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最后一支部队1947年才向解放军投降

核心提示：日本投降时被阎锡山收编的一个日本保安大队500余人，也向我军投降。这是日本军队侵华以来向我军投降的最后一支军队。

本文摘自《萧克回忆录》，作者：萧克，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

1947年1月21日拂晓，战役开始，这天正值农历除夕，第4纵队的指挥员们冒着风雪严寒向保南地区的敌军据点突然发起攻击，一举攻克望都城和王京村，全歼守敌。与此同时，参战的分区部队也分别破击了定县城至新乐县城间的铁路。

初战告捷，我们继续向南攻击，乘胜扩大战果。当晚，第4纵队分路隐蔽南下，转至定县、新乐间，以奔袭分散孤立之敌先打援后攻城等灵活战法，至1月28日，先进占新乐又夺取定县。这次保南战役，共歼敌3200余人，解放了望都、定县、新乐3座县城，切断了保定到石家庄敌军的联系，使我冀晋与冀中两个解放区联成一片。

敌人在保南吃了败仗，急于向我报复。2月6日，保定以北的敌军乘我主力南移之机，以一部又从涞水向易县进攻；一部在徐水、固城一线策应。

为了诱敌深入，我军主力撤离易县，向西南方向退却，准备在塘湖地区歼敌。

但敌人进至塘湖后，只作短暂停留，便东向与进到姚村策应的敌军靠近。由于敌军猬集一团，我们原定在塘湖歼敌的计划难以实现。为了创造新的战机，我们当即以一部向平汉线固城、漕河段出击，威胁敌之侧后，并围攻徐水城。

这样，果然吸引了敌人，2月15日，敌人急忙回援徐水。16日我们以主力向姚村急进，当晚，我军各部队进入战斗，经3小时激战，歼敌约两个营。正当重新调整部署，准备发起总攻时，由于有的部队战场观察不实，把敌人向姚村收缩误认为是向东撤退，以致错过战机。18日，由于敌军增援，我们撤出战斗。这一仗没有打好。

我们在保定南北连打四仗，挫败了敌人自占领张家口以来的锐气，但由于未能大量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整个战局仍未取得主动。

姚村之战后，军区机关驻地由冀西移到冀中的安国县。安国，古称祁州，为北方最大的药材集散地，是个物产丰富，市场较发达的地方。由于姚村没有打好，我们如实向中央军委报告。2月21日军委给聂荣臻和我发来电报，对我们进行了批评，指出：你们最近时期在保、易间的争夺战是在被动情况下进行的，故打不出好仗。今后应大踏步进退，不拘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完全主动作战，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调动敌人，各个击破。

我感到军委对我们的批评是中肯的，指出了我们在前一阶段作战中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是机械地执行夺取“三路四城”的方针。从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来看，是不适当的。首先打大同，更是失策；大同久攻不下，又不撤围，就更被动。

我从承德回到张家口后，奉命组织东线战役，这时我开始感到平绥线的战略形势很紧张。大同久攻不下，西面有傅作义、马占山两军，东面是蒋军的主力，均为美械化装备。因此，我在接受东线指挥任务后，想打好一点，来缓解边区北线的形势，摆脱被动局面。我率军区主力在东线进行了两个多月的作战，虽严重地打击了东线敌人的3个美械化军，但仍未大量歼灭敌人。

后来中央局决定撤围大同，放弃张家口，这时北线的形势已是相当被动，但有些同志还不愿从平绥线东段撤出。我当时虽然看到平绥线军事形势不利，但对久围大同将造成的严重后果看得不够。从张家口撤退后，主力转到南面，在保定南北连打几仗，除保南战役外，都是敌人主动进攻。而保南战役，也是在敌人进攻我根据地的态势下，我们不得不采取的反击行动。这一时期的军事行动，有保守倾向。

军区的同志都在考虑怎样克服这些缺点和不足，认为必须打出去，争取主动。为了争取主动，3月底，晋察冀中央局在安国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在聂荣臻的主持下，根据中央2月1日发出的《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指示和军委一段时间来对我区作战的多次指示，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检查了军事斗争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讨论了土改和生产问题，研究了今后斗争的方向和任务。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力争战局的根本转变。会议认真总结了内战爆发以来我们的经验教训。我在会上谈了前面说的几个观点，并与一些同志交换了意见。经过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认为：军事上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领导层（主要是中央局）对全面内战爆发思想准备不足。在“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下军队复员过多（全军20万人，只保留10万），临战前动员太迟太慢（主要是兵员征集）。胜利不足的直接原因是运动战的思想不够，不敢大踏步进退和集中兵力，根本原因是怕丧失土地。从张家口撤退时虽有觉悟，但这种观念还没有根本转变。

