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鞍山交通规划:如何看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

　　也许，我们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完整概括这场世界经济危机的全貌和特征，这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这场经济危机，实际上是由前后所爆发的两种危机所合成的。这两种危机，一种发生在经济领域，即人们通常所指的市场层面上；另一种发生在政治领域，即人们通常所指的政府层面上。它们性质不同，但相互关联，最终构成一场前所未见的综合性全面经济危机。

　　如果用数学的语言加以描述，那么这场全面的综合性经济危机就是一种“二元方程”，甚至是一种“三元方程”。因此，它确实比单纯的市场危机或政府危机更加错综复杂，也更难解决。

　　这场经济危机暴露的，不仅是西方发达经济体所共有的经济体制问题，而且也包括它们所共有的政治体制问题，此外，还涵盖生活方式或价值观念问题。这样的难题，应当说是全局性的或结构性的，而非某个方面的简单问题。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要想战胜危机并全面恢复，可能须经历一个比较漫长而艰难的考验过程，难度可以说是比较大的。

　　这种状况也给人们一个重要启示，即：并非只有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才面临比较严重的经济困境或发展风险，诸如“中等收入陷阱”等。从美国和欧洲面临的困难看，西方发达经济体同样也会患上某种比较严重的“经济病”，就像它们现在正经受的那样。

　　导致西方发达经济体患上较为严重“经济病”的根本原因是，它们过去在总体上都追求了一种过度发达或过度富裕的生活方式。对此，我们不妨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这就是“过度发达综合症”，或者叫“过度消费陷阱”。

　　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今天似乎都患上了这种“过度发达综合症”，或正处于“过度消费陷阱”中。反过来也可以说，正是由于体制和机制的深层原因，才令发达经济体深陷这种病痛中。这才是西方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它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普遍显出动力不足。当然我们也可以就此进一步推理，如果以上病因不除，西方国家的经济除等待不断输血之外，恐怕不会有更好的出路。

　　可问题还在于，只靠外界输血肯定是救不了西方经济的。因为外援不可能无限制，也不可能持久。西方经济最终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才能恢复活力。这就要求它们必须做出某种自我转变，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实行某些深层改革，以告别过去那种过度追求富裕甚至奢侈生活的态度和方式，重拾早期的勤奋、吃苦、耐劳和拼搏创业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西方经济的命运。在这个方面，新兴经济体的经验或许可以为它们提供一些参考。

　　9月14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说，指出：“除非欧洲各国、日本和美国都能勇敢面对其职责，否则它们就不仅将拖缓自身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也将拖缓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他还说，欧洲、日本和美国都应承担起自己相应的责任，欧洲要承担共同货币的共同责任，日本要坚持经济结构和社会改革，美国则需要削减赤字，使财政状况重归可持续之路。

　　佐利克在演说中强调，目前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不愿进行确保全球增长所必需的财政和结构改革，却呼吁作为上升中的经济强国的中国应该成为负责任的全球利益相关者。但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也应该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来处理自身的经济问题，不能再按照以往“照我说的做，而不要问我做什么”的办法行事了。在发达经济体试图自我修正的同时，新兴市场国家也不应作壁上观。他本人正集中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形势的转变，目的就是要让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和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佐利克的讲话的确引人深思。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这场始于西方的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过程。它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金融危机爆发，这属于经济领域或市场层面的危机。第二个阶段则是政府债务危机爆发，这属于政治领域或政府层面的危机。最终，两种危机纠结在一起，从而形成今天的危局。

　　第一阶段的市场危机是从美国华尔街发端的。2008年9月，华尔街投资机构雷曼兄弟集团宣布破产，这件事迅速成为美国金融市场崩溃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这在实际上是美国金融市场多年来缺乏必要监管、金融衍生工具肆意泛滥的必然后果，因而等于宣告了美国金融市场泡沫的破灭。金融业是美国整体经济的“火车头”，直接影响并决定着美国整体经济的发展趋势。随着金融市场泡沫的破灭，美国整体经济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

　　可以说，这种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由金融资本所控制的市场经济体系，正是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所共有的经济体制特征。它是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到今天的必然产物。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和列宁都曾经作过分析。按照他们的预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最终必然会走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也被西方历史所证明。可能只有一点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即今天的信息技术的出现和广泛运用客观上也使得这一进程大大加快，不仅资本聚集和垄断大大加快，而且其规模和层次也进入全球化程度。

