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乐都射箭视频: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经济学

刘伟丽
刘伟丽（东北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辽宁 大连116025）
摘 要：发展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进入第三阶段，即20世纪40年代，现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兴起，其主要是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发展经济学从兴起到80年代以前，可分为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两个发展阶段。80年代以来，在新的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发展经济学既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也面临着困境。面对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大趋势，发展经济学家如何在世界政治经济的大变局下进行深刻的反省并谋求实现新的超越，将决定着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未来走向。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心——外围论；新古典主义复兴；金融自由化；创新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经济学的兴起
发展经济学理论适应时代的需要兴起，是在传统经济学的体系中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
1、发展经济学的两种类型。发展经济学按类型划分，发展经济学可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学。
发达国家学者以他们的眼光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是西方先提出的，但他们内心里不想让发展中国家发展；地球很小，资源有限，按什么原则分配资源，欠发达国家如何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的转变，如何解决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如何解决环境污染，谁来承担发展的代价……，对这些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立足点是截然不同的。主要经济学家有，哈罗德—多马提出了经济增长的数量模型；辛格和纳克斯发现“贫困的恶性循环”现象；罗丹提出“大力推动理论”；刘易斯提出结构主义理论“二元经济结构”；W·W·罗斯托提出大推进理论，指出经济变迁的过程可以视为一连串的阶段，每一个国家都必须经过这个过程。英国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它是第一个因演化而踏入现代工业世界的国家。罗斯托并且推论说，这种阶段的路径是一种模型，可为其他国家所复制。他还罗列了使某一国家从某一阶段走入另一阶段的诸多因素，认为只要满足这些因素，就会取得发展的效果。美国的保罗·巴兰在其1952年发表的《论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指出：“如果说资本主义不能改善大部分落后地区全体居民的物质条件的话，那么，它却带来了深刻影响不发达国家社会和政治条件的某种因素。它以惊人的速度把资本主义秩序中固有的一切经济和社会的紧张关系传入这些国家。……它把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运同变化无常的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并使它们的命运和热病般忽上忽下的国际价格运动连在一起。”因此，“按照进步资本主义的方针来解决不发达国家现有经济和政治僵局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消失。”可以说，巴兰开启了依附的先河。
发展中国家学者以自己的眼光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主要经济学家有拉美发展经济学家普雷维什提出“中心—外围”观点，这一观点的第一次引人注目的应用，是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论点，并提出发展中世界的经济滞后和收入不均，源于市场失灵和国际经济的“中心—外围”关系。因此，外围国家要实现发展，必须首先同中心脱钩，进行内部的工业化和政治社会改革，发挥国家的作用。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则在吸收了“中心—外围”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激进的“依附论”，其代表作是《帝国主义与依附》（1975年）。多斯桑托斯认为，“中心—外围”结构对应于帝国主义在全球统治开成的“统治—依附”结构。帝国主义现象包含了互为条件的两个方面向外扩张的经济中心和作为扩张对象的附属国。以往的帝国主义理论只是研究了帝国主义中心的扩张过程和对世界的统治，而被统治国的依附结构则是这种扩张的后果。因此，依附理论并不是一个孤立或独立的理论体系，而是帝国主义理论的补充和有机组成部分。
2、发展经济学的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面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历史现状，顺应当时许多经济落后的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发展经济学适应时代的需要诞生。此时，发展经济学的方向概括起来说为结构主义，即突出物质资本的形成，而轻视人力资源的开发；突出了工业化，而轻视农业进步；突出计划管理，而轻视市场机制；突出内向发展，而轻视对外开放。总起来说，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当时20年左右实行的经济发展路线是一种封闭式的、以资本积累为重心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化的发展路线。一些遵循这条路线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民族工业体系的初步建成，国民经济的独立性有所增强，人民生活方式和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等等。但是，这种畸重畸轻的政策，在经济上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如农业停滞、进口替代方针经历第一阶段的轻松过程之后，一般会转入第二阶段的困难时期、计划管理体制出现种种弊端、二元结构在实际中趋于二元结构的次级分化。主要经济学家有：尼赫鲁阐述了关于经济计划和发展的思想；刘易斯提出成功的发展是以基于发达工业国技术的经济替代传统的经济。
