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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电影《早春二月》为何被打入冷宫
宁夏网WWW.NXNET.CN　发布时间: 2009-03-10 11: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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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二月》剧照
孙道临，著名电影演员。出生于书香之家，在银幕和舞台上演绎了无数浪漫故事，被称为“中国电影百年的标志性人物”，也因为爱流泪而被称为“孙大雨”。
■萧涧秋非孙道临莫属
1962年夏天。北戴河。海滨的黄昏，人影喧嚣。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坐在沙滩椅上，出神地沉浸在手捧的一本书里。他就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谢铁骊。此刻，他手里握着的便是柔石1929年创作的小说 《二月》。
小说让他沉醉了。
谢铁骊回去后闭门谢客三个月，一气呵成，把《二月》改编成电影故事片剧本并交夏衍细看。夏衍看得很仔细，用红笔密密麻麻地修改了一百多处，夏衍建议名字中最好加“早春”二字，“早春二月”。
谢铁骊把三个主角的扮演者锁定为孙道临、谢芳、上官云珠。
此时的孙道临，刚刚被文化部评选为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之一，同获此殊荣的还有赵丹、白扬、张瑞芳、上官云珠、秦怡等。
谢铁骊先找孙道临。理由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孙道临的名气，而是觉得，这样一个深具人文气质的角色，实在是非孙道临莫属了。
孙道临看了剧本，深为萧涧秋这个人物所吸引，但当时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正在风头上，报刊上经常引列宁说的人道主义起到牧师的职能的那句话。孙道临内心深处是反对这样贬低人道主义的，但是在彼时彼地的大气候下也无可奈何。他担心地问谢导:“萧涧秋分明就是人道主义，这么写成不成呀？”
谢铁骊让孙道临放心:“这个戏就是反修正主义的！萧涧秋用人道主义改变不了世界，证明人道主义行不通。”
孙道临又去请教他尊敬的专家瞿白音，瞿白音看了剧本，观感是:“萧涧秋不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而是‘普遍的’人道主义。”
孙道临心里还是没底，后来到了北京，受到文化部夏衍副部长的接见，“夏衍压根儿没提人道主义，”孙道临回忆说，“夏公说这么写很好，说明我们这个国家，一个青年要找到革命道路不容易。此片以后到类似我国的地方放映会起很好的作用。”
孙道临放心了，终于心安理得地拍下去了。
■精心塑造萧涧秋
1963年，“文革”虽尚未开始，却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那是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第二年。拍到6月份，谢铁骊收到老伴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现在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一下，谢铁骊有些犯愁了。继续拍下去，还是知难而退，偃旗息鼓？
谢铁骊实在不甘心让努力了一半的“成果”付之东流，自我鼓励道:“厂里没有让我停，还是要坚决拍下去。”
去除了心里的障碍，谢铁骊决心摆脱当时“左”的文艺桎梏，在结构上采用 “非戏剧化”和“散文化”的手法，将深刻的思想内容、缜密的情节结构、精细的人物刻画、优美的抒情色彩和浓郁的诗的意境融汇在一起，使其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和鲜明的清新、细腻、典雅的艺术风格。
这是谢铁骊的功劳。而谢铁骊请孙道临出演主角萧涧秋，更是让影片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此片堪称孙道临表演艺术攀上的新高峰。
萧涧秋年纪不大，但已有沧桑之感；他几经挫折，但不轻易表露；他不苟言笑，但耽于思考；他非常善良，对真理的追求也非常执着，以至采取了虽深爱陶岚却决定娶文嫂的、令人不解的怪异行动。对于萧涧秋复杂而矛盾的性格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和概括？孙道临从外国的唐·吉诃德、《白痴》中的麦什金等人物的身上，发现他们不仅有和萧涧秋同样的怪诞行为，而且也同样地出自善良的动机。人们可以责备他们不该这么做，但他们不是虚伪的。掌握了萧涧秋性格的实质，孙道临在表演上便自由驰骋了。
比如在劝文嫂改嫁的一场戏中，孙道临和上官云珠一起深切体验角色的感情，通过语言、眼睛、神色作细致的交流，把萧涧秋对文嫂纯洁、真挚的关怀和同情，与文嫂痛不欲生的绝望哀鸣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又浑然融为一体，形成非常强烈的艺术效果。