　　今天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无疑是以华尔街为首的几大金融资本市场。这些金融资本市场，特别是华尔街的股票、期货等市场投资行情，对于全球经济包括美国经济起到决定性的主宰作用。它们是全球经济运营真正的中心或大本营。如果世界经济向好，它们肯定是最赢利的地方；如果世界经济状况不佳或陷入危机，它们也一定是各种危机和风暴的源头。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华尔街才是美国以至全球市场经济王国的“政府”所在地，那里的金融界精英则是全球市场经济王国的“CEO”。总之，华尔街才是全球市场经济的真正“管理者”。这是当今美国及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的实际状况。

　　因此说，全球市场经济的实际管理者是华尔街的金融投机家，至于美国的经济就更是如此。美国政府和政客只负责管理美国的政治、外交或国防等事务，而经济管理则是由华尔街金融精英实际负责。这成为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特点，或者说是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特征。当然，它有其自己的优势，比如，经济发展的灵活性，较适合企业创新，但同时也不可否认，它还有自己严重的不足，这就是让整个市场经济命脉通常被金融投机家所掌握。也就是说，美国乃至全球市场经济运行的好坏，前提是取决于极少数金融投机家的良心和良知。

　　显然，以谋取私利及暴利为目的的金融投机家的良心和良知能有多大的可信度，这本身就是一件极令人怀疑的事。西方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多次市场经济危机，早就反复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现在所爆发的这场经济危机，其引爆点正是华尔街的投资机构。雷曼兄弟虽然破产了，它幕后的操纵者恐怕早已赚够，只是亏空了绝大多数的其他投资者，给美国整体经济造成了巨大伤害，也拖累了全球经济。这恐怕就是华尔街金融投机家的良心和良知所在。

　　当然，西方国家也知道金融投机家的良心和良知靠不住，因而也在经济体制上采取了一定防范措施。这主要体现在各国的央行功能上。作为非商业性银行，央行的主要职能就是制定货币、利率、汇率等各种经济杠杆政策，通过它们对自由市场经济体系进行必要的调节。显然，这些做法都属于间接干预，它们并不能限制或改变金融资本自由投机的游戏规则，顶多只是对自发的投机行为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做一些事后修补。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美联储是美国整体经济的守护神，还不如说它更像是华尔街的“门童”或“帮手”。

　　美联储的有限功能在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以后也暴露得很清楚。迄今为止，美联储最大的经济干预行动就是推出了两轮“QE”政策，据说还有第三轮。但从实际执行效果来看，这些常规手段并没有对美国整体经济复苏起到显著作用。一段时期已经过去，美国经济依然疲惫不振、恢复乏力。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美国失业指数未见好转。这说明，美国经济基本面没有任何呈现复苏或即将复苏的迹象。

　　对于这种状况，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似乎也无可奈何。他甚至坦言，作为央行负责人，他和美联储已经尽到自己的责任，可用的手段也基本上用完，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了。伯南克的态度表明，美国由金融市场问题所导致的整体经济危机确实相当严重。它不是局部性的问题，也不是暂时性的问题，而是整体性的或结构性的难题，是长期性的难题。否则，美国政府无论如何也是不会看着本国的经济危机持续三年之久而不见好转。对这种情况，不要说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就是一般国家的政府也不可能丝毫没有顾忌。

　　人们还记得，早在雷曼兄弟倒闭引发金融海啸之初，奥巴马政府可能就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果断地对华尔街采取整顿。这也证明，华尔街的疯狂投机行为确实已对美国整体经济构成极大的危害。应当承认，奥巴马总统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他采取行动也是必要的，此后接踵而来的整体经济危机也证明了这一点。为制服近乎疯狂的金融投机者，奥巴马甚至不惜动用了联邦调查局。然而无奈的是，这种亡羊补牢的做法只能暂时遏制华尔街的投机冲动，却无法挽回已经给整体经济所造成的伤害。于是，全面的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如果说，华尔街金融市场的运行和监管问题导致了一场严重的全面经济危机，说明美国经济大厦的屋顶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窟窿的话，那么接下来发生的另一场危机，就如天公不作美，偏在此时连降大雨，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无疑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更加危机重重了。

