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肉瘤怎么控制:一代文痞:四人帮集团主力-姚文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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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文痞:四人帮集团主力-姚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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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老照片
2009-4-29 17:42

据新华社2006年1月6日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病亡。姚文元,男74岁,于1976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

在此之前,江青于1991年5月4日自缢身亡;王洪文于1992年8月3日病亡;张春桥于2005年4月21日病亡。加上死得最晚的姚文元,作恶多端、猖狂一时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要员已全部死去。

姚文元原籍浙江诸暨,大学毕业后,先后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卢湾区团工委、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其父姚蓬子,曾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年轻时姚文元的自我介绍,往往是这样开头的:“我的父亲也是左翼作家,叫姚蓬子。”“我父亲是鲁迅的战友。瞿秋白、冯雪峰、胡风,都是他的好朋友,我们家的常客。我受父亲的影响,对民族解放运动早就非常向往……”但姚蓬子曾变节一事为人所知后,姚文元就回避谈自己的父亲了。

胡风乃姚蓬子的好友,姚蓬子常派姚文元给胡风送稿子、送清样、送书,为的是使儿子早早结识文坛巨匠。姚文元对胡风这个大作家也很景仰,曾在其父指导下搜集资料准备撰写《论胡风的文艺思想》。然而1954年年底,毛泽东发动反胡风斗争。这位数十年来与共产党风雨同舟的民主人士,立即被看作“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姚文元看风转舵,使出文坛投机商的手段,立即反戈一击。仅1955年上半年,他就接连写了13篇批判胡风的文章,其中半数登在《解放日报》上,受到当时担任该报总编辑兼社长张春桥的赏识与召见。姚文元初次尝到了抡“棍子”的甜头。

年轻时姚文元的形象大抵是这样的:“独来独往。他住机关集体宿舍,总是要一个人独住。很少跟同事来往,也从不向组织暴露思想。” 姚文元“惟一的爱好是看书、写稿。他的宿舍里放着个藤书架,他不时从家里带来书”。

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受到毛泽东表彰的姚文元更加肆无忌惮,他举起“棍子”横扫中国文坛,从巴金、丁玲、冯雪峰、艾青、姚雪垠、秦兆阳到王蒙、刘绍棠、流沙河、邓友梅……无不受到他的当头棒喝。当年,在毛泽东提及的3个文艺界年轻人之中,惟有对姚文元的评价最高———王蒙要“帮助”,李希凡要“下去”,而姚文元是“不错的”。同年,姚刊登在上海《文汇报》上的千字文章《录以备考———读报偶感》,毛泽东看到后颇为赞赏,当即通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加编者按予转载,姚文元由此一跃而成为名震中国的文坛“新星”,成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

“文革”开始,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文革”期间,姚文元要么不写文章,一写就登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全国各报一律全文转载,传达的无不是“毛主席的声音”,体现的都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并成为全国“政治学习文件”。而自姚文元成了“中央首长”之后,“中央首长姚文元讲话”风靡全国。

在1969年中共“九大”上,大会主席团名单的排名顺序和方式清楚地表明:38岁的姚文元,已成为中国的第8号人物,成为前24名首脑人物中最年轻的一个。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姚文元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自1970年第二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垮台,姚文元晋升为全国“舆论总管”。

“十大”以后,江、王、张、姚4人不断被毛泽东与当时的中共中央委以重任: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与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6年10月,姚文元被隔离审查。1977年,姚文元被永远开除党籍,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姚文元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开庭公审时,在10名主犯之中,惟独姚文元不忘在胸前别上自来水笔———他依然保持的‘笔杆子’形象,令人忍俊不禁。”

姚文元入狱后,“不像江青大吵大闹,也不像张春桥一言不发,每天读报、看书、写检查、谈自己的认识,要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划清界限”。“在监狱里,他每天都仔仔细细看报纸,从头版看到副刊,只是再也用不着拿起铅笔写‘批示’了。他也爱看电视,尤其是每晚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他是必看的。”狱中,姚文元还写点类似于《论自然科学与哲学》之类的论文。有一次,狱中的姚文元看到报上登的全国人民生活富足了,很多人家过年时都是大米白面猛吃时,就向监狱方面提出:这样可不行啊,这样搞几年就会没有粮食吃了,得发个票进行限制。请你们赶快代表我向中央政治局同志们转告一下。他的建议受到了狱警的训斥:‘现在中国不是你们当权那个时候了,老百姓日子好过多了,你还是好好改造自己吧!’听了这话,姚文元恍如隔世,不太相信。”

文革时期,姚文元家居住在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宿舍里;在姚文元服刑期间和出狱后,其妻女一直生活在上海卢湾区一所普通民宅里。有人曾去看望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姚家居住在一幢普通居民楼的二楼,金英与二女儿、三女儿住在一起。大女儿已经出嫁了。她早已不在原单位工作,调到一个很不醒目的工作单位,只是挂名而已,从未上班。她长期请病假在家,很少外出。

1986年起,姚文元继承了其父姚蓬子的部分遗产,由妻子代管,作为家属探监、妻子治病和子女学习的费用。姚文元的一个女儿是残疾人,现年40多岁,生活相当贫困。1996年,姚文元刑满出狱。随后,他在亲人的陪同下,来到北京火车站购买回上海的火车票。这个昔日出门时都是前呼后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在排队的人群中,将头上帽子压得低低的,生怕有人认出自己。当火车在上海火车站停靠,姚文元下车看到自己的妻子金英时,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不觉长叹一声:“唉,这真是十年一梦啊!”据悉,姚文元获释后曾提出,有生之年有两个愿望:能出回忆录,能重新入党。据说他曾写了一部5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透露“文革”后期的一些历史真相(未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