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努特波尔身高:炎黄春秋：百年中国世界观的反思

　　历史是一套常读常新的教科书。人们研究历史，非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改革现实和优化自己未来的走向。因此，每一代人、甚至每一时代，都要对历史进行自己的再认识。1949年以前的近代中国，时代精神是“反抗”、“斗争”、“夺权”、“革命”。因此，“以农民起义为主线”的研究模式，自有其合理性。新中国成立后的时代精神，本应由革命斗争转向对现代化的追求。可惜的是，这种转变在29年后才成为现实。研究近代史的视角，也才随之而有转变。新视角与旧模式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更主要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待、分析中国近代史，而不把中国近代史视为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从这种新视角来看，对于一系列的重要事件、历史人物及社会思潮，都有新的认识。

　　革命需要夺权。对于一切旧政权，历数其“不是”，有助于证明历次革命的正义性和动员革命力量。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旧政权一无是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对于社会历史问题的是非曲直，不必从当时的条件出发进行认真的科学分析，贴一张“阶级标签”就足够了。这是斗争哲学的妙用之一。难怪狄慈根把辩证法称作“革命无产阶级的神学”，却从未受到马克思的批评[24]。革命需要神学，但建设却需要科学。史学界的转变是可喜的。

　　⑴洋务运动。不应当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它归入反动路线一边。它是在鸦片战争敲开中国国门之后，学习西方的具有进步性的运动。它揭开了封建制度下的中国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虽不无消极作用，但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潮流的。

　　⑵清末新政。包括振兴商务、奖励实业、鼓励私人资本的自由发展;改革军制，即逐渐裁撤旧式绿营、防勇，编练新军;废科举、办学堂、奖游学;改革官制、整顿吏治等。是一次比较全面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改革了旧的封建制度。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并产生积极影响。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清朝虽已腐朽，但其存在形式仍有意义，有可能通过改良逼他走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如果清朝未被推翻，“新政”措施继续进行下去，就不会出现民初的混乱局面。这就牵涉到革命与改良的学术争论。后面再作探讨。

　　⑶南京政府建立。清朝灭亡以后，军阀割据，政令不一，南京政府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而且她在改订新约、关税自主、十年建设三方面有所建树。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这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触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但它减少了其在中国的特权，符合人民的愿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她使帝国主义国家做出让步，中国获得关税自主权，能够自定税率、自由支配关税，并基本掌握和控制了海关行政权。抗战前十年(1927-1937)，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36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交通运输方面有了改观。十年内建铁路八千余公里，开辟了民航等。如果没有十年经济建设打下的基础，中国在八年抗战中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将是更为艰巨的。

　　⑷抗日战争。传统观点认为，国民党从不抵抗主义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解放区战场成为主要战场;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等，难以令人信服。应该说是。一个战争，两个战场，三个政权。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共同进行的战争，而不是同时存在一个外战，一个内战。存在两个抗日战场，这是事实。两个战场的战略地位不同。国民党军，处在日军战略进攻的正面，负责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处于日军的后面或侧翼，负责敌后战场作战。两个战场各自独立，实行不同的战略战术。国民党军作战，主要是正规战、阵地战。八路军、新四军则以游击战为主。解放区战场的独立性，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而加大。两个战场之间，又有矛盾与斗争，有时很尖锐。抗战时期，中国国土上存在着三种政权:国民党政权、解放区政权和沦陷区的傀儡性、殖民地性政权。国民党蒋介石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为他们掌握着全国政权，没有他们的赞同和参加，就不能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形成全民族抗战。

　　⑸光绪皇帝。他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接受新思想的皇帝，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活动是在戊戌维新时期。他全部接受维新派的建议，有高度的变法决心。其实，如果没有光绪的锐意进取，就不会有百日维新。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试图仿效外国来革新中国的开明皇帝。他虽然有严重弱点，但并不能证明他只是一个洋务派的皇帝。有人通过分析光绪所处地位及其亲政时期的主要业绩，阐明他是一位资产阶级化的爱国皇帝。这种新观点，值得注意。光绪的失败，自然有其原因。如果条件改变，光绪没有失败，沿变法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的近代又会如何发展呢?值得思考。

　　⑹李鸿章。不能简单地说，他就是一个卖国贼。他和当时的顽固派相比，是开明进步的。他敢于正视现实，不甘灭亡，以图自强。他倡导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这有抵抗外国侵略的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和限制了外国经济侵略势力的扩张，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他主张用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来培养洋务人才，这对近代资产阶级力量的兴起，有某种促进作用。在维新与守旧的斗争中，他明里观望持重，暗中对变法多有同情。在百日维新中，他支持振兴工商业、支持废八股、兴学堂，对改革政治体制也不全然反对。但他在外交方面签订了大量的不平等条约，是有罪的。

