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骚男男刀打亚索技巧:我们毋需为红色羞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2 06:05:17
我们毋需为红色羞愧
——展览《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看后感
维也纳老城，昔日帝国皇宫西翼，现今奥地利民俗博物馆，一楼几间华丽大厅内，玻璃展柜、墙壁上多媒体、及其各种张贴，摆设实物，如一片红色铺天盖地，中国历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时代，裸露无疑地展现在观众眼前：《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是这次展览的题目。洋人观众徜徉其间，多有些莫名惊诧，因缺乏相应的历史逻辑和文化根据，他们在这样一个展览面前，显然有些目瞪口呆。而我们，我们这些从文革中走来的人，仿佛又回到历史的长河中。……那一一幕幕狂热近乎疯癫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然而，思绪如野马，在展览上已开始狂奔。
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其疯狂也可谓史无前例，其造成的灾难可谓惨绝人寰，国民议会，那根本就是奢血的饕餮，任何人都可能因为一句话或一个动作而被看成革命的敌人，落得掉脑袋的结果，这绝不是夸张，死刑最多时，全国的断头台根本不够用，在囊特（Nantes），有时一天得处死两千多“反革命分子”，革命者绞尽脑汁，终于想出最省事的死刑，将罪犯统统绑在船上，将船放进卢瓦河，然后破底沉船。
今天谴责文革，批判“伟人”，几乎成了流行活动，有那样多的人在指责浩劫，在历数灾难。事实上，除了有良心的、真正有良知的少数，拒绝同流合污的少数，绝大多数的我们不仅是观众，都是文革的积极参与者。
中国“文化大革命”过去几十年了，思考这场“浩劫”的人越来越多，上至精英，下至平民，内有国人，外有洋人，观点、态度、认识各各不一，但很多未脱传统历史观的窠臼，忘却个人自身的局限，不知道精力和事实不等于历史，更不消说漠视历史作为历史的主角这一铁的事实。什么叫历史眼光？什么叫历史的逻辑？病人谈病，可以，但病人谈医学就不值得信靠了。
法国大革命给法国带来的灾难，给整个欧洲带来的灾难，骇人听闻的残酷，远远超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长达近四十年。有这样几件小事。革命其间，一个六岁小孩因为不说自己是爱国者，即被投进监狱；一个妇人因为将顾客称呼为“先生”，便被控告为保皇党人，革命的叛徒，死罪；八岁的王子被暴力强迫签字承认同母亲发生性关系；一个“造反派头头”任意逮捕一百个胖子投进监狱，理由是“脑满肠肥者都是寄生虫”；还不要提更加惨不忍闻的血腥，一段时间，在巴黎等一些城市，人头落地简直就像秋风中的落叶一般……。今天，甚至在法国，也很少人记得那些血腥了，到处都在说“革命”带来的新精神，新概念，新意识形态，人类因此又进了一大步。
西方人真是精确，连残酷的革命也可以炒作成世界人民的福音。这里不要误会，我们当然不认为“文化大革命”好，更不觉得其残酷的程度大大逊色于法国大革命，我们只想说，西方人是经验主义的孩子，他们从每一种历史教训中学习，越是丑陋的经验越能够提炼出智慧来。而我们呢，极其善于埋葬历史，尤其是丑陋的历史，极其善于忘却历史，尤其是残酷的历史。佛说“烦恼是菩提”，信佛的国人也念兹在兹了百千年，然而念归念，菩提提炼了几层？回答很肯定，不知道。
中国民族的审美天赋全部投注在文过饰非的能力上面了。漂亮话都会说，行为上则各自千秋。有人说“辞藻治国”，太对了，但“辞藻治国”的前提是人人能够懂得辞藻。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流行了两千年，但我们做的都是相反。读过书的人，知道很多圣训，但不做，因此，“强加，强迫、强行、强制”才难以避免地成为我们文化的一大特色，专制特色，中国特色。康德最著名的名言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西方启蒙名言，大白话一句，从此决定了人际关系的原则。而一个国家呢？国家可以不教人做好事，也不许教人做坏事，但务必教国民遵纪守法！二十世纪的伟人怎么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或“那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绝对不是惑众，这是因为社会的不公正过于泛滥，而时代已经改变，要求全新的思维和态度。看看今天英国的骚乱！这是最简单基本的物理现象。作用与反作用。常识。
一个朋友家里的一壁角有了水印，过了些时候，水印变大，又过了时候，水印变黄，继而长出黑色斑点，最后有了异味。赶忙打电话找专业工人来检修。检查结果说是房子结构里面的一管道坏了，要修，必须修，否则房子会垮。挖开墙，掏个巨大的洞，里面许多管道线缆。原先美丽整齐的家这时一片狼藉，断砖残铁，泥灰沙土，走路摔跤磕伤，血流一地……。两个星期的混乱过去后，整理房子，整个墙都要粉刷，整个地面要重新铺就，又过了一个星期，才可以享受干净整齐的新环境了。……有点像中国的二十世纪。
