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危机下的经济转型之策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至今，宏观政策的调整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的经济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近年来，出口对GDP的贡献率逐步下降，投资和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但同时，困扰中国经济的诸多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在当前欧美深陷债务危机的背景下，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已刻不容缓。导致投资消费结构失衡的原因有哪些？服务业的发展对于扩大消费有怎样的意义？为促进转型，需要在哪些领域推行制度改革？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期本报采访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314期。

后危机时代的结构调整

政策集中于刺激经济增长，对结构扭曲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并未大张旗鼓的改革。

《21世纪》：2008年次贷危机至今，反危机政策对经济结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结构失衡在哪些领域有所加剧？哪些有所缓解？

迟福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4万亿的投资重点在基础设施领域，使得近几年的投资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一系列反危机政策通过拉动投资，保持了经济的高增长率。但与此同时，经济结构失衡的局面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加剧。“十一五”期间的产业发展目标是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二产业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反危机政策使得大量的投资进入到基建领域和重大工业项目，再次强化了第二产业的主导地位。这样，第三产业的占比处在较低水平。产业结构的失衡和服务业的发展不足，相较危机之前更为突出。

屈宏斌：由于政策调整和外围环境的变化，中国近几年增长的源泉和动力转为以内需为主，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2006-2007年间，中国年均GDP增长10%以上，其中约3-4个百分点是净出口直接的贡献，即约1/3的增长来自净出口；而危机之后，净出口贡献已大幅减少，如今年上半年，9.6%的总经济增长中，净出口贡献微乎其微。这个减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贸易顺差占GDP比重从危机前的8%-9%持续下降，到2010年下降到3%左右，今年上半年下降到2%左右；二是危机前净出口每年以40%的速度增长，到今年上半年贸易顺差则呈现出一个非常微弱的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增长的源泉已完全被内需所取代，这是被很多人所忽略的。

未来，若中国的内需增长持续高于周边国家或主要贸易伙伴内需增速，这种增长率的差距就会继续，导致中国的外贸、净出口占GDP比重持续下降，而这实际上已起到结构调整的作用了。当然，目前内需仍以投资为主，消费所占比重相对较少，这是需要继续改善的方面。

文贯中：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扭曲和失衡，主要是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制度所造成的，造成失衡的两个制度因素，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土地制度。城乡户籍制度的存在，是过去三十年中国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城市和制造业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因为户籍制度和城市高昂的居住成本的两重约束，农民工在外出打工一段时期之后，不得不再度返乡，在农村完成结婚生子，他们的后代的绝大部分又在农村环境中成长起来，成为新的廉价劳动者，重复父辈的命运，到城市或劳动密集型产业打工。改革以来，由于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支持，中国出口部门和劳动密集产业优势明显，发展较快，在整个出口产业结构中占的比重较大。

土地制度使得城市政府可以从农民那里拿到很廉价的土地，其用途有两种：一方面，用于招商引资所需的土地，比如产业园区等，以极优惠的租金，甚至以零地租的方式提供给外资企业，吸引大批外资企业来中国落户，以此鼓励出口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居民居住用地的价格，通过垄断土地的买卖，又被抬得很高，其差价成为地方土地财政的主要来源。以房价收入比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房价已经在全球名列前茅，在户籍限制之外，进一步使农民工难以在城市定居。

这两方面的制度问题原本应成为改革的重点领域，但在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特别是新一轮的欧美债务危机下，政策集中于刺激经济增长，对结构扭曲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并未大张旗鼓地改革。然而，只要制度性障碍没有得到去除，中国经济结构性的扭曲，就很难缓解。

投资消费失衡之因

要实现投资和消费的平衡，必须在降低储蓄率方面多做努力，而不是直接从投资或消费入手。

《21世纪》：中国的内需长期以投资为主、消费增长乏力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如何进行调整？

迟福林：现在居民对于服务业的需求正在全面快速增长。之所以居民的消费潜力没有充分释放，主要是因为服务业不能适应人们不断提高和增长的消费需求。为什么很多人选择送孩子到国外去读书呢？如果我们有好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人们何苦舍近求远呢？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主要载体，中小企业是服务业的基本主体。目前我国的实际城市化率还比较低，同时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着许多政策体制的障碍，融资难是现阶段困扰中小企业的突出问题。

要把总量扩张型的增长，转为消费拉动型的增长，就要重新理顺中央地方关系，扭转地方政府搞重化工业投资、做大GDP的局面。同时要贯彻“民富优先”的理念。目前国家财政收入增速成倍的快于GDP增速，GDP的增长又长期高于居民收入增速。这表明国家的生产能力快于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在此情况下再去刺激消费就很困难。此外，地方政府用行政权力控制了土地、资金资源配置，也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要想实现转变，这些深层次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文贯中：由于中国的利率没有市场化，资金的成本比较便宜，而贷款的大部分为国营企业和政府部门所获得。同时，地方政府还有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土地财政，也导致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过度投资。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模式，一是要在土地制度方面进行改革，二是逐步地推进利率市场化，让利率真实的反映资金的成本，减少各种软约束。

