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共和“仁”心

　　宋教仁：共和“仁”心

　　辛亥革命之初“别的同志大都忙于军政事务，惟独宋教仁注意民主立法”。从《鄂州约法》，到《临时约法》，宋教仁以三权分立为理论基础，基本勾画出了共和国的制度设计方案

　　本刊记者/刘炎迅

　　1913 年3 月20 日夜，上海火车站。

　　三声枪响过去，宋教仁倒在地上。周围的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廖仲恺等人大惊，围过来呼喊：“钝初(宋教仁的字)——”

　　两天后，宋教仁身亡。死时年仅32岁，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孙中山。

　　宋教仁临终前，托黄兴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电报刊登在1913年3月22日的《民立报》上。

　　宋教仁称，自己“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他自思“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

　　但他不明白，他或许未结怨于私敌，却结下了一个最强大的政敌，此人就是袁世凯。史学家唐德刚认为，宋教仁在被刺之后，自知不起之时，仍然不疑袁世凯，所以还要上书总统，作最后的谏诤。

　　“今国基未固，民福未增，猝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起草《鄂州约法》

　　宋教仁遗愿中希望确定的“不拔之宪法”的蓝本，就是他所主持起草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

　　武昌起义后，肇建民国共和政体已是人心所向。但如何创立共和政体，对革命党人却是开天辟地的新课题。

　　对此，宋教仁却早有思考和准备。

　　宋教仁曾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的民主共和思想的成熟，始于日本时期。

　　1904年，因华兴会策划的长沙起义事泄未遂，宋教仁潜赴日本。在日本的6年时间里，宋教仁接受了新思想，在《二十世纪之支那》《醒狮》等刊物上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他开始运用西方民主宪政的原理评论和说明问题，在其所作的《清太后之宪政谈》中，揭露了清政府的立宪骗局。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担任司法部检事长的宋教仁深感有必要学习西方法律制度，以备日后国家建设之用。这段时间，他潜心研究法律，翻译了大量西方法律制度类的文献，如《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奥地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奥匈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日本地方渔政法规要览》等。他的日记中做了详细的记录。他曾写道：“立宪政治，以代表国民公意为准则，而最适于运用此制者，则莫如政党政治。”

　　关于《鄂州约法》的起草经过，据贺觉非、冯天瑜合撰的《辛亥武昌首义史》所述，宋教仁于1911年10月中旬抵达武昌，协助湖北军政府办理外交。“别的同志大都忙于军政事务，惟独宋教仁注意民主立法……如此二十余日议论，微定大要，兼取法美二国之长。”还有一种说法是：宋教仁在汤化龙家“奋战几昼夜”，终于完成草案，经约法起草委员会居正、汤化龙、胡瑛、陶德琨等人审定。

　　在武昌起义后的危急形势下，《鄂州约法》仍然在最大范围内广为征求意见，依多数原则议决。长期研究民初法制的徐州师范大学副教授安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制宪过程的民主性不独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在世界制宪史上也是极为突出的。

　　1911年11月9日，经“公同审订”，湖北军政府颁布了《鄂州约法》，将其“刷印成本，遍布在外”。

　　武昌起义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到1912 年元旦前，实际上一直代行中华民国中央临时政府的职权。因此，《约法》一开始就不是以“地方性宪法”面目出现的。它在第一章第一条中即明确规定：“迄至中华民国成立，既已取得和将来取得的鄂州土地及他州土地都暂受鄂州政府之统治。”

　　安宇认为，《鄂州约法》从立法精神和结构、内容上都迥异于此前所有冠以“宪”或“宪法”的文献。总体看来，它是一部以三权分立为理论基础的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法律，基本勾画出了共和国的制度设计方案。

　　中南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讲师张继才认为，《鄂州约法》是中国第一部具有浓厚联邦制意味的宪法文件。它明文规定：“中华民国完全成立后，此约法即取消，应从中华民国宪法之规定；但鄂州人民关于鄂州统治之域内，得从中华民国之承认，自定鄂州宪法。”

　　《临时约法》：从总统制到内阁制

　　1912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一年为民国元年。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宋教仁仅被任命为法制局局长。