试想历史会选择怎样的一个人来推动中国的进化。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二十世纪，历史女神真是煞费心机。看中国踉踉跄跄迟迟疑疑的一路走来，经历无数的苦难、遗憾和不幸，终于有了今天繁荣，不过，历史最严酷的关头一过，出来说嘴的人就特别多，出来总结经验的也特别多，很少有人思考个人应当从这场“浩劫”中学习些什么。把历史的灾难推到一个人头上，或推到一个抽象的名词上面，这是自私自利的小市民的方便法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人，无一例外地都走过那片红色，都经历了那场风暴，我们都应当为文革中的灾难负责，因为我们都是历史的对象。仁义礼智信两千年，邪恶仍然能够轻易地颠覆一个民族。我们需要反省，思考自己与历史、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而不是想方设法用一个人或一个党派开脱自己，如果灾难不能让我们进化，那历史完全有理由再重复它自己。
五千年的文明，两千年的儒教，结果来了场文化大革命，就像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产生了有那样多的哲学家，结果二十世纪来了个希特勒，理性就彻底失灵了，这个疯子甚至受到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崇拜。希特勒再坏，也算是试金石呀，到底要多么的深厚的文明，到底要怎样的文化水准，到底要多么高远的觉悟，才能避免历史性的灾难？不要忘记，历史如一场大戏，导演是人也不是人，但出演正面和反面的则都是人。所以，还是应当先检讨一下人自己，仅仅扳算伟人的过失，述说政府的不济，仍然是辞藻统治。如果人心腐败了，再好的体制也会随之腐败。
文革之中几乎没有观者，都是参与者；也没有中间派，中庸者被彻底取缔，每个人必须标明立场。觉醒的灵魂或以生命绝路控诉，控诉中国人自己的无知和无耻！这种人是文革中唯一的英雄，中国人中真真的民族英雄。今天反观，我们从被人同情到被人鄙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大糊涂企及大彻悟，从大疯狂达到大觉醒。都说雄狮将醒，但从未有人问雄狮是如何睡着的，为何沉睡如此之久，谁放的蒙汗药？
我们应当觉醒，而不是在记忆中指责伟人。过多的指责导致沉沦；过多的控诉制造地狱。如果活着已觉身在地狱，希望就成了幻影，敬畏就成了虚设！内心涌出的蛮勇会让人寻求原始的正义，而这只会给社会和民族带来混乱和新的创痛，最终演绎成国家与人民的对立——中国历史上，继尧舜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将国家和人民放在同一水平，将国家和人民融为了一体，破坏这一和谐将是不可饶恕的历史罪人。
其实：国家无罪，罪在民贼；政党无错，错在蛀虫。让辞藻住嘴，让事实说话。
文革是一场全民的疯狂，男女老幼都被卷入了这股澎湃又浑浊的洪流。我们是一个为苦难所凝聚的民族，文革更加重了这一认同感。只有极少数头脑清楚的人保持了自身的纯洁，他们以生命为代价留在了洪流之外。看穿的，怕痛的，屈辱地逢迎着；然绝大多数人都是在盲目的激情中燃烧。今天控诉最强的可能是无辜，但不一定是智者；可能是历史导致的受害者，但不一定是唯一。有人什么也没有做，他们只是被动地接受愚行，这也是错，不少文人犯的错。文人力单势薄？不。他们没有做人的骨气？缺乏精神独立的勇气？缺乏从历史到未来的眼光？事实上在现实中，他们多半是狭隘的，缺乏共同的社会良知！
中国文革那些岁月，华夏大地如野火，放火的，受伤的，都是疯狂中的行为。整个民族仿佛被历史抛弃了。不，其实是我们没及时认识历史的生命轨迹。
五千年文明中，炎黄子孙经历的灾难不计其数，自然的，人为的。苦难已经构成我们共同的记忆。成了凝聚民族的能量，所以担心西化异化无异于杞人忧天。不用高喊“中国特色”，我们的苦难烙印就是我们的特色，无论走到世界任何一个旮旯，这个烙印是不会变灭的，这份记忆是不会变灭的。
自然灾难来得突然，走得也迅速，然而人为的灾难，精神的灾难， 在长期潜伏后的爆发，爆发后的持续，则是我们必须承受的，这比自然灾难要可怕得多。起初是一个人疯狂，继而一群人疯狂，最后是全民族的疯狂。文化大革命，全中国人都是这场疯狂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主动的，被动的，觉知的，盲目的，企图渔翁得利的，无奈日落西山的，没有谁是真正的受害者，也没有谁真正成为渔翁，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锻炼，真真的锻炼！一切都在我们的眼前发生，乃至在我们身上发生！我们当时可能充满希望，充满狂热、冲动、愤怒、惶恐、悲哀、绝望、无助，但我们经历了，我们应当成熟，成熟应当是苦难唯一的果实，否则，这就是一场毫无价值的苦难！
诚然，当我们无法看清历史的轨迹、历史的脉络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抓一个人来释放愤怒，来解释苦难。这是我们做人的局限，我们物质生命的局限让我们在绝望中抓住任意一个人来解释这无法解释的——浩劫、灾难，等等。
