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梁启超：

“私交虽密，一谈政事则俨然敌国”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开栏语」

    倏忽百年已过。

    武昌城内的火光与枪响，宣告了晚清立宪试验的终结。这是一次总清算，让数千年帝制归于尘土，也开启了共和与民主话语的黄金时代。它是辛亥年革命，成功推翻了旧体制，也让不断革命的信念竞逐。此后半个世纪的风云走向，都由此发轫。

    革命者络绎于途，与他们的对手狭路相逢。在台上台下的政治博弈中，人性的光亮与幽暗，展露无疑。他们的互动与交锋，殊堪玩味，没有人比他们对时局的影响更为深远，而胜利最终属于更激进的革命者。南都对辛亥革命的纪念，首先从这些交集且有冲突的人物入手，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主角，也是最生动的注脚。人物之外，我们还提炼出数组关键词，它们是理解辛亥革命的线索。

    倏忽百年已过。我们的历史，绕不过辛亥革命，我们今天每一人的命运，都间接与其相关。

    ●如弟（孙中山）与任公（指梁启超）私交虽密，一谈政事，则俨然敌国。然士各有志，不能相强。总之，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孙中山

    ●孙君是一位历史上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下能不公认的事实……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梁启超

    南都记者许黎娜 实习生任咪娜

    这两位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人物最后一次见面，已是阴阳相隔。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行馆病逝，享年59岁。次日，北京《晨报》以《孙文的价值》为题，发表梁启超的谈话。梁启超称赞孙中山有三大优点：第一，意志力坚强，经历多少风波未尝挫折；第二，临事机警，长于应变；第三，操守廉洁，从不为自己谋私利。

    不过，这位影响广阔的政论家又直言不讳，“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梁启超认为，孙中山成功在此，其所以失败亦未必不在此。很可惜的是：孙中山本来目的没有实现便死去，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孙中山的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这一尖刻的评价，令梁启超3月14日去吊唁孙中山时遭遇尴尬。中山行馆的守门人硬不让他进去，双方争执激烈。与梁启超同行的秘书梁廷伟当时怒极，差点动手伤人。行馆里几位高层人物赶出来调解，两人方得入内。

    梁启超问及孙中山病逝情形，当听到接待他的汪精卫介绍道，孙中山自11日夜半后，已不能有连贯的发言，断断续续以英语、粤语及普通话呼“和平”“奋斗”“救中国”等语。梁启超感叹道：“此足抵一部著作，并足贻全国人民以极深之印象也。”但在旁的国民党党员对梁启超此前评价孙中山的言论仍有不满。

    孙中山生前与梁启超相识三十余年，关系曲折复杂。在其身后，亦未复平静，留下许多值得考量回味之处。

    孙中山和梁启超，都出生在近代领风气之先的广东，孙生于香山、梁生于新会，两地相距不足百里。孙比梁年长七岁，算是同一时代人。在晚清，两人都深受中、西文化的深刻影响，都有为国家的复兴不懈奋斗的理想抱负。然而，两人处理问题的角度、方法和手段不尽相同，性格也存在很大差异，随时局变化及双方所代表的政治力量此消彼长，他们从最初互相打量、一度短暂合作，到最终论战反目，始终未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孙中山与梁启超的共同目标和实现目标道路上的分野，是近代革命派与改良派（或者维新派）政治斗争的一个缩影。

    1895

    两位同乡同时走向两条政治道路

    1890年，奇才少年梁启超经陈千秋的引见，结识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康有为；次年，在陈、梁的请求下，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这所学校不教授八股文等升官发财的敲门砖之学，而注重培养学生从经世致用角度理解学问，增强救国救民的社会责任感。这一时期的教育，奠定了梁启超一生学术与事业的基础。

    万木草堂在岭南知识界的声名渐盛，引起一位在香港以及海外有求学和生活经历、关心国是的医生的注意，他就是孙中山。彼时，万木草堂与孙中山行医的广州双门底圣教书楼相隔不远，康有为常到这里买书。

    1894年初，孙中山听说康有为有志西学，委托友人转达结交的意愿。孰料，初次试探，颇不愉快：比孙中山年长7岁的康有为，以文人的清高，要孙中山具门生帖，拜其为师，让孙中山对他留下妄自尊大的印象。

