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小升初”陷入怪圈 以权择校俨成正式制度

　　一个北京的小学生升入初中，可以采取的方式有多少？

　　当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把调查得来的数据汇总，最后得出的数字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北京各区县“小升初”渠道多达10多种，2010年北京市8个城区“小升初”入学方式竟高达15种。

　　“混乱！复杂！吃惊！”是日本名古屋大学在读博士生刘靖参与《北京市“小升初”择校热的治理：路在何方？》研究课题后的感受。

　　这个专门研究北京“小升初”的课题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主持，一些中小学校长、教师、学生家长、教育行政领导、媒体记者也参与其中。通过深度访谈、调查研究、理论研讨，以及网上线下的问卷调查，最终形成了完备的报告。今天，研究院对外公布了研究结果。

　　所有看到这一结果的人，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触目惊心。

　　北京“小升初”日益偏离《义务教育法》

　　刘靖是北京人，本科毕业后到日本读书。从读硕士起，他就开始关注中国的基础教育问题。今年年初得知21世纪教育研究院进行“小升初”专项研究后，他主动要求参与，并特意回国几个月。

　　在最后形成的研究报告中，刘靖承担的是第一部分：北京市“小升初”政策的演变。

　　刘靖找到了北京市教育部门从1993年后几乎所有关于“小升初”的文件、通知。他发现，从1993年北京市首次提出改进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办法，取消区县统一组织的小学毕业考试后，“小升初”的各项政策和具体落实情况在日益偏离《义务教育法》，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逐渐模糊，几乎到了被抛弃的边缘。

　　刘靖把北京“小升初”政策演变归纳为4个阶段：一是从1993～1997年，这一阶段最大特点是取消统一的小学毕业考试，强调各种竞赛成绩与升学脱钩，最终实现免试就近入学的目标。同时，放开择校的口子，但严格控制择校的比例。

　　第二阶段是从1998～2002年。1998年的北京“小升初”政策中第一次出现“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不得招收择校生”的规定。但此时，民办学校以及民办公助学校的招生入学方式开始挑战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出现了公办初中招收“择校生”、高额收取“择校费”、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尤其是一些所谓名校)合作招生等现象。此举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公众的选择性需求，同时极大地释放、刺激了家长的择校需求。大规模的择校竞争由此开始加剧。

　　2003～2007年，北京“小升初”政策变化进入螺旋式循环阶段。2003年，北京市“小升初”政策首次提出坚持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方向，进一步缩小区域和校际差距。在随后的几年中，“小升初”逐渐形成包括划片就近入学、回户口所在地入学、进入寄宿校(班)、特色实验学校(班)入学、进入办学体制改革试点校和民办学校、特长生入学、特殊教育入学、企事业子弟学校入学、共建生入学以及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等十余种方式。其中，特长生的比例逐年提高。

　　从2008年开始，由于北京市教育主管部门把制订“小升初”政策的权力下放到各区县，不公平得到进一步延展。

　　北京市教委出台的“小升初”政策中，只有就近入学和特长生两种基本方式，但各个城区出台了多种入学方式。隐性和变相的考试已经压倒了免试入学，包括特长生、条子生、共建生在内的入学方式，以权择校、以钱择校、以优择校，俨然成为北京“小升初”的正式制度。

　　“我是1994年‘小升初’，正好赶上升学制度改革，除了保送生和特长生，基本上大家都被派到对口的中学。和现在的‘百家争鸣’的择校方法比起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现在中小学生面对的压力比我小时候大不知多少倍。”在整个课题研究中，刘靖始终心存忧虑：“择校问题太复杂了，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包括教育本身，还和权力、金钱、关系、利益等等问题相关，对社会公平也是一个极大的挑衅，亟待解决。”

　　“占坑班”是“头号天敌”花费可达10万元

　　在五花八门的“小升初”渠道中，最主要的有“占坑班” 、“点招”、推优、特长、电脑派位、共建、“条子生”。在调查中，接受访谈的90%以上的家长认为“占坑班”是北京市“小升初”的“头号天敌”。