偶然想到，古希腊神话中有个国王，叫俄狄浦斯，他在无知的状况下杀死了他的父亲，娶了他的母亲，而且还同母亲生了几个孩子。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从这段残酷的故事中提取了一个名词，叫“恋母情结”。俄狄浦斯同母亲生的孩子中有一个女儿，叫安提戈妮，在父亲了解真情，羞愧懊悔绝望中扣出自己的眼睛后，她就陪伴瞎眼父亲流浪，直到最后。弗洛伊德完全有可能从这个凄惨的故事中再提取一枚名词：恋父情结。这个情结在最近的控诉文革浩劫的文字中非常突出。这些文字感染力非常强，也有道德说服力，但这些文字是否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民族的症结所在，是需要商榷的。情况显然没有京剧《打渔杀家》的主题那么简单清楚。
但是，值得庆幸，有人从疯狂中觉醒，她们变得明智，安详，快乐，甚至幸福，清明的心智让她们乐于指点，因为从疯狂中变得清明的人是不可能再次疯狂的。即便不慎再次沾染狂热，也一定能够很快地冷静下来，用理智审视世界，疯狂即会很快褪去。褪去之后，内心会升起无边的同情，对仍然在狂热中抽搐的同胞产生极大的同情，真正的同情，不是虚情假意的同情。
历史有自己的逻辑，有为人的意识难以把握的逻辑，但把握是可能的。如英国作家威尔士的幻想小说《时间机器》中的主人翁，因为能够穿梭于历史的过去和未来，谙悉历史的逻辑，终于能够征服世界成为主人。世界中的人，无论是颓废虚无懒散的愚众还是那些盲目于囤积的工作狂们，他们都需要领袖。但辨认领袖的好坏却是人类的弱项。
“不要将自己装扮成一个救世主！如果你仅仅是一个常人。”这句话不错，但装扮救世主的人大有人在。中国人民曾经失望了两千年，失望几乎已经变成了失明，以至于当伟人降世于我们中间，医治了我们的失明。但我们看见以后，却不认识他，以为他是陷我们于苦难的罪人。历史中向来有这样的悲剧。不记得谁说过的一句话：伟人降世如太阳，给每一个人投下他自己的阴影。如何学会自知之明？大概就是要能够看到自己的阴影罢。
孔子几十年车上奔波，如唐·吉可德的马背生涯，螳臂挡车在这个西班牙疯子那里失败了，但在中国皇帝的帮助下，孔夫子却享受了两千年的至尊地位，使得儒家理念在华夏根深蒂固，无逊于西方的天主教，但比天主教的控制更加滴水不漏，自由思想完全没有生存的空间，这等于民族自闭，自我幽闭，陶醉于堂而皇之的辞藻中，语言与行为彻底脱节。这样精神机制下的文人，包括孔子本人，对历史感觉已经偏颇，对历史的走向完全没有把握，何谓历史眼光？圣人的我执若顽癣，如唐·吉可德的一世愚行，以为只有自己的理想可以拯救世界。终究群众才是历史的作者，只是时间概念的不同罢了。
在思想专制的国度，偏执是被膜拜的政治手段；在思想自由的地方，这种愚行至多成为饭后善意的笑谈话资。常识是什么，常识就是理性，就是自然，就是老子说的“道”。两眼一抹黑的中国人谈道千年，也只是空谈而已，到伟人降世，道才成了行为，成了实践，才带来真正的好处。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毫不夸张地说，都是接受文革锻炼的一代人的智慧和能量释放。
西方靠基督教和音符统一世界，中国靠美丽的汉语文字成就民族。没有这一认识，对中国的历史认识多少有些欠缺。汉字是极其奢侈的文化，在过去，认几个字已经是学问了，能够写字的人，在过去的乡里是望人哩。文字权威，文字统治，不识字的人在过去看见文字会打抖，文字代表王法，代表国家，代表权力！识字读书习文根本就是超生的手段和唯一的途径。读书为应举，应举为登科，登科为进仕，进仕为禄奉，中国绝大多数文人的精神追求不过如此。毫无精神认识可言，更何况追求真理！与西方人中精英追求真理相比——无法比。冠冕堂皇的辞藻统治无异于自欺欺人，这种人执行统治是愚昧统治。
一个有启蒙使命的伟人，会非常注意语言的使用。耶稣的语言浅显生动，路德的语言粗俗平白，伟人的语言更是言简意赅，趣味横生，感情充沛，所谓“毛泽东文体。”
中国建国初期的“文字扫盲运动”也是巨大的历史功绩。“扫盲运动”曾经被居心叵测者看成统治动机使之然，但不能否认，“扫盲”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最人道、最人性的文明运动。文字权威在今天已经成为过去，这是中国启蒙最卓有成效的一个例子。中国共产党原本是为穷人，为受压迫者，为弱者的党，只要这一原则不变，这个党就仍然是世界最先进的党，最具人性的党。对这一原则的背叛，或许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贫穷不只是存在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贫穷也是民族的大敌。伪装不能代表真正的精神生命。曾经善于讲漂亮话的文人无异于笨驴披虎皮，迟早都是猎人的枪下鬼。伪君子的皮只是皮，不是心。仁义礼智信颂唱了两千年，却从未见在统治者的心理扎根，是一个再昭然不过的事实。
当历史已经存在，指责它，口诛笔伐它，并不显出有超人水平。超人是在历史的浪尖冲浪的人。今天，在文字间揪斗伟人，以树立自己的道德身份和正义立场是小人的做法。不值一顾。伟人不会打枪，却会领兵打胜仗；伟人一生没钱，却提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立国方针，这才是一个民族受用不尽的智慧。这是中国立国的原则。伟人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杀人，人头不会像韭菜再长出来”（非原话，译自德语）。……把文革中的疯狂加诸伟人是最最肤浅的做法，是对历史彻底的曲解。今天出来许多“受难者子女”，靠“忆苦思难”，连篇累牍，填充西方人的好奇和怀疑，满足中国人的精神断层和认识危机。
