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雅各布包包价格:犹太人在美国政坛的崛起 中国民族宗教网

　　20世纪中期以来，犹太人在美国政坛强势崛起，对美国公共事务产生了强大影响。以罗斯福“新政”和“六日战争”为转折点，他们从边缘地位顺利进入美国社会政治的主流，在精英关联、舆论塑造、组织游说和动员等方面的能力全面提升，并使美国社会更愿意在支持以色列、推广大屠杀教育等体现犹太民族特殊利益的问题上满足其诉求。这种变化固然出于美国犹太人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大幅提升及其独特的政治行动主义态度，也离不开美国社会亲犹、亲以主流民意的同情和支持。

　　精英关联、舆论塑造、组织动员和游说等要素及其有效整合是一个群体发挥政治影响力的主要途径，而影响力则主要体现该群体的利益和诉求在决策中得以体现的程度。二战以后，来自主流社会的善意是犹太人在美国社会政治中影响力大幅提升的不可忽视的原因，而美国犹太组织则很好地利用了美国体制和文化赋予的政治机遇和空间，探索并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提升其政治影响力的行为策略。

　　在犹太人对美政治影响力上升过程中，罗斯福“新政”和1967年的“六日战争”是两个关键转折点。

　　罗斯福“新政”使犹太精英获得接近权力的孔道

　　在实施“新政”前，犹太人对美国社会政治的影响并不明显，只能通过媒体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JC）”、“反诽谤联盟（ADL）”和“美国犹太人大会（AJCongress）”等若干“防卫”组织发挥间接影响。这些媒体和“防卫”组织总体上持同化主义立场，主要目标是帮助犹太同胞们尽快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使犹太人变得更像“美国人”，其在国内外承担的抵御或反击反犹主义、救助同胞的“防卫”任务成效有限。1912年塔夫托政府中止1832年开始实施的《美俄商约》，这可以算做犹太人参与和影响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一次重要斩获，但他们仍然难以对抗一战后美国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思潮，在移民问题上遭受重挫。1923年新移民法严格限制移民入境，实际上使美国对东欧犹太移民关上了大门。当时，犹太人从东欧舶来的左翼激进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运动难以在“自然自由主义”根深蒂固的美国主流社会找到适合其成长的土壤，犹太人及其意识形态只能处于边缘地位。

　　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美国犹太人与罗斯福的民主党结成自由派联盟。犹太人“帮助构建了‘新政’联盟，并在此后3代人的时期内为这一联盟提供了许多粘合剂。而罗斯福……则在他们的美国旅程中第一次邀请了他们帮助书写公共政策，使美国犹太人实现了一代人的梦想：融入主流”。在罗斯福任内，他前所未有地将众多犹太精英招入麾下，他在12年任期中任命的最高级别官员中大约有15%是犹太人，其中的法兰克福特还被罗斯福任命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任犹太裔最高法院法官。同样重要的事，罗斯福还充分借鉴了犹太社团行之有效的社会福利和救济经验，并充分利用犹太社团大批有经验的社会工作者投入“新政”，以致于罗斯福的政敌们将罗斯福‘新政’谑称为“犹太新政”。

　　“新政”教会了美国犹太人适应和妥协的智慧，使他们形成自由主义的核心信条，使他们前所未有地（通过民主党）获得了接近权力的孔道，更是对他们作为美国人已经“成功”的一次官方确认。“新政”标志着犹太精英在美国政坛的强势崛起。犹太人一举摆脱了边缘地位，大步跨向主流社会。

　　“新政”将美国犹太社团带入20年的“黄金时期”，积极参政并努力影响公共事务在犹太社团中蔚然成风。犹太组织的使命已经远远超越了“防卫”的局限，开始积极在国内外推动建立一个有利于犹太民族安全和繁荣的整体环境。重要组织都关切美国公共事务，积极推进体现公平自由、权利平等原则的自由主义议程。以美国犹太人大会为代表的犹太组织积极参与关涉政教分离原则的立法和司法，在捍卫和推进政教分离原则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重要犹太“防卫”组织在推倒存在于就业、居住、教育和休娱场所等方面的歧视的行动中也表现得非常活跃，成为美国各级政府改善民权的重要支持者和合作者。美国犹太人大会等自由派犹太组织还积极参与了黑人民权运动。