　　所谓“占坑班”，是指公办名校自办或与社会机构合办、面向小学生的学科培训机构，可从中选拔优秀学生升入本校初中。

　　“占坑班”起源于1998年。实行“电脑派位”后，一些家长不愿意孩子进入薄弱校就读，而名校为争优秀生源也不愿意接收电脑派位生，于是以“奥数”为主的培训学校开始替名校选拔学生。目前，几乎各个名校都有自己对口的培训学校，只有进入该校就读，才有可能将来被“点招”进入名校。

　　北京的许多小学生从小学三年级起就经考试进入培训学校，之后不断考试、筛选、排位，只有在六年级时排名最前的一部分学生才能进入名校。为了不被淘汰，小学生往往需要参加多个培训班。

　　“占坑班”已经形成庞大市场，但“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很多家长花费高昂费用，牺牲了大量时间却未能“购买”到名校的录取通知书。这些“占坑班”被家长们分成“金坑”、“银坑”、“土坑”和“粪坑”等不同类型。“占坑班”的课程也远远超纲，奥数是所有“占坑班”教学的重点，此外是英语(论坛)。

　　“占坑班”费用高昂。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占坑班”一年费用在8000元以上，多数占坑的学生都会选择2～3个“坑”。而“占坑班”费用仅是“小升初”花费中较小的一部分。

　　为了保证在“占坑班”顺利晋级，这些学生还要上高思、学而思(微博)、巨人等民办培训机构的课程。从一个小学三年级学生进入坑班算起，至六年级面临“小升初”，一些家长4年的实际花费可达10万元甚至十几万元。

　　在“小升初”几种主要升学渠道中，推优又叫做推荐派位，是各区县确认的重要入学方式。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品学兼优学生提供进入优质中学的机会。

　　近年来，北京各区县不断扩大推优的比例，如东城区推优比例由2010年的15%上升为2011年的20%，西城区为30%，海淀区为13%。有校长反映，由于推优的可操作性太强，助长了给老师送礼、在学生中拉选票等不正之风，扭曲了老师与家长的关系。据知情人透露，东城、西城、海淀区的推优名额中，约30%是被“占坑”点招等择校形式提前占据的。

　　特长生是北京“小升初”市/区两级教育部门所规定的最“名正言顺”的择校渠道，这一政策掀起了家长为孩子升学而“造就”特长的风气。

　　为了获得特长升学所需要的证书，许多学生从三四岁就开始进行训练，不断参加各种比赛。以西城区某名牌中学为例，这所学校只招20名特长生，但报名参加测试的人数高达数百人，极低的录取率杀伤了学生的自信心和对艺术、体育本身的兴趣。家长付出的则是大量时间和大笔金钱。在艺术特长生测试之前，许多家长要给孩子找专业教师单独辅导，一节钢琴课、声乐课少则五六百元，多则上千元。

　　北京特殊社会结构造就“共建”

　　“共建”是具有北京特色的“小升初”政策，国家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与名校通过“合作共建”，满足本部门职工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实际操作中，共建单位有时利用公共资源给名校额外支持，有的是职工自付费用，以“共建”名义统一交给学校。

　　由于“共建”的隐秘性很强，信息完全不透明。例如海淀区、西城区、东城区和朝阳区在“小升初”规定中均明确有“共建生”政策，但是招生比例从未对外公布过。

　　据研究人员走访和调查，以北京西城区某名校为例，这所学校2011年共招10个班，每班40人共计400人，其中招收共建生70人，占录取学生比例的17%。今年这所中学的共建单位共有400多名小学生参加测试，一部分是通过考试择优录取。

　　北京“小升初”中还有一类“条子生”，也就是后门生，是指一些家长通过特殊社会关系，使自己的孩子获得名校的入学机会。“条子生”是“小升初”过程中最为不公平的入学方式，赤裸裸地侵犯了教育公平。

　　“条子生”大部分是由市、区领导直接安排的，各区每年都会在几所“重点学校” 给“条子生”预留名额。据对部分中学校长和家长的调查，名校的“条子生”一般占当年招生人数的8%～10%。

　　在升学季节，名校校长总能收到众多条子而难以处置。据透露，某所名校每年会设立一个临时机构，叫“条子办”。 一般来说，每年春节前后就开始招“条子生”的工作，学校会采用各种灵活手段招收这些特殊学生。如果学生本身有推优、特长生测试资格，那么就可占用这个名额；如果学生本身不具有这些资格，则占用共建名额。

