的树叶，会看见几只灰褐色鸟儿的身影，羽毛松散的抓在树枝上，那是快要进入梦乡的斑鸠。

只听扣动扳机“啪”的一响，声音不大，但紧接着就能听见鸟儿扑扑啦啦的从树上掉下来，他们捡起斑鸠递过来让我拎着，我拒绝了，受不了这血腥。

我一直不知道也不想打听，哥哥们是怎么处置那些鸟儿，这些事只有男孩们有兴致。

有些晚上，哥哥们也会在小街上闲逛，看见骑自行车的小贩，他们会肆意跳上车的后座，惊得骑车人左右摇晃，好容易稳住车身，他们又不吭声地跳了下来。

有时候他们随手抓起老乡小摊上的水果就咬一口，然后将咬痕朝下重又放回小摊上，多坏呀！真替他们脸红。

晚上常常看见黑毛色的大肥猪在小街上逍遥的遛达，它们知道路，哼哧哼哧的往家走。

我看见中华和哥哥交头接耳的说着什么，我非要哥哥告诉我，哥哥不理我，中华会说：小丫头，大人的事不要问！

原来，他们掏出口袋里的小刀，握住刀把，锋利的刀尖亮在拳头下面，看看四周无人，就把刀尖剁在猪的背上，受伤的猪发出一阵吱哇乱叫，带着血加快步伐往家跑。

哥哥们几乎天天都要偷偷摸摸做着这些坏事，混过那些无聊和空寂的夜晚。

我曾亲眼看见中华剁猪时失了手，伤着自己的手，他用手绢缠住到医院包扎回来，还再三叮嘱我不要告诉他的家人。

8．小建家兄弟姐妹九个，小建排行老七是男孩老三，小光是老八女孩老五。

他们家最有趣的事情是吃饭。到了时间，全家人七手八脚的抬出家里的竹床，摆出几摞碗和一大把筷子，用两、三个脸盆装菜，一大盆汤搁在竹床的中间，孩子们围在四周坐在各种各样的小板凳和马扎上，爸爸妈妈在外围坐着靠椅，乐乐呵呵的开始吃饭。

要是有谁生病不舒服了，就可以有特殊待遇，爸爸妈妈会为其开小灶下面条或者炸个鸡蛋。

建长家住在和学校一墙之隔的财政局大院，妈妈总是一大早就敲着老师宿舍的窗户，把自己家老母鸡生的新鲜鸡蛋从窗户递到老师家，老师从窗口记住了这位平易敬人的老军人。

等学校打预备铃时，建长才从家飞快冲出院子赶去上学，时间要么刚好，要么迟到不到一分钟。来到教室，就见他背书包的与众不同：军用挎包的带子放开到最长处挂在腰上，然后把书包从脑袋前面往后一搭，和现在双肩背的书包很相像，老师和同学也见怪不怪了。

他个头很矮，壮实敦厚，眼里都是灵气，没有开口说话先绽出笑容，能说会道的让不时露出的一颗虎牙显得更有生趣，他善于表现爱出风头，深得班上女生的青睐。

妈妈怕建长去学校惹事，总是看住他到规定时间才能去上学，中午必须睡午觉，睡不着也得躺到时间才行。

上中学时，听同学说高年级有个叫高素梅的女生很漂亮，他挎着书包来到这个女生的班上，用脚“咣”地踹开门：“谁是高素梅？”高素梅吓的战战兢兢的从座位上站起来，建长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嗯，没说错，还蛮漂亮的。”他就转身出了门。

来到麻城县，小光和建长读小学六年级，第二年又一起升到初中，时间加起来同学一年。

时不时的，小光会约个同学：走，去找建长吧！

她们来到建长家，看见他还没被放出来，就心甘情愿的在院子里等待。

建长回忆说：他能听见小光在院子里说话的声音，有时小光会趴在窗户上眼巴巴的地看着他，看见因为睡不着而翻来覆去的他，小光就捂着嘴偷偷地笑。

小光也常描述建长上学的可笑故事：出了建长家院子的大门有一条小巷，有一头大块头的黑猪总在巷子里拱着墙角，建长不顾黑猪的吼叫挣扎，硬要骑在猪背上，几次都摔了下来，他固执的拍拍屁股上的泥土又骑上去。经过长时间的较量，建长赢了。连老师都知道，建长很调皮，竟然每天骑着一头黑猪来上学，真是闻所未闻。

建长一年后当兵走了。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小光把建长约到大礼堂旁边的小路上，两人来回走了很大一会儿，不过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很远，小光把家里的地址写给建长，让他一定给她写信不要忘了她。