　　这第二个危机，不属于金融危机，也不在市场领域，而是源于政府层面。这就是美国政府的债务危机。债务危机实质上是美国政府的财政危机，当然就不同于一般的金融危机或市场危机。在西方现有经济制度下，金融危机或市场危机本质上属于市场或私人领域的问题，而财政危机则属于政府或公共领域的问题，所以两者有着根本区别，也有不同的游戏规则。

　　一般地说，金融市场发生危机或引发整体经济危机之后，首先应该是由美联储出面救市。美联储可以祭出各种货币杠杆政策控制危机并重振经济。但当美联储“救市”行动无效时，就应该由政府出面。政府可以利用财政手段来刺激经济。然而不幸的是，就在美国经济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时，美国政府自身却早就陷入了沉重的债务困境中。

　　人们都知道，让美国政府背上巨额债务的根本原因就是上届政府过去十年里所发动的两场反恐战争，即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上届总统小布什上任之初，美国政府财政状况还有盈余。但在发动反恐战争若干年之后，他就把一个拥有巨额赤字的政府留给了下任奥巴马总统。尽管后者上任后致力于使美国从反恐战争中脱身，但已经为此支出了约3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欠下了一屁股债，甚至到了偿还到期债务都困难的地步，哪还有钱来对经济实施财政刺激呢？

　　前面提到美联储已为重振市场而实施了两轮“QE”，这些钱是不能作为财政支出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进一步扩大举债规模，借新债还旧债。但这么做是要经国会批准和授权的。就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与国会产生了很大分歧。国会中两党围绕提高债务上限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吵，使问题的解决受到拖延。这无疑让正为债务问题发愁的奥巴马政府更加烦恼。可以说，奥巴马的这届总统当的确实不易，这也可能令很多人对他表示同情。

　　一方面，他打算收缩反恐战线，但这受到鹰派的反对和批评；另一方面，他要拯救美国经济，但这又受到国会和反对党的杯葛和干扰。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确实让他为难。无论如何，没有钱美国政府是什么也干不了的。如果我们看一看 “9·11”十周年之际美国社会中鹰派势力的声音有多大，就可以想象奥巴马政府所面临的压力有多大。

　　由此，也可以联想到中美关系。世界和美国都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中美关系在21世纪的重要性。美国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大多数美国民众都认为21世纪的亚洲对美国来说比欧洲更重要。应当说，这是世界总体发展趋势的一种客观反映。未来的中美关系对中美两国及全世界都将会越来越重要，中美两国如何相处的确是影响世界命运的大问题。从这方面来看，良好或至少交流顺畅的中美关系应是必不可少的。

　　人们还可以进一步猜测，在当前世界经济面临重大变化的历史性时刻，奥巴马总统之所以任命华裔出身的骆家辉为驻华大使，并且委托比较了解中国的副总统拜登前来访华，其中就可能包含着这种重要的考虑。果真如此，则骆家辉的主要使命就应当在于尽量发挥出他的华裔身份特长，尊重华人社会尚和的文化传统，而不是与此相反，过多地强调他的美国文化特点。唯有如此，才能为中美关系大局起到加分的作用。

　　不过骆家辉可能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的聪明在于，他不但没有使自己的华裔身份成为其个人政治生命中的“累赘”，反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把它发挥到极致，从而使他能在美国内部得分。从他到中国后的各种刻意作为和效果上看，骆家辉确实成功地把他的华裔身份变成了某种战略资产，构成美国 “软实力”的一部分，以至于要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已经成为次要的议程。坦率地说，这非一般聪明，而是经过精心计算的结果。对于个人他肯定是在政治上赚了，但作为大使他却不一定能使中美关系加分。

