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哥海鲜火锅:国人满街麻将与日本“工作狂”

　　日本人背后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驱使着他们拼命地工作，而且在工作中互相督促、精益求精。

　　自觉遵守与相互督促

　　工作时间，日本男性白领最常见的装束是西装、衬衫加领带，即使夏天室外40多摄氏度的高温也是如此。大热天裹着这么正规的装束，因此业务员在街上中暑昏倒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不仅是白领，连出租车司机也都西装革履，尽管热得不停擦汗，但就是不会把外套脱下来。事实上可能没有谁管，但这是他们的职业化习惯。

　　在日本街头，经常可以看到60多岁的警察或保安在跑步指挥车辆，专心致志。书店的工作人员趴在地上擦地，跪下来工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们去酒店用餐，进餐厅时把鞋子乱糟糟地脱在一起，出来时发现服务员都给我们摆好了，一律头朝外，一伸脚就可以穿上。

　　在任何单位，如果有人做事不努力或者把事做砸了，就会有好多“好管闲事”的人上来指责:“哎呀，纯子小姐，怎么这么做事啊？”“木村先生，你的失误，让我为你没面子啊!”我跟日本朋友总结说:“日本人是宁可自己付出更多，也必须要获得或保留干预和指责他人的权利。”朋友回答说:“真的是这样。这是一种氛围，逼着你提高。”

　　忙工作忙得没时间做梦

　　我觉得是政治家在逼日本人拼命，政府的政策迫使你不得不努力。日本人的所得税非常高，45％；遗产税更高，70％。不能让你把钱存在那里，为自己养老做准备。到65岁，才有可能靠政府的津贴来养活自己，这个时候才可以不拼。

　　国家给你的压力太大了，所以必须拼命地干。有位日本朋友跟我说:“日本人不做梦，哪有时间做梦!”听完，我莫名其妙地伤感。

　　人际互信与秩序共守

　　尽管压力巨大，但日本人的生活却从容而有秩序。这点从东京市容的细节上就能感受得到，绿化率极高，几乎没有见到裸露的土地，即使偶尔有一个小角落空出来，都会种上一株树或摆上几盆花。

　　路不拾遗

　　我们住过的几个酒店没有“查房”之说，你走了就走了，把牌子放在那里，把费用结清就可以。而在中国住酒店，离开时“查房”的程序必不可少，很多酒店还有物品损害赔偿价格表，表现出一种非常深刻的不信任。我们的一位老师，在日本坐地铁，西装放在衣架上忘了取。而捡到的人帮他寄到下一站，等他来取，而且烫好、折好。

　　在商业闹市区，经常看见女士将翻盖手机架在牛仔裤后兜上逛街，就这么着，谁也不在乎。还见过一个女士，背一个很大的包，朝外的第一个口袋就是钱包，我在1米外都可以看得见，她就这么逛，没有觉得有什么危险。

　　我们总觉得贫富差距过大才会有抢劫盗窃，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日本也有穷的，至少从各地去的人也有穷的，而且也有流浪者。我这次还找了一个街头艺术家给我画了一幅漫画像，标价1600日元。他画完以后，自己感觉画得不好，就只收了1000日元，还一个劲地道歉。

　　堵车但秩序井然

　　日本人很讲究秩序。排队是正常的，而且自觉保持1米距离。在自动扶梯上，人们都很谦和地站在左侧，让有急事的人从右侧快速通过。

　　我们的团队每到一家酒店，酒店都有人到前面的路口迎接，指挥车辆怎么开进去，停在什么地方。我们住过的几家酒店，都有一个牌子竖在大堂，写明“某某团队”什么时候出团，并按照时间顺序排好，这样可以避免若干团队一起出发造成拥挤。如果时间安排出现冲突，酒店会建议某些团队推迟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出发。

　　深刻的危机意识

　　日本的学校每月一次防火演习，每季度一次防震演习。每个家庭都备有压缩防灾包，里边搁压缩饼干、纯净水、保暖衣、手电筒和雨披。日本全社会从上到下都只有一个信念，我自己要拼命，如果不拼命这个国家就完了。

　　我们去考察丰田汽车公司，丰田做汽车之前，整个日本是没有汽车工业的，那时的汽车他们叫“自动车”。造“自动车”最早也是由丰田第二代领导人提出来的。他去考察英国的汽车，回来就发奋自己做，把原本很挣钱的纺织放弃了。由于不分白天和黑夜地努力，这个人只活了50来岁。为了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日本很多人都是甘愿做出自我牺牲。

　　日本虽然是汽车大国，但企业中层及以下员工几乎都不可能开车上班，因为停车费奇贵。东京的许多停车场，100日元只能停车15分钟。多数日本人都买得起车，但是没多少人负担得起停车费!

