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的鞭刑视频:叶剑英在二月逆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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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

党史人物：

叶剑英在二月逆流中

一、“天下不能乱，长城不能毁”

    1966年，中国开始进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

    这一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 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一部分权力。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全国陷入了混乱局面。“文化大革命”开始，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军委副主席兼任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负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重任在肩，异常繁忙，心情一直处于紧张和矛盾之中。他虽然从一开始就感到运动来得迅猛，处于“不理解”的状态，但出于对毛泽东的长期信赖和深厚情感，还是力图跟上毛泽东对运动的部署。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曾一度负责首都工作小组，保卫北京市的安全。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越来越乱，问题暴露的越来越多，他觉察到运动的矛头所向不对，开始为国家与军队的命运和前途担忧，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逐步进行抵制和斗争。

    斗争集中围绕着“要不要党的领导和要不要稳定军队”问题展开。

    林彪、江青一伙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制造天下大乱，同时搞乱军队。他们指使军内外“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和围攻军队领导干部，妄图从乱中夺权，改变人民军队的性质，使之成为他们随心所欲的篡党夺权的工具。

    叶剑英和军委几位领导人始终坚定地认为：“天下不能乱，长城不能毁”，人民解放军这支几十年来在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无论天下怎样乱，一定要稳住阵脚。只要军队不乱，天下就保得住。因此，叶剑英要求军队必须保持高度戒备，听从统一指挥，并同徐向前、聂荣臻、陈毅、贺龙等几位元帅和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等多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规定和措施。据查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有关文件和会议记录，以及访问刘志坚、李曼村等回忆，主要的有：（一）5月25日，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且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单位常委批准。（二）6月14日，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而且把军内“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决定在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同一天，叶剑英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关于建立军委常务会议问题的请示》。经批准后，凡涉及军队的重大问题，由军委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以加强军委的集体领导。（三）6月21日，叶剑英批准下发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六条指示。指示要求对各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即不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四）7 月 8 日，叶剑英在《部队文化革命动态》上以总政治部名义加上一个批语：军队“文化大革命”只限制在23所高等技术学校中进行。（五）8 月 16  日， 23 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乱，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罢官”问题要等运动后期处理。不能不经过批准查阅军委和总部机关档案，要严格控制。（六）9 月 3 日，经叶剑英批准，总政治部发出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连的三条指示。（七）9月23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关于干部战士亲属被斗被抄情况及处理意见》，在会上提出，各大军区目前工作重点应即转向抓好部队工作，保证部队正常秩序。由于及时采取了这些措施，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军队开展“四大”仍由各级党委领导，在党委领导下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具体掌管，并限定“四大”只在宣传，文化、院校科研等少数部门和单位开展，从而使军队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局面。

    在此期间，叶剑英还派出联络小组出席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交代联络员“只带耳朵，不带嘴巴”，进行大量调查。当发现林彪暗中指使李作鹏等人搞派性，制造混乱，妄图夺取海军领导权时，叶剑英即报告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务联席会议上，对海军问题作了专题研究。他根据总书记邓小平的指示，亲自到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明确指出：一、萧劲光等是好同志，有错误可以检讨！二、军队不能罢官夺权，会议本身作决议撤换领导是错误的；三、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办事，不准搞地下活动，强调分清是非，搞好团结，批评了某些人“抢班夺权”的错误。对空军也是如此，他亲自打电话给空军司令部参谋长何廷一，告他“不要卷进去”，站稳立场。

    由于采取了相应措施，从而有效地抵制了林彪一伙夺取海、空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出于乱军夺权的卑鄙目的，对叶剑英等抵制“文化大革命”、稳定军队的做法怀恨在心，多次密谋要槁乱军队。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碰头会上，陈伯达叫嚷：军队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江青质问列席会议的总政治部负责人：你们军队为什么按兵不动？对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我看就是有人压着。她  说的“有人”，首先指的就是叶剑英。他们经过精心策划，  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于是，  10月5日发布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根据林彪向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条条框框取消”，明令取消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以及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的地方院校串连等其他许多规定。要求军队院校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开展“四大”。

    同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一文件，并要求全国大中学校坚决贯彻执行。这个“紧急指示”发布后，军队院校和某些机关中的一些“造反派”到处“踢开党委闹革命”，乱冲乱闯。军队受到了很大冲击，战备训练受到了影响。叶剑英目睹“造反派”自毁长城的破坏活动，又无力制止，甚为焦虑。他在西山住所同军委、总政的领导同志个别接触，商量对策。随后，即以总政治部名义，起草了《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要求“我军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必须保证他们对部队实施经常的指挥，不能中断。未经军委许可，他们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对于机关的办公室、通信设施、保密设备要妥为保护，以免影响他们对部队的指挥和日常工作的进行。”这个通知，林彪看后转送给“中央文革”，被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加以扣压。为了控制由于林彪下令炮制的《紧急指示》所造成的日益混乱的局面，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精神，曾先后起草过5份电报，但都被陈伯达扣压了。

