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辣虾加盟虾享蟹逅:不做工作狂

　　工作狂已经被视为一种强迫症行为。在日本，karoshi（“过劳死”）每年会夺走近千人的生命。在中国和韩国，“因过度工作而死亡”现在都有了专门的词汇，分别是“过劳死”和 gwarose。在欧洲，压力和与压力相关的疾病已经成为职业健康和安全问题专家的最大担忧之一了。荷兰学者甚至已经诊断出这样一种综合症，即工作狂们在清闲时会有很高的心理压力指数。他们称，约有3%的人可能会受到这种“休闲疾病”的影响。

　　然而，工作狂现象的困惑在于，很难将它与普通的努力工作区分开来。很多国家都鼓励努力工作，无论是在西方文化中，还是在日本、韩国和中国这些东方传统社会里，努力工作均被视为一种美德。在《世界商务》(World Business) 杂志的一项全球调查中，有 49% 的被访者都说，在公司“努力工作会得到鼓励和赞赏”。

　　那些经常挑灯夜战的人会得到升迁和奖金，那些工作家庭两不误的职业母亲会受到人们的赞赏。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工作狂文化中，工作狂也许是唯一一种不带耻辱色彩的上瘾行为。

　　这就是为什么工作狂现象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原因。就连英国知名的成瘾患者门诊 Priory 也认为，“工作狂只是记者们喜欢写的一些东西而已。”的确，关于工作狂的经验证据很缺乏，部分原因是对工作狂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定义，但我们不能小视这样的现象，就是那些陷入工作瘾中的人痛苦万分。有两个例子可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马克是美国某个乡村地区唯一一名医生。他是个大忙人，要上门就诊，要提供咨询，要承担当地医疗中心主任的工作，还要经常去法庭担任法医顾问。他不分昼夜地工作，忽视了生活失控的一些信号，例如晚上不回家而睡在办公室里。一天晚上，他居然在开车回家时睡着了，汽车打了几个滚之后才撞到东西停下来。

　　桑迪与丈夫经营着两家零售店。她有五个孩子，每天总是有没完没了的事情做。她说，“我的生活每 15 分钟就是一个单元。我喜欢争分夺秒的感觉。”有一天，她的邻居向她抱怨说，她总是不着家门，儿子都想她了。桑迪说：“当有人说我做妈妈不称职时，我特别难过。”

　　何为工作狂

　　很多人都知道这样两种情况：疲于应付各种时间表和各种责任。这就是现代生活，就是要拼命干。

　　不过，大多数努力工作的人也知道怎么努力地玩，知道如何放松。而工作狂可不这样。他们是有意去寻求忙碌的生活方式。他们喜欢赶时间，喜欢兴奋和刺激，喜欢疯狂地忙碌。对工作狂们来说，工作就是一切。他们的座右铭很可能是，“我工作，我存在”(I work, therefore I exist)。但是就像所有使人上瘾的东西一样，工作瘾也会变得越来越严重且具有破坏性，最终常常需要一记响亮的警钟才行，就像马克和桑迪的情形一样。

　　工作狂们不见得是优秀的工作者。他们常常是糟糕的管理者，因为他们不会把具体的事情交给别人去做。他们会批评同事不愿像他们那样长时间工作，从而破坏团队的士气。鲁宾逊 (Bryan Robinson) 是北卡罗莱那大学的一名心理医生和咨询、特殊教育及儿童发展学的教授。他自己也曾是个工作狂。他说，他以前会把工作藏在假期里做，就像酒鬼把酒瓶藏起来一样。

　　工作狂们除了工作以外没有生活，没有朋友，很少顾及家庭，当然也没有休闲活动。鲁宾逊说：“他们很难与人沟通，对人没有感情。他们觉得工作比其他事情容易得多。他们在工作时才具有安全感，而到了社会生活中，他们是一片空白。”

　　兰卡斯特大学 (Lancaster University) 的组织心理学和健康学教授库珀 (Cary Cooper) 认为，是组织的要求把人们推向了工作狂，他们本来可能不会有这样的倾向。“这有点像软毒品会带来硬毒品。刚开始你努力工作，然后就成了工作狂。”

　　按照库珀的说法，这种生活方式影响了多达1/3的工作人口，而且《世界商务》杂志也发现，70% 以上的人经常在周末工作。库珀说，这种现象是由两个因素引起的：一是工作没有安全感，二是长时间工作这种文化。“在发展中国家，人们为了生存，工作时间很长。”