　　之所以会出现“共建”、“条子生”这类具有北京特色的升学渠道，研究报告分析称，北京有比其他城市更特殊的社会结构，以公务员、企业家、高级专业人员、新富人群等为主的优势社会阶层对获取优质教育资源具有强烈的动机，倾向于运用特权、寻租等超常规的方式享受优质教育机会，因而出现了“共建”这样以权择校的正式制度，是外地所没有的。(李新玲 樊未晨)

　　一个北京的小学生升入初中，可以采取的方式有多少？

　　当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把调查得来的数据汇总，最后得出的数字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北京各区县“小升初”渠道多达10多种，2010年北京市8个城区“小升初”入学方式竟高达15种。

　　“混乱！复杂！吃惊！”是日本名古屋大学在读博士生刘靖参与《北京市“小升初”择校热的治理：路在何方？》研究课题后的感受。

　　这个专门研究北京“小升初”的课题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主持，一些中小学校长、教师、学生家长、教育行政领导、媒体记者也参与其中。通过深度访谈、调查研究、理论研讨，以及网上线下的问卷调查，最终形成了完备的报告。今天，研究院对外公布了研究结果。

　　所有看到这一结果的人，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触目惊心。

　　北京“小升初”日益偏离《义务教育法》

　　刘靖是北京人，本科毕业后到日本读书。从读硕士起，他就开始关注中国的基础教育问题。今年年初得知21世纪教育研究院进行“小升初”专项研究后，他主动要求参与，并特意回国几个月。

　　在最后形成的研究报告中，刘靖承担的是第一部分：北京市“小升初”政策的演变。

　　刘靖找到了北京市教育部门从1993年后几乎所有关于“小升初”的文件、通知。他发现，从1993年北京市首次提出改进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办法，取消区县统一组织的小学毕业考试后，“小升初”的各项政策和具体落实情况在日益偏离《义务教育法》，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逐渐模糊，几乎到了被抛弃的边缘。

　　刘靖把北京“小升初”政策演变归纳为4个阶段：一是从1993～1997年，这一阶段最大特点是取消统一的小学毕业考试，强调各种竞赛成绩与升学脱钩，最终实现免试就近入学的目标。同时，放开择校的口子，但严格控制择校的比例。

　　第二阶段是从1998～2002年。1998年的北京“小升初”政策中第一次出现“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不得招收择校生”的规定。但此时，民办学校以及民办公助学校的招生入学方式开始挑战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出现了公办初中招收“择校生”、高额收取“择校费”、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尤其是一些所谓名校)合作招生等现象。此举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公众的选择性需求，同时极大地释放、刺激了家长的择校需求。大规模的择校竞争由此开始加剧。

　　2003～2007年，北京“小升初”政策变化进入螺旋式循环阶段。2003年，北京市“小升初”政策首次提出坚持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方向，进一步缩小区域和校际差距。在随后的几年中，“小升初”逐渐形成包括划片就近入学、回户口所在地入学、进入寄宿校(班)、特色实验学校(班)入学、进入办学体制改革试点校和民办学校、特长生入学、特殊教育入学、企事业子弟学校入学、共建生入学以及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等十余种方式。其中，特长生的比例逐年提高。

　　从2008年开始，由于北京市教育主管部门把制订“小升初”政策的权力下放到各区县，不公平得到进一步延展。

　　北京市教委出台的“小升初”政策中，只有就近入学和特长生两种基本方式，但各个城区出台了多种入学方式。隐性和变相的考试已经压倒了免试入学，包括特长生、条子生、共建生在内的入学方式，以权择校、以钱择校、以优择校，俨然成为北京“小升初”的正式制度。

　　“我是1994年‘小升初’，正好赶上升学制度改革，除了保送生和特长生，基本上大家都被派到对口的中学。和现在的‘百家争鸣’的择校方法比起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现在中小学生面对的压力比我小时候大不知多少倍。”在整个课题研究中，刘靖始终心存忧虑：“择校问题太复杂了，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包括教育本身，还和权力、金钱、关系、利益等等问题相关，对社会公平也是一个极大的挑衅，亟待解决。”

　　（中国青年报 李新玲 樊未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