　　有人为宋教仁未担任内务总长抱屈，他却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共和肇造，非我党负起责任，大刀阔斧，鼎故革新，不足以言政治。旧官僚模棱两可，畏首畏尾，哪里可与言革命、讲共和？”

　　有人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宋教仁起草的，但是1983年，张亦工先生在《历史研究》上根据《参议院议事录》等资料考证指出，《临时约法》实际上是由参议院组织人起草的，其间先后参与的有23人之多，并没有宋教仁。

　　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宋教仁对《临时约法》的贡献。

　　1912年1月28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成立。据民国史学家范福潮考证，孙中山当时咨文参议院，请其迅速编定民国组织法，并将法制局局长宋教仁拟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送去，“以资参叙”。

　　但这一建议却被参议院拒绝。

　　参议院认为，首先，《组织法》是为组织临时政府用的，无法包括“人权”等宪法内容，因而应另订一部法律，取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次，立法如果受命于政府，“有损立法独立之尊严”，此法应由临时参议院自行起草。所以，将原案退回了政府。

　　2月7日起，参议院召集临时约法起草会议，组织编辑委员会，着手起草《临时约法》。

　　参议院最初拟订的约法条文，是采取总统制。宋教仁虽然未能参与具体编撰工作，但却发挥自己的影响，不断呼吁责任内阁制。

　　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根据南北议和的协定，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袁世凯不日将就任民国大总统。

　　时局紧迫，如此一来，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很多人开始转变观点，复议宋教仁的主张。

　　据居正回忆，为讨论约法问题，同盟会曾专门召集过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由于有了孙中山的支持，会上同意“改总统制为内阁制”。自这次会议后，参议院对《临时约法》的审议开始向宋教仁的《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的精神靠拢。

　　3月8日，参议院三读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共分总则、人民、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院、法院、附则，共七章五十二条。“采法国制，参议院为最高之机关，而国务院为责任之实体。”

　　《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并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原则。立法制约行政，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干涉。”并规定：“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发布命令，均需国务员副署。”即，国务员不同意即可驳回总统的命令，国务员对参议院而不是对总统负责。

　　可以看出，对国务员权力的这种规定来源于宋教仁主持制定的《鄂州约法》第36条：“政务委员于都督公布法令及其他有关政务之制令时，就于主管事务，须自署名。”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3月13日，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唐绍仪被任命为民国第一届内阁总理，负责在北京组织临时政府。

　　为宪法流血第一人

　　1912 年8 月，宋教仁在孙中山、黄兴等人支持下，将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等合并为国民党，任理事并代理理事长，准备参与国会的选举。

　　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认为，宋教仁和袁世凯的关系是微妙的。宋教仁看到袁世凯的权势和影响力，希望将袁世凯推在前台，作为一个权力象征，来控制当时乱局之下的各方势力，但同时，又试图用制度建设来制衡和架空袁世凯。

　　如在地方制度建设上，宋教仁坚持省长民选。他认为：“吾国今日为共和国，共和国必须使民意由各方面发现。现中央总统国会俱由国民选出，而中央以下一省行政长官，亦当由国民选举，始能完全发现民意。”

　　这样的主张，本质上是分化中央的控制权，削弱袁世凯的权力，让袁世凯这个大总统束缚于一套共和的分权体制中。

　　彼时的宋教仁，理想主义满怀。他自信地认为，虽然国民党手中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所以，当前要停止一切运动，专注于选举。“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1912年秋冬之际，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进入高潮。在宋教仁的策划与领导之下，国民党得392席，大获全胜，此外的民主、共和、统一三党的得票总数，不及国民党票数的三分之二。

　　宋教仁曾不断说，要组织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这一刻，似乎曙光在即。

　　踌躇满志的宋教仁到南方的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宣讲，鼓吹成立责任内阁，制定民主宪法。据见证者回忆，宋教仁当时显得胜券在握。他已准备好出任内阁总理。

