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伊琾近期照片:“学者从政”纵横谈

“学者从政”纵横谈

陈海春、王明飞

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五代诗人章碣：《焚书坑》

为了保证党和国家事业的长治久安，我们党在用人问题上从来就是精心设计，慎之又慎，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基本套路：既讲五湖四海，也讲照顾山头；既讲任人唯贤，也讲不拘一格；既讲平时表现，也讲关键时期。本文研究的是，从高等学校走出来的一批学者型干部，担任中央和地方要员的问题，也称学者从政。

一、问题的由来

 “学者入仕”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甚至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种特殊现象。但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学者大面积走上政坛却比较晚，始于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由于我们党是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革命政权的，因此早期的领导者以“工农干部”为主，加之一段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偏差，使得学者从政成为一种美好期盼。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的“四化”大业（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需要人才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来做支撑。因此，具有一定的学历和专业技能的人才从“臭老九”到“香窝窝”，而直接从高等学校的学者中选拔干部，成为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学历结构的一条捷径，此时的学者从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形势使然。

随着国家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突飞猛进，具有一定学历但又愿意走上政坛的人越来越多，从高等学校抽调学者从政的必要性大大降低，因此学者从政有过一段时间的低潮。进入新世纪，干部队伍建设逐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一种新的选人和用人机制产生，即“双推双考”：民主推荐与组织推荐，理论考试与组织考察。这种“伯乐相马”变“赛场选马”的制度提高了选人用人的公信度，突破了以往凭领导印象、凭主观意向选拔人才的做法，做到了客观、公平、公正。但任何一种制度的改变都有一批失败者和受益者，那些长于考试又愿意走向政坛的学者们，在新的规则下找到了机会，他们纷纷参加各级组织招聘领导职务的考试，并取得优异成绩最终入围。此时的学者从政，往往成为一种个人奋斗和事业有成的表达方式。

规则的执行者永远没有规则的制定者高明，由于“双推双考”初期学者入围的比例过大，违背了我们党选拔人才的一些基本原则，如不让老实人吃亏，重视从基层选人，重视看“急难险重”中的表现等，所以，在后来的操作中加了一个关键词“差额”，即差额推荐、差额考试、差额考察、差额确认。在“差额”中学者就没有了明显的优势，而官员的优势更大一些，所以许多学者成为“陪太子考试”之人，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学者从政的动机。但是，毕竟学者从政加大了官员的选拔面，提高了官员的选拔台阶。特别是按照“逢2逢7”年份开全国党代会的规则，“逢0逢5”年份省市县乡四级换届的惯例，为了避免过于从少数序列中选拔干部，造成人们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弊端，所以从多层次、多背景中选拔干部，来解决干部进退流转问题。此时的学者从政实际上是组织选拔和使用干部的策略，既没必要也不可能大面积产生。

二、学者从政的优势与劣势

对于学者从政的优劣，人们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不过，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比较的角度，学者从政都是经得起推敲的。它对于国家、对于组织、对于个人而言，都是有利的。我们在政治舞台上讲利弊，不是一种纯理论的利弊，而是讲“合法性”和“合理性”，即组织需要和个人需要的一致性。学者顾名思义是以“探索高深学问，培养高级人才”为职业的人。这样的人在严谨的学术环境中，在长期努力下，养成一种勤于学习，长于梳理的品格，使得他们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和创造性。他们获取信息的能力和应对变化的能力要高于一般人。他们在相对宽松和谐的组织内发展，养成了注重关心下属，注重倾听下属，注重与追随者达成一种共识的习惯。学者从政还有一个潜在的好处，那就是他们与政坛上的人没有太多的瓜葛，更容易施展才华、敢作敢为。还要说明的是，学者从政是走进一个组织，组织是不同特点人才组成的，是有自净化能力的、优势互补，学者从政远没有人们说的那么多毛病。