　　当然，在上世纪中期，美国犹太人的主要目标还是破除美国社会中的种种壁垒，以便顺利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这一阶段美国犹太人并未大规模投入美国外交事务，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也并不强大。尽管重要犹太组织频频向美国政府施压、游说，要求美国修改移民法以庇护欧洲犹太难民，要求美国支持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要求美国提升美以关系并结成联盟，但除分治决议外，犹太组织的愿望大多并未实现。出于争取犹太选民的需要，面临游说压力的美国政客们这时已经不能不认真对待犹太组织的要求，但他们基本上尚未将犹太组织视为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角色。

　　“六日战争”后犹太人在美国强势崛起

　　“六日战争”后，犹太人对美国政坛的影响力全面提升，而且其主要目标从国内的自由主义议程转向了以色列安全、救助苏联犹太人等外交事务。精英关联的增强成了这一时期最明显的变化。随着新保守派的壮大并投入共和党怀抱，犹太人在共和党内形成了一股颇有影响的力量。由此，犹太人在两大政党内部都成了有重要影响的角色，进入政府高层的犹太政治精英明显增加，里根、克林顿、小布什任期内均有大批犹太人加入政府。同时，犹太人在国会中的实力明显增长，使国会成了犹太人发挥影响的最重要平台：尽管犹太人在美国人口总数中的比例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不断下降，但犹太裔议员却从1960年的10名众议员和2名参议员增加到2006年的30名和13名。众议院中的犹太裔议员还建立了“犹太联线”。犹太组织也积极举荐犹太青年担任国会议员助理，几乎每位议员都有1名以上的犹太裔助理。

　　除了犹太政治精英的崛起，犹太组织的数量、规模和影响也在这一时期进一步扩展，“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主要犹太组织主席会议（PC）”等组织都逐渐成长为强大的游说组织。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成员众多，资金雄厚，拥有强大的研究团队和游说团队。它可以通过快速的草根动员直接向议员施压以影响政策制定进程，也可以通过其领导的许多“政治行动委员会（PACS）”为参选议员的人提供大量政治捐款以有效影响国会选举。在美国制定中东政策的过程中，该组织在国会山的影响无可匹敌，被称为“国会山之王”。除了那些跨教派的组织，美国犹太教各派也纷纷在华盛顿建立专门机构，对政府相关部门开展游说。在这一阶段，犹太人在美国媒体、高校、智库中的影响力也明显上升。与此前谨慎的同化主义立场不同，受到多元文化主义鼓舞的犹太人知识精英可以更大胆地声张其作为犹太人的愿望和诉求，并得到主流社会更多的默许和支持。

　　“六日战争”以来，美国犹太人的政治认同和核心议程也发生了改变。犹太人开始更大胆地表达民族主义的情绪和诉求，他们对自由主义的热情渐渐消褪，一些人退出了自由主义阵营，转向犹太民族主义。新保守派、锡安主义者和正统派这3类“新犹太人”在许多犹太组织中的影响大为增强，并使其从自由主义转向犹太民族主义，以色列安全、大屠杀教育和苏联犹太人成了美国犹太社团的三大中心议题。犹太人在这3项议题中都对美国的相关政策发挥了强大影响，并经常以符合其利益的方式解决：美国迅速提升与以色列的双边关系，与以色列结为战略同盟，长期推行一种有损于自身国际形象的偏袒政策；设立专门的大屠杀纪念理事会（1978年），并建立“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1993年），将促进大屠杀教育上升为国家政策；使美国国会通过瓦尼克-杰克逊修正案（1974年），将苏联犹太人人权状况与美苏贸易关系长期挂钩。

　　美国中东外交成为犹太人最为关切的问题。“围绕美国在中东的活动，美国国内存在政治博弈，而有组织的犹太社团是其中唯一的主要角色”。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中东外交常受犹太组织的限制，有时甚至被迫采取与美国战略利益不一致的行动。在关涉犹太人利益的问题上，美国犹太组织已经成了府院之外另一种相对独立的制衡力量，不符合它们利益和愿望的政策往往会受到它们强烈反对和批判。为避免受到犹太组织的阻梗，府院在制定和推行相关政策时往往主动了解这些组织的立场，将它们纳入决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