民族的物理灾难，总结起来有三种，战争，屠杀，疾病，而中国人除此之外差不多没有别的经历。好，唐朝有一点，一点而已。明朝呢？清朝呢？明国呢？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几乎两千万人，魔鬼一般；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到今天都还在抵赖；至于捍卫自己的战争，抗美援朝，中印战争，珍宝岛之战，多少世界强国虎视眈眈，多少居心叵测的联盟对付中国，但伟人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是不好欺负的：“再来一次八国联军，中国人也不怕。打，打出一个真理来！”今天还真让人怀念那个时代，那个有伟人气息的时代，那个有伟人魄力的时代，那个没有恐惧感的时代，那个民贼不敢探头的时代。“恐惧感竟让坏人减少了业障。”一个和尚这样说。
“任何人，如果真正想要在有生之年有所作为，就要从革命开始。但事实上，革命从来没有消灭专制，只是将它从人类的左边肩膀移到右边而已。”这是英国剧作家萧伯纳说的一句话，有些讽喻，有些虚无，但并没有阻止伟人的降世。历史仿佛有它自己的使命，遵循自己的逻辑。伟人是怎样的人？常人不能说，因为缺乏伟人的眼光和觉悟，没有伟人的水平和意识，但又为他智慧、风范和气质所吸引，不公平的是，常人在潜意识中要求伟人完美。有文化知识的群众更甚，他们简直不能原谅伟人作为人的的局限，用伪道德去约束伟人的需要。伟人，说穿了，也是人。
伟人让民族觉醒，将民族从噩梦中强行推醒。这种惊醒的滋味十分难受，但不醒则更加可怕！伟人降世，有叱咤风云的行为，但更重要的是他带来新的精神、概念、理想，眼光。新的时代随他而开始，虽然卑琐的小人只将他看做人，抑或恬不知耻地将他看做不如自己的人。拿自己去衡量天下人是可以的，但不是每个人都会正确衡量的。在习惯中沉睡千年的人不愿意睁眼看自己被冲到大海，更不愿意看海上的灯塔，那代表新思想和精神的光芒让他们觉得刺眼。他们处心积虑地维持昔日的睡态，刚愎自用地坚持天下永远不变，或一意孤行地走老路，两千年的孔孟之道，中国人最熟悉的路，让我们忘掉世界、泯灭真人性的路。甚至连洋人也说“社会主义同孔孟之道是水火不相容的”（奥·斯本格勒）。
两千年的孔孟之道，使中国人对知识的理解和认识变得狭隘、模糊、甚至错误，有时虽然错误，因为是古圣人的训言，刚愎自用地将错就错，认为这是唯一的裹脚布、裹头布，是建立生活、认识世界唯一的根据。我们的精神和思维系统已经残废到如此程度，我们根本无法认识健康与残废，以至于将小孩和洗澡水一同倒掉还洋洋得意。两千年的自恋狂，产生一种奇怪的文化心理，任精神在孔孟道统的辞藻中沉醉，陶醉，麻醉。儒教是宗教，是同西方天主教一样的鸦片，将人民变得半聋半哑。
伟人是要一个民族的意识产生飞跃，他做到了，他让中国走进现代，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Modernist（现代）君王，他自始至终担心的是民贼窃取革命果实，他知道私心吞象（物质贪欲）会在自己的党内发生。但真正理解和了解他的人并不多，甚而至于没有。今天，如果我们扔掉伟人给我们的火把，我们又将开始在历史的黑暗长河中踌躇，挣扎。好在子夜已经过去，朦胧中初晓的光明已现眼前，但那些不愿理解和认识的，请不要捡起历史的破鞋子，给自己穿，也给人民穿。
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学观照者是鲁迅；最伟大的行为艺术家是毛泽东。他们，作为民族的代言人是因为他们了解，了解得深，了解得透。也许鲁迅只属于中国，但毛泽东，比凯撒、比拿破仑更加伟大，因为他为全世界的弱者和穷人指出了真理，“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亚非拉因了他，开始觉醒。全球化的民主意识苏醒，毫不夸张地说，“始于毛泽东先生！”（拉瑞斯·约本海默）
至于作为人，伟人都不可避免犯人的错误。歌德在晚年变得保守，拿破仑则当了皇帝，路德过起了土豪一般的富裕生活，同他们比，毛泽东仿佛古代修行人一般朴素。歌德一句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最伟大的人，也依恋他的时代。”而当依恋产生时，停滞就变得不可避免。
我们都从那片红色走来，我们毋需为红色羞愧。
2011-9-4，维也纳。
注：展览《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由奥地利国家电台著名记者欧普雷构思筹划，将于九月十六日结束。展览上的多数展品来自他的私人收藏。他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留学北京，曾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时光。
——展览《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看后感