    这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陈富国强兵之道，但并没得到回复。孙中山称遭此挫折后，“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于是逐渐走向以暴力手段推翻清廷的道路。7月，中日爆发甲午战争，清政府多年经营的北洋舰队屡战屡败。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挽救危局，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秘密誓词。

    1895年初，康有为、梁启超进京经过上海，住在洋泾滨全安栈，孙中山的莫逆之交陈少白也住在这里。陈少白与康有为谈及中国情况危急，必须改革满清政府。康表示认可。

    尽管此时孙中山与梁启超尚未直接交往，但在康有为身边的梁启超已注意到孙中山。1895年3月14日，梁启超在写给汪康年的书信中提道：“孙某，非哥中人，度略通西学，愤嫉时变之流，其徒皆粤人之商于南洋、亚美、及前之出洋学生，他省甚少。闻香帅（张之洞）幕中，有一梁姓者，亦其徒也。盍访之，然弟度其人之无能为也。”（《梁启超与穰卿足下书》）这可能是梁启超对孙中山最早的评价。可见，受康有为影响，梁启超此时对孙中山的看法十分不屑。

    1895年4月，甲午战争惨败，清政府被迫派李鸿章赴日议和，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悲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在此背景下，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两派的行动自发轫便大相径庭。

    康梁二人赴北京本为参加会试。5月2日，康有为联合各省应试举人发动“公车上书”，力主“拒绝和谈”、“迁都抗战”、“变法图强”。梁启超随康有为在北京奔走呼号，参与创办《万国公报》（即《中外纪闻》）、成立强学会等。但这些努力因清廷顽固势力干预等原因受挫。(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这年，孙中山、杨衢云等兴中会成员酝酿重阳节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夺取广州作为根据地，并从这里北伐，推翻清政府统治。起义总指挥部就设在香港兴中会机关。不久，兴中会成员陆皓东等人又在广州设立了起义指挥机关，对外称“农学会”。孙中山有意邀康有为、梁启超、陈千秋等加入，遭康有为拒绝。

    为筹备这次起义，孙中山来往于广州、香港及家乡香山之间，联络会党和防营。就在一切准备就绪时，不幸起义事泄。遭清政府通缉的孙中山开始海外流亡之路。革命党人陆皓东、朱贵全、丘四等人被捕就义。这次失败的起义，作为孙中山推翻清朝统治的“战争事业”的发端而载入史册。

    此后，革命派在国内的活动一度陷入低潮，而改良派声名鹊起。1896年7月，《时务报》在上海创立，梁启超担任主笔，以期开民智而雪国耻。他撰写的一篇篇“笔锋常带感情”的檄文，在沉闷已久的思想界突然掀起一阵精神风暴，从此“暴得大名”，人们开始以“康梁”并称。

    在创办《时务报》的过程中，梁启超以严复所译《天演论》中的进化思想为指导，写下了《变法通议》。他猛烈抨击顽固势力的因循守旧，向清廷发出了“变则全，不变则亡”的严重警告。梁启超提出，“法者天下之公器，变者天下之公理。”日本以“自变”而自强，印度以“不变”而沦为英国的殖民地。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只有变法才能图存。“法”应如何变？梁启起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六万余字的《变法通议》，是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第一篇全面阐述他的变法主张的论文，在社会各阶层争相传诵。

    1896年孙中山流亡伦敦落难时，《时务报》曾分别译载英国、日本的有关报道，如《英国律师论孙文被禁事》、《论传言英将控告孙文一案》、《论孙逸仙》等。一次，章太炎看到伦敦使馆追捕孙中山的消息，便问梁启超：“孙逸仙何许人？”梁答：“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章听后，“心甚壮之。”梁启超加了一句附评：“孙氏主张革命，不过陈胜、吴广之流罢了。”

