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地名变迁，同一化？标准化？还是没文化？

        许夏颖 北京报道

基因拷贝，城市克隆。短短二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完成了“千城一面”的标准化过程。
　　假如你不幸被空投到大陆的某座城市，你或许辨得清方向，却猜不出身处何处。
　　美式盒状大厦、玻璃外墙；欧式穹顶石柱、圆形广场；中式仿古亭台、琉璃屋瓦。从沿海到内地，从北方到南方，雷同的建筑，相似的街道，何等熟悉，何等亲切。
　　“现代化”仿佛成为一头怪兽，推倒斑驳城墙，踩碎老街古屋，连仅存的文化符号也企图吞噬。
　　城市面目相似也罢，连地名也变得平庸雷同，只能相互借用？
　　南京路、云南路、福州路、西藏路……上海把全国各地都叫了个遍，彰显出“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其他城市不甘落后，于是，南京“上海”了，杭州“延安”了，青岛“香港”了……
　　虚渺“文化”失去了载体，中国城市正丧失最后一抹特色，由表及里，由内而外。
　　
　　全国地名“抄抄抄”
　　在这个专制了千余年的国家，政治色彩渗透每一寸角落，连地名也未能免俗。每每江山易主，皇帝改姓，小到一个山包，一条巷弄，大到一座城池，也更名易容，表明立场。
　　新中国之后，代表“革命”、“进步”的词语在新建立的国家倍受尊崇，诸如“人民”、“民主”、“新华”作为地名大行其道。大到天津、广州、武汉、西安，小到临沂、濮阳，“解放路”几乎流行于每个城市。小小的江西上饶一城，13条解放路一度并存，8个地名叫“解放”，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鲜明标记。“政治为纲”在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攀至顶峰，地名也无可避免地打上“红色”烙印：从城市、乡镇、市辖区、到街巷、道路、单位，名字无不被“革命”洗礼。北京的长安街摇身变成“东方红大街”，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沈阳市铁西、和平、皇姑、沈河、等十一个市辖区一夜之间，成了红工、红旗、红卫、红星……
　　这种现象随着“文革”被否定而结束。新一轮建设潮袭来，大拆大建简单得很，如何命名倒成了新的难题。曾经，城市的设计者们灵光一动，从各兄弟省市“借”来也。上海和青岛始开先河，各地纷纷效仿之。上海可谓集大成者：纵向为省，横向为市县，活脱脱一副中国地图，还被台湾的台北市发扬光大。不过，此二地作为涉外先驱，殖民旧址，地名由来倒也颇具些“历史渊源”，后来者则有些东施效颦之嫌。无论城市大小，一律抬头“广州”，侧目“上海”。“北京”和 “南京”是两大热门词选。据统计，各地有超过六十条道路名为“南京”。以别称为名，最大的好处大概莫过于给异乡人带来的亲切感？所谓“眼见家乡名，两眼泪汪汪。”可惜，中国省份数数也只三十有余，知名城市地区更是有限，满足不了日益增多的地名需要，方向和数字遂被当做屡试不爽的“尚方宝剑”。即使再偏远的小县城，也难免几条东西大街，南北大道。“东一路”、“西二路”确实简洁明了，却个性全无，难以陈述出半点城市文化。如果排出个“中国最俗地名榜”，远有“中山”、“人民”、“和平”、“新华”、“建设”、“解放”、“胜利”，近有“东风”、“机场”、“创业”、“青年”、“迎宾”皆居于前列。“招商引资”大旗一举，扩张的城市地域，不是“高新区”就是“工业园区”；房地产开发热持续膨胀，楼盘成了地名代称，或半土不洋或不古不今或故作高雅，“罗马假日”、“美丽新世界”都被堂皇载入地图。莫非除了皇城北京，其他城市既无文化，且无历史？3500个常用汉字，只能跳出三五十排列组合权做地名？
　　
　　“蒸发”的老地名们
　　出人意料的是，即使是北京，作为地名存在的“崇文”、“宣武”，也即将隐退地图，走进档案馆。“带动经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提高中心城区竞争力。”经济为首，总之科学、正确、百利无害。官方一纸令下，“崇文”融为新“东城”，“宣武”则投入“西城”的怀抱。“整合区域资源，有益历史文化保护”，北京副市长信誓旦旦，“崇文宣武消失无碍文化”。百姓不是“专家”，只能计较些细枝末节，凭啥保留的不是“崇文”、“宣武”？仅仅因为“西城”权倾天下，“东城”财大气粗？遂有网民戏谑，“丢文弃武，不是东西”。