9．那时候，孩子们漫无目的浑沌茫然的状态下过一天混一天，上学时女孩约着女孩，男孩叫上男孩；放学时这家窜窜那家聚聚。大人们把这帮孩子当成是大家伙儿的，走到哪家吃到哪家、玩到哪家。

东海的爸爸做的“锤肉”很稀罕：在门前的大石头上放着一块切成薄片的肉，用一支木质的锤子，轻轻地砸，一点点顺着砸过去，一块肉往往可以将面积砸至放大两三倍，最后揭下来时薄的透亮，再改刀下锅煮汤，味道鲜美，口感极嫩。并不是天天能吃到东海家的“锤肉”，在做“锤肉”的这天，孩子们都相约上门，观摩整个过程，并且每人可以尝到一口美味的“锤肉”汤。

昆生的妈妈是山西人，他家有个特别的器物----饸烙床子，用的时候把和好的面团放在饸饹床子里，床子稳稳当当的架在炉灶的锅上，锅里的水滚开着，昆生、小建、建长、东海都要轮流上去把盛着面团的饸烙床子使劲朝下压，看着从床子下面的窟窿里缓缓挤出的面条软软的掉进开水锅，大家都等不及的大喊大叫起来。

小建爸爸是大人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位，没大人在时，孩子们会学着大人叫他：肖老头！小建家孩子多，爸爸妈妈没工夫做给孩子们吃，大家都来了，他的老父亲就会把孩子们带到门口的油条铺子，当地人把油条叫“果子”，孩子们会围着油锅一个人吃一根绝不吃多，因为买油条不但要钱还要收粮票呢，边吃还会边和炸油条的师傅打趣：千万不要记错喽，少收了数我不负责咧！

我家没什么特殊的，只有妈妈蒸出来的大馒头，妈妈平常要上班，只有利用星期日的休息时间，蒸上两锅菜包子，虽然我不爱吃包子，但是却很高兴这一天中华哥哥会来家，看着他大口啃着菜包子的样子，我心里别提都高兴了。

10．去学校应付读书学习，回家来就想尽办法让自己快乐，成了这帮孩子们混日子的主要内容。

我们女孩子放学了，在学校门口等齐了人，先不急着回家，身上的黄军装和斜挎着军书包格外与众不同，每个人都把头仰的高高的，步履款款的在这地土、人土的小县城的南门北街走个来回，吸引里当地人们众多羡慕的眼光，等满足了自己的表现欲，才解散回家。

可这点小小的风头，常常让男孩搅的没有了心情。小建、昆生和建长是最爱干这种煞风景的事儿，他们会突然出现，从我们中间穿过，打散女孩的编队造型，有时故意忽扇着洒着花露水的手绢，生怕女孩没注意，嘴里还念叨“好臭呀好臭呀”，引得女孩大叫“讨厌”“走开”时，他们捣乱的行径就算圆满完成，一阵笑闹地飞快跑开。

其实，那几年军装都穿腻了，很想穿一件花袄美一美。我的妈妈好像知道了我的心思，用省下的布票，到十字街的大商场为我扯了一段很好看的花布，我们找了个休息日去裁缝那儿做了一件棉袄。我至今都替妹妹抱屈，那一年妈妈只给我做了花棉袄，却没有给妹妹做，不过在不久后，硬要妈妈给钱，我到十字街百货商店买了两斤红色毛线，给自己和妹妹各织了一件漂亮的毛衣。那时我才13岁。

东东的两个小姐姐是双胞胎，很多人都辨认不了，在我们中间这简直就不是问题，谁都可以一下就认出来了。有一次，她俩不在场，我们讨论她俩的脸蛋有什么具体的不同，鼻子？眼睛？嘴巴？说不上来，好像都一样啊，还是东海说的准，虽然有点用词不当：小五脸上的麻子多呗！大家狂笑点头认可。建长总是善于修辞：哎呀，就是麻子，酱油麻子啊！又是一阵大笑。大家长大了就知道，那是人们常说的雀斑。

县中队的操场上，有各种各样的锻炼器材，单杠、双杠、跳马，还有跳远的沙坑旁边还有跳高的标杆，这是战士们训练的设施，也是孩子们常常玩耍的地方。每次大家在这些器材上尽情表演时，我总会在一边观赏，脸上带着羡慕的笑容。记得很清楚的是，双胞胎中的小五可以在单杠上旋转很长时间，每个人都大声数着“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哦！……