　　⑺袁世凯。不能再简单地认为，他就是一个窃国大盗。对于他在清末民初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教育各方面的近代化进程所起的主体作用，应该肯定。首先，对于袁所创的北洋政府，应看到其对后代、远东乃至世界关系格局产生的影响。并且承认，这是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就当时的势力和人心倾向的对比而言，孙中山是无法与袁世凯相抗衡的。袁取代孙是政治权力竞争的结果。而且孙所主张的临时政府的组织形式及所制定的《临时约法》，根本与国情大相径庭，无法实现。其次，从清末新政到民初经济改革，是中国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制度的历史转折点，袁世凯在这一时期推行的资本主义政策，正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除了在经济上推行改革措施(如发展交通运输、兴办基础设施、整顿金融、改革币值)外，袁世凯还兴学重教、大办近代新教育、注重开启民智。另外，袁氏还推进了外交近代化，多次领导了收回权利运动。长期以来人们头脑中的袁氏“敢于卖国、善于卖国、大施卖国”和“接受二十一条”的观念，实际上是由于基本史实没有完全搞清，或先入为主的观念而的得出的结论。客观地讲，袁氏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已突破晚清排外制夷方针，基本上是积极的弱国的妥协与抗争相结合的外交思想与实践。至于这种进步中不可避免的要付出的一些代价，应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不应只归咎于袁氏个人。同时，清末民初对文化和政治上的宽松政策，袁氏客观所起的积极作用，也应肯定。

　　袁世凯称帝肯定是不对的、反动的。但不应因此而否定他整个的政治活动。其性质又与张勋复辟不同，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中国几千年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太深了。以致对每一个能坐上全国“第一把交椅”的人，“天子瘾”都是挡不住的诱惑。从洪宪皇帝，到委员长和伟大舵手，无不如此。所不同的只是，从重形式变到重内容，档次逐渐提高，甚至还有理论。时间也越来越长，而不是过把瘾就死。

　　⑻宋子文。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他在财政金融和对外关系等领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是国民党政权内政、外交方针的主要制定者和实施者。但对他的研究，却是大陆学者不敢触及的课题。近年来才稍有突破，对他在外交方面尤其是抗战时期所做的工作，予以肯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在外交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宋子文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外交活动中，他坚持维护中国的主权。如他把香港、九龙以及英国在华的其他租借地于战后交还中国，视为必然的结局。他的外交活动，还为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打下了基础。原在抗日战争之初，美国政府对华政策颇为消极。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子文在开展对美交涉活动中取得了成绩，这对中美战时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此人在相当时期曾具有某些进步倾向，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3.革命与改良

　　半个多世纪来，在国内的主流意识形态中，革命被视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至高无上的。这里的革命，自然是狭义的，指阶级斗争和暴力夺权。从这种观点出发，对历次的农民起义，都持肯定态度，并视为历史研究的主线，对于改良，则颇有微词。但革命至上论，是值得怀疑的[25，26]。首先，认为“人类社会是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演进的，生产方式的改变是通过革命实现的”。这些，都是从一定范围内的历史现象总结出来的带有或然性的特征，例外的现象很多，并不具有必然性。当它们被推广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确定性的规律之后，就成为人们认识社会历史问题的桎梏。其次，近代西方有两股潮流，产生两种风格各异的政治传统:一是英美式的经验主义，重改良，一寸一寸前进，螺旋上升，沉着事功;另一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理想主义，动辄革命，狂飙突起[26]。日本走前一条路，由维新推动现代化。中国则极端崇拜革命，胜利后还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国民经济革到了崩溃的边沿。摈弃革命实行改良(改革)后，才慢慢赶上去。最后，再看当今世界。近半个世纪来，和平和发展成为主题。而对暴力革命的崇拜，却使某些地区陷入“落后——动乱——落后”的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并成为恐怖主义的根源之一。

　　⑴关于太平天国。传统观点认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运动。它代表着中国人民大众反封建、反外国侵略的政治要求，大方向是进步的，性质是正义的。近来有人对此作了具体的分析[27]。太平天国的功绩有三条:极大地冲击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超出农民起义的框框，却显露出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趋向;不仅敢于反抗清朝，也敢于反抗船坚炮厉的外国侵略者。但他也有过失，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第一，它没有给农民带来解放，只是换了某种名义，把农民仍旧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之下。定都南京后决定施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意味着它承认并接受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第二，它没有使农民得到政治上的自由，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农民政权。却建立了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专制统治。洪秀全当起义驻军桂平石头脚时，就立了15个后宫。到东乡建国，就增立36个后宫。到建都天京，再增立88个后宫。在建国时，就立他的儿子洪天贵为幼主，继承皇位。在广西永安州时，就决定凡打江山有功的，累代世袭。洪秀全执政，立法无章，大纲紊乱，措置乖戾。太平天国是要推行神权统治。假如它统一了全国，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第三，太平天国没有代表或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第四，它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都产生了不良影响。又以四不象的天主教做招牌，为国民心理所不容。