消费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农民工不能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按照今年人口普查的统计，虽然目前全国的城市化率将近50%，但这只是名义上的，把2亿多暂时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也算为城市居民了。但这2亿多农民工中的绝大多数人，根本不可能在城市里定居，主要原因还并不是户籍的问题，而是房价的问题。他们的生存模式就是在城市拼命地打工攒钱，之后回到老家去盖房子、结婚生子。他们既然无法成为城市居民，也就不会沿袭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而是尽量省钱，寄回老家，对内需的提升影响不大。由于农村人口加上这2亿农民工仍占人口的大部分，如果解决不了他们的城市化和市民化问题，扩大内需就会成为空谈。

屈宏斌：以投资为主还是以消费为主，对此应有一个现实的认知。首先，投资为主是后危机时代出台的政策，主要是以财政支出的形式，而财政支出中的4万亿主要目标又是基建，这导致投资相对消费增长得更快；而且从纯粹的比例来说，投资的比例还在加大，消费的比例还在减少。

简单地看，未来的结构调整应把投资降低一点，消费增加一点，但这种调整必须以储蓄率逐步下降为前提，在此之前，中国的高投资仍是必要的。在高储蓄率背景下，倘若国内投资不充分，必然使得一部分国内储蓄不得不流向海外，而在目前资本管制的情况下，海外投资又主要是以外汇储备的方式来表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投资下降首先要求储蓄率下降，否则一味地降投资，也是不理想的。

过去的政策并没有使储蓄率出现明显下降，储蓄率下降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人口趋势，对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的后顾之忧，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去解决，短期内很难看到比较根本的、明显的减少过程。

所以，要实现投资和消费的平衡，必须在降低储蓄率方面多做努力，而不是直接从投资或消费入手。这方面是有一定空间的，如政府更好地做好自己的本分，在教育医疗、社会养老保险方面步子再大一些，投入的资源再多一些，消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解决老百姓不敢花钱的问题。

另外，现有政府支出结构中，基础设施方面投资过多，社会福利、教育医疗公共产品投入欠缺，如果政府支出结构能够改进，储蓄率的降低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服务业的发展路径之辩

对于很多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居民来说，低端服务业是他们赖以谋生的重要渠道，也是城市其他居民的生活所需要的。

《21世纪》：服务业的发展对于扩大消费有怎样的积极意义？政策层面可以提供怎样的支持？

文贯中：近年来政府报告也反复提出大力发展服务业，但到了地方政府那里往往会走样。在一些地方调研时我发现，地方官员也讲发展服务业，但他们强调的是发展高端服务业，比如金融业等等，眼中只看到要建一个中央商务区，以为这样一来，就能带来多少产值，很少想到服务业主要的功能是创造就业，而不是产值。对于很多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居民来说，低端服务业是他们赖以谋生的重要渠道，也是城市其他居民的生活所需要的。但现在很多地方政府，认为摆摊开店等低端服务业，是破坏市容市貌，予以清理和抑制。此外，如果城市房价和租金降不下来，一般服务业还是没法充分发展，因为在其中工作的必然主要是农民工，工资必然很低，他们在城市要定居下来，完成自身的再生产，其收入必然是无法维持其居住生活的成本的。

扩大内需不仅着眼于城市居民，更要关注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如何增加他们的收入和消费？关键是提供大量的房价或租金十分低廉的住房，促进农村人口在城市低端服务业就业，这样他们的第二代就可以在城市的环境中成长，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本和技艺，真正为城市经济的各个部门所吸收。通过消除农村极为严重的隐性失业，就能提高农民的收入。一方面要减少户籍制度等壁垒，另一方面要通过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实质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才能使城市化获得新的动力，使房价和租金普遍低降下来，令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能够在城市定居，内需得到极大的提高。

迟福林：当前欧美的市场需求在快速、全面地萎缩，这恐怕将成为一个中长期的局面。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将难以为继，倒逼我们向消费主导去转型。我们应把消费主导作为经济转型的基本目标，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消费主导的经济模式对服务业的依赖是最大的，而我们目前服务业的发展，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对服务业的需求。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长期徘徊在43%左右，跟发达国家相差二三十个百分点，和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也相差十到十五个百分点。

目前服务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服务业的结构失衡，传统

服务业占比较高，现代的服务业占比较低。二是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度不足。在现代服务业当中，居民对于医疗、教育、文化、金融的需求日益提高，但在很多领域，我们的市场开放度还不够，民间资本进入服务业仍受到诸多制约。三是有关服务业的政策和体制仍存在制约。比如对服务业保留了5%的营业税，这对服务业发展造成了严重制约。而且，对于一些服务业行业，还存在诸多限制条件和政策，给其发展带来诸多壁垒。为鼓励服务业的发展，应该给予服务业税收等政策上的优惠措施，同时改革准入机制，通过开放市场给服务业更大的发展空间。