二、在两个“十万人大会”上

    紧接着，在北京召开的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双方又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次会上，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报告，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亲自出面讲话，抛出了所谓“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谬论，说：“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并把斗争矛头对准刘少奇、邓小平，说刘、邓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对抗毛主席的路线。

    针对林彪、陈伯达的谬论，叶剑英在会议期间作了多次发言，反复提出这样的问题：军队怎么搞？农村搞不搞？小学如何搞？哪些可以办，哪些一时不好办？请大家考虑。他在发言中极力坚持军队师以下单位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要抓组织纪律，抓思想，抓政策；主张对干部的缺点错误，要靠后期自己整风纠正，总结经验教训。他坚决反对“造反派”随便揪人和抄家。他强调指出，不论是社会上抄家，还是对机关干部抄家，都要提到政策上考虑。

    林彪、陈伯达无视叶剑英的正确意见，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向全国大量印发他们的“报告”和“讲话”，流毒甚广。自从他们提出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林彪、江青一伙的追随者们到处煽风点火，迅速在全国各地掀起批判的浪潮，军队的形势急转直下，院校师生“造反派”纷纷外出串连，参与造反活动。总部和各军区机关不断被冲击，许多负责干部被揪斗。到11月，进入北京的军队院校师生已达10万人。林彪、江青一伙唆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带头冲击国防部，冲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局势一发不可收拾。

    叶剑英感到，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如果听任年轻学生盲目的行动，可能酿成更大祸害，使军事首脑机关完全陷入瘫痪状态。他同军委、总政的领导人紧急磋商，决定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闹革命。经报毛泽东批准，  11月 13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即第一次“10万人大会”），周恩来、陶铸、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萧华、杨成武以及各总部负责人同时出席。大会由总政主任萧华主持。几位军委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强调稳定军队，军队不能乱，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非正常现象和错误作法提出了严肃批评，动员大家离京返校。

    叶剑英在讲话中，首先“检讨”去年院校整风问题，然后谈到军队院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任务和政策。他说，同志们要掌握党的政策，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不仅同情，还支持。但是真理是有限度的，列宁说过，真理跨过一步就成了谬误，越过了一定的量就会发生质变。叶剑英批评一些单位揪斗领导干部，外出串连，搞打砸抢，败坏军队的名声等错误行为。他说，我们是睁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放手，睁着一个眼睛看情况。

    叶剑英引证毛泽东的话说，鲁迅的《阿Q正传》中有个人，是不准别人改正错误、不准人家革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毛主席说，过去旧戏是《三娘教子》，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我们要向青年学习。但是我们奉劝青年同志们，不要把毛主席著作当圣经念。不要再犯教条主义错误。

    叶剑英劝大家要有阶级感情。他对有些“造反派”不顾老干部心脏病发作，不管人家死活，硬要把人家抓去批斗的做法，表示十分愤慨！他批评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要大家警惕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不要受坏分子利用。……

正当叶剑英讲话时，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的一名“战士”（学员）递条子给会议主持人萧华，责问这个大会“林副主席批准没有？”、“你们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叶剑英在主席台上当众宣读了这张条子，气愤地问大家：“同志们，他怀疑我们大会是偷偷开的，同学们相信不相信我们？”台下回答：“相信军委。”叶剑英接着说，“我代表军委的全体同志感谢同志们信任我们，请同志们信任我们。”他告诉大家，四个人的讲话是军委集体讨论过的。他重复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儿子教育老子，教育爷爷。但他希望递条子的那个学员也要接受教育帮助。

    这次大会，在全国范围内，尤其在北京引起巨大反响，陈毅、叶剑英等元帅的讲话迅速传播四方。受迫害的老干部和一切正直的人们，无不表示赞同，而林彪、江青一伙及其追随者们则认为陈、叶的讲话违背了“十六条”和“紧急指示”，是“镇压群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攻”。有几个院校成立“批资筹备处”，准备批斗几个元帅。“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出现在街头。

