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举阿訇反驳金镖:宗社党：故国与“敌国”

 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腊月二十五。

当北京城正忙着扯下龙旗、改悬五色旗时，逃到青岛不久的皇族宗室小恭王溥伟，希望在这个德国的租借地获得短暂的喘息机会，以争取时间恢复丢失的荣光。

溥伟，满族，爱新觉罗氏，恭亲王奕的嫡孙。奕去世于1898年戊戌变法前夜。根据西太后的旨意，以其孙溥伟承袭王爵，俗称“小恭王”。人们都知道北京有一座恭王府，知道他的主人洋务派头领奕，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小主人溥伟。

宣统退位后，时年32岁的溥伟“决心不住民国地”，避居德国租借地青岛。吴郁生在给叶昌炽的信中曾这样陈述他们这些清遗民选择青岛的理由，他说，从青岛“若乘汽车，则一日可返清宫”。（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一日可返清宫”，除说明两地不远、交通便利外，还显示出一旦政坛发生变化，可以抢占时机，入京掌控。单从溥伟选择青岛一地避乱来看，就能体察到他复辟大清的决心。

对于亡国之痛，还有一个人无法释怀，就是肃亲王善耆。

善耆是清末政坛上有名的开明派，他参与创办了近代中国的警察制度，赞成立宪，甚至出面赦免了企图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

但作为皇族宗亲，善耆也是大清朝的坚决捍卫者。他和溥伟、禁卫军协统良弼、江宁将军铁良、陕甘总督升允等人，在大清朝的最后时刻组织“宗社党”，对抗袁世凯，反对与革命军议和，反对清帝退位。但他们殚精竭虑的一切努力，都无法力挽狂澜。

清帝逊位后，善耆以复辟大清为己任，发誓“不履民国寸土”，携家逃到旅顺。

 ■大厦将倾

事情还要从隆裕召开一连串的御前会议说起。

1912年1月17日开始的御前会议，是在一片悲凉的气氛中进行的。

贝子溥伦首先提出清帝“自行逊位”而让袁世凯为总统的主张，并说：“事若果成，岂但中国之幸，抑亦皇室之福。”（尚秉和《辛壬春秋》）庆亲王奕劻也主张清帝退位，说，除了在优待条件下退位外，别无其他安全办法。

奕劻和溥伦的看法当然没有被全部与会者接受，溥伟和载泽等人坚决反对，他们相信朝廷仍然拥有一些南方所不具备的优势，鹿死谁手还很难说。走一步看一步，未尝就一定吃亏，如果现在宣布共和，无疑等于缴械投降，断送了大清几百年的江山，成为历史罪人。

隆裕伏在案上，抱着宣统皇帝边听边哭。双方驳诘甚久，无果而散。

两天后，也就是1月19日，袁世凯派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等为内阁代表，邀集载沣、奕劻等王公亲贵来内阁会议。会上，只有溥伟重谈“痛剿”老调，其余“群臣中无一人”敢于公开站在溥伟一边。外务大臣胡惟德和赵、梁等人则说：“人心已去，君主制度恐难保全，恳赞同共和，以维大局。”（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

隆裕遂在19日这一天再次召集宗室贵戚进宫开御前会议。袁世凯内阁仍派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出席会议。会上，胡、赵、梁等正式提出了拟由袁世凯在天津另设临时政府之议，这下激起王宫亲贵的一致反对，就连首倡“自行逊位”的溥伦也改了口风，站到溥伟他们一边去了。胡、赵、梁等虽以内阁总辞职相威胁，但会议还是无果而散。

1月20日，南京方面正式向袁世凯提交了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退位之说日紧一日。两天后，也就是1月22日，隆裕又召集御前会议。与会的溥伟、善耆、载涛、载泽、毓朗等亲贵和一些蒙古王公一致要求隆裕坚持君主立宪，拒绝民主共和。隆裕左右为难，伏案痛哭。

隆裕问大家：“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

大家都说：“臣等皆力主君主，无主张共和之理，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所惑。”