第二阶段，随着各国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加强，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发展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重视农业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改革开放，走向市场经济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必由之路。出现“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其中，东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取得成就比较突出，被称为“东亚奇迹”。但是在各国经济活动逐渐从国内走向全球，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社会化；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断扩大影响的过程中，人们对市场经济，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认识又在走向深化。特别是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发展经济学还需要适应时代的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在60年代后，出现新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家（舒尔茨、费景汉和拉尼斯），他们重视农业，农工并举，平衡发展，强调政府对农业的扶持的干预。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肖和麦金农提出“金融自由化”理论。L·萨马在70年代发表了《印度的发展战略》一书，提出了发展印度经济的理论。阿尔及利亚雷蒙德·柯比斯提出开放经济中“竞争经济”理论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没有获得真正的发展，许多国家出现了印度经济学家B·达塔曾在《我们将带着大量贫困进入21世纪》中说的现象，“到那时，我们将会发现有两个印度：一个是富豪们的印度，他们享受着国外富裕世界所有的享受；另一个是穷人印度，他们不仅仍然贫困，而且还要承受使富者更富所付出的一切代价”。阿明提出“边缘资本主义论”，中心——边缘论分三个阶段：殖民主义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群众边缘化”阶段——不是为大众生产，使资产阶级更加买办化；从边缘走向自力更生。出路是同资本主义体系“脱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卡多佐的“依附的发展论”，提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同时具有两种特点：依附性和发展性，依附和发展不是对立，而是可以结合。原因是外国资本、国家资本、国内私人资本可以形成“联盟”，随经济发展程度的上升，依赖性会越来越低，直到过渡到独立的发展阶段。依附论正确地揭示了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二、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主面临的困境
（一）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新浪潮
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格局是空前的，伴随着全球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的浪潮，包含生产、金融和技术三个方面的全球化，世界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模式。
1、信息革命缩短了各国相互关系的时间和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础。新的沟通技术使空前规模的资金流动成为可能，也使跨国公司真正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和销售成为可能。
2、跨国公司的大发展，使经济全球化进入了新的阶段。目前全世界跨国公司已有5.3万家，它们控制了全世界生产的40%，贸易的50%-60%，技术贸易的60%-70%，对外直接投资的90%，技术专利的80%，生产技术的90%。企业进入了全球经营的新阶段，即无国界经营阶段。
3、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性发展。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市场力量不断扩张，使世界市场不断发展，必然推动世界各国之间经济互相依存的进一步深化。
4、经济全球化的双重影响。经济全球化确实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收益和潜在的巨大机会，然而在实际中，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往往因经济一体化的滞后而受到影响。在这一点上，由于多数学者并不严格区分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因此，在分析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时往往会得出一些不符合实际的结论。
（二）经济全球化中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新浪潮背景下，发展经济学出现了以下新发展趋势：
第一，发展经济学在理论研究上，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即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以结构研究为主转向以组织和政策研究为主；拉尼斯和费景汉在论述80年代发展经济学“智力生产函数”的移动时，专门介绍了“政策变化经济学”，并且认为分析组织和政策选择因素“如同从统计观察上分析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的变化一样重要”，发展经济学出现以研究“经济结构”的变化为主，转向以研究“组织和政策的变化”为主的趋势。
第二，发展经济学从一般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研究。这就是放弃对一般理论或普遍规律的探求，转而注重对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发展进行分组的或国别的研究。分类的依据有三种：一是根据地区（如东亚、拉美、撒哈拉以南非洲等），二是根据发展业绩（如经济增长率、人均收入水平等），三是根据发展条件（如资源禀赋差别、外部冲击程度等）。