    11月29日，在工人体育场再次召开了军队院校师生大会（即第二次“10万人大会”）。据曾经参加这两次大会的杨德中、曹清、董守福等回忆，这次大会比上次大会气氛更为紧张。“造反派”在林彪、江青一伙指使下，决定利用这次大会，进行“反击”。他们在会场贴满了大字标语，声言陈、叶上次讲话有“严重错误”，必须“彻底批判”。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大会非常关心，亲到会场看望大家，绕场一周随即离去。陈毅第一个讲话。他在讲话中，满腔热忱地鼓励和教育青年军人，要他们学会正确对待路线斗争，“应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共同对敌”。在陈毅讲话之后，叶剑英再次作长篇发言。他首先念了几张台下递来的条子，回答了所提的问题。对有人提出要为上次递条子的学生恢复名誉问题，叶剑英耐心地讲明道理，明确表示了否定的态度。接着，叶剑英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对青年一代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希望，以及军队院校培养学生的重要意义。他肯定绝大多数师生是革命的，是好的，同时对少数人不守纪律，“住大房子”、“坐小汽车”，讲排场、摆阔气等破坏解放军优良传统等不良倾向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吗？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是！我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最后，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同学们回校闹革命，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也就在这次大会的同一天，叶剑英针对一些“造反派”提出怀疑中共中央某些领导人的问题，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要保留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照片。

    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人两次参加“10万人大会”并发表讲话，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公开对抗，也是对解放军院校师生进行的一次深刻教育。

    叶剑英和其他几位元帅理直气壮的讲话，使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鼓舞，也促使一些狂热的青年学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开始重新思考问题。

    有相当一部分院校师生接受了劝说，离京返校，甚至宣布退出“造反”队伍，这对林彪、江青一伙是一次“反冲击”，正因为这样，他们掀起了疯狂的反扑狂潮，诬蔑叶剑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是“军内资反路线的代表”，为刘少奇、邓小平“树碑立传”等等，挑拨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群众对叶剑英进行“火烧”、“炮轰”。江青和康生等秘密策划，煽动“造反派”再开一个“10万人大会”，批斗叶剑英和陈毅。

三、“串连炮打何时了”

    叶剑英无所畏惧，泰然处之。他稳坐在自己的西山住所，面对满墙遍地“大字报”的包围和“造反派”指责他“老机”、“老右”的一片叫嚣声浪，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继续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他说：“大字报尽管贴，该讲的我还是要讲。”他排除一切纠缠和干扰，埋头攻读马列经典著作，希望从“老祖宗”那里得到新的启示。针对当时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他特意从书架上取下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重新研读，并要秘书帮助摘编有关论述，“温故知新”。他联想俄国当年的情形，越来越感到当前这场运动确像列宁说的那样：“否认党性、否认党的纪律”，“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他从马列著作中吸取了力量，增加了斗争的勇气和智慧。陈毅元帅来到西山叶剑英住处，看到他和办公室人员认真研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情景，连声叫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钦佩。

    12月8日，叶剑英冒着挨批斗的风险，照常出席军委召开的13所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座谈会。他针对有人攻击他和陈毅在“10万人大会”上的讲话，严正地提出“反批评”说：“有人不是要搞大民主吗？他们有讲话的自由，我也有讲话的自由！”他驳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军事首脑机关的流言蜚语，斩钉截铁地说：“军委、总政没有反动路线问题”，“军队自上而下不存在一条黑线，不但没有反动路线，而且始终是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

    这一年冬季，叶剑英和聂荣臻住在西山，常和陈毅、刘志坚（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等在山上会晤，有时徐向前、刘伯承也来。

    几个人谈论形势，商议稳定军队的大计。一天，陈毅气愤地说，把老干部都打倒了，军队和国家能保住吗？叶剑英深有同感，说：“这样搞，把我们的老传统都搞乱了！”“军队无论如何不能乱”，并谈了继续稳定军队的办法。

    陈毅听了，举起双手说：“我到阴曹地府也举双手赞成你！”

    有一次，几位元帅在西山聚会。年高体弱、双目失明的刘伯承元帅，激动地问大家：“我的眼睛看不见，现在是什么样了？”他边说边走到其他的元帅身边，伸出双手，一个一个地从上到下抚摸着老战友。大家握着他的手，热泪盈眶，舍不得放开。陈毅沉痛地说：“现在看不见最幸福，看见了更是糟心！”

    形势日趋恶化。叶剑英和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遭到越来越猛烈的围攻。但叶剑英一直保持坚定乐观的情绪，天天爬山不已，锻炼体魄。

    在陈毅遭到“造反派”连日批斗、处境最困难的时刻，叶剑英特书《虞美人》词相赠：

串连炮轰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

    这首词深刻表达了处在逆境中的两位老战友肝胆相照、热情关注的真挚友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篇檄文，也是对共产主义的一曲赞歌。正当“炮轰”风暴席卷全国之时，它却不腔而走，流传各地。陈毅读后，提笔写道：“绝妙好词，陈毅拜读”。

林彪、江青一伙对几位元帅的迫害，有增无已。他们指使“造反派”纠缠陈、叶在两次“10万人大会”上的讲话，没完没了，硬逼他们继续检查。

    此事上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想为陈、叶开脱，说：“检讨一下，了此一案。”