但凡事都有利有弊。我们始终要明白的是，“学者从政”的着眼点是“从政”而不是“学者”。学界和政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行当和领域，二者有各自遵循的规律、规则和办法。学术评价是同行评价，行政评价是首长评价；学者更善于从宏观上把握问题，而官员更善于从微观上把握问题；学者可以把一件事情说的清楚，但官员必须把做事情搞得明白；学术的严谨更注重逻辑上的严谨，政坛的严谨更注重形式上的严谨；学者关注更多的是个人的形象，官员更多关注组织的形象；学者讲究的是同行里的影响力，官员讲究的是社会上的公信力。因此，许多在学术界纵横驰骋的人，在官场上却步履维艰；能在学术界做到出类拔萃业绩的人，在官场上却平庸无奇。因此，学者从政不宜强求，而应当因人而宜。

对学者利弊看得最透的有一个人，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他曾经既是出色的学者，也是杰出的官员。我看过基辛格在哈佛大学撰写的成名作之一的《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展望》，我对书中最后一章“政策制订人和知识分子”，比较感兴趣。他认为，现在的政策制订者在能力上是有问题的，他们要对政府的停滞呆板负责。这是基于，一个日益专业化、官僚化社会的矛盾之一是：取得重要地位所需要的品质，越来越不是一旦取得重要地位以后所需要的品质。所以，要改变这种状况，那些一直致力于获得真才实学的人，即知识分子，是可以也应该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但是，在现实中，无论是知识分子应该起到的作用，还是他们可能起到的作用都不令人满意，这其中的原因有政策制订者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使用问题，也有知识分子自身的许多问题。他指出，问题的核心在于，双方都忽视了一个事实：“政策的制订不仅需要对各种想法有明确的概念，而且也需要对这些想法的实施问题有明确的概念。” 换言之，政客们是只想把事情干成而不太在乎其内在逻辑的一类人，学者们是只想探索事情的内在逻辑而不太在乎其结果的一类人，而基辛格认为应该兼顾二者。这是基辛格作为一个学者日后在官场上有所成就的最好注解，也是基辛格虽然出自于学术界，却瞧不起学术界人士的重要原因。

三、学界到政界渠道顺畅与否的趋势分析

我们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有三大职能，一是描述，二是解析，三是预测。一般而言，我的工作重点是不放在预测上的，因为政坛有个基本法则：信息从来不对称，时空从来不同一。我有什么资格预测我们党的干部政策，但基于我的学术研究，我提出两点建议：

（一）进一步疏通学界到政界的渠道，让杰出的学者有机会成为杰出的政治家

转变观念天地宽，明了事理人才多。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学者入仕”既有中国古人的先例，也有当今国外的典范。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学者入仕，实现理想；当今美国几任国务卿都曾经是学者，基辛格、奥尔布赖特和赖斯。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看，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大学者，他们坚持信念，把握操守，知行合一，献身事业。就是海峡对面的台湾也提出“学者从政不分蓝绿”的口号。同时，我们要看到，现在提出“学者从政”还不仅仅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且在实际上也是可能的。第一，现在的高等学校，特别是名牌高校，其职能比过去要大大拓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创新，使得他们不仅在书斋里是一把好手，就是走到社会上也不输人。另外，许多人都是高等学校“双肩挑”干部政策的受益者，原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说：“年轻时候做一点政治工作，终身受用无穷。”虽然，学校与政坛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他们不全是门外汉。加之还有那么多职业部门需要内行来领导，为此，我们要为学者从政提供更好的舆论环境和政策设计。曾经做过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的胡锦涛说过：“从政非我初衷。”但你看看他后来的从政之路就知道了。

（二）要加强学者从政后的再教育，解决他们的回归之路

学者往往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人，但是学者也是人，是人就要学习。人和所有动物最本质的区别是动物是靠本能生存的，人是靠学习生存的，动物可以学到点东西一劳永逸，人永远都不能在学习上懈怠。这里强调的是，要向书本学，更要向实践学；要向上级学，更要向下级学。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最后，不是什么学者都能够在政坛上走顺，走远的，组织上有责任挑选那些更适合从政的人“入仕”，也有义务将那些不适合“入仕”的人放回。清代诗人顾嗣协在一首《杂兴》中写道：“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经过一段时间，让部分入仕的学者回归，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让他们在自己最适合的地方，发挥最适合的作用。这次党中央调江苏省委副书记朱善璐回北京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就是一个最经典的案例。有人认为是老朱同志没有在政坛上走通，其实一个早年的学生回母校主政，也是一件乐事。更何况，你怎么知道他不会重返政坛呢？！

作者简介：陈海春系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明飞系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