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马雅舒与外籍老公:“傻瓜”形象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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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瓜”形象的困扰
张颐武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9月22日 12 版）当代人似乎进入了一个“傻瓜”式的新科技不断介入我们生活的时代。
这个时代，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我们大家在享受技术的成果。越来越舒适，越来越简单地实现我们自己的目标变成了技术的追求。最明显的是所谓“傻瓜相机”，只要一按，其他的一切都交给机器。当然今天的傻瓜相机连胶卷都没有了，它变成了电脑里的无数即兴拍下的东西。这似乎是一种人类的奇迹，我们可以像一个傻瓜一样永远不停地拍照，你的相机都有巨大容量的存储卡，你还可能带着相机伴侣。当年我们说不懂摄影的人是“谋杀菲林”，今天在巨量的存储面前，已经没有菲林需要谋杀了。而其他的电子产品也都是如此。对于我们这些外行来说，这里的一切已经是达到了简单的极限。洗衣机是傻瓜的、电脑是傻瓜的、手机是傻瓜的，技术为我们提供的是简单之后的再简单。一切都那么明亮和清晰，一个按钮的后面就是一切。自动再自动之后，我们就发现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单纯了。一切需要都有了技术帮我们解决。但另一方面，我们发觉这后面的一切似乎越来越超出我们的掌控。我们的技术就好像那个弗兰肯斯坦一样的怪物，让我们越来越失掉了自己的能力。
我们担心像《黑客帝国》描述的那样生活在电脑的幻境之中，没有了任何现实感。里奥式的好汉可以超出这外表光洁的一切，进入真实的废墟，但我们大家好像没有这么强有力。我们也担心这种异常舒适的“傻瓜”生活可能我们几乎什么都可以做，但我们又什么都不懂。我们觉得方便之余，又觉得自己被冥冥之中的神秘之物所控制。过去我们一切都没有机器帮忙的时候，我们害怕鬼神和上天，现在我们开始害怕自己制造的机器了。进步越大，我们越紧张。所谓“异化”的焦虑和不安一直是人们苦闷的中心之一。我们躺在技术上面越来越舒服的同时，我们的心情却又非常的忧虑。我们担心技术在诱惑我们的同时又控制我们，最后我们变成了它的奴仆。我们迷恋技术提供的一切，但又对于自己的迷恋深怀疑虑。拒绝技术的怪人我们大家都佩服，但是没有几个人追随他们真正这么做的，但这不妨碍我们崇拜他们。我们明明知道自己喜欢这些方便，但又觉得自己比起前人来享受太过，应该限制。但我们仅仅在一些象征性的日子或者象征性的地方才会有这种决心和意志。我们今天信誓旦旦地要决绝地拒绝技术，明天又开始要换新型号的手机了。而批判电脑造成文化流失的大作也是用电脑写的。这个矛盾我们不愿意谈论，但它实实在在地存在。
这种矛盾性似乎让我们感到困惑：技术专家觉得我们做得越好，就越受人批评；而人文学者认为，我们今天的舒服，恰恰是我们自己越来越危险的标志。我们把一切都交给了科技，自己该怎么办呢？公众当然是一方面对于技术的渴望无穷无尽，总是觉得自己应该没完没了地舒服下去，但又有愧疚之心，时时提出疑问。这些其实就是人类的常态。人类的每个时期都有人对于“进步”提出尖锐的追问，这些追问者也往往是我们不得了的先哲；我们也每每遇到许多悲观的预言家，觉得人类这样发展下去一定会毁灭的，他们被我们看成伟大的批判者。但遗憾的是，人类还是控制不了自己追求物质丰裕的欲望。我们喜欢那些悲观的哲人的同时，也喜欢那些实实在在的舒适和方便。我们反思让我们不至于真的成了傻瓜，但我们还是喜欢“傻瓜”般的技术。我们依赖他们的程度从来没有今天这么深，我们的忧虑也从来没有这么深。技术当然是双面刃，发展它肯定有风险，但不发展却让我们不能忍受。我们永远处在这个两难之中。我们一面慷慨激昂，一面却备受诱惑；一面义愤填膺，一面却魂不守舍。我们批判技术大逆不道，但却用起来乐此不疲。就像我们总是说精神最重要，高于一切，但却总是在物质面前忘记了他一样。
不过我们可能就是这个两难的产儿。一面我们批判，一面我们要享受；一面我们极其忧虑，一面我们难免想着技术的好处。其实人类被技术毁灭的说法已经流行好多好多年了，但是从来没有实现过，但这不妨碍我们接着忧虑，也不妨碍我们接着享受。因为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不断地发明，不断地忧虑中过来的。我们偷偷欣赏那些发明，公开赞赏那些批判。这不是我们文过饰非，也不是我们口是心非，而是我们的批判和我们的欲望越来越平衡了。批判是我们所期望的，但“傻瓜”式的幸福也让我们流连。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