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青草mp4安:试谈《血祭共和——追记宋教仁》的艺术成就

试谈《血祭共和——追记宋教仁》的艺术成就
　　——致罗永常同志
　　
　　在辛亥革命迅即百年的时候，我读到了您的长篇传记文学《血祭共和——追记宋教仁》。对于其作品的思想意义，我已经在《何时再有宋教仁》一文中叙述，因而本文着重谈您这部作品的艺术成就。这就是：无论是结构的安排，人物的刻画，语言的运用都可堪称精品。
　　一、平铺直叙主次分明的结构
　　不知您发现没有？我发现不少作者，很不重视作品的结构，认为编织一个讲得通的故事（实际并不一定通）就行了。实际上，一部作品反映社会生活是否深刻，人物能不能够活灵活现的展现在读者面前，更加重要的是，这部作品是否能够使读者愉快的读下去，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构是否合理、巧妙。结构，也可以说是矛盾冲突的安排、情节的构成、人物的设置等。这是关系到作品所能涉及到的社会生活面的广度和深度的问题。文学作品是要反映社会生活的，是要表现人物的思想和感情的变化的，因之它就离不开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各种事件、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从这点上讲，它接触的矛盾越多，情节越丰富，关系越复杂，它揭示生活的能力就越强，人物的性格就越鲜明、越突出。我还没有看到哪一部作品，它的主题思想深度和人物形象上取得了很好的成就，而它的结构却是松散的，很不考究的。相反，我见到的大多是这方面的有机统一。
　　我不讳言，我对小说这种类型的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首先是看它能不够吸引住我。如果能够吸引住我，我就认为它可能是优秀的；如果不能够吸引住我，我就认为它可能不是优秀的。尽管我的这一评价标准不被某些文学理论家认可，但我还是要坚持这一点。因为我认为这些文学理论家其实是连小说的概念都没有搞懂。小说的概念，在中国原是街谈巷议之说，因而它应该是通俗的。小说，它其实是在讲故事，因而读者读起来内容应该是明了的。小说最好的表现手法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能够在文学史上留下浓默重彩一笔的多是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先锋派文学，他们所强调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尽一切可能去颠覆人们已经习惯和熟悉的阅读经验和欣赏观念，尽可能破坏传统的艺术秩序，从而使读者和作品之间呈现出疏离化、陌生化。读这样的小说，我不仅味同咬蜡，也许我确是没有先锋派人物所说的欣赏能力，因而读完了这样的小说还不知道小说写了些什么。现在，先锋派昙花一现。表面看来，先锋派是对传统的反叛。而这里的传统，其实就是讲的结构。
　　作为一部传记文学作品，应该怎么样安排结构？首先，应该遵循传记文学的记述特点，从传主的出生讲到逝世，这就需要平铺直述。而平铺直述，首先应该有条不紊，其次应该主次得当。
　　为什么要有条不紊？因为您写的这个传主一生的经历太丰富、太复杂了。如果不有条不紊，就难免出现混乱。您写的传主是宋教仁。宋教仁的一生虽然暂暂，但一是经历的事情多，二是接触的人物多，三是所处的时代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可是，我读您的这部作品，一点儿也感觉不到混乱。
　　为什么要主次得当？首先，只有主次得当，才不会混乱。其次，也是更加重要的，只有主次得当，才能很好的刻画人物。怎么样才能主次得当？就是要集中明晰。怎样才能集中明晰？就是要围绕着人物，而且要围绕着人物的主要性格来开展人物的活动。我们的前辈柳青先生讲：“作品转动的轴承是什么东西？就是人物。人物是你小说的构思的中心，也是构件的轴承。没有人是不行的。”他还讲：“作品不是故事的发展过程，不是事件的发展过程，是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是作品中胜利的人物和要失败人物他们的关系的变化过程。”高尔基也正是从这点上讲，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宋教仁一生做了很多有益于中华民族的事情，但，最突出的是：他是中华民族第一个具有比较完整的民主思想即要求在中国实行宪政的人。所以，您就围绕着宋教仁的这个经历以及他为什么会有这种较为完整的民主思想和因此而产生的各种矛盾集中选材，并以此安排作品的结构，这是您作品的特点。
　　但，平铺直述并不等于没有悬念。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曲折多变、跌宕起伏的。同时，如果作品一味的平铺直述，就失去了悬念。这是作文章的一大忌。在写作界，耳熟能详的话就是：“为人要直，作文要曲”和“文似看山喜不平”。您懂得这一点，因而在平铺直述的同时，您利用了悬念、插述等艺术手法，因此，您的作品不仅主次分明，而且显得曲折多变、跌宕起伏，读起来也就饶有兴趣，这就能迫使我一口气读完。
　　二、真实可信高大丰满的人物