第三，发展经济学从统一理论范式中，分化出许多专业化的发展问题，进而不仅关注单纯经济分析，也开始注意非经济因素的分析。D·亨特认为有必要走出经济这一“纯洁的堡垒”，重新重视莱本斯坦和明特50年代初强调的非经济因素（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等）分析。因此发展研究就不能仅从经济学角度进行，而必须结合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以及各个部门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等，展开深层次的和综合性的跨学科研究。
第四，发展经济学开始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发展问题。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日益增加，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增强，发展问题实际上已超出了发展中国家的范围。斯特里顿在谈及“发展经济学的未来发展”问题时，就认为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之一，是应该及早地从全球的角度（也就是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去研究国家政策与国际体系的相互影响、超过国家界限的利害同盟、对全球问题的适宜的制度反等等。因此，他主张发展经济学应从“特例经济学”过渡到一门新的、研究全球性共同问题的经济学。
第五，发展经济学各学派之间相互交融，呈现出进一步综合发展的趋势。这就是力图从相互争论的不同学说观点和分析方法中，寻找出共同的或共通的东西，以此为基础扬长避短，使之互补综合而成一种新的比较完善的理论框架。斯特里顿曾为此而大声呼呈，认为结构主义的分析（包括模式、范例和理论）可以增长我们智能的灵活性；激进学派从制度上考察了欠发达社会的经济关系；而新古典分析则证明了市场力量既可以打破又可以加固制度的外壳。
（三）发展经济学目前面临的困境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受到了经济全球化及世界经济体系的制约，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是当代资本国际循环的一部分。资本国际循环既有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随着介入资本国际循环程度的加深，不利的因素逐渐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障碍。从内部结构看，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加入国际分工与资本国际循环后，经过近50年的发展，尽管在绝对意义上经济有所增长，但经济、社会结构并未随之得到优化，甚至遭到了劣化，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国际社会认为，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80年代是“失去的十年”；90年代对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意味着又一个“失去的十年”。此时的发展经济学也面临着困境。
1、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如同复兴后的新古典主义的较量中处于被动的地位。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几乎渗透到了所有的发展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受到了来自三个方面的严重威胁：（1）西方正统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统天下，排斥了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可能性。例如，根据伊恩·利特尔的观点，发展经济学只是“纯应用微观经济学”的正宗分支。（2）侧重于案例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倾向，影响了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的存在。研究重点从理论转向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从而把发展经济学弄成一门政策学。（3）许多民主国家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对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以我为中心”的倾向进行抨击，从而提出了发展经济学能否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存在的问题。
2、发展经济学理论本身的缺陷。首先，这些理论虽然依重拉美，但是对拉美问题上实征性较差，没有做到理论框架和现实的有机结合。同时，过于依重拉美，忽视了其他不发达地区，尤其是东方的不发达地区，以拉美状况来代表所有不发达地区，在方法论上陷入了偏狭的教条主义和“拉美中心主义”之中。其次，在对待发展问题上，缺乏辩证的方法。把中心与外围的依附关系看作是一成不变，永久存在的。过于强调了外部因素，没有找到真正的起决定作用的内部因素。最后，采用“依附”、“不依附”的两分法，一方面无法精确衡量依附的程度，而且无法把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依附形式以及苏东社会主义中的信附关系涵盖过去。这些理论的缺陷阻碍了其对走出不发达状态的正确途径的发现，因而也使其在周围环境的变化下陷入被动，从而使该理论陷入困境。
（四）简要的评价
1、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的意义及作用。发展经济学在新古典政治经济学阶段，新制度主义者的触角延民到了政治、法律、文化、道德化理等各个领域，这种扩张超出了经济理论家的专业范围，正如科斯说的：“我们不必那么担心不是理论家的制度主义者，到是要担心不是制度主义者的理论家。”经济发展是个复杂过程，如果把视野局限于某一个领域、某一个分析思路上，不论发掘得多么精深，都是不充分的。
2、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局限性。此时拉美各国经济状况的恶化使一度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陷入被动，其理论家被迫退出国内政治，避难他乡，新保守主义随着军人独裁政权的建立开始在许多国家登场亮相，成为官方主导思想。该发展经济学理论推动了其长期依赖的基地。同时，还特别要注意的是，由于70年代经济的全面衰退，西方力量的相对衰落，在整个西方世界中，新保守主义成为了最有势力的理论，它使西方学者由后来的开放状态变得保守，关注的更多的是国内事务，而非国际发展。对西方学术界来说，该发展经济学理论失去了其往日的吸引力，不仅受到了激进学者的批评，而且成了新保守主义者政治攻击的目标，已经无法被西方主流思想所接受。