　　“台湾人到大陆来旅游，说大陆的这些古迹，除了地名是真的，其他的全是假的。”不守规矩的袁腾飞如此教导学生。然而，这最后的一点“真”，也行将就木，被掩埋进故纸堆里。轮番上阵的“旧城改造”，推倒的不只是老屋，一并拆掉的还有祖辈口耳相传的地名。
　　开放前沿广州，如今近2000个历史地名真正“历史”了，27天更新一次地图也追不上新地名涌现的步伐。桨声灯影的秦淮两岸早无歌女的婉转歌喉，在古老和现代中尴尬前行的南京，“时代侵蚀的遗痕”渐被剥落干净。一个地名，或连接一段故事，一位名人、一则民俗，老地名在现代化中悄然退场，旧时传说再难承继。彰表常遇春的华丽“花牌楼”早已轰然坍塌；杜牧之把酒销魂、掩影如画的“杏花村”只得遥指；“邀笛步”再听不见教坊的盈盈乐音。“洪武街”、“双石鼓”、“老米桥”众多古迹不存，地名佚失。“沧浪区”、“金阊区”、“莫邪路”、“盘蠡桥”、“胥江路”还依稀能勾起苏州的古吴国的片段记忆，“低吟浅唱桃花坞”、“水韵山塘七里诗”保留着姑苏本色，然则，“濂溪坊”、“紫兰巷”一些老街巷在道路拓宽、街坊改造中难以避免地被吞没。在“诗人已死”的现今，吟诗作赋成了黑色幽默，就连对地名的审美彷佛也丧失殆尽。工业化不屑于摆文弄墨，GDP至上无视文史掌故。快捷、便利、效率演变成评判一切事物的通行法则，于是乎，“××中心”、“××集团”、“××学校”、“××小区”通行全国而无往不利。尚且留存的旧时地名躲藏在豪迈响亮背后，在建设还未推进到的一隅，黯淡缄默，惴惴不安。“有识之士”则开始酝酿起“地名脱俗运动”。
　　9名北京人大代表联名提案，“美化”诸如奶子房、上地之类的“怪”地名；公交站牌“铲坟”行动，欲将“公主坟”、“八王坟”、“祁家坟”诸多不够吉庆的“坟”除之后快；山城重庆更一本正经地草拟出台地名命名专家评审制度，宣称要消除老地名中“坪、湾、沟、堡”的“乡土气”，打造重庆的大都市品位。
　　
　　以何为名？
　　“地理是横的历史，历史是纵的地理”，地名则是这纵横相交经纬网络的节点，一端映衬自然人文，一头接续古今变迁。地名不只是便于交流的代号，还是城市美学的展现，它的演变见证城市兴衰，浓缩着历史。地名是民族文化的胎记，凝聚着市民归属感。
　　地域特色，城市性格，底蕴文化……或都可从一处地名得以找寻。
　　专诸巷，源于“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公子光为了谋夺吴王僚的王位，派刺客专诸藏鱼肠剑于鱼腹中，刺死王僚，公子光遂成一代霸主吴王阖闾。壮士专诸被厚葬在生前居住之地，巷由此得名。除了吴地苏州，何处有此传说？
　　城市的进程，像一组编码，总该保留些许痕迹，供梳理，供缅怀，供展望，让人且哭且笑，感受生活的体温。
　　雷同的建筑模式，跟风打造的新地标已然扼杀了城市的想象，历史地名的消失或将割断文化最后的纽带，抹去城市最后的记忆。
　　“地名这种文化现象，包含了人类灵性对地理实体的感悟和寄托，并且经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其他领域相联系；同时，地名又是最脆弱的文化现象之一，可以随时被更改而淡出人们的记忆。”中国地名研究所所长刘保全对此颇感忧虑。
　　老地名被清除，新地名很无趣。热衷于架起高架，打通隧道，兴修高速的现代人，却懒于多浪费一分脑力，构想一个稍具意蕴，哪怕不那么“俗套”的名字。
　　诸如“百花深处”、“风陵渡”、“映秀”、“秭归”的风雅成为绝响，只能涌现“火车站街道”、“商场路”这样的雷人地名。
　　怎样起一个“性感”的地名？城市何以为“名”？“反映当地历史、地理、文化和经济特征”抽象的命名原则并不能那么轻松地遵循。
　　地理位置、方向、次序是道路最高效、直接的命名逻辑，但也掩盖个性，更湮没历史；
　　借用其他省市地名，除了时代旧影就是拾人牙慧。
　　政治意识形态和旧有道德中提炼地名？恐也不受现代了的居民的欢迎；“工业大道”、“世纪大道”已沦为江郎才尽式的重复，借鉴流行于欧美以人名为地名的命名方式似乎不错，堂堂千年中华，历史文化名人灿若繁星，可惜，各地似乎并不大鼓励采用人名为地名。
　　各个时代地名的错综复杂无序叠加，城市扩张的快速，地名委员会想创意着实不易。与其拉一个楼盘或企业命名，何不来一番传统回归？
　　南京率先尝试“复活”凤凰台、长干里、用场里等23处老地名，8条新建道路3条启用旧名，杭州也加快了恢复已消失地名的步伐。
　　但愿这一切迹象，只是开始，而非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