    梁启超对孙中山不以为然，而孙中山对梁启超却十分赏识。1897年秋，孙中山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深感缺少一批有一定文化学识水平的“文士”。他和横滨侨商邝汝磐商讨建立一所“中西学校”，教育华侨子弟，培养革命人才。孙中山推荐梁启超担任校长，并派专人前往上海邀请梁启超。但康有为以梁启超正担任《时务报》主笔为由，不许梁赴任，改派另一得意门生徐勤前往。其实，梁启超内心是希望到日本去，无奈只有听从师命。康有为还认为“中西学校”一名不好，亲书门额时改为“大同学校”，孙中山对此也无可奈何。

    1899

    短暂合作“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

    1898年，光绪皇帝在康梁等维新势力影响下施行新政，但因种种原因短短百日即遭到慈禧太后的扼杀。戊戌维新的失败，成为孙中山和梁启超关系转变的重要节点，两人出现短暂的“蜜月期”。

    对同遭清廷通缉的康梁，孙中山非但没有落井下石，而是表现了侠义之心，请日本朋友平山周、宫崎寅藏协助他们逃到日本。从后来日本警视厅密件所披露的一些情况来看，当时清政府对于康梁等维新派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孙中山这支革命派。证据之一，就是捉拿康梁的赏金高达十万两白银，而三年前清政府追缉孙中山的赏金，却只有1000两白银。1898年10月13日，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在奏请清政府暗杀孙中山时，称“康逆为孙文羽翼”。

    孙中山从大局出发，一如既往主动抛出橄榄枝，积极争取与维新派取得全面合作，他托日本友人穿针引线，希望打动康有为，但仍遭康有为拒绝。

    1899年春，因清政府向日本政府施压，康有为被迫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筹建保皇党。梁启超对康有为拒与孙中山合作有不满之处，康有为一走，梁启超就如同脱笼而出的鸟儿尝试自由飞翔，与孙中山开始密切接触、商谈两派合作。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在康有为心中，光绪皇帝“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康有为的政治活动以“保皇”为中心。再加上，傲慢固执的他以“帝师”自居，根本看不起孙中山。

    而此时，梁启超的思想却益发激进起来。此前，梁启超基本在康有为的思想框架中行动，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思想。逃亡日本后，善于吸收新鲜事物的梁启超开始自我建树，如饥似渴地吸取西方思想家的政治营养，大谈民主、共和、自由、民权甚至革命，对自己过去的很多想法，产生了一些质疑，甚至是否定。有研究者认为，1901年前后的两三年中，是梁启超一生最激进的时期。这一方面是梁本人思想的突破，另一方面也是维新派内部在戊戌政变之后逐步分化的反映。梁启超与孙中山的合作由此有了思想上的共识，出现了短暂的“蜜月期”。

    1899年初，孙中山和梁启超在日本友人犬养毅家中会晤，谈话十分投契，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此后，来往渐多，进而谈到双方合作问题。

    亲身经历当时境况的革命党人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有这样一段描述：

    “己亥夏秋间，梁启超因与中山往还日密，渐赞成革命。其同学韩文举、欧榘甲、张智若、梁子刚等，主张尤形激烈。于是有孙、康两派合并之计划。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梁诘中山曰：”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中山曰：“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悦服。”

    事实上，就在双方商谈合作之时，亦有相互斗争。1899年夏秋间，康梁一派将横滨大同学校和华商会议领导权夺去，令孙中山在当地华侨中失去了影响力，横滨兴中会也瓦解了。

    孙梁合作本来大有希望，但梁启超的同门徐勤、麦孟华暗中向康有为通风报信，称梁启超“渐入中山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康有为对此自然大为恼火，令梁启超即刻赶到檀香山办理保皇党事务。欲独自起飞，却又羽翼未丰的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压力下，只有屈服。

    离开日本前，梁启超约孙中山共商国事，矢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1899年底，梁启超刚到檀香山十天，就写信给孙中山，语意恳切，“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

    檀香山是兴中会的发源地。梁启超赴檀前，请孙中山介绍同志。孙坦然不疑，写信将梁介绍给其兄孙眉和其他朋友。正是有了孙中山的介绍，梁启超在那里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孙中山的哥哥甚至让儿子阿昌执弟子礼，随梁到日本留学。