隆裕接着说，“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

隆裕问奕劻，可否求外国人帮助。

奕劻说，外国人再三不肯，他们说，革命党本是好百姓，因为要求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他们帮忙必须让摄政王退位。

溥伟立刻反驳道：“摄政王不是退了位了吗？怎么外国人还不帮忙，这显然是奕劻欺君罔上！”

溥伟接着说：“乱党实不足惧，只要出军饷，就有忠臣去破贼杀敌。冯国璋说过，只要发三个月的饷，他就能把革命党打败。”

隆裕摇头叹气道：“内帑已经给袁世凯全要了去，真的没钱了。”

溥伟又出主意说，“从前日俄战争的时候，日本帝后拿出了自己的首饰珠宝赏军，结果士气大振，请太后也学一下这个办法。”

善耆也支持说，这是个好主意。

“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吗？”隆裕对亲贵们说，“就是打仗，也只冯国璋一人，焉能有功？”事实上，亲贵们也都知道，冯国璋虽然主战，但毕竟是袁世凯的人，不可能真正和他们一条心。

“优待条件不过是欺人之谈，”溥伟说，“就和迎闯王不纳粮的话一样，那是欺民，这是欺君。即使这条件是真的，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岂不贻笑千古，贻笑列邦？”溥伟一边叩头，一边说。

主战最力的溥伟于是请太后“赏兵”，说他“情愿杀贼报国”。

善耆也说，有的是忠勇之士。

太后转过头问一直不说话的军咨府大臣载涛：“载涛你管陆军，知道我们的兵力怎么样？”

“奴才练过兵，没打过仗，不知道。”正是载涛这句含糊其辞的回答，让隆裕彻底放弃了抵抗的想法。（溥伟《让位御前会议日记》）

任何政权都有它的“极端派”，近三百年的大清王朝，何能例外？在大厦将倾、大势已去之时，溥伟、善耆等年轻的满族亲贵在御前会议上仍极力主战，只能反映出他们对体制的愚忠和不识时务。

此时的隆裕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清醒与理智。她知道，这些王公亲贵说的全是不着边际的冒失话，因此最终没有采纳溥伟、善耆的意见。

■ 最后一搏

虽然溥伟、善耆、良弼等人主战的态度十分坚决，但他们并非从一开始就迷信武力。他们早就看出，这次起义其实是中国未来政体之争。旧体制难以为继，若想保全君主，就要“以立宪弥革命”。为此，他们一直在京奔走串联，为立宪造势。

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些人是死硬的顽固派。其实不然。他们都是先前立宪运动中的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

良弼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常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往来，并深慕谭嗣同为人，对于改良维新十分赞同。

善耆更是立宪派的朋友。1909年12月，各省请愿团纷纷到京要求提早立宪，载沣拒绝接见，各衙门更是避之唯恐不及。这时，时任民政尚书的善耆却出人意料地在民政部大堂接见了请愿代表，听取他们关于立宪的主张，介绍了民政部在预备立宪期间的工作安排，并含蓄地表达他赞同提早立宪的主张。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立宪的时间表，善耆等人和摄政王载沣的态度是有分歧的。

“九年立宪”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中国国情，不过从载沣的角度讲，立宪当然还是越晚越好，毕竟立宪后内阁对国会负责，皇权削弱。

但溥伟、善耆和良弼等人却希望立宪越早越好。这其中既有他们想通过立宪争夺权力的野心——比如善耆希望借助维新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也包含着他们希望通过立宪挽救大清朝危局的考量。

这些王公亲贵虽然属于倾向于改革的开明皇族，但在维护大清王朝、保住自己的世袭爵位的原则问题上，是绝不妥协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他们坚决反对议和，除溥伟外，主战最坚决的当属良弼。

良弼出身满族宗室，不过血统疏远，其远祖是努尔哈赤之弟，该支系后因故族籍被革，直到嘉庆年间才得以归宗，且仅是“红带子”，身份低于真正的帝胄“黄带子”。良弼1877年出生于成都，此时家业早衰，更兼幼年丧父，经历艰辛。不过比之平民百姓，贵族毕竟能获得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1899年，良弼被选派赴日本留学，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1903年学成归国，投身军界。