维也纳老城，昔日帝国皇宫西翼，现今奥地利民俗博物馆，一楼几间华丽大厅内，玻璃展柜、墙壁上多媒体、及其各种张贴，摆设实物，如一片红色铺天盖地，中国历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时代，裸露无疑地展现在观众眼前：《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是这次展览的题目。洋人观众徜徉其间，多有些莫名惊诧，因缺乏相应的历史逻辑和文化根据，他们在这样一个展览面前，显然有些目瞪口呆。而我们，我们这些从文革中走来的人，仿佛又回到历史的长河中。……那一一幕幕狂热近乎疯癫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然而，思绪如野马，在展览上已开始狂奔。
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其疯狂也可谓史无前例，其造成的灾难可谓惨绝人寰，国民议会，那根本就是奢血的饕餮，任何人都可能因为一句话或一个动作而被看成革命的敌人，落得掉脑袋的结果，这绝不是夸张，死刑最多时，全国的断头台根本不够用，在囊特（Nantes），有时一天得处死两千多“反革命分子”，革命者绞尽脑汁，终于想出最省事的死刑，将罪犯统统绑在船上，将船放进卢瓦河，然后破底沉船。
今天谴责文革，批判“伟人”，几乎成了流行活动，有那样多的人在指责浩劫，在历数灾难。事实上，除了有良心的、真正有良知的少数，拒绝同流合污的少数，绝大多数的我们不仅是观众，都是文革的积极参与者。
中国“文化大革命”过去几十年了，思考这场“浩劫”的人越来越多，上至精英，下至平民，内有国人，外有洋人，观点、态度、认识各各不一，但很多未脱传统历史观的窠臼，忘却个人自身的局限，不知道精力和事实不等于历史，更不消说漠视历史作为历史的主角这一铁的事实。什么叫历史眼光？什么叫历史的逻辑？病人谈病，可以，但病人谈医学就不值得信靠了。
法国大革命给法国带来的灾难，给整个欧洲带来的灾难，骇人听闻的残酷，远远超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长达近四十年。有这样几件小事。革命其间，一个六岁小孩因为不说自己是爱国者，即被投进监狱；一个妇人因为将顾客称呼为“先生”，便被控告为保皇党人，革命的叛徒，死罪；八岁的王子被暴力强迫签字承认同母亲发生性关系；一个“造反派头头”任意逮捕一百个胖子投进监狱，理由是“脑满肠肥者都是寄生虫”；还不要提更加惨不忍闻的血腥，一段时间，在巴黎等一些城市，人头落地简直就像秋风中的落叶一般……。今天，甚至在法国，也很少人记得那些血腥了，到处都在说“革命”带来的新精神，新概念，新意识形态，人类因此又进了一大步。
西方人真是精确，连残酷的革命也可以炒作成世界人民的福音。这里不要误会，我们当然不认为“文化大革命”好，更不觉得其残酷的程度大大逊色于法国大革命，我们只想说，西方人是经验主义的孩子，他们从每一种历史教训中学习，越是丑陋的经验越能够提炼出智慧来。而我们呢，极其善于埋葬历史，尤其是丑陋的历史，极其善于忘却历史，尤其是残酷的历史。佛说“烦恼是菩提”，信佛的国人也念兹在兹了百千年，然而念归念，菩提提炼了几层？回答很肯定，不知道。
中国民族的审美天赋全部投注在文过饰非的能力上面了。漂亮话都会说，行为上则各自千秋。有人说“辞藻治国”，太对了，但“辞藻治国”的前提是人人能够懂得辞藻。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流行了两千年，但我们做的都是相反。读过书的人，知道很多圣训，但不做，因此，“强加，强迫、强行、强制”才难以避免地成为我们文化的一大特色，专制特色，中国特色。康德最著名的名言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西方启蒙名言，大白话一句，从此决定了人际关系的原则。而一个国家呢？国家可以不教人做好事，也不许教人做坏事，但务必教国民遵纪守法！二十世纪的伟人怎么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或“那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绝对不是惑众，这是因为社会的不公正过于泛滥，而时代已经改变，要求全新的思维和态度。看看今天英国的骚乱！这是最简单基本的物理现象。作用与反作用。常识。
一个朋友家里的一壁角有了水印，过了些时候，水印变大，又过了时候，水印变黄，继而长出黑色斑点，最后有了异味。赶忙打电话找专业工人来检修。检查结果说是房子结构里面的一管道坏了，要修，必须修，否则房子会垮。挖开墙，掏个巨大的洞，里面许多管道线缆。原先美丽整齐的家这时一片狼藉，断砖残铁，泥灰沙土，走路摔跤磕伤，血流一地……。两个星期的混乱过去后，整理房子，整个墙都要粉刷，整个地面要重新铺就，又过了一个星期，才可以享受干净整齐的新环境了。……有点像中国的二十世纪。