3、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及效果。一是发展中国家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经济成就明显。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一些非洲和拉美国家则处境艰难，民族独立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建设不仅没有取得进展，而是一团混乱，社会动荡、政治暴力和经济停滞并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间的距离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分化使一些学者提出“第三世界终结”了，一部分成为了发达国家阵营中的一员，另一部分沦为了“第四世界”。这些变化使根基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难以自圆其说，尤其是无法使其最基本的立论前提——外围阻碍发展——立足。东亚经验成了许多学者批评“中心——外围论”的有力证据。认为东亚各国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开创了一种发展模式。
三、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的发展经济学走向
1、贫困及“发展”的目标问题。贫困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消除贫困理所当然是发展的基本任务。现在的发展问题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过去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也就是财富生产的扩大，所以研究发展问题基本上是经济学家的事，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虽然除掉少数几个地区和国家经济增长都是正常的，可是世界上贫困问题却未见好转。虽然贫困人口的百分比略微有所下降，但贫困的人数在扩大。只谈经济增长而不谈收入分配，是无助于全球13亿人均收入少于每天一美元的人口的。谈到贫困，就不光是经济学所能对付的。世界银行的援助重点在近三四年内已经逐渐转移到脱贫上来。发展经济学年会的主题也相应地越来越偏重在如何摆脱贫困上。所以，发展应该包括三方面内容：即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情况的改善以及可持续发展。在这里，追求生活质量、改善收入分配、消除贫困和饥饿、提高人力资本等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
2、微观分析发展论与宏观稳定发展理论。发展经济学最近20年来对微观方面的探讨引人注目，例如，作为新古典理论推广的“新家庭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的决定、人口增长、教育和营养状况、劳动力市场等问题。又如，非对称信息和不完全信息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斯蒂格利兹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中普遍存在着分成制、兼业制、信贷合同等不完全市场形式，这些市场形式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因为它们要么提供保险功能，要么节约交易成本。显然，在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情况下，政府既有可能发挥作用，但也有可能无法克服同样的困难。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极为活跃，有人甚至认为有可能在信息不完全假定基础上重构发展经济学的一般基础。
3、报酬递增经济学与创新经济学。报酬递增现象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一步的一个最显著特征之一。然而，由于受古典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影响，西方发展经济学把分析经济增长的重点放在资本和劳动等资源性要素变量分析上。而在现实中，非资源性要素——如技术、制度等，却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80年代以来，关于外部性、技术进步和收益递增的模型化成为一个增长理论进展的一个显著特征。罗默和卢卡斯等人运用数学化、微观化的新方法，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提出了许多具有外部收益递增和知识外溢效应的内生型增长模型，这就是所谓“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它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水平，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可以产生一种“赶超效应”，适当的政策将极有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
创新理论日益受到重视。70年代以来关于技术扩散、技术转移理论以及制度创新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技术创新方面，罗默、格鲁斯曼和赫普曼等人运用内生动态模型，形成一个所谓“新能彼特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外部经济，投资的社会收益高于私人收益；资本具有比通常更大的投入份额；技术进步主要是由市场驱动的R&D的内生结果；国际贸易对技术转移具有特别的意义。在制度创新方面，诺思、戴维斯、拉坦、霍奇逊、速水佑次郎和林毅夫等人作了大量工作，指出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源泉。
4、“政府在发展中的角色”。这被认为是“当前最激动人心、结果最富争议性的一个发展问题”。在50—60年代发展经济学的黄金时代，因为当时主流宏观经济学就是建立在凯恩斯主义遗产和福利经济学基础之上，也使得发展经济学家像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一样，强调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滥斛以及一般化，尤其是实践中的计划与理论上的计划之间在结果上严重背离，使得人们“对计划的狂热平息下来，潮流转向对市场的兴趣。”“政府失灵”一度取代“市场失灵”成为一个新流行语，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使一些国家计划经济体系全面崩溃，更被某些发展经济学家视为“彻底地将全面计划化打死在棺材里”。
然而，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最成功的发展典型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从理论与现实双方面看，这些新兴国家与地区的超常规发展的确有政府的有效干预起作用；“东亚模式”的特色之一也恰在于政府的作用。因此，这又产生了诸多问题：是否东亚政府对发展过程的干预没有同时破坏市场机制？我们是否没有很好地研究“非古典”领域成功的政府干预的存在？“好人政府”以及“好统治”的全部含义是什么？等等。所以，对政府在发展中的作用应重新思考，也成为发展经济学今后发展的研究重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