    12月 31日，年末岁尾，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被迫到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即所谓“师生代表”会议上违心地进行“检讨”，算是“送旧迎新”。但是此事并未了结。军内造反派在“中央文革”一些野心家的策动下，成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确定1967年1月5日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检讨。开会的“通知”有两种颜色、两种写法，发给陈毅、叶剑英的是“到会接受再教育”，给其他人写的是“到会指导”。叶剑英接到通知后，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后，当即质问：是谁同意他们开这个大会的？为什么不报告？果断地说，不能叫他们开这个批判大会，即使开，老帅也不能参加。然后，他亲自出面在人民大会堂连续两个晚上接见群众组织代表说：陈毅、叶剑英几位元帅都是拥护毛主席的，你们把他们作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明天的会，我们不赞成”！经过耐心说服，制止了这次批判大会的召开，又一次保护了陈、叶等元帅。

四、保护老干部和知识分子

    1967年元旦一过，从上海开始向全国各地卷起的“一月风暴”猛烈地冲击着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为了配合“造反派”的夺权斗争，林彪等人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1月 4日，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1月10日，江青授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王力等人起草了一个《关于< 解放军报> 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进一步抛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具体纲领和措施。经过林彪批准“完全同意”。于是林彪、江青一伙明目张胆地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叶剑英等几位元帅和军队各级领导干部。1月1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由徐向前任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等任副组长（3月30日又增补谢富治），江青任小组顾问，组员有叶群、王宏坤等10人。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不再隶属于总政治部。江青、叶群等凭借自己攫取的干预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权力，在全国煽风点火，刮起了一股反军乱军风。北京、沈阳、昆明、福州、广州、南京、兰州、成都、新疆等军区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许多负责人遭到揪斗，被逼得东躲西藏，奔赴异地。告急的电报、电话纷至沓来，要求叶老帅给以保护。有些无路可走的，如刘志坚、刘震、成钧、苏振华、赵永夫、王恩茂、赵尔陆、许世友、李达、杜义德、王诤等，直接找到叶剑英住地求救。躲进大别山的许世友打电话呼救，叶剑英设法把他接到北京，住进京西宾馆保护起来。后来，许亲自打鸟，设家宴，请叶剑英和西哈努克，以报答“救命之恩”。受叶剑英保护的同志中，也有过去伤害过他和整过他的人，他不计旧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革命者要学会容忍。一个人能够容忍别人所不能容忍的事，就是英雄。”

    据周家鼎、张佐良等回忆，主管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经过请示周恩来，开列出要保护的老干部名单，竭尽最大努力，采取紧急措施加以保护。凡来者不拒，既来之则保之。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内的二号楼和西山驻地，一时成了老干部的“庇护所”。床上、地板都住满了，轮番睡觉，分批开饭。这里住不下就送到京西宾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叶剑英还特意关照要做好他们的医疗保健工作，护理好每一个老同志。与此同时，他还同地方有关部门打招呼，想方设法保护钟惠澜、薛愚、柯麟、谢铁骊、华君武、袁世海、谢芳、李维康等知名人士。尽管如此，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揪斗之风越刮越烈。

五、“内忧必然引起外患”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央军委从1月8日起连续召开军委碰头会，军委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叶剑英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继续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激烈的斗争。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针对全国、全军混乱不堪的局势，气愤地说：“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给扣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叶剑英讲到这里，有人当场高喊：“他们有野心！”“我们要和他们辩论！”会场上对江青等人的愤怒情绪达到了顶点。但是，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叶剑英，还是开导大家冷静下来，要加强团结，加强组织纪律性，搞好战备。

    这一期间，叶剑英在参加和主持军委的一系列会议的同时，还经常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议上，只要有机会，就同江青等进行面对面的交锋。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针对搞乱军队问题，再次强调指出：“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不然，敌人乘虚而入怎么办？”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全国 13个军区，有 7个军区在搞运动。全军157所院校都在搞运动。到处抓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目标就是抓各个军区、军种兵种的领导人。三个总部，总后瘫痪了，总政几乎瘫痪，总参部分瘫痪。海军瘫痪了，空军瘫痪了。凡瘫痪了的单位，所有的办事机构、会议室、招待所全部被占领。领导人来一个抓一个。他激动地说：“现在空军指挥部只好转移到战备工事中去。如果全国空中有什么事，指挥中断了，事情谁去办！”

    叶剑英据理力争，手里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指给江青看，严肃地说：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经过时剑英等力争，在周恩来支持下，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强调军队担负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任务，不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这个通知对稳定军队发挥了重大作用。

    1月18日，叶剑英又主持制定了《关于各军区开展文化大革命步骤问题的决定》，继续强调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各大军区、省军区机关运动必须分期分批进行，不要与地方同时展开；规定济南、南京、福州、武汉、广州、新疆、昆明七个军区推迟或暂停“文化大革命”。