    梁启超在檀香山几个月，借口“名为保皇，实则革命”，提出组织保皇会的想法，侨商不知其中奥妙，多入彀中，仅捐认庚子勤王起事的军饷就超过了华银数万元。孙中山得知后，认为梁启超失信，写信责问，但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从此那里的兴中会成员多被挖到保皇会去了。(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1900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梁启超曾致孙中山一封长信，商议勤王问题，当中说道：“足下近日所布置，弟得闻其六七，……弟之意常觉得通国办事之人，只有咁多，必当合而不当分。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古人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弟以为宜稍变通矣。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何必故画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弟甚敬兄之志，爱兄之才，故不惜更进一言，幸垂采之。弟现时别有所图，若能成，则可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今日谋事必当养吾力量，使立于可胜之地，然后发手，斯能有功。不然，屡次卤莽，旋起旋蹶，徒罄财力，徒伤人才，弟所甚不取也。望兄采纳鄙言，更迟半年之期，我辈握手共入中原。是所厚望，未知尊意以为何如？“

    这封信真实道出了梁启超既想和革命派的孙中山联合，又死抱“勤王”的立场不放的想法，最终使两派合作失去了基础，而埋下了决裂的祸根。梁启超在革命与保皇之间进退两难的惶惑心态，诚如他自己所讲的：“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自相矛盾”。

    1901年4月，孙中山曾赴檀香山省亲，发现当地的兴中会已被梁启超所破坏。随后，两人之间斗争日趋激烈。1902年3月，章太炎写信告诉朋友：“今者，任公（指梁启超）、中山意气尚不能平，盖所争不再宗旨而在权利也。”又说，革党之欲甘心于任公，较逆洞（指张之洞）为尤甚：“吾不敢谓支那大计，在孙梁二人掌中，而一线生机，惟此二子可望，今复交搆，能无喟然！”此后，孙中山、梁启超两人成为陌路之人了。

    1906

    反目成仇民报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

    1901年6月7日，《清议报》刊登了梁启超的一篇《立宪法议》的文章。梁启超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预备立宪”这个主张。(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他在文章中把世界上的政体分为3种：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立宪政体和民主立宪政体。他认为：民主立宪政体，施政方针变动太多，选举总统时竞争太激烈，对国家不利；君主专制政体，君民之间尖锐对立，人民极苦，而君主和大臣也极危；只有“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但是，梁启超又说，根据中国目前的条件，特别是根据国民现有的程度来看，还没有资格实行君主立宪，只能从事预备立宪。他说：“立宪政体者，心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日本维新在明治初元，而宪法实施在20年后，此其证也。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语于此。”

    从此，康有为、梁启超一派政治活动的主要口号，由“尊皇”、“剿匪勤王”转为争取实现“预备立宪”，并以此作为同革命派相对立的主要纲领。

    1903年，梁启超到美国游历考察数月后，言论再次大变。对从前一度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激进主张完全放弃，从“思想上的迟疑不决”，转变为“坚定认同改良主义政治目标”。

    这年底，孙中山来到檀香山，发表了《敬告同乡书》、《驳保皇报书》等，“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如弟与任公（指梁启超）私交虽密，一谈政事，则俨然敌国。然士各有志，不能相强。总之，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这相当于宣布和梁启超断交，两人由此成为政敌。

    1904年初，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康、梁“大喜欲狂”，认为保皇会宗旨已达，遂更名为帝国宪政会。清政府令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并暗中请身在日本的梁启超做枪手，起草考察报告《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梁启超以通缉犯身份流亡海外，却直接介入最高层的政治决策。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他所领导的革命派力量迅速壮大。当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宣扬“三大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与梁启超创办的保皇会机关报《新民丛报》，展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场影响深远的大论战。

    这场大论战持续两年之久，共发表文字数百万言，核心论题只有一个：欲拯救中国，是排满兴汉、暴力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还是民族同化、和平改良、建立君主立宪国？二者有尖锐对立的一面，也有完全相同的一面———都认为国家现状不可维持、必须改变，也都认为中国应该有、也能够有一个较为良好的政体和政府。二者对立的是路线、是手段，相同的是方向、是远景。