11．我家院子门外是一条小巷的出口，一口老井正在我家门口，我们和附近的居民一样，吃、用都是这一口井水。

没有井沿的井口直径大约70公分，地面到水面可能有3公尺左右，水有多深就不得而知了。井壁黝黑布满青苔，估计它的年岁已经很老了，人们都是拿着家里的洋铁桶系着长长的麻绳，从井里舀出回来，再倒进大木桶抬着或者挑着回家。

把水从井里舀出来可是点儿真功夫。把拴着绳子的铁桶慢慢放进井里，当桶底接近水面时，利用水桶晃荡的惯性使劲将桶抖一下，如果恰到好处，可将水桶斜插进水里，再将绳子拉住等桶从水里钻出，就刚刚好浮起一桶水，再将双脚拉开一个宽度稳稳当当站住，用双手使劲才能把水拎出井口，这时会有排队的人紧接在后面等着打水呢。

虽然我很好的掌握了把桶里装满水的活儿，可是想把一满桶水从井里拎上来我可从没尝试过，力气太小，怕桶把我拉下井去了。

麻城县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住过的地方都拆迁改造，盖了大片的新楼，家家都用上了自来水，小巷却没了，老井也没了。不知是谁是什么什么年间挖掘的这口井，也不知它什么时间被掩埋废弃，它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是门前的一道风景。

我们家出了街口向东不远，就是举水河，过了桥河的对岸就是城外。桥上每天过往的农人，有的挑着柴火，有的挑着新鲜瓜果蔬菜，有的骑着自行车带着村妇和孩子，还有的牵着牛、赶着猪，这座跨度一百来公尺的桥上记录的都是辛苦劳作人们的生活。

举水河也称“大沙河”，冬天河床上都是厚厚的沙层，只有靠近河岸边还淌着浅浅的水流，当地人为了不绕远路，可以从河道上走到对岸某处的目的地，可以节约很多时间。可是到了夏天，大沙河上水位增高，河面加宽，人们两岸走动就必须过桥了。

不论什么季节，什么时间，都可以看见有不少女人在岸边洗衣服。女人们借河边的大石头，用河水把浸得鼓涨的衣服，捞起来“哗”的甩在石头上，一手不停的翻动衣服，一手握住棒槌动作娴熟的捶打衣服，不时可以看见妇女们因用力和大幅度的变换动作偶尔露出的细腻腰背，真的可以和现在走秀的模特们时隐时现的露裸媲美。

我们在夏天就有的玩了，不顾大人的叫骂和阻止，每天放学都会来大沙河玩水，当地人把游泳叫“打puqiu”。举河到了我们小城的这一段，好像没有行船的记忆，河床到桥面的高度也就是上十米。

来到河边，每次小建都会捧一口河水，学着南征北战的场景：又喝到家乡的水啦！

会水的孩子从桥上往下跳，顺水漂游到岸边就爬上岸，再转回到桥上跳下一轮。我不会游泳，就在他们可以上岸的地方找块石头坐下，远远看着朋友们尽情的玩耍除了羡慕还是羡慕。

女孩们用尽量好看的姿势往水里跳，或者在桥底下下水，然后就在水里漂一阵上岸；男孩则热衷于从上往下跳的那种刺激，小建和东东喜欢站直了，直挺挺的坠落进水里，这叫“跳冰棍”，建长会模仿专业运动员不断变化姿势往水里钻。

滨滨总是玩一会就开始耍弄“小跟班”了，他眼里闪过亮光问大家：你们哪个能用立正的姿势，头朝下入水？

建长的反应总是最快，他举起手：我保证行，信吗？

只见他翻过桥栏杆，立正站好，脚底做圆心，头部划圆“扑腾”的下水了。他自己体会是：下水是瞬间的事儿，头顶重重的碰撞到河床，一阵剧烈的震荡让自己停止了思想，感觉河水猛往嘴里灌，不知喝了多少水，浮出水面时，只有大难不死的幸运。

滨滨和大伙看见建长在水里久久不能自控的动作，都后怕极了。

12．五七中学的老师大多是当地人，只有我们的体育老师姓丁，女性，北京人，还有小两口老师，男老师姓陈，女老师姓陆，上海人。

这几位老师居住的平房，是我们随意出入的地方，老师家里从家乡带来的好吃的，常常是藏也藏不住的，十几平方的住所，任何一点儿变化都逃不过孩子们的眼睛。

那时候小，不知道那样做是给老师们添麻烦，只把老师对我们的关心爱护当理所应当了。

说到这儿了，我替大伙儿给老师道声谢谢，并祝福老师们生活幸福，平安健康！

城关镇十字街口的百货商店的楼上是唯一的照相馆，国营的。

这个照相馆也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同学朋友中有一个人去照相，我们都要去凑个热闹，只要看中谁的衣服或鞋、书包啥的，只要说一声，马上就会换给她。所以翻开那个时期的照片，除了脸蛋不同，装束几乎没有重样的。