    据总参作战部王宪志等部分同志回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叶剑英经常听取军委总参谋部作战、情报等部门汇报，掌握部队动态，加强战备，保证部队的稳定。他还抽空视察部队，主持军委常委会听取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军工生产等情况的汇报，并作了大量的指示。

六、“大闹京西”

    斗争并未止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反军乱军、篡军夺权，伺机挑起新的更大的争端。

    1967年 1月 19日下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开扩大的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军委领导人，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员共40余人。主要议论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会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蓄意制造混乱，起劲地叫嚷，要军队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特殊。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人则不同意在军队开展“四大”，坚持维护军队的稳定。有人采取折衷的态度，主张军队要搞“四大”，但又要保持稳定。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态度非常鲜明，坚决反对搞“四大”。他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负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大责任，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的一个根本原则。纪律是执行路线的根本保证。如果开展“四大”，必然发生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将变成一句空话。这样搞下去，怎么能执行党的路线？怎么能打仗？怎么能担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任？军队没有铁的纪律，松松垮垮，命令不服从，打起仗来“放羊”，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

    会上，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论十分激烈。叶群突然向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发起攻击。她捏造种种罪名，强加在萧华头上，要他当晚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接着，陈伯达摆出中央文革组长的架势，指责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江青旁敲侧击，竭力帮腔，对萧华进行辱骂攻击。她指着萧华的鼻子问：今晚在工人体育馆召开10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逼迫他到会上说清问题。萧华以沉默表示对抗。江青一伙转而向会议提出，由徐向前主管总政工作。会上没有人表态。很明显，“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江青、陈伯达一伙围攻萧华的险恶用心是妄图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以便他们进而打倒叶剑英等元帅，夺取军权。叶剑英、聂荣臻对此看得非常明白，极为愤慨，未等会议结束，就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叶剑英回去后，立即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周恩来，要求制止批斗萧华。周恩来回电话说：“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检查。”但，风波并未平息。

    这一天，军委扩大的碰头会散会时，徐向前特意宣布：“会议的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条纪律。”但是，会后北京军区一位领导人在传达会议精神时不慎失密，走漏了消息，总政一位副主任的笔记本也被“造反派”劫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的“造反派”连夜向萧华发起“突然袭击”，跑到景山东街抓他。萧华听到风声，立即从后门跑出，到傅钟家，然后坐上车子飞驰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躲了起来。

    第二天上午，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发生了“大闹京西”事件。会议开始，主持人徐向前知道了昨天夜里发生的情况即向秘书查问，昨天会议谁作的记录？谁走漏了会议消息？这时，会场上，江青、陈伯达、叶群、王力等人坐在前排，江青坐在叶剑英的左侧。她看到萧华没有来，阴阳怪气地故意发问：“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叶剑英正气凛然，不予理睬。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躲躲闪闪。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他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摔了。这时，一直冷静沉默的叶剑英，面对江青的查问，也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接捺不住满腔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散会回家以后，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可见当时气恼之极，用力之猛！一向和蔼可亲的叶剑英发了这么大的脾气，

    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震住了，不再质问了，也不提抓萧华了。陈伯达相当狡猾。

    他曾对人说“经过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就头疼”。他这天感到事情不大对头，当晚便写了一张纸条，通过军委办公厅电话传给叶剑英，解释说，  19号下午开会，因为安眼药吃多了，讲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这个话他否定，要收回来。

七、下达军委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

    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军委扩大的碰头会的高级领导同志。周恩来和毛泽东坐在一起。毛泽东特意招呼叶剑英等坐在他的身边，并询问碰头会上的情况。叶剑英扼要地谈了自己的意见。军队一些高级领导同志此时此刻见到毛泽东主席，心情非常激动，纷纷向他汇报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问题，诉说领导干部在运动中受到残酷斗争的情形。毛泽东说军队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主持军委碰头会议，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同志反复商量，一致认为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叶剑英说：“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军队搞乱了。”聂荣臻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1月24日晚，徐向前、叶剑英和聂荣臻先后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提出军队要有个限制，要尽快搞个条令和规定。

    林彪同意，拟定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送中央文革讨论，又报请毛泽东批示。毛泽东亲自找几位元帅进行研究，最后审定批示“很好，照发”。《军委八条命令》于1月28日由中央军委颁布执行。2月 21日，中共中央又正式通知全国各地执行。

    “八条命令”规定，全军指战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不允许自由抓人、抄家、封门、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连的军人和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机关；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和串连；军、师、团、营、连等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教育子女。

    这“八条命令”的主旨在于稳定军队。由于它经过毛泽东批准，颁布后对稳定军队局势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