    革命派一方参与论战者人数众多，孙中山亦在幕后参与。论战主将汪精卫、胡汉民二人的批梁启超的文章有些是按孙的部署，有些直接按孙口授纲要而写。立宪派一方则只有梁启超孤军奋战。革命派批立宪主义，唱衰清末新政，为“排满革命”造势。梁启超全然不同意“排满”、“仇满”论。他认为，中国历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并非汉人独有；满人是中国属民，其入统中原是政权“易主”而非“亡国”。

    这场论战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革命派影响力，孙中山成了众人认同的革命领袖。而梁启超通过与革命派的论战，无形之中启发了民智，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客观上，梁启超为孙中山发动革命也效了大力。1907年初，梁启超深感《新民丛报》已无力再与革命派论战，通过朋友传话希望停止论战，但被孙中山拒绝。同年11月，《新民丛报》停刊，与《民报》的论战方告结束。

    1907年10月，梁启超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1910年，立宪派领导的国会请愿运动以失败告终。

    1915

    共同讨袁难得的一次“非正式”合作

    当1908年11月光绪与慈禧太后去世不久，在海外的康梁师徒致电摄政王，请求诛杀他们认为变法时曾出卖光绪的袁世凯。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不得不起用袁世凯任湖广总督，后又责成袁世凯组阁。袁世凯复出后，通过幕僚长梁士诒拉梁启超，梁也希望袁出钱请他回国办杂志，并提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方针。

    袁世凯请梁启超任司法副大臣，梁称病推辞不干，并提出虚君共和的主张，但并不为孙中山和袁世凯所接受。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并组成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南北议和后，清帝退位，袁世凯接任临时总统。到这时，梁启超认为实行政党政治的时机到了。极力反对武装斗争、然保皇梦碎的梁启超结束14年的流亡生活，于当年9月28日离开日本回国，在北京受到袁世凯的热烈欢迎。梁启超对袁世凯抱有共和及立宪的希望，做了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和币制局总裁职务。

    1913年3月，宋教仁遭暗杀身亡，孙中山宣称是袁世凯派人暗杀的。1914年7月，孙中山被动仓促地发起“二次革命”，很快在袁世凯镇压下冰消瓦解。此后，在日本创建中华革命党，重举“革命”旗帜。1915年，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进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后又发表《二次讨袁宣言》。这一次，梁启超与孙中山不约而同站在同一战壕里：梁启超联合自己在湖南时务学堂时的门生蔡锷，发动讨袁的护国运动，还写了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迫使袁世凯下台。1916年2月12日，孙中山、岑春煊与梁启超的代表周善培，在东京举行了三方会议，商议合作讨袁。这是孙梁之间难得的一次“非正式”合作。

    1917年7月，张勋拥清逊帝溥仪复辟失败后，梁启超进入段祺瑞政府任财政总长。不久，孙中山为反对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南下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成军政府，发起“护法运动”。这年年底，段祺瑞下台，一无所获的梁启超黯然退出政坛，回归学术文化领域。而企图北伐的孙中山因受桂系军阀挟制，被迫去职，赴上海著书立说，撰述《建国方略》。在晚清变局中成长起来的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民国初始，谁也没有真正实现各自主张和目标。

    1921年，至辛亥革命十周年纪念时，梁启超论辛亥革命之意义，将之与周朝的革命、汉朝的革命相提并论，高度评价这场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一面是将来中国人自发的结果。”此前，孙中山在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再揭护法旗帜，组织大本营，准备北伐。

    梁一生善变、多变，但梦寐以求的制订宪法和开国会始终没有变；孙中山捕捉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从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到中国国民党，也可称之为多变。但一些历史书籍对孙中山的变，颇为称道，而对梁启超的变，多有贬词。其实孙中山和梁启超建立共和国、实现民主政治的目标并无不同，而所选择的实现路径和具体内涵则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

    在孙中山病逝四年之后，同样是北京协和医院，梁启超病逝，终年五十七岁。

    主要参考图书及文章：

    《孙中山年谱长编》（陈锡祺主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文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梁启超传》（李喜所、元青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杨光：《重温革命党与梁启超大论战》

    李喜所：《孙中山与梁启超》；

    《随梁启超吊唁孙中山》（梁大章，刊载于2005年9月3日天津《今晚报》）

    策划统筹：李召 韩福东

    学术顾问：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吉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