试想历史会选择怎样的一个人来推动中国的进化。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二十世纪，历史女神真是煞费心机。看中国踉踉跄跄迟迟疑疑的一路走来，经历无数的苦难、遗憾和不幸，终于有了今天繁荣，不过，历史最严酷的关头一过，出来说嘴的人就特别多，出来总结经验的也特别多，很少有人思考个人应当从这场“浩劫”中学习些什么。把历史的灾难推到一个人头上，或推到一个抽象的名词上面，这是自私自利的小市民的方便法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人，无一例外地都走过那片红色，都经历了那场风暴，我们都应当为文革中的灾难负责，因为我们都是历史的对象。仁义礼智信两千年，邪恶仍然能够轻易地颠覆一个民族。我们需要反省，思考自己与历史、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而不是想方设法用一个人或一个党派开脱自己，如果灾难不能让我们进化，那历史完全有理由再重复它自己。
五千年的文明，两千年的儒教，结果来了场文化大革命，就像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产生了有那样多的哲学家，结果二十世纪来了个希特勒，理性就彻底失灵了，这个疯子甚至受到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崇拜。希特勒再坏，也算是试金石呀，到底要多么的深厚的文明，到底要怎样的文化水准，到底要多么高远的觉悟，才能避免历史性的灾难？不要忘记，历史如一场大戏，导演是人也不是人，但出演正面和反面的则都是人。所以，还是应当先检讨一下人自己，仅仅扳算伟人的过失，述说政府的不济，仍然是辞藻统治。如果人心腐败了，再好的体制也会随之腐败。
文革之中几乎没有观者，都是参与者；也没有中间派，中庸者被彻底取缔，每个人必须标明立场。觉醒的灵魂或以生命绝路控诉，控诉中国人自己的无知和无耻！这种人是文革中唯一的英雄，中国人中真真的民族英雄。今天反观，我们从被人同情到被人鄙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大糊涂企及大彻悟，从大疯狂达到大觉醒。都说雄狮将醒，但从未有人问雄狮是如何睡着的，为何沉睡如此之久，谁放的蒙汗药？
我们应当觉醒，而不是在记忆中指责伟人。过多的指责导致沉沦；过多的控诉制造地狱。如果活着已觉身在地狱，希望就成了幻影，敬畏就成了虚设！内心涌出的蛮勇会让人寻求原始的正义，而这只会给社会和民族带来混乱和新的创痛，最终演绎成国家与人民的对立——中国历史上，继尧舜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将国家和人民放在同一水平，将国家和人民融为了一体，破坏这一和谐将是不可饶恕的历史罪人。
其实：国家无罪，罪在民贼；政党无错，错在蛀虫。让辞藻住嘴，让事实说话。
文革是一场全民的疯狂，男女老幼都被卷入了这股澎湃又浑浊的洪流。我们是一个为苦难所凝聚的民族，文革更加重了这一认同感。只有极少数头脑清楚的人保持了自身的纯洁，他们以生命为代价留在了洪流之外。看穿的，怕痛的，屈辱地逢迎着；然绝大多数人都是在盲目的激情中燃烧。今天控诉最强的可能是无辜，但不一定是智者；可能是历史导致的受害者，但不一定是唯一。有人什么也没有做，他们只是被动地接受愚行，这也是错，不少文人犯的错。文人力单势薄？不。他们没有做人的骨气？缺乏精神独立的勇气？缺乏从历史到未来的眼光？事实上在现实中，他们多半是狭隘的，缺乏共同的社会良知！
中国文革那些岁月，华夏大地如野火，放火的，受伤的，都是疯狂中的行为。整个民族仿佛被历史抛弃了。不，其实是我们没及时认识历史的生命轨迹。
五千年文明中，炎黄子孙经历的灾难不计其数，自然的，人为的。苦难已经构成我们共同的记忆。成了凝聚民族的能量，所以担心西化异化无异于杞人忧天。不用高喊“中国特色”，我们的苦难烙印就是我们的特色，无论走到世界任何一个旮旯，这个烙印是不会变灭的，这份记忆是不会变灭的。
自然灾难来得突然，走得也迅速，然而人为的灾难，精神的灾难， 在长期潜伏后的爆发，爆发后的持续，则是我们必须承受的，这比自然灾难要可怕得多。起初是一个人疯狂，继而一群人疯狂，最后是全民族的疯狂。文化大革命，全中国人都是这场疯狂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主动的，被动的，觉知的，盲目的，企图渔翁得利的，无奈日落西山的，没有谁是真正的受害者，也没有谁真正成为渔翁，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锻炼，真真的锻炼！一切都在我们的眼前发生，乃至在我们身上发生！我们当时可能充满希望，充满狂热、冲动、愤怒、惶恐、悲哀、绝望、无助，但我们经历了，我们应当成熟，成熟应当是苦难唯一的果实，否则，这就是一场毫无价值的苦难！
诚然，当我们无法看清历史的轨迹、历史的脉络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抓一个人来释放愤怒，来解释苦难。这是我们做人的局限，我们物质生命的局限让我们在绝望中抓住任意一个人来解释这无法解释的——浩劫、灾难，等等。
偶然想到，古希腊神话中有个国王，叫俄狄浦斯，他在无知的状况下杀死了他的父亲，娶了他的母亲，而且还同母亲生了几个孩子。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从这段残酷的故事中提取了一个名词，叫“恋母情结”。俄狄浦斯同母亲生的孩子中有一个女儿，叫安提戈妮，在父亲了解真情，羞愧懊悔绝望中扣出自己的眼睛后，她就陪伴瞎眼父亲流浪，直到最后。弗洛伊德完全有可能从这个凄惨的故事中再提取一枚名词：恋父情结。这个情结在最近的控诉文革浩劫的文字中非常突出。这些文字感染力非常强，也有道德说服力，但这些文字是否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民族的症结所在，是需要商榷的。情况显然没有京剧《打渔杀家》的主题那么简单清楚。