　　戒掉工作瘾

　　然而真正的工作狂，即那些选择用工作充实生活一切的人，所占的比重要很小，按照库珀的说法大约是5%。至于是什么促使他们这样做，就像人们为什么会酗酒或吸毒一样神秘莫测。也许是感情上出现了空白，也许是缺乏安全感。一位叫玛丽的工作狂康复者这样说，“就好像我身体里有一个黑洞，我用工作来填充它。而由于黑洞本身的特性，它不断地从我这里吸走越来越多的东西。”　　工作狂们得到的是一种冲动，一种缺我不行的感觉。而对于自尊心稍弱的人来讲，这种思想是很诱人的。桑迪说，“当时我坚信，生意没有我就无法运转，而且我总认为自己能在半个小时里完成三个小时的工作。”          　玛丽以前有自己的生意，每星期要工作 80 到 100 个小时。几年前，她有位家人必须要做一个很大的外科手术。“我当时累得精疲力尽，我意识到我得想办法避免自己承受这样的状况。”

　　玛丽和桑迪的人生转折点是加入工作狂互助会（Workaholics Anonymous，即 WA）。它由一位教师和一位企业财务策划人在纽约创立。WA 采用了 12 步康复计划，所有类似的互助组织都在使用这一计划。它通过聚焦于精神信仰和互相支持，来帮助人们戒掉工作瘾，并让因工作上瘾而受到伤害的人得以改善。目前，WA 在全世界有 50 多家分支机构，每年都会组织一些国际会议。

　　当然，有个老笑话说，人们从来不去参加 WA 会议，因为工作太忙了。但是，那些参加了会议的人，有着近乎奇迹般的收获。玛丽说，“WA 给了我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以前你以为只有自己才有问题，但实际上其他人也在遭受同样的痛苦。意识到这一点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工作狂们通过 WA 所建立起来的友谊和理解，对这些多年来一直与世隔绝的人来说真是太重要了。桑迪说，“将自己交给这个组织，由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去掌控一切，这种感觉真不错。”

　　工作狂们一旦承认识自己工作成瘾（这通常要好几年），他们就需要“清醒起来”。然而如何节制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大多数人是需要工作的，所以不可能不让他们工作。这样，如何划定界限就要根据个人情况和环境情况而定。例如，马克辞去了法律和行政方面工作，现在每周只工作 30 小时，而桑迪则卖掉了自己的生意，学会了说不。

　　避免大代价

　　科技的进步使得人们可以一周7天、一天24小时与工作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可能并不好，尤其是对工作狂来说，因为这给了他们工作成瘾的借口。波特（Gayle Porter）是罗格斯大学 (Rutgers University) 的组织行为学教授，他对人们如何定义职业道德进行了研究。他说，“有一个概念会一次次地反复出现，就是谁如果没来上班，那么职业道德就比较差。”

　　库珀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并指出，雇主关心员工的出勤情况比关心工作效率还要多，特别是在日本。社会问题观察人士兼作家默塔夫 (Niall Murtagh) 也说，在日本，出勤是至关重要的。“这对提升很重要。人们会这么想：‘他是失败了，可是他付出了很多努力。’”

　　在西方国家，这方面的信息要含蓄隐秘得多。波特说，“如果谁每周工作 90 小时而且从来不休假并得到了提升的话，那么这种信息人们是会分析和猜想的。”他认为，公司应该表明态度，休产假或年假是不会影响员工的职业前程的。

　　对很多工作狂来说，警钟经常是家庭问题。鲁宾逊说，多数来见他的人都是被他们的配偶生拉硬扯地给拽来的。

　　列维 (Lennart Levi) 是瑞典的卡洛林斯卡医学院 (Karolinska Institute) 社会心理医学的名誉退休教授，也是研究心理压力方面的世界权威之一。他说，“你可以暂时拼命工作并取得良好成绩，但长此以往，你会垮掉的。”

　　精疲力竭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经济上来讲，代价都是沉重的，而且现在很多公司都已经意识到，管理好员工的心理压力是符合公司利益的。

　　工作狂所面临的问题无疑会以其他形式出现。但是只要人们还会因长时间工作而得到奖励，过度工作仍会是一种癖好，不但会受到人们的误解，而且还不会被诊断为一种病态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