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被历史忽略的历史》，杨文、裴小敏 主编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从1912年到1926年，鲁迅在教育部任职长逾十四年，这段经历被其对头、批评家陈西滢等人派作是他的“污迹”。即使鲁迅为此同陈西滢论战，针锋相对，但仍解脱不了身后的非议。鲁迅经历的一段官场岁月，也成为研究者有意无意回避的一段历史。

　　在人们的脑海里，作为文坛旗手的鲁迅耿介、倔强，既不宽容，又从不妥协。他的文章是投枪，是匕首，一如他的为人。你也许无法想象，同样的一位鲁迅在1912年至1926年曾沉于下僚十余年，试图扮演好恪尽职守的公务员角色。并且，这一切真实地发生过。

　　许多人熟知的中学语文《藤野先生》中，通常认为，弃医从文是鲁迅早期思想发展的一次飞跃，它集中反映了青年鲁迅的爱国思想。但是，爱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而且每个人也会有自己的特殊表现。所以，弃医从文也只是鲁迅早期思想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1906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期间，由于幻灯片事件的刺激，决定弃医从文。这是鲁迅在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回国后，从1918年至1926年，鲁迅创作出版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作品，奠定了其在新文化思潮领域的地位。

　　公务员生活的精彩一面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初建，万事辏集。鲁迅进教育部的推荐人是当时在教育总长蔡元培手下任职的许寿棠（鲁迅与许寿棠自留日期间结识）。

　　南京传来邀请，“海归”鲁迅出仕。他先是赴南京任职，南北议和后政府北迁又随之进京。据确证，在南京短暂的几个月里，鲁迅至少担任了以下工作：推动各省大力开展有关革命形势及政策的宣传讲演；大力搜求各种图书，准备建立“规模宏大”的“中央图书馆”；计划编刊《文教》杂志等。

　　初到北京的日子里，鲁迅显然干劲十足，从参加临时教育会议，到主讲夏期美术讲习会。此后还受命主持设计国徽，这是鲁迅在教育部承担的第一项部级也是国家大事。在与钱稻孙、许寿棠的合作下，任务顺利完成。就在承担此项任务期间，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且须总统钦定（当年鲁迅还晋谒过袁大总统），直接听命于社会教育司司长。

　　公务员生活向他展露精彩的一面，鲁迅到天津出差考察戏剧，参与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的建设，筹建历史博物馆，参加读音统一会，促成注音字母的通过，举办儿童艺术展览会，协办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等等，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不免忙累了，忙坏了，比如1913年10月29日，鲁迅受命编造明年社会教育司的年度预算，同日还要拟写改组京师图书馆的建议，他在办公室里写啊算啊地忙了一天，不禁“头脑岑岑然”。岑岑，头脑胀痛之意也。

　　“黯然神伤”的另一面

　　在公务员日常事务里，鲁迅并非如鱼得水。比如教育部与内务部职务重叠就曾让鲁迅很难“做人”，因为在一些具体事务管理中，两个部门发生撞车。1914年初，热河避暑山庄所藏文津阁《四库全书》运抵北京，鲁迅赶赴北大接洽联系，却不料此书为内务部截留。经过多方交涉，1915年9月1日，鲁迅“同戴芦舲往内务部协议移交《四库全书》办法”。10月12日，移《四库全书》入京师图书馆告成。然而，《藏书简明目录》却被内务部给扣下了，仍“发古物陈列所保存”。这意味要查阅《四库全书》的人首先要往古物陈列所一过，查过书目后才到图书馆按图索骥。

　　紧接着的1915年，为了帮助袁世凯复辟制造社会舆论，教育总长汤化龙受命改组民间社团通俗教育研究会，并以行政命令让一些教育部部员入会，鲁迅为小说股主任。不久，为加紧复辟帝制的宣传造势活动，张总长明确指示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并个人召见鲁迅。然而，鲁迅坚持自己的立场，实施多方阻抗，甚至在帝制复辟后他还无视袁次长的督办。很快，鲁迅小说股主任的兼职被免去了。袁世凯死后，一切恢复正常，然而鲁迅“不听话”的强项作风却影响到他在官场的生存。1916年，鲁迅与同事好友联名上书，驳斥“祭孔读经”之荒谬，更是为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所忌，鲁迅仕途生态进一步恶化。

　　教育部领导走马灯式频繁调动。在鲁迅1926年去职前，教育部总共更换过三十八任教育总长、二十四任教育次长。除了“学问道德亦不待赘言”的蔡总长，除了与自己交厚的董恂士教育次长，鲁迅再没看得顺眼的了。范源濂总长演讲，“其词甚怪”；海军总长刘冠雄兼任教育总长得了个“痰桶总长”的绰号；梁善济“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