但是，值得庆幸，有人从疯狂中觉醒，她们变得明智，安详，快乐，甚至幸福，清明的心智让她们乐于指点，因为从疯狂中变得清明的人是不可能再次疯狂的。即便不慎再次沾染狂热，也一定能够很快地冷静下来，用理智审视世界，疯狂即会很快褪去。褪去之后，内心会升起无边的同情，对仍然在狂热中抽搐的同胞产生极大的同情，真正的同情，不是虚情假意的同情。
历史有自己的逻辑，有为人的意识难以把握的逻辑，但把握是可能的。如英国作家威尔士的幻想小说《时间机器》中的主人翁，因为能够穿梭于历史的过去和未来，谙悉历史的逻辑，终于能够征服世界成为主人。世界中的人，无论是颓废虚无懒散的愚众还是那些盲目于囤积的工作狂们，他们都需要领袖。但辨认领袖的好坏却是人类的弱项。
“不要将自己装扮成一个救世主！如果你仅仅是一个常人。”这句话不错，但装扮救世主的人大有人在。中国人民曾经失望了两千年，失望几乎已经变成了失明，以至于当伟人降世于我们中间，医治了我们的失明。但我们看见以后，却不认识他，以为他是陷我们于苦难的罪人。历史中向来有这样的悲剧。不记得谁说过的一句话：伟人降世如太阳，给每一个人投下他自己的阴影。如何学会自知之明？大概就是要能够看到自己的阴影罢。
孔子几十年车上奔波，如唐·吉可德的马背生涯，螳臂挡车在这个西班牙疯子那里失败了，但在中国皇帝的帮助下，孔夫子却享受了两千年的至尊地位，使得儒家理念在华夏根深蒂固，无逊于西方的天主教，但比天主教的控制更加滴水不漏，自由思想完全没有生存的空间，这等于民族自闭，自我幽闭，陶醉于堂而皇之的辞藻中，语言与行为彻底脱节。这样精神机制下的文人，包括孔子本人，对历史感觉已经偏颇，对历史的走向完全没有把握，何谓历史眼光？圣人的我执若顽癣，如唐·吉可德的一世愚行，以为只有自己的理想可以拯救世界。终究群众才是历史的作者，只是时间概念的不同罢了。
在思想专制的国度，偏执是被膜拜的政治手段；在思想自由的地方，这种愚行至多成为饭后善意的笑谈话资。常识是什么，常识就是理性，就是自然，就是老子说的“道”。两眼一抹黑的中国人谈道千年，也只是空谈而已，到伟人降世，道才成了行为，成了实践，才带来真正的好处。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毫不夸张地说，都是接受文革锻炼的一代人的智慧和能量释放。
西方靠基督教和音符统一世界，中国靠美丽的汉语文字成就民族。没有这一认识，对中国的历史认识多少有些欠缺。汉字是极其奢侈的文化，在过去，认几个字已经是学问了，能够写字的人，在过去的乡里是望人哩。文字权威，文字统治，不识字的人在过去看见文字会打抖，文字代表王法，代表国家，代表权力！识字读书习文根本就是超生的手段和唯一的途径。读书为应举，应举为登科，登科为进仕，进仕为禄奉，中国绝大多数文人的精神追求不过如此。毫无精神认识可言，更何况追求真理！与西方人中精英追求真理相比——无法比。冠冕堂皇的辞藻统治无异于自欺欺人，这种人执行统治是愚昧统治。
一个有启蒙使命的伟人，会非常注意语言的使用。耶稣的语言浅显生动，路德的语言粗俗平白，伟人的语言更是言简意赅，趣味横生，感情充沛，所谓“毛泽东文体。”
中国建国初期的“文字扫盲运动”也是巨大的历史功绩。“扫盲运动”曾经被居心叵测者看成统治动机使之然，但不能否认，“扫盲”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最人道、最人性的文明运动。文字权威在今天已经成为过去，这是中国启蒙最卓有成效的一个例子。中国共产党原本是为穷人，为受压迫者，为弱者的党，只要这一原则不变，这个党就仍然是世界最先进的党，最具人性的党。对这一原则的背叛，或许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贫穷不只是存在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贫穷也是民族的大敌。伪装不能代表真正的精神生命。曾经善于讲漂亮话的文人无异于笨驴披虎皮，迟早都是猎人的枪下鬼。伪君子的皮只是皮，不是心。仁义礼智信颂唱了两千年，却从未见在统治者的心理扎根，是一个再昭然不过的事实。
当历史已经存在，指责它，口诛笔伐它，并不显出有超人水平。超人是在历史的浪尖冲浪的人。今天，在文字间揪斗伟人，以树立自己的道德身份和正义立场是小人的做法。不值一顾。伟人不会打枪，却会领兵打胜仗；伟人一生没钱，却提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立国方针，这才是一个民族受用不尽的智慧。这是中国立国的原则。伟人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杀人，人头不会像韭菜再长出来”（非原话，译自德语）。……把文革中的疯狂加诸伟人是最最肤浅的做法，是对历史彻底的曲解。今天出来许多“受难者子女”，靠“忆苦思难”，连篇累牍，填充西方人的好奇和怀疑，满足中国人的精神断层和认识危机。