　　您是用文学的手法为宋教仁作传，取其名曰传记文学，由于您的传主是历史人物，因而也可以称为是历史小说。按照鲁迅的分类，历史小说分为两类，一类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另一类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鲁迅认为，前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倒是很难组织的，后者“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写出了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姚雪垠自述决不采取后者的办法。他主张“写历史小说，必须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不应该靠随意空想构成题材”。因而，他从搜研史料到写完，前后耗就了四十多年的心血，其间惨淡经营，钩沉刊谬，悉心查阅了多少史籍，搜考了多少文献，仅摘录的资料卡片就有二万张之多。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史学研究为前导，渊博的史料积累为后盾，他才能于三百多万言的巨幅长轴里成竹在胸，游刃有余地开展各种生活的描写，成功了这部“很难组织”之作。作为传记文学，更应该“必须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不应该靠随意空想构成题材”。只有这样，传主的形象才是真实的；只有真实的，也才是可信的。这一点，您做到了。您用近二十年的时间，前往长沙、武汉、北京、南京、长春、延吉、云梦泽等地，搜集史料，同时调动了您的所有文学素养，因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宋教仁形象是真实可信、高大丰满的。
　　所谓真实可信，是说您没有杜撰。当然，文学终究是文学，历史终究是历史，文学与历史是不能打等号的，就象是历史小说毕竟是艺术创作而不是历史研究一样。因此，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光有深入历史的毅力和功夫还不够，还得具备出色的创作才能，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机统一起来才行。在这方面，黑格尔说过一段精辟的见解:“我们理当要求艺术家们对于过去时代……的精神能体验入微，因为这种实体性的东西如果是真实的，就会对于一切时代都是容易了解的，但是如果想把古代灰烬中的纯然外在现象的个别定性都很详尽而又准确的摹仿过来，那只能算是一种稚气的学究勾当，为着一种本身纯然外在的目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固然应该要求大体上的正确，但是不应该剥夺艺术家徘徊于虚构与真实之间的权利。”今天我们要求作家的，也只能是这种“大体上的正确”，同时给予作家以“徘徊于虚构与真实之间的权利”。您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一“权利”。因而作品中的真人真事，真人假事，假人真事及假人假事的描写，大都能以强烈的真实感，使人读了有恍似躬历其境、亲闻人物謦劾的感受。
　　所谓高大丰满，是说您抓住了人物的本质，或者说人物的灵魂：即围绕着宋教仁是辛亥首义的功臣，民主主义的化身、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而撰文。
　　辛亥革命迅即百年，但对于如何评价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中的人物，可以说是一直没有定论。这种没有定论并不等于没有丝毫结论，能够取得共识的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这种没有定论其实就是说还有争论。争论很多，与本文有关的就是对宋教仁的评价。
　　围绕着宋教仁的评价，以往基本上认为辛亥革命前，宋教仁的作用不能与孙中山、黄兴相比；辛亥革命后，则是对宋教仁这个“议会迷”的嘲笑与批判。您的这部作品，描述了宋教仁在辛亥革命前为辛亥首义发挥了突出的或者类似于导师的作用；辛亥革命后，唯有宋教仁能对推翻帝制后的中国向何处去有着清醒正确的认识，宋教仁是民主主义的化身，同时，宋教仁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使读者对宋教仁耳目一新。
　　如果我们仅仅研究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就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孙中山、黄兴等人，长期在广东和西南边陲从事于武装斗争，可是革命的爆发却是在武昌，并且迅速波及到大半个中国，其中起作用的难道是偶然因素？武昌起义与同盟会有什么关系？您的这部作品，告诉了我们的答案。这就是您在作品中描写的宋教仁和陈英士、谭人凤等曾经就革命策略进行过的探讨（见第五章《唤起雄狮》中宋教仁与程家柽的谈话）。是宋教仁提出的三策：以中央革命（即在北京发动革命）为上策，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领北京，然后号令天下，取得革命的成功；以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大举，设立政府，然后组织力量北伐，夺取政权为中策；下策是在边疆沿海一带，建立秘密机关，以此为根据地，逐步进取。先是避难就易，于是有1911年3月广州黄花岗起义。但是，起义失败了，广东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事实说明，这个方案行不通了。于是，宋教仁他们决定采纳中策。为此，他们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选举陈其美、潘祖蠡、宋教仁、谭人凤、杨谱生分别负责各项事宜；并决定在长江流域“遍立分会”，派员前往南京、湖南、湖北、安徽成立分会，同时在四川、陕西等地运动，以便策应。当四川保路风潮兴起，他们感到时机已到，决定以湖北为中心，并在汉口设立起义机关，决定9月1日起义，但由于走漏了风声，三个主要的领导人被捕就义。不过，即使这样，10月10日武昌起义还是爆发了，历史朝着宋教仁他们预定的目标前进了。辛亥革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又在人们的意料之外到来。