或许得益于早年的磨难，良弼没有八旗子弟的纨绔习气。他为人俭朴上进，“平日以知兵名，改军制，练新军，立军学，良弼皆主谋”。（《清史稿·良弼传）在集体堕落的晚清官僚队伍、尤其在宗室中，堪称鹤立鸡群。

武昌起义后，满清高官个个彷徨无计，惟有良弼主动请缨，南下平叛。大概是由于他一贯傲上，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庆亲王奕劻并不喜欢他，宁肯派了庸碌之辈荫昌出征。

带兵不成，良弼拼命反对重用北洋将领，认为派去武汉平叛的将领，都是袁世凯的老部下，日后很可能尾大不掉，出大乱子。但是，载沣、奕劻没有听进良弼的意见。于是，良弼“虽参军务，无可与谋，常以不得行其志为恨，日有忧色”。（《清史稿·良弼传》）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布民国成立。前线的段祺瑞等北洋将领也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来电“痛陈厉害”，劝清室退位。时局紧迫，“各名亲贵王公等异常愤怒，在有形无形中，而有一种结合，一时所指为宗社党者也。”（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

他们对内煽动主要由满族官兵组成的禁卫军，对外勾连陕甘总督长庚和署理陕西巡抚升允，反对革命，抗拒“逼宫”的袁世凯。

1月18日，他们纠集几十人大闹庆王府，围攻庆亲王奕劻，以示愤慨，良弼表现得最为激烈。（高拜石《新编古春凤楼琐记》）

到1月19日，良弼、铁良、溥伟、善耆等亲贵正式打出“君主立宪维持会”的旗号，成立宗社党。

当时，为了扩大扶清的力量，良弼极力拉拢冯国璋等“感念”清朝旧恩的北洋系将领，四处纠结满族军人，不停地召集会议，发表议论。他常以在北京发动军队暴动为恐吓手段，威胁清廷主张共和的一派以及袁世凯一帮人。

当袁世凯以内阁全体辞职要挟清廷接受退位条件时，宗社党主张批准袁内阁辞职，另组皇族战时内阁，由在亲贵中“素以知兵名”的良弼任总司令，准备孤注一掷与革命军决战。

彼时，良弼的禁卫军协统一职虽已被冯国璋接替，但在禁卫军中仍广有人脉，铁良更是久历行武，在军中的影响颇大，因此宗社党声势不小。他们的出现，像一针吗啡，让垂死的大清又焕发回光返照的精神头儿。 

 ■ 如鸟兽散

事实上，良弼、铁良等人和袁世凯的斗法由来已久。在他们看来，袁世凯是个比革命党更可恨的“心腹之患”。

1906年，清朝设贵胄学堂，专门培养八旗子弟，以俾将来控制军权。这时许多留日士官生陆续回国，被派往北洋新军担任下级军官。良弼就企图借助士官生的力量排挤北洋军阀。当时，良弼曾周旋于亲贵之间，时常游说亲贵说，“我们训练军队必须打破北洋武备势力，应当找士官作班底，才能敌得过他（指袁世凯——笔者注）。”（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

是年秋，清廷宣布预备立宪，首先从改革官制入手，铁良就削减地方督抚权力问题与袁世凯发生了激烈争论。良弼的态度更为激进，主张将袁世凯杀掉，只因忌惮北洋军官不便弹压而作罢。

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相继驾崩，溥仪即位，载沣当国，袁被开缺回籍。善耆对袁仍很警惕，秘密派人监视袁的动向。载涛在《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一文中提到：“袁住在彰德渔上村之时，善耆对他并不放心。那时日本人川岛浪速是善耆的警察顾问，亦即是他的心腹之人。川岛手下曾秘密侦探袁的行动，随时都有密报。”

1912年1月下旬，宗社党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激烈宣言，攻击袁世凯，同时散发《北京旗汉军民函》，说袁世凯得饷已近千万，“仍不开战，是何居心”？（邹鲁《辛亥革命史稿》第六册《彭家珍传》）他们还打算以更激烈手段对付袁世凯，派人给袁送去了一份信，信中说：“欲将我朝天下断送于汉人，我辈决不容忍，愿与阁下同归于尽。”（廖宇春《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