民族的物理灾难，总结起来有三种，战争，屠杀，疾病，而中国人除此之外差不多没有别的经历。好，唐朝有一点，一点而已。明朝呢？清朝呢？明国呢？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几乎两千万人，魔鬼一般；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到今天都还在抵赖；至于捍卫自己的战争，抗美援朝，中印战争，珍宝岛之战，多少世界强国虎视眈眈，多少居心叵测的联盟对付中国，但伟人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是不好欺负的：“再来一次八国联军，中国人也不怕。打，打出一个真理来！”今天还真让人怀念那个时代，那个有伟人气息的时代，那个有伟人魄力的时代，那个没有恐惧感的时代，那个民贼不敢探头的时代。“恐惧感竟让坏人减少了业障。”一个和尚这样说。
“任何人，如果真正想要在有生之年有所作为，就要从革命开始。但事实上，革命从来没有消灭专制，只是将它从人类的左边肩膀移到右边而已。”这是英国剧作家萧伯纳说的一句话，有些讽喻，有些虚无，但并没有阻止伟人的降世。历史仿佛有它自己的使命，遵循自己的逻辑。伟人是怎样的人？常人不能说，因为缺乏伟人的眼光和觉悟，没有伟人的水平和意识，但又为他智慧、风范和气质所吸引，不公平的是，常人在潜意识中要求伟人完美。有文化知识的群众更甚，他们简直不能原谅伟人作为人的的局限，用伪道德去约束伟人的需要。伟人，说穿了，也是人。
伟人让民族觉醒，将民族从噩梦中强行推醒。这种惊醒的滋味十分难受，但不醒则更加可怕！伟人降世，有叱咤风云的行为，但更重要的是他带来新的精神、概念、理想，眼光。新的时代随他而开始，虽然卑琐的小人只将他看做人，抑或恬不知耻地将他看做不如自己的人。拿自己去衡量天下人是可以的，但不是每个人都会正确衡量的。在习惯中沉睡千年的人不愿意睁眼看自己被冲到大海，更不愿意看海上的灯塔，那代表新思想和精神的光芒让他们觉得刺眼。他们处心积虑地维持昔日的睡态，刚愎自用地坚持天下永远不变，或一意孤行地走老路，两千年的孔孟之道，中国人最熟悉的路，让我们忘掉世界、泯灭真人性的路。甚至连洋人也说“社会主义同孔孟之道是水火不相容的”（奥·斯本格勒）。
两千年的孔孟之道，使中国人对知识的理解和认识变得狭隘、模糊、甚至错误，有时虽然错误，因为是古圣人的训言，刚愎自用地将错就错，认为这是唯一的裹脚布、裹头布，是建立生活、认识世界唯一的根据。我们的精神和思维系统已经残废到如此程度，我们根本无法认识健康与残废，以至于将小孩和洗澡水一同倒掉还洋洋得意。两千年的自恋狂，产生一种奇怪的文化心理，任精神在孔孟道统的辞藻中沉醉，陶醉，麻醉。儒教是宗教，是同西方天主教一样的鸦片，将人民变得半聋半哑。
伟人是要一个民族的意识产生飞跃，他做到了，他让中国走进现代，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Modernist（现代）君王，他自始至终担心的是民贼窃取革命果实，他知道私心吞象（物质贪欲）会在自己的党内发生。但真正理解和了解他的人并不多，甚而至于没有。今天，如果我们扔掉伟人给我们的火把，我们又将开始在历史的黑暗长河中踌躇，挣扎。好在子夜已经过去，朦胧中初晓的光明已现眼前，但那些不愿理解和认识的，请不要捡起历史的破鞋子，给自己穿，也给人民穿。
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学观照者是鲁迅；最伟大的行为艺术家是毛泽东。他们，作为民族的代言人是因为他们了解，了解得深，了解得透。也许鲁迅只属于中国，但毛泽东，比凯撒、比拿破仑更加伟大，因为他为全世界的弱者和穷人指出了真理，“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亚非拉因了他，开始觉醒。全球化的民主意识苏醒，毫不夸张地说，“始于毛泽东先生！”（拉瑞斯·约本海默）
至于作为人，伟人都不可避免犯人的错误。歌德在晚年变得保守，拿破仑则当了皇帝，路德过起了土豪一般的富裕生活，同他们比，毛泽东仿佛古代修行人一般朴素。歌德一句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最伟大的人，也依恋他的时代。”而当依恋产生时，停滞就变得不可避免。
我们都从那片红色走来，我们毋需为红色羞愧。
2011-9-4，维也纳。
注：展览《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由奥地利国家电台著名记者欧普雷构思筹划，将于九月十六日结束。展览上的多数展品来自他的私人收藏。他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留学北京，曾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时光。
我们毋需为红色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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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快乐，我们相聚在一起
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
耶和华必为我们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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