　　您的这部作品，形象的告诉我们，孙中山等主要领导人长期在国外活动，如果没有像宋教仁、谭人凤、吴禄贞、陈其美等一大批志士的活动，尤其是没有他们在长江流域的艰苦工作，辛亥革命是不可能如此快地到来，革命党在这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也不可能如此明确。因此，宋教仁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不应该被遗忘，宋教仁是辛亥首义的功臣。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新政权逐渐被政治上老练的政客吞噬，抬出黎元洪在先，让位于袁世凯在后，他们携带的封建毒素，必然会窒息新生的民主政权，因而名为共和，实为专制。于是，就有了宋教仁等少数几个将民主政权视为头等大事的人鼎力抗争。
　　早在辛亥革命前，宋教仁就预见到推翻清政权容易，但是，革命成功后的建设却要困难得多。他以为我国政治上的变革，最终的结局虽然不清，但是，君主专制政体“必不再许其存在”，民主立宪政体“则固事所必至者”。为此，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从事于对各国政体的研究，陆续翻译了《俄国制度要览》、《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澳大利（亚）匈牙利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美国制度概要》、《比利时澳国俄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以及《普鲁士官制》等，并从中了解了民主立宪政体的知识。此刻，已经到了发挥这些知识的时候了。
　　宋教仁的办法就是实行责任内阁制。西方的民主立宪制度主要有两种：一是美国式的总统制，一是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从本质上说，他们是一致的。但是，内阁制下的总统，权力相对较小，行政权由内阁掌握，而内阁由议会选举产生，并对议会负责。宋教仁无论在湖北，还是在南京，一直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其中的关键是他不信任黎元洪和袁世凯，想借内阁制衡总统，让共和名至实归。因而，宋教仁应该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对手握全国权力的人要进行监督的人。
　　但孙中山在他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主张实行总统制。因此，在这一点上，他与孙中山曾有过争论。就我们现在看来，当时全国形势还十分混乱，为求统一、安定，总统制可能更便捷些。但是，如果考虑到孙中山上台之际，就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将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那么，总统制显然就不如内阁制了。孙中山在辞去大总统职务后，也就赞成了宋教仁的意见，因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采用责任内阁制。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凡总统的命令，由内阁起草，内阁成员副署。内阁成员的任命，必须由议会批准才能通过。正式国会将由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组织。内阁负实际责任。结果，总统权力被大大削弱了。相比之下，内阁总理的权力有所增加。内阁总理由众议院推出，其他国务员则由总理组织，不经过国会通过。
　　对此，袁世凯曾经这样说：“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宋教仁所为，恰恰正是袁世凯所怕。更有甚者，宋教仁并不讳言自己的目的。他在1913年3月《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中，毫不含糊地说：实行责任内阁是为了“使总统处于无责任的地位”。这句话，在民主国家算不了什么，可在对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听来，简直就像“彼可取而代之”一般的大逆不道，“乱臣贼子”自然应该“诛之”，因而宋教仁被袁世凯谋杀也就“顺理成章”，宋教仁成为了民主的化身，是为中国宪政流血的第一人。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假共和的现象并没有因为辛亥革命百年而改变。中国几千年的政体，归根结底是一个官僚集团统治的政体，皇帝一直是这个集团的最高首领。辛亥革命虽然废弃了皇帝，但，目前的由于对各地各单位“一把手”的监督不力，或者说根本拿不出好的监督制度，无形之间就出现了千千万万个“皇帝”。如果按照宋教仁的思路，又哪里来的这么多的“皇帝”？或许正由于此，宋教仁也就不被当局所喜欢，他的历史地位也就得不到公正的评价，所以宋教仁是一个孤独的先驱者;或者倒过来说，先驱者必然孤独。听说您的这部作品在出版时遭遇过阻力，或许也就是因为此。最后能够出版，说明了社会的进步。