记得我的一双边扣的凉鞋，就出现在每个女孩的照片上。

男孩其实也一样，问家里要钱照相，最后去几个人就几个人一起照，他们的照片好像都是集体照，敞着军装的衣领，帽檐压住眼眉，严肃的神情硬是掩不住吊儿郎当的本来面目，拿现在的话说就是---装酷！

男孩们还可以和叔叔伯伯去很远的地方钓鱼。

他们很早就起床，抢着帮大人们扛着笨重的钓鱼竿和小马扎，往往要走几里路才到达指定地点，鞍前马后的服务于“老渔民”，中午饿着肚子也心甘情愿，晒的黑乎乎的回来也高兴。

后来中华家里给他爸爸买了一辆三轮车，大家就把钓鱼竿和重物放在车上，轮流踩车做“车夫”，这样才略比从前轻巧了些。

如果是假期几家人去水库避暑的时候，就不用辛苦走远路了。吃住都在水库上，钓鱼也在水库边上，还给配备的遮阳伞，水果开水送到手边，孩子们都享受着“首长”的待遇，心里好不飘飘然。

13．麻城县唯一的大礼堂，功能齐全：开会、听报告、看演出、看电影、群众公审等都在这里进行。

那时解禁上映的就是那几部片子：《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小兵张嘎》，还有苏联老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当然少不了的就是电影版的八个样板戏。

这些影片在这个礼堂里放映过无数次，终是没有打消孩子们的积极性，对这帮孩子们来说这些电影就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影片里的台词几乎都被我们背的滚瓜烂熟了。

礼堂里经常有县剧团的演出，一个月可能演一次，反复《沙家浜》、《红灯记》这两个剧目；我们学校也会在这里向群众作汇演，仿佛和县剧团擂台，除了这两出戏还有芭蕾舞《红色娘子军》，这中用脚尖表现的舞蹈在这个小城很是轰动；居然还有小学生在此登场，《红灯记》成了他们的保留剧目，我10岁的妹妹扮演李奶奶，唱的好极了，扮相、节奏、表情把握的分寸很到位，那一位李玉和比我的小妹矮半个头，他们一板一眼的演着、唱着，真是可笑极了。

只要有演出，礼堂从来都是观众爆满。滨滨、小建和建长之流，在每次有演出的晚上，自告奋勇“帮助工作”，早早来到礼堂门口，霸住检票口，联防的同志放心地在一边儿抽烟聊天，他们清楚知道，有这帮孩子们把门儿，一准儿天下太平，因为这些“编外联防”就是全城最大的不安定因素。

“编外联防”看见不顺眼的人就轰走，有票都没用，得求他们，什么时候有被求舒服了，才准进门儿。来了老干部和阿姨，请，自然有人亲自为他们导座儿。

我们学校排练每个样板戏，都由王冰出演男主角，听说王冰的父亲是县里的一把手，不得不让人联想这是学校把男一号的角色都交给他的原因之一吧。由于演出任务重，无数次的上妆和卸妆，王冰的脸上疙瘩摞着疙瘩，他个子高高的，神情酷酷的，同学们整天看到的就是他骄傲的下巴颏儿。

每当演出开始了，守门的使命就结束了，“编外联防”穿过观众席，从前台扬长经过戏台走到后台。他们熟悉每个下一步的动向：演员上场、换衣服、找道具、拉布景……

“灯光”要顺着垂梯爬上高高的梁台，在窄窄的通道里操作控制着各种灯光的变换。

当演到鸠山软硬兼施地说服李玉和交出密电码的时候，鸠山多了些用手不停呼拉光头的动作，下台时他说：今天好奇怪，怎么老是会有水滴在我头上呢？

其实是有外人爬到梁台上往下撒尿，对准的就是鸠山的光头。是谁干的，就不用说明了。

《红灯记》中“上刑场”的那一幕，李玉和在一个高处走过一段距离，高声喊出共产党员的心声：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当、当”两声枪响，李玉和倒下英勇牺牲了。