屈宏斌：我不认同有人说中国制造业发展过度，服务业发展不足，这不符合事实。中国的开放服务业发展其实非常好，发展不足的主要是一些受市场准入限制的垄断行业。实际上，我国服务业欠发展只不过是统计数字造成的幻觉，其背后主要原因在于服务业产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低估。

首先，我国现行统计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都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来核算国民收入，不能反映对非物质服务业的生产活动成果。我国对于第一、二产业的产出统计相对健全，而对服务业无论从统计方法还是统计对象的涵盖范围都有所欠缺。80年代中后期对核算体系进行改革后，才开始将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并于1993-1995年进行了全国首次第三产业普查，同时依据普查数据对之前的历史数据进行了调整。尽管对于第三产业的统计方法已由最初的估计和推算为主发展为直接调查数据与统计推算相结合，但从两次经济普查的数据结果看，对第三产业的统计核算依然是统计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

其次，过去几次经济普查结果都显示服务业的低估是GDP数据调整的最主要因素。以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为例，在修正后所增加的2.3万亿元GDP数字中，93%的漏统数据来自服务业，而其中70%又来自交通运输、通信、仓储、批发零售贸易、房地产及住宿餐饮等行业。漏掉的最主要数据是个体经营户的数据。这些数字公布之后，2004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由之前的31.9%上升为40.7%，这一水平基本上和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水平接近。这是证明中国服务业发展比人们所想象得要好的一个确凿数据。

最后，从经验观察，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服务业的漏统及低估现象随处可见：如饭店通常不主动提供发票，这些没有开发票的营业额不会被统计在内；娱乐服务行业的经营活动中常见的现金交易也有很多难于统计的；经营者为了逃税低报瞒报的情况也十分常见，核实实际数据操作上难度也很大。

经济转型与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的职能定位是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确保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21世纪》：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出口的地位和作用是否需要重估？

屈宏斌：中国的外贸顺差已持续下降，去年降到3%，今年是2%，已处于基本均衡的区间，外贸失衡已不再是大问题。过去很多人把中国的外贸顺差作为人民币被低估的一个标志，一直要求人民币升值，对此我并不同意。若从过去更长的历史时期看，内需投资及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除个别年份外总是在85%左右，那么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就成为一个问号。

人们往往容易对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产生误解，认为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实际上，长期来看，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来源。对于开放国际贸易并将本国产业与全球市场竞争衔接的国家，采用最先进的生产及管理技术提高效率，是其为在市场竞争中生存的必然选择，出口增长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推动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有所提升。贸易作为正和博弈，使得所有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能得以在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不对其他国家构成伤害。这一点不仅对小型开放经济体适用，对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也是如此，对中国经济也同样适用。

因此对于中国的贸易顺差应放到更宽广的发展战略的视野中审视，应该看到，贸易顺差不仅是一种货币现象，其背后所表现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化全球生产体系的必由之路。从发展的角度看，我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除了继续保持贸易顺差之外别无选择。而认为中国出口依存度已经过高，并据此将继续推行对外开放国策与促进国内需求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立起来，无疑是不明智的。

《21世纪》：为实现结构调整，哪些领域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宏观决策应如何把握步骤、时机和政策之间的配套？

文贯中：如果能够推进户籍、土地等关键制度的改革，那么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就有希望。农村人口如果能够在自愿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城市化，就会带来大量的内需，这是完成增长方式的转型的重要内容。经济改革走到当前阶段，面临很大的经济泡沫和社会危机，必须在制度层面有所突破。户籍和土地制度的改革都会触碰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需要宏观决策者的魄力和决断力。重新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打破国有部门的垄断地位，也都是结构调整的题中之义。

迟福林：短期政策方面，要把消费主导作为经济转型的重要目标，并把提高消费率作为经济转型的约束指标，尽快取消服务业的营业税、开放市场准入，这样才能扩大就业和消费。

同时，应尽快推进以下三方面的改革：一是收入分配改革。要加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让居民对自己未来的收入增长有一个良好的预期，这对于居民的消费心理和行为会产生积极影响。二是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目前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正是源于现行的财政税收体制。进一步理顺中央地方的财税关系，将为消费的增长创造好的政策环境。当前，尽管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总体推进有困难，但在个税方面已经有所突破，营业税方面也可以相应的进行调整。三是加快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是发展服务业，促进就业、拉动消费的重要的主体。在当前货币政策紧缩的背景下，很多中小企业遭遇了融资困难，需要出台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优惠政策。

在推进经济转型的同时，政府的转型也应同步推进。政府转型的方向是以公共服务为中心。政府的职能定位是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确保市场竞争的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