    各大军区广大指战员热烈拥护，坚决执行这一项命令。有些军区派飞机广为散发。许多地区根据命令制止了一些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福州军区请示军委，要求把一些经常冲击军事机关的打砸抢分子集中管制，叶剑英考虑到福州地处前线，从战备需要出发，批准了他们的请示。但是，江青一伙对“八条命令”是一直反对的。“命令”下达没有多久，他们就四处活动，煽动各地“造反派”到处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弹药。

    为了进一步解决稳定军队局势问题，  1967年2月6日，军委碰头会议转移到西山，在叶剑英主持下继续开会。叶剑英分析一些地区军队混乱的局势，感到“八条命令”还不够，也未完全落到实处，还要再规定几条加以限制。他说：“军委命令本来是九条，拿到中央文革讨论，他们把党委领导，不成立战斗组织的一条内容删掉了。这些问题同他们就是讲不通，免不了还有一场争论！军队机关如果允许成立战斗组织，不就是允许夺权吗？这个问题要进行辩论！” 他和几位老帅商量后，于2月8日以军委名义发出通知：明令外出串连的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一律撤销。

    为了贯彻军委“八条命令”，叶剑英又和聂荣臻研究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进一步规定了稳定军队的具体措施，下发部队。叶剑英在军委碰头会上说：“本来八条一个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又搞了个七条，这些都是我们斗争来的！”

    七条明确规定，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基地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绝对不准任何人，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取消各种文化大革命战斗组织；对干部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

    “八条命令”和“七条规定”相继颁布后，逐步消除了一些地区的混乱现象，保证了部队的正常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乱军夺权的阴谋。叶剑英根据“命令”和“规定”，先后解决了成都、青海、新疆、南京、内蒙、甘肃、广州等地军事机关和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围困之灾。

八、“大闹怀仁堂”

    林彪、江青一伙蓄意伺机报复，双方斗争日趋尖锐、白热化。

    1967年2月14日和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桌子两旁一边有七位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一边有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成员，对阵分明。在这两次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2月14日下午的碰头会上，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拍着桌子，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徐向前、聂荣臻也相继指责他们的错误。叶剑英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这次会议，斗争更加激烈。会上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继续对“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提出批评。谭震林慷慨激昂，越说越气，大声指责张春桥等打倒老干部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说“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他站起来，夹起皮包要退出会场。周恩来连忙劝阻。陈毅说：不要走，要留在这里斗争！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无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晚拼凑了一份歪曲事实真相的所谓《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捏造罪名，诬陷老同志。江青定调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当即亲自安排，由张春桥、姚文元等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听了他们的汇报后，对这些老同志否定“文化大革命”很不满意。

    2月18日深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同志，责令他们检讨。周恩来也作了检讨。从 2月25日起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局生活会”进行批判。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把“三老”、“四帅”在不同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诬陷为“二月逆流”，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便在实际上停止了活动，由中央文革小组取代其职能，批判斗争一直没有停止。1968年 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一次大肆批判“二月逆流”。谭震林被剥夺了参加中央全会的权利。参加全会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在会上遭到围攻。康生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林彪说：“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这次全会公报说：“全会严肃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 份歪曲事实真相的所谓《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捏造罪名，诬陷老同志。江青定调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当即亲自安排，由张春桥、姚文元等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听了他们的汇报后，对这些老同志否定“文化大革命”很不满意。

九、主持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

    叶剑英逆流而上，继续坚持斗争。就在怀仁堂会议的第二天，  1967年2月17日，他亲自修改批发中央军委致“成都革命造反兵团”等造反派组织的公开信。信中说：“你们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人民解放军。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这封信先在成都地区后在全国用飞机散发开来。同一天，叶剑英还批准发出了《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电报，严格制止一些“造反派”到各大军区打砸抢、扰乱部队正常秩序的错误行为，要求各单位限期把他们押回北京。

    1967年 2月 23日，叶剑英亲自打电话向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询问“青海事件”发生过程，并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但林彪、江青却继续追查，把攻击矛头对准叶剑英。此后，叶剑英又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南京军区下达了关于军事院校恢复党委领导、停止搞“四大”等四点指示。他还受中央委托继续帮助解决新疆、内蒙、甘肃等地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受到各军区的拥护和支持，保证了部队的稳定，但却招来了林彪、江青的更大怨恨，一条条罪状和种种迫害接踵而至。