这个英勇悲壮的场面，曾经遭受到滨滨这帮捣乱份子的破环。工作人员为李玉和布置上刑场的通道，摆几张桌子铺上一大块红丝绒，趁人不注意时，建长和小建悄悄走到台上，撤出一张桌子，把红丝绒还原铺平。当扮演李玉和的王冰深情悲壮、一步一顿的走到点位时，刚想喊口号，脚下一踏空，“咣当”一声就从桌子上摔了下来，台下发出哄笑，台上乱叫着：拉幕！快拉幕……嗨，真不知平常目空一切、趾高气昂的王冰作何感受。

14．对十三、四岁的孩子来说，小县城实在很封闭太没有意思了，只要有一点说的过去的借口，捣乱就是最佳解闷的办法。

夏天里，学校在牛坡上该新校舍，把学生们当劳动力，常常停课挑石头到山上去。

小建、昆生和建长等几个男孩，把石头挑到了山上，就在山上到处转转玩玩。当他们看见师范学校在附近，就偷偷溜了进去。

他们径直找到师范学校食堂的自来水管，呼呼啦啦放了一阵，有的用嘴接着，有的用手捧着，大家痛痛快快地喝了个饱，还可以洗洗手洗洗脚，等凉快了之后就开始相互泼水。食堂走出来了个师傅劝阻他们不要浪费水，孩子们不高兴了，等师傅进屋了，他们用砖头把院子里的水缸、酱油坛子乒零乓啷全砸了，等师傅听见了再出来看时，已经是一片狼藉，孩子们一眨眼工夫就全跑的没了踪影。

师范学校到中学来告状，老师带着来者直接指认了所有的“嫌疑人”，任凭他们怎么狡辩都无济于事，学校从来没有学生如此的调皮捣蛋。

有一天吃过晚饭，这几个无聊的小男孩，漫无目的的在街上逛荡，经过力车厂门口时，前面两个年轻工人模样的人喝多了，顺手把一个空酒瓶朝后一甩，“咣”的一声在小男孩的脚底下碎了，年轻工人回头瞄了一眼，一脸的醉意。

斌斌不高兴了，眼色就是命令，建长、东东、小建、昆生、小明、东海马上明白意思，大家看似若无其事继续走着，其实今天的目标就是他们了。

走到南门的一个小铺子门口，两个年轻人进去买东西，大家跟着斌斌站住了，等他俩一出店门，斌斌眯着眼睛喊了声：“上！”建长和东东最先冲上前，小建、昆生、小明、东海跟上来，一阵拳打脚踢，把两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打得抱头大喊，吓得四周店铺人家纷纷装上门板关张。斌斌点了一颗“游泳”的烟，得意洋洋的在一旁高兴，一个年轻人挣脱众人，抄起一条木制的扁担，朝着斌斌的头顶猛夯了一扁担，顿时看着血从斌斌头上流下来，他像个木头人似的没动，只有眼睛向上翻着，没一会儿，才“噗通”一声倒在小街的碎石子路上。

小建灵活，叫来些老百姓一起把斌斌送到县医院。这时有人已经报案了，县中队来了几个警察把两个年轻人带走了。

男孩们一起跟到县中队，头上已经缠满了白绷带的斌斌也赶来了，一进门就指认：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县中队队长老毛张开双臂做个都回家的手势，说很晚了，请孩子们都赶快回家。

斌斌第二天早晨包着脑袋走了，当兵走了。

15．1970年岁末的部队招兵开始了，麻城县调皮捣蛋的男孩们个个都验过身体当兵走了，小城里的适龄青年也几乎走光了。

男孩们走的那天是早晨，天还没有大亮，几辆军用大卡车满载着入伍的新兵，整齐停在礼堂的门口。头一天新兵就集合在县委招待所不许回家了，这时，送兵的家长和群众们把卡车团团围住，看着这些穿着新军装，带着新棉帽的兵娃娃，很不顺眼，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挂上从未有过的严肃，看着来送别的亲友都没有表情。

哥哥也在新兵之列，看见他眼里噙着泪花，我的眼泪不停的流着，其实我的心在哥哥身边站着的中华那里。中华的目光并没有看我，可我的视线却一直在他的身上，小手绢被泪水浸得透湿，心口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难舍的情怀第一次撞进我的心里。

当卡车发动徐徐上路之际，我明明看见中华最后的目光转向我，他在朝我挥手，朝送别的人们挥手。中华临走看我的那一瞬，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里。

这一年，我14岁。

那一年从我们中间走的娃娃兵里滨滨最大，建长没满14岁，身高1米58，体重53公斤，他年龄最小。

（叶梓完成于2009年）

此篇送给少年时的手足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