　　还是回到世界经济危机的话题。以上所谈是有关美国经济危机的情况。虽然如此，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呈现的特点却并非只有美国才有。事实上，其他西方国家也同样存在这些问题。甚至，欧洲的问题可能比美国还突出。原因在于，欧洲虽然与美国有着类似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但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作为整体它实际上还不成熟，谈不上是一个真正的整体。这是欧洲与美国问题的最大不同。它使欧洲解决经济危机的整体决策能力和政策力度都大大降低。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都在关注视欧洲的命运，看它作为一个整体将会怎样自我拯救。一般会认为，欧元区的命运无非有两种：或者，度过危机而保存下来；或者，遭受重大挫折而解体。客观地说，欧元区如果解散，确实是欧洲历史上的一次大倒退。

　　对于欧元区内的各个国家来说，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基本上同美国一样，也在于它们的经济、政治及社会体制等几个方面的固有缺陷。而就整个欧元区而言，它还面临各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协调与行动一致这一额外难题。这确实是对欧元区及其内部每一个国家的严峻考验。

　　近来许多人都在热议中国是否会出手帮助欧洲。国内和国外对此都有赞成的意见。有些欧洲国家也向中国提出过提供债务帮助的建议。在新兴经济体中，也有国家如巴西主张应该帮助欧洲。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需要作深入思考并慎重选择。

　　事实上，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并没有袖手旁观。中国很快率先实施了4万亿人民币的扩大内需刺激计划，在国际上对一些欧洲国家提供了资金支持，同时不断上调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这些内外经济政策的实施，一方面给中国自身经济造成了某些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似乎也并没有对其他国家经济其到明显的刺激作用。西方整体的经济危机依然见不到光明。这种情况清楚表明，这场经济危机有着深刻的内部成因，是外界援助所根本无力解决的。

　　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的发展当然离不开世界经济大环境，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迄今并没有改变各国独自拥有的经济主权地位，正如欧元区内部的情况所反映的那样。在这种总体条件下，经济全球化也只能体现在各国对外的相互经济联系上，主要包括国际贸易、资本流通、汇率政策等相关领域，而无法深入到一国内部的经济决策过程，以及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议程上。这是不争的客观现实。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国对另一国的经济援助，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援助，其所能产生的实际效果很可能就是非常有限的。正如前面所述，当今西方发达经济体面临的整体经济危机都有其内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方面的共性根源，这使西方国家患上了“过度发达综合症”，或陷入了“过度消费陷阱”。实事求是地讲，这种困境是新兴经济体凭自己有限的经济力量所无法根本解决的。对于西方发达经济体而言，唯一可行的出路就是，进行必要的自我调整和改革，才能最终摆脱危机。

　　当然，在西方进行自我修复的同时，新兴经济体也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或无所事事。发展中国家应当首先继续关注自身的发展风险，如“中等收入陷阱”等难题，同时，还要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危机中吸取有益的教训，从现在起就着手防止可能会同样出现的“过度发达综合症”，或同样的“过度消费陷阱”。换句话说，新兴经济体在致力于经济更大增长的同时，也需要为财富的合理分配构筑起有效的机制，防止在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也落入“过度消费陷阱”。这一点，对于拥有13亿人口、幅员辽阔且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异相当大的中国来说，可能尤为重要。

　　除此之外，新兴经济体还必须密切关注世界经济的总体变化态势，在必要和可行的时候有所作为。理由是，虽然西方经济危机有其内在的体制或结构上的成因，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存国际经济管理机制对危机的形成也有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这表明过去所确立的一些国际经济管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能完全反映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这是其不合理之处。不论西方发达经济体是否愿意承认，这一点都是客观存在的。

　　因此，如果能对现存国际经济管理机制做出必要的调整，改变某些不合时宜的规则，这将在实际上对保障世界经济健康发展以及促使发达经济体摆脱危机都具有良性的推动作用。就这方面而言，新兴经济体应当是可以与发达经济体一道展开务实合作的，并在这种务实合作的架构中彼此相互提供所需的支持，以分别解决各自所面临的发展难题。

　　总之，从根本上讲，与其救助某个陷入困境的国家，不如支持欧元区整体摆脱危机；与其在眼前的财政或债务困难上帮助欧元区，不如对整个世界经济管理机制实行必要的调整。这就像是治病救人，单纯为其输血不如恢复其造血功能。应当说，这样的合作方式，可能比单纯向处于困境中的经济体提供外部资金支持会更加有效。它既是一种对彼此都有帮助的双向有利过程，又是一种效果更加持久、可靠和良好的合理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