    叶剑英并没有被压倒，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续想尽办法，稳定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经过酝酿，2月26日他就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一事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专题报告。从2月下旬到3月下旬，他和几位元帅一起主持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这次会议虽然名义上着重讨论军队支援地方春耕生产以及军队对全国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等问题，但真正的目的在于统一军队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解决军队在“三支两军”（毛泽东要求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中遇到的困难，维护部队的团结稳定。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军以上干部100余人。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动员说，希望大家打消顾虑，反映部队的真实情况，包括正面教育、军事训练、“三支两军”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机关被冲击和反冲击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谈谈，有些典型事例可以在会上讲，也可以写成书面材料。叶剑英了解了部队各方面的情况以后，在大小会议上，有针对性地作了数次发言，就“文化大革命”应当怎样看，部队如何搞法，怎样处理军队与地方（包括“革委会”和“造反派”）的关系等一系列复杂棘手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作了明确指示。他还利用机会，同少数人座谈或个别交谈，使与会的多数同志心里有了底。但这次会议进展并不顺利。林彪、江青等发觉这次会议“风向不对”，诬蔑叶剑英“抓军队反对中央文革”，“搜集黑材料反对文化大革命”。康生气势汹汹地到会上讲话，手里摇晃着叶剑英批准的军委致成都“造反派”的公开信，当众指责它充满了“国民党语言”，是“镇压群众”的文件。3月 20日，林彪突然来到会上讲话，大放厥词，说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要采取主动的进攻”，“要抓带枪的刘邓路线”！这次会议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还是取得了很大成果。有人反映这次会议对稳定军队起到了积极的潜在的作用。

4月 6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有关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十条”，否定了军委的“八条命令”、“七项规定”。4月中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等罪行，逼迫叶剑英等元帅作“检讨”。紧接着制造了一系列事件：首先，改组全军文革小组，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全军文革工作由萧华主持：然后，炮制“五一三事件”，打倒萧华，砸烂“总政阎王殿”，撵走“阎王”，赶跑“小鬼”；与此同时，重新挑起“青海事件”背后两派的矛盾，追查“罪魁祸首”赵永夫的“黑后台”叶剑英；随后在武汉制造“七二○反革命事件”，揪斗陈再道，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带枪的刘、邓路线不打倒，不带枪的就打不倒”等反动口号。

    7月23日，江青又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造成全国武斗升级、“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各地掀起了冲击军事机关的新高潮，“造反派”到处“揪斗陈再道式的人物”。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江青突然发难，诬陷叶剑英“要搞政变”。叶剑英当场予以反击。会后不久，江青一伙竟派人抄叶剑英在北长街81号的家，抄走了叶剑英大量手稿、记录稿、讲话稿和中央、军委机关的来往信件以及其他的机密文件。还挖开地板，检查有无武器、电台。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叶剑英”、“斩断叶剑英的黑手”等大标语。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揪叶联络站”，先后将叶剑英的几个子女、亲属，甚至保姆关进监狱，并成立“专案组”，搞逼供信，罗列罪状，栽赃陷害叶剑英，必欲打倒而后快。他的小女儿文珊被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保护起来，当电话守机员。江青知道了，说她“泄漏机密”，要把她抓起来，傅崇碧连夜通知她离开，后到福建去当兵。

他们不仅从政治上制造种种骇人听闻的什么“兵变”、“逆流”、“冲击事件”等谣言，恶毒攻击叶剑英等元帅和高级将领，而且从组织上改组最高统帅部，成立“军委办事组”，让黄永胜取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1968年3月，又制造“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诬蔑几个老帅是“黑后台”。他们组织人员专门私整各位元帅的黑材料，造谣诬蔑叶剑英曾“被俘”、“企图投敌”，直到毛泽东亲自批示这是“老一套谣言”，下令禁止，并在天安门城楼上当面向叶剑英澄清此事，他们才被迫罢休。

十、忍辱负重，坚持斗争

    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位开国元戎，受尽了屈辱和摧残，处于被打倒和“半打倒”的状态。贺龙被扣上“二月兵变”的罪名，首受其害。朱德被诬为“旧军阀”。彭德怀则“新老帐”一起算，再次被批斗。陈毅被打成“老机”、“老右”。聂荣臻主管的国防科委，被“九一五”、“九一六”两大群众组织纠缠得不可开交。徐向前领导全军“文化大革命”招来横祸，被迫靠边站，勒令检查。刘伯承身患重病，仍不免受刁难。叶剑英虽然受毛泽东一再保护，说他长征路上获取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有功，但仍然处于被“半打倒”状态。有一段时间，黄永胜一伙不给他看文件，不准他打电话，不准与外界联系，甚至不准与子女联系，过着与世隔绝的孤寂生活，但他仍然保持乐观主义的态度，坚持斗争。他的亲属、子女十分担心他的生活和健康。他这个“逆流的老爸爸”以慈父之心关心爱护子女们，常常写信或面谕，告诫他们要“洁身自爱，奋发图强”，“挺起胸膛走路，夹着尾巴做人”。他曾书“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与女儿楚梅、女婿邹家华共赏警勉。他在给远在外地的文珊的回信中写道：“你信中问到二号楼（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的住地），且听吧：二号楼前果木多，一间古庙一头陀（和尚）。如有假日归来看，你的窝儿照样呵！”他在信中语重心长地嘱咐女儿说：“人要成才，就要千锤百炼，才能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你要刻苦锻炼，‘马大哈’气味要大大压缩一点。”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人生是多么短促，宇宙是多么无限，人们以短暂的时光完成悠远的事业，只有代代相承，蝉联不断，愚公式地干下去。……亲爱的珊儿，勇敢地坚毅地准备好接起前一辈的班来吧！”