在这里，孙道临除了走来走去之外，几乎没加进什么形体动作，但当他脱口说出“你可以改嫁”时，眼神中流露的那种深邃的温情和痛楚着实把人心都揪痛了。
另一方面，谢芳和上官文珠在戏中真挚、自然、细致入微的表演和孙道临相得益彰。强大的演员阵容成为此片最大的亮色。
此外，精细的美工制作、抒情哀怨的背景音乐，都为本片添色不少。音乐同画面，听觉与视觉，在这里完美地结合为一体。《早春二月》后来成为专业电影教学中的经典范例。
■ 《早春二月》被准予放映，供批判用
样片出来了，它的命运如何？由于主题情节背离了当时的政治要求，电影在审查过程中引出了各种争议。审查最后要求谢铁骊好好修改。但修改还没进行到三分之一，突然又来了通知:镜头一个也不许动。后来明确了，是要按照原来的拷贝进行批判。
谢铁骊被责令检查。
1964年前后，电影《早春二月》在拍摄期间就被媒体炒红了。全国各地的电影院，到处张贴着大幅的电影海报——灰蒙蒙的天空下，狭长的石板路静谧而又古朴。细雨打湿了两个人的身影:男人的双手插在长衫下的裤袋里，女子身穿一袭百褶裙，撑一把油纸伞，两人彼此凝视着对方，神情凝重，脸上笼罩着浓重的忧愁。
当时国家刚从饥饿难耐的三年自然灾害中缓过气来，在“工农兵”形象进一步占领银幕、大谈阶级斗争的节骨眼上，这部风格绮丽忧郁的影片却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还动辄弹钢琴，动辙谈爱情，充满了“感伤的小资产阶级的情调”，自然成为“异类”。掌管文化的康生将之定性为“大毒草”。
1964年下半年，文艺界掀起了一场对《早春二月》的大批判。各大报纸每到星期天都有整版的批判《早春二月》的文章。这场关于电影《早春二月》的“讨论”在其时被认定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意识形态，两种文艺观点的斗争在文艺领域内的反映，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这场围攻持续了整整8个月。《早春二月》和另一部电影《北国江南》作为修正主义的材料被准予在全国57个城市放映，供全国人民批判之用。
多少年之后，导演谢铁骊禁不住哑然苦笑:也幸亏这“批判”，不然，《早春二月》也不会有那么高的知名度。
上海大光明剧院。《早春二月》正在银幕上批判性地放映。黑暗中，没有人注意到，影片中的男主角此刻正坐在观众席最后排那个不起眼的角落。孙道临的脸部有些发烫。他想不明白，这部倾注了自己全部热情和心血的作品，何以顷刻之间成为全国人民批判的对象？银幕上，文嫂畏于人言在自己家里自尽了，萧涧秋悲恸莫名。孙道临终于按捺不住自己，悄悄走出影院，骑上自行车，想马上逃离——他不想面对散场后那些异样的目光。但是，当他刚把自行车开了锁，就听见一个人在后面亲切地叫他:“道临！”
无奈，孙道临只能停下来。
来人是厂里的一个职工。他走上前来，拍拍孙道临的肩膀，恳切地说:“道临，影片我们都看了。管它批判不批判的，我们倒是很欣赏呢！”
一句平淡如水的话，在那个灰暗的时刻竟带给孙道临极大的温暖。他不禁想起鲁迅对柔石小说中萧涧秋的评价:“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孙道临很想把这句话回赠给那位可尊敬的职工。然而，他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只默默地回应般地拍了拍对方的肩头，便黯然离开了。
饶有意味的是，随着对《早春二月》的批判，社会上竟悄悄掀起了一股“萧涧秋”旋风。男大学生模仿萧涧秋的扮相，围一条长围巾，梳一个30年代知识界流行的大背头，手执柔石的小说原著《二月》在河畔倘佯，口中念着萧涧秋的台词:“主义到了高妙的程度，还有什么用处呢？所以我没有！”有的人跑遍南京路、淮海路，为的就是觅一条他围的豆绿色围巾，不少百货店看中商机，连夜把“萧式围巾”摆出，投放市场便被抢购一空。
又据说，“萧涧秋”那充满书卷气的忧郁神情不知拨动了多少个“陶岚”的情弦！许多痴情的女大学生更是把萧涧秋和孙道临合二为一，给他写去一封又一封情书，痴痴地等候在电影厂的门口。
一边是铺天盖地的批判的声音，一面是愈演愈烈的“萧涧秋旋风”，历史在这里跟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曾经说过:艺术的伟大意义在于它能表现人的真正感情，展示内心生活的奥秘和热情世界。《早春二月》作为一部“表现人的真正感情”的作品，经过十多年的磨难，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告别了早春的寒峭，迎来了真正的春天。《早春二月》以其浓郁的抒情色彩和细腻典雅的艺术风格，跻身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
然而，男主演孙道临因此被打入冷宫。《早春二月》的成功，标志着孙道临艺术上的一个新高峰，然而，就在人生的黄金季节，他却告别了银幕，一连13年没有拍片。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摘自《文摘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