会议明确了今后军事斗争的方针，是坚决执行军委关于运动战、歼灭战的指示，大踏步进退，主动向敌人守备薄弱的战线出击，调动敌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会议特别强调，我们应当从整个战局着眼，通盘筹划，不被眼前敌人的局部行动所左右。同时要发动群众，对地方军、民兵进行游击战的领导和训练，以便更有力地配合野战军的作战行动。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顺利。军队和地方的同志也交换了意见，加强了团结。

我认为安国会议起到了统一认识，增强团结，使军事思想更解放的作用，成为晋察冀转变战局的一个重要契机。

根据安国会议确定的作战指导思想，我们分析了华北的敌情，认为东面的津浦路和南面的正大路敌人比较薄弱，特别是正太路，除石家庄、太原两点敌人兵力较多外，其他主要是地方保安团队，分散守备铁路沿线。正大路以娘子关为界，分属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和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两个指挥系统，这就便于我们各个击破。打正太路是大胆的军事行动，要离开基本区到根据地南面边缘区作战。我对司令部的同志说，即便敌人到了陈南庄（当时晋察冀根据地的中心区）也不管它。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在抗战时期就有丰富的反“扫荡”经验。只要打下正太路，即便敌人深入也好办。

大家的思想都一致了，就决心以野战军主力向正大路沿线的敌人发动全面进攻。整个战役拟在一个月完成，分两期进行。

第一期，扫清石家庄外围的敌人。以主力第2、3、4纵队及地方武装一部，首先歼灭滹沱河左岸正定及石家庄东南栾城等地区之敌，孤立石家庄守军第3军；以地方武装一部于完县、满城和阳高以西地区，积极向保定、满城活动，并准备阻击南援之敌。战役第一期预定于4月8日开始，12日结束。

第二期，以两个纵队主力分经石家庄南、北地区，沿正大路向西攻击，首先歼灭井陉、获鹿等地之敌，尔后继续西进。同时以冀晋地方武装一部积极破袭正太路，以1个纵队主力控制于正定附近，另以一部和地方武装于石家庄以东佯动，钳制石家庄之敌。第二期作战定于4月15日发起，25日结束。

为了保障战役的顺利实施，计划中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战斗发起时，必须以神速、秘密动作透人敌防御纵深，发挥突然性；针对敌依据其深沟高垒与多样式的防御工事的特点，各级指挥员、参谋人员要到预定战地进行侦察，并研究制定攻坚之战法，做好准备；要破坏与控制正定城西之铁路，以利攻城；注意保密，战斗发起前停止电台联系；严禁以电话传报行动部署；部队运动一律夜间进行；注意对空隐蔽，并组织对空射击。

3月31日，我们将上述计划报告军委。军委复电同意，并要求尽可能提早举行及缩短作战时间。

4月8日，第一期作战于石家庄外围展开。10日，第4纵队在冀中军区部队配合下，攻克了奕城。12日，第2、3纵队攻克正定城。两城附近的90余处敌军据点也随之扫清，并破袭了正定至获鹿段铁路，歼敌1。5万余人，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期作战的预定计划。

这时，敌第3军龟缩在石家庄，固守待援，而平津和保定的敌人没有直接南下救援石家庄，却于4月8日以第94军、16军、整编第62师等部，向我大清河以北地区进攻。该敌在攻占我胜芳镇后，还继续增兵。我们接受了以往的教训，没有理会这股敌人，除以冀中军区部队和民兵与敌周旋外，主力在完成了第一期作战任务后，继续挥师西进，于4月14日发起西进正大线的第二期作战。

21日，我军夺取井陉。对北来之敌，仅以地方武装民兵阻滞之，军委来电：“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并认为：“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我第2、3纵队相继攻克井陉、获鹿，沿正太路及其两侧向西进击。第2纵队攻占盂县后，向寿阳方向迂回。第3纵队攻克娘子关后，包围了平定，直逼阳泉。阎锡山感到我军的严重威胁，急派第33军增援阳泉。为了歼灭该敌，我们让援敌

开进阳泉。阳泉守敌为防我继续西进，在阳泉以西的寿阳附近也集结了1。2万多人。我军采取迂回包围，穿插分割、断敌退路的战术，以第2、第3纵队从正面牵制阳泉守军，并切断敌人向西、向北退路；第4纵队从井陉地区西进，3个纵队互相配合，逐步压缩包围。敌人企图夺路逃跑。5月2日和3日，我军分别在阳泉、寿阳及其周围地区将该敌大部歼灭。

日本投降时被阎锡山收编的一个日本保安大队500余人，也向我军投降。这是日本军队侵华以来向我军投降的最后一支军队。

我第2纵队主力向西逼近榆次。至5月4日，东自获鹿，西至榆次180余公里的正太路被我控制，并解放了山西的盂县、阳泉、定襄、平定、寿阳和河北的正定、奕城、井陉等城，以及河北、山西两省的井陉、阳泉、黄丹沟煤铁矿区。战役前后历时近一月，共歼敌3。5万余人，完全达到了预定的战役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