    在极其艰难复杂的境况中，叶剑英表现非常沉着冷静，应付自如，他告诫办公室的同志：“大事多请示报告，小事要沉着思考，遇事与群众商量。”他忍辱负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同林彪、江青一伙周旋，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同时，想方设法保护几位元帅和老将军、老干部。他看望病中的聂荣臻元帅，两人谈到林彪、江青一伙把跟随毛主席多年的老帅和老同志列为“老机”，开会坐在右边或台下，动辄批斗，非常愤慨：“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徐向前元帅回忆当年的情景，对叶剑英曾作过这样一段评述：“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一次他听到风声，造反派要抄我的家。他一面严令保护我的安全，一面亲自打电话给我，安排我转移到西山去住。这种患难与共的真挚感情，使我难以忘怀。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捣乱，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个受冲击的老同志，能不能出席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竟成了问题。在出不出席还没最后定时，剑英同志亲自带着一名战士理发员，来到了我的住处，要我先理个发，作好出席招待会的准备。当时他的意见十分明确：这次招待会，军委的一些老同志应该出席，这不是个人的事，它关系到军队的安定与团结，关系到国内外

的影响，也是向‘四人帮’一伙的斗争。当毛泽东同志批示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位老同志都要出席的电话通知打来时，剑英同志喜形于色，十分高兴！”

     叶剑英身处逆境，犹念念不忘向党内外的一些知名人士、革命先烈及其亲属，给以爱心，送去温暖。他不但亲自写信表示慰藉，还派秘书和子女了解他们的处境和困难，尽力相助。当他得知宋庆龄变卖衣服和书籍时，特修书安慰，以后又设法接济5万元人民币，解决燃眉之急；对李立三、黄琪翔、蒋光鼐、司徒美堂、邹韬奋、赵世炎的夫人及子女等都曾给以亲切关怀。叶剑英遭难这一时期，广东和家乡以及外地来京的许多老战友、老部下、老乡亲、老朋友想方设法，冲破阻拦去看望他，他表现出十分乐观豁达的态度，告慰大家，再难也能挺得住，闯过这一关。同时非常关心老熟人和各地区的情况，问东问西，了解甚详，深切关注。

十一、“二月逆流”实为“二月正流”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亲自找几位元帅谈话，并于1969年1月3日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周恩来也为“二月逆流”的平反问题做了很多工作。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李大章、张国华等，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对到会的人员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接着他又对大家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

    1972年 1月初，毛泽东又对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现在我有事，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为了慎重起见，周、叶当场核对了记录。1月 6日16时20分，叶剑英匆匆赶到医院向重病的陈毅作传达。据当时在场的保健医生卞志强教授回忆，叶剑英泪流语塞，用颤抖的双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抄着毛泽东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话。他说：“毛主席、党中央要我来看你，你要安心养病，会好的。”他把纸条上的内容读了一遍，再交给守坐床头的陈毅女儿姗姗，让她再念给陈毅听。姗姗伏在床头轻声对陈毅说：“爸爸，刚才叶伯伯的话，如果你能听见，就闭一闭眼睛。”这时说话已经困难的陈毅闭了闭眼。当日深夜11时55分，陈毅与世长辞。叶剑英悲痛异常。在陈毅患病期间，叶剑英多次去医院看望他。“毅公卧病，诗以慰之”，他在《慰陈毅同志》诗中写道：“君子坦荡荡，于人曰浩然”。“斯人有斯疾，闻道可闻禅。信回天有力，前路共巨艰”。他希望有回天之力能医好陈毅的病，好再并肩战斗，继续完成艰巨而重大的历史使命。以后，又写信安慰陈毅：“望宽心医治，老英雄定能战胜顽疾，祝早日恢复健康。”他在诗和信中高度赞扬了陈毅的大将风度和高尚品德，表达了对老战友的深切关怀。陈毅辞世，他去悼念，特书《悼陈毅同志》诗：“鬼蜮含沙射，元良息仔肩。儿曹当鹤立，接力竞无前。” 赠给陈毅子女，对晚辈提出了殷切的慰藉和希望。他借用曹植《洛神赋》“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的诗句，勉励陈毅子女，当“鹤立”成才，挑起重担，继承父志，接力向前。

    叶剑英和陈毅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是肝胆相照、同声相应的知己和诗友。人们赞道：“叶陈二公，屹立青松，抵制错误，二月抗争。”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

（摘自《叶剑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