在袁世凯和宗社党人的斗争中，后者尽管激烈且动静很大，但毕竟不是老奸巨滑的袁世凯的对手。袁世凯为防止他们捣乱，一通电话，便把良弼“踢上层楼”，调良弼为上级有名无实的军咨使。同时内调心腹冯国璋代替良弼，总统禁卫军。（唐德刚《民国前十年》）

时间到了南北议和的最关键时刻，特别是当看到报上披露袁世凯将以满清退位换取自己的民国最高职务时，宗社党恨袁到了极点，双方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袁世凯也让这些亲贵死硬派搞得陷入深深的困境。

这时，年仅24岁的四川籍革命党人彭家珍的一枚炸弹，帮了袁世凯的大忙。

1912年1月26日，旧历年的腊月初八。新春将近，风雨飘摇的帝都也年味渐起。这一日，清廷照例给百官赏赐腊八粥。铁狮子胡同的陆军部署衙里，一干宗室勋亲也相聚受赏。食客当然意不在粥，他们只是以此为名，会商时局。

议毕，天色已晚，与会者各自散去。良弼乘马车，向西赶奔西四大红罗厂胡同，若干侍卫随同。行了一程，府邸已在眼前，马车正待停住，只见府门口一人快步迎了上来。此人一身戎装，递上名帖，上书“奉天讲堂监督崇恭”，这“崇恭”说有事要见马车中的良大人。

听到“崇恭”的名字，良弼急忙下车，端详来者，却不似印象中的崇恭，他转身欲走，已然迟了，假称“崇恭”的刺客彭家珍掏出炸弹，猛力掷来。

刺客志在必得，炸弹药量填得格外足，轰然一声，浓烟过后，良弼左脚已断，遍体焦黑，昏然仆地，刺客则头碎脑裂死了。

后来良弼在医院中呻吟两日，最终不治。临死前告人：“我辈军人，死何足惜，吾见政府不可为，故组织宗社党以图危局，今我死，清室亦亡，刺我者真知我者也。”（高拜石《新编古春凤楼琐记》）

话说完，便双目一翻死了。

良弼之死，最大的受益者是袁世凯。所以有人认为，刺杀行动是革命党和袁大公子袁克定一起策划的。良弼被刺，到底是完全出自革命党，还是有袁世凯插手，至今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但据说，良弼之伤，即使按当时的医疗条件，尚不至死，但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收买了给良弼治病的中医，进一药酒，服后就不行了。（《辛亥革命回忆录》之六中韩锋《武昌起义后在京党人的活动》）甚至有另一种说法，直到二次革命之后，刺客彭家珍的父亲一直都由袁世凯供养着，每月从袁世凯那领取大洋一千元。

良弼的临终遗言虽透出他一贯的自负，却不失为灼见，果然他的死轰动京城，吵嚷一时的宗社党人人自危，如鸟兽散。

 ■ 复辟活动

1912年2月2日，拒绝在清帝“退位诏书”上签字的善耆带领全家愤然离京北上。4天后，在其挚友、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的安排下，抵达旅顺的日本租借地。此后，善耆担当起复辟大清的急先锋。

彼时，日本政府对袁世凯政权不满，利用宗社党积极培植反袁势力。从1912年6月开始，善耆全力组织“勤王军”，配合日本策动的“满蒙独立运动”。9月20日，善耆准备起事，他将购买的大批军火伪装成农具运往内蒙古。途中，军火被奉系军阀头目之一的吴俊升截获，47辆大车全部被收缴。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就这样胎死腹中。

与此同时，溥伟在青岛卖掉自己珍藏的书画古董珍品，同时积极联络前邮传部侍郎于式枚、前京师大学堂监督刘廷琛等，图谋复辟，一度被遗老们视为希望所在。当时，前清署两江总督张勋驻兵兖州，表面赞成共和，实则眷恋清朝，让山东宗社党人颇受鼓舞。