　　您的这部作品，不仅描述了宋教仁不仅是辛亥首义的功臣、民主主义的化身、而且还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纵观历史，我们发现，宋教仁们是中国的第一代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何谓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除了他们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外，就是开始把爱国与爱朝庭不等同起来，宋教仁是其中的佼佼者，这就是您在作品中描写的“间岛问题”。
　　所谓“间岛”，并不是一个岛，而是中国靠近朝鲜的一大片土地。1907年日本突然就这块土地的归属提出疑问，以为当属于朝鲜（即韩国）。由于当时整个朝鲜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便以保护韩民为由，挑起纠纷，于1907年7月派宪兵前往，设立了统监府间岛派出所。宋教仁了解了日本的野心后，跑到间岛一带进行实地勘查，收集了日本与朝鲜关于中韩之间这块土地归属的大量资料，说明了如下历史事实：间岛位于满洲东南与韩国接壤之处，由于清廷的建立，当地的满族人一大半都随之入关，长白山附近原清朝的发祥之地被封禁。因此，西起边外，东至珲春逐渐荒芜，疆界慢慢不清，后来朝鲜人逐渐西移，清韩两国曾多次查勘，定疆界，间岛完全归清所有，清将一些土地租给韩人，现还有十块界碑可以作证。宋教仁这篇文章揭示了不可辩驳的事实，为清与日交涉提供了有利的证据，对保住清的发祥之地起了极大的作用。
　　对于宋教仁的这番功绩，以往的评价，认为宋教仁是将保卫国土放在第一位，民族革命是第二位。我则认为，这正是宋教仁不同凡响的地方。因为以往，认为朝庭就是国土，保卫祖国就是保卫朝庭。这个观点直到现在都还大有市场。如果宋教仁也是持这种观点，宋教仁就不会去写《间岛问题》。如果我们还持这种观点，我们就不敢去批评政府。
　　写历史小说或者传记文学常常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事件淹没人物。其实，历史小说或者传记文学同所有的小说一样，都必须以塑造人物为中心。您是深知艺术三味的。所以，您在描绘的上述事件时，都服从了人物形象的塑造，您还原了宋教仁的高大形象。
　　还应该说的是，您对其他人物如黄兴、陈天华、孙中山、袁世凯等人的描写也很成功，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论述。
　　三、活泼洗炼流畅生动的语言
　　对于您这部作品的语言，我不想再象上文那样详细论述了。我只感觉到您的这部作品的语言，是经过锤炼而富于表现力的我们民族的文学语言。它活泼洗炼，流畅生动。其中人物的语言，大都注意了时代条件、人物经历、阶级烙印、文化教养以及个性特点，做到了准确贴切。对话没有用清一色的白话，而是因人而异，符合写历史人物的要求。至于叙述语言和描写语言，也富有民族的传统特色。特别是写景，不少地方做到了情景交融，以景抒情，以景煽情。如第六章《结盟扶桑》，里面有一段是写日本姑娘千代歌子对宋教仁的爱慕。您为了衬托千代歌子对宋教仁的痴情，您的景是这样写的：
　　月儿升高了，挂在清澈如宪的夜空，柔和圆润，像是还不懂恋情姑娘的明眸，悄悄地转动着，顾盼着，在向别人诉说是什么呢？惟有它那秋水仅的光辉，满天满地，寒凝清澈，锁笼着一湖蓝幽幽的波儿……
　　还如，在第八章《月亮跟着太阳走》中，宋教仁因劳累过度生病住院，您写出了这样一段景色：
　　半轮斜挂着的下弦月完全是惨白的，在天空中显出没有力气的神情，并且像是衰弱得不能够走动，透过病室的窗户，射到宋教仁的床上、脸上……
　　把宋教仁当时病中的困景与大自然的景色融为一体，仿佛景就是人。
　　又如，第十章《寻找马贼》。宋教仁与吴禄贞告别，马上就要进山寻找马贼。为喧染气氛，您写了这样一段景：
　　长白山的初夏，万山峻岭莽莽苍苍。图们江是除鸭绿江之外中韩边界上的又一大江。汛期未到，江面上显得清澈温驯。两岸绿浪滚滚，猴啼熊嗥，鸟语一片，十分喧哗。
　　
　　杂七杂八地写了这么多，按理说还应该给您的作品提点意见，但我实在不知从哪方面说好。如果硬要提点，那就是作为文学作品写人物，应该充分发挥文学的特点。
　　文学的特点是什么？是描述，这就不同于写史志。宋教仁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三十一年的生命，但他对中国的实际贡献，按我的观点应该超过孙中山。孙中山仅仅是凭他的反清资历和黄兴的厚道与宋教仁的识大体才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论人品，他不如宋教仁；论学问，他不如宋教仁；论谋略，他不如宋教仁；论远见，他更不如宋教仁。宋教仁应该是中华民国的第一功臣，这在辛亥首义后更可以清楚的看出。如果宋教仁不死，中国的历史将要改写，宋教仁必将越过孙中山。宋教仁之所以地位不高，生前是因为他的年轻；死后（也含生前）是因为他的政治主张为所有的专政独裁者（或想搞专政独裁者）所不容。作为这样一位伟大人物，您仅仅只用二十多万字描写，似乎太可惜了。如果没有对辛亥革命和对宋教仁历史的一定了解，单凭您的这部书，是很难使读者对宋教仁有着全面透彻的了解的，您应该浓默重彩，扩充篇幅。或者择一中心事件写一卷。再就是您缺少一份传主的年谱作为附录。是否妥当？请酌。
　　就此打住，祝笔安！
　　于二○一一年八月八日至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