　　⑵对曾国藩的认识，放在这里说比较方便。解放以来的传统观点，对曾国藩是全盘否定的，认为他是对外投降、对内屠杀的反革命的汉奸刽子手。近些年来，这种观点日益受到评论者的反对，评价基本上翻过来了[27]。首先，曾国藩打败了太平天国，避免了中国历史倒退到神权政治的黑暗时期。其次，他是中国近代化的发轫者。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化运动。而它的发起人、倡导者、实践者正是曾国藩。他率先筹设了中国第一家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他还不满足于手工制造近代船炮，派最早留学美国的容闳，赴美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准备建立近代机器工业。他与李鸿章共同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他还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的近代化。1872年派人到美国留学，揭开了我国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历史。他促进了我国的海军建设，对于从轮船的制造、海军的建制、水兵的招募与训练、到海军经费的筹集和水师章程的制订等，都作了许多的探索。以后海军的发展，基本上都是按曾国藩制定的蓝图进行的。他对中国近代化运动，不仅有发轫首创之功，而且还使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⑶对于义和团运动。一种新观点认为，它不是历史进步的潮流。中国旧式的农民战争到太平天国就结束了。20世纪初，资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农民不可能单独改造中国。义和团运动在反帝的同时，也排斥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反对一切与“洋”有关的事物，想要保持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这一点上，义和团运动比之资产阶级领导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不但不是历史的进步，而且可以说是历史的倒退与反动。

　　⑷对戊戌维新的性质，无大改变。但有两种观点，值得注意。一种认为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它所追求的君主立宪是资产阶级专政，维新运动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向地主阶级夺权，是辛亥革命的一次预演，与改良主义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另一种观点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或改革。因为维新派不赞成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动革命，推翻清王朝，所以不能称之为革命。但改良与改良主义不能混为一谈。不能把任何条件下的改良都称为改良主义。改良与革命虽然对立，但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

　　4.开放与封闭

　　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首先在英国产生，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8]。历史地说，发生产业革命是必然的，但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却是历史事变凑合的结果。它只能发生于出现了这样的凑合的国家内，然后传布于世界。具备必要条件较多的国家，接受产业革命也较迅速;而具备条件愈少的国家，接受愈为迟缓;接受的方式，也显出大大小小的差异。“由此可以推论出，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出资本主义，是荒唐的。特别是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1884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略欠一个身，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真是梦呓!”[18]

　　与西方文明形成极大反差的是，中华文明的封闭性。从各个方面和不同层次来看，都是如此。首先，她的国门是封闭的。这与她的华夏中心主义、顽固的夜郎自大心理，密切相关。这种封闭性坑害我们600多年，使我们被远远地抛在世界历史潮流的后面。在近代，又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引进和发展。其次，几千年来我们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都带有鲜明的封闭性的印记。往往太钟情于“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境界。19世纪下半叶，我国陕西地区一次回民起义失败后，有数千家流落到今哈萨克斯坦境内[28]。后来发展到12万人，称为“东干人”。120年过去了，这个“陕西村”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小农经济。讲的仍然是清朝末年的陕西方言，不大懂现代汉语。这可以说是现代的封闭性文明的活标本。联系国内在开放20多年来的巨大变化，可见开放对发展是何等重要。

　　鸦片战争，从革命的视角看，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的反侵略之战。这是没有疑问的。但着眼于全世界的历史，从发展的视角来看，却是西方的先进的现代文明，与中国的封闭性的落后文明之间的碰撞。两种文明，狭路相逢，必有一场恶斗[29]。后者的失败是必然的。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却意外地得到了开放和现代化的一线生机，使我们从沉沦中逐渐觉醒。1840——1978年，中国国门的开放，一直是被迫的。甚至连邓大人也说，“不改革开放，没有出路”。开放的自觉性，是在实践中逐渐提高的。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自然是由于战败。但有很多不平等条约，其实是中国人自己送上门的。是由于清朝官员的愚昧和不懂外交规则，让人家给蒙了。这些苦涩的史实，也教我们懂得开放的重要。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传统观点突出的是她的政治革命性质。新观点在肯定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相互促进的前提下，着重讨论了五四运动所反映的救亡主题，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题的碰撞和同化作用。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就遇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两者很快合流在一起。最初，启蒙借救亡运动而声势大涨，启蒙又反过来给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队伍。但不久救亡压倒启蒙。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分子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特别是在救亡的革命潮流中，在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与农民出身的指战员和农民群众共同战斗的环境中，民主启蒙观念被农民小生产者的某些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挤走了，封建主义乘机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