　　真若如此，宋教仁将成为最大政敌，站在袁世凯的对面。

　　10月中旬，宋教仁忙里偷闲，返湖南桃源老家探母。彼时，宋无官一身轻，颇享林泉之乐。但各省党员不断来信催促，称大局初定，需他出来主持局面。

　　于是，当宋府家人正在预备庆祝农历新年时，宋教仁拜母别妻，于1913年2月1日，自桃源动身，经长沙、武汉沿江东下，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

　　宋教仁四处走，四处演说。当时，国民党选战大捷，党员们都很兴奋，显得斗志昂扬，跃跃欲试。宋教仁享受着个人政治生涯里最辉煌的一刻，所到之处，无不人山人海，锣鼓喧天，一时风光无二。

　　宋教仁的演讲侧重于论政，他批评国事，讨论朝政，臧否人物，显得锋芒毕露。

　　在国民党湖北支部讲演时，他毫不留情地批评袁世凯政府“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并说，“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

　　3月9日，在南京，他言辞更激，称袁政府是“不依法行事的恶政府”。他不断重复自己的主张：应建立纯粹的政党内阁，总统不负责任；国会应先制定正式宪法，再依法选举总统。

　　各地巡回演讲下来，很多党内同志开始为他担心，纷纷劝他稍作收敛，但他不以为意。唐德刚说：“宋少年气盛，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也。”

　　他没有想到，杀机早已潜伏。其实已经有很多人来告诉他，可能会有对他的暗杀，他不信，还说：“光天化日之政治竞争，岂容有此卑鄙残忍之手段？吾意异党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谣言耳。”

　　但3月20日，悲剧发生了。

　　宋教仁的灵柩移往湖南会馆时，前来送行的有几千人，所到之处，祭者不绝，道路阻塞，气氛静穆。

　　孙中山连夜从日本赶回上海，亲自主持了宋教仁的葬礼，并送挽联：“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

　　(本文相关史实参考陈旭麓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唐德刚著《袁氏当国》等书，以及张俊、颜吾役合著《宋教仁之死与袁世凯逼选》、安宇著《鄂州临时约法新论》等文。)

　　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宋教仁生前口述的国民党之政见大纲。宋本拟至京后讨论公布，但在路上即遇刺，死后发表于1913年4月2~7日的《民立报》。)

　　吾人曩者大革命之目的何在乎？日推翻不良之政府，而建设良政治也。今革命之事毕矣，而革命之目的则尚未全达，是何也？不良之政府虽倒，而良政治之建设，则未尝有也。故民国成立已届年余，而政治之纷扰，无一定策画如故也，政治之污秽，无扫荡方法如故也。以若斯之政府，而欲求得良善之政治，既不可能，亦不可望矣??  

　　今有将倾覆之大厦焉，居者知危象之日著，非补缺救隙所可将事也，乃共谋破坏之，而为永固之建设，则其目的非仅在破坏之成功，而在永固之建设可知也。及至破坏既完，乃不复殚精竭虑为永固建设，使第成形式，即为已足，风雨一至，其易倾覆，固无异于曩时也。此苟安之计，非求全之策也。而今日民国之现象则如是也。故吾人今后之进行，当觉悟于吾人目的之未达，本此现具之雏形，而为一木一石一椽一栋之选择，坚筑基础，确定本干，则庶几大厦之建设乃完成，而始不违破坏之本意也。

　　夫今日政治现象即错乱而无头脑，而国民意思亦无统系条理之可寻，则建设良政治之第一步，首宜提纲挈领，发为政见，公布天下，本此纲领以为一致之进行，则事倍功半之道矣。吾党此届选举已占优胜，是国民所期望吾党者殷，而吾党所担负责任者重。爰举关于建设之大纲，以谋良政治之实现，吾党君子，其本此而奋励其进行焉。

　　主张在中国建立民主法制政府

　　而不是强人政府

　　辛亥革命后，中国该向何处去？当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由强权人物领导国家。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很多人、北洋军人和立宪派甚至梁启超都持此观点，孙中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另一种就是宋教仁的主张。他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民主、法制政府，建立西方式的政党政治、共和民主政体。这一点从革命之初，到《鄂州约法》，再到后来的《临时约法》，他都一以贯之地坚持。

　　迟云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