1913年3月20日，济南城内出现大批告示，称，现在革命党人虽举大奸臣袁世凯为大总统，创立共和政府，实为中国数千年来未曾见过的政体，还说袁世凯已有称帝野心，呼吁诛戮叛贼袁世凯，讨伐抱革命思想的朝野官民，复兴大清。

告示出现后，驻山东陆军下达紧急命令，宣布戒严。4月11日，《民立报》自北京特电，谓日前山东济南城出现一伪示，末署张勋、溥伟之名，并盖恭亲王印。昨袁总统询问溥伦，谓确系恭王真印。（胡平生《民国初年的复辟派》）由此可见，济南的戒严，确与溥伟等宗社党人活动有关。

除接受德国方面的庇护外，溥伟还积极寻求日本支持。5月31日，溥伟接受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宗方小太郎访问，有如下一段对话。

宗方说：“王拟于何时举事？”

溥伟答：“愈速愈妙！”

宗方又说：“目前袁（世凯）之势力不可轻视。若轻易发难举事，将会立刻遭到镇压，以致一败不能复起。请隐忍数年，在此培植势力，待袁失势之时机。”

溥伟说：“时机不会自来……”

宗方说：“袁并非称帝之人，只是欲以大总统之名，行皇帝之实权。”

溥伟答：“否。袁世凯是名实俱取，不达目的，是不会罢手的……”（章伯峰主编《北洋军阀》）

第二天，溥伟又托人会见宗方，说，在北京附近有价值200万两的土地，希望以此为抵押，通过宗方向日本借银，用以在济南、汉口、广东、南京等地设立机关。据称，溥伟相信三年必可恢复社稷。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军占领青岛。在日本支持下，溥伟在青岛重建解散的宗社党，在辽东一带招纳土匪，和善耆一起组织“勤王军”。

1915年，袁世凯称帝，身在旅顺的善耆认为复辟的时机成熟了，便开始紧锣密鼓地活动。他计划，由辽宁千山的部队点起讨袁烽火，与巴布扎布的蒙古军队合力拿下北京，建立一个“包括内外蒙古、满洲三省和华北为一体”的大王国，然后请溥仪即位。为了计划成功，善耆动用了全部家财，把自己所有的农田、森林、金矿、牧场、煤矿都抵押了出去，向日本财阀借款100万日元，用这笔经费，招募了大量土匪，进行军事训练，磨刀霍霍，踌躇满志。

1916年2月，溥伟在青岛受到升允自东京送来的密函，信中叙述升允在日本联络上层力量支持复辟活动。见此信，溥伟和善耆加快了复辟步伐，并预谋6月中旬在辽南一带举事。不料，6月6日，袁世凯暴毙，日本政府随之改变了对华政策，将宗社党军队和蒙古骑兵解散，辽南举事落空。

此次失败，不仅让善耆的精神备受打击，也导致其倾家荡产，失去了东山再起的财力。 

此后，善耆深感复辟无望，便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他不许子女做中国的官，也不许为中国的民。他把38个子女陆续都送去国外，除三个儿子分别去了英国、德国、比利时，其余全部进了日本学校。其女金璧辉过继给川岛浪速后，就是著名的日本间谍川岛芳子。

1922年2月，善耆病死，溥伟复辟清室也成为泡影。

1922年秋，溥伟从青岛移居大连，住在黑石礁筑室“星浦山庄”（今为大连星海宾馆），闲居中广交大连文人，赋诗作画，以打发惆怅无聊的日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诱迫溥仪到东北筹建满洲国，将溥伟从大连接到沈阳，让其当“四民维持会”会长，扬言要以溥伟为首建立“明光帝国”。溥仪得知这一消息，急忙来到旅顺，顺从地当了日本的傀儡皇帝。从此，溥仪对溥伟心存戒备，生怕溥伟夺了他的“帝位”，始终没给溥伟一个职位，就连零花钱也不肯给。

1936年1月，上蹿下跳二三十年、56岁的溥伟在贫病交加中，死在“新京”（今长春）一家旅社里，终未实现匡复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