　　日本人住房压力非常大。我大胆猜测这也是日本政府刻意为之。

　　日本房价高是全球出了名的，东京的住房均价是每平方米6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万元），一个人辛苦一辈子可能也只能混一个小房间。普通人根本买不起住房，买得起的白领也不过买四五十平方米的小房子。

　　最奇怪的是日本的租房方式:不仅租金特别高，而且首付得5个月租金。除了当月租金、押金（相当于两个月租金）、中介费，还有一笔感恩费要付给房东。很难理解，日本市场化程度那么高，房客反而要向房东支付感恩费？我觉得他们的政府是故意这么干的，使得整个民族从上到下都特别紧张。

　　出租车司机给学生上社会课

　　日本学生上课并不完全在学校内，他们经常把学生拖出去学习。到风景点去参观，去看祖先怎么拼的；到企业去参观，看企业是怎么发展的。让你去思考，看你能否跟得上时代，能否适应社会需要。严格来讲，这是他们的公民意识教育和思想教育，或者叫德育。

　　他们对德育很重视，投入也非常大。我们去参观世界文化遗产清水寺，就碰到很多中学生。学生不是老师带队，而是由出租车司机领着。一个出租车司机带四个学生，他会把社会上很多事情讲给学生听，一两个小时不停地跟学生讲，这是司机必须做的。学生做笔记，回学校还要写感想。

　　日本社会流传一句话:“管好自己，不给社会添麻烦。”每个人都是这么一个信念，整个社会公民素质就非常高。

　　瓶子扔掉前还要将商标撕掉

　　日本居民在街上如果一时找不着垃圾桶，就把垃圾带在身上，回家放进自家的垃圾桶。有一位陪同我们的女士，我们有人告诉她:“小姐，你身上有两根头发。”“很抱歉。”她一边说一边把头发取下来，用一张餐巾纸包好，放进自己的口袋。

　　在自助餐厅吃饭，人人用完餐都会自己收拾桌面，桌上洒的几滴汤会用纸巾擦去，杯盘碗筷收到集中存放的地方。

　　抽烟的人当然还有，但绝不会有人乱弹烟灰、乱扔烟头，在街边吸烟都会带上一个便携式的烟灰缸（我就特意从日本买回来两个便携式烟灰缸）。

　　在公共场所遛狗的人士，身上一定带着垃圾袋，狗一拉屎，马上小心翼翼地扫起来装到垃圾袋带走，再用纸巾把地面擦干净。

　　我认为人类的文明和垃圾的处理紧密相关。垃圾的处理可分为四个文明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分类处理阶段”，日本把垃圾分成三类:可燃物、不可燃物、瓶罐器皿。个人认为中国包括北京在内的大部分城市还没有真正到达这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是“精细管理阶段”，就不止是三类分放了。比如，通常人们会在可乐喝完后把瓶子扔到垃圾桶了事，而日本人会把可乐瓶上的商标纸撕掉，丢进可燃物的垃圾桶，再把瓶子塞到装瓶罐的垃圾桶内（因为瓶罐回收后也需要工人把商标纸撕掉）。

　　同样，家里用完了的酱油瓶，日本人往往会用清水把瓶子先洗一洗，再放到垃圾桶里，因为回收后也需要清洗的。摩丝类产品的空瓶子，日本人在扔进垃圾桶之前，会先给瓶身扎一个孔，以免存在不安全隐患。

　　顺便提及，日本东京有若干大型垃圾处理厂，当然有很高的烟囱，只是烟囱并不冒烟，而且垃圾厂附近必有一个体育场。垃圾焚烧的余热可以供体育场的游泳池保持水温，还可以让大家健身的时候理解自己和垃圾的关系、人和环境的关系。

　　管好自己，不给社会添麻烦

　　日本人出门都喜欢带一把伞，而且是长柄的伞（很多出门的人，旅行箱旁边也插一把长柄伞）。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有一个机器，里面是塑料袋，把伞往里面一插，套一个袋子再拉出来，提着雨伞进屋内就不会有水滴出来。我们在日本那么多天，只有一天是晴天，但从未感到哪儿湿漉漉的。连公交车上也都有一个放置雨伞的桶。到一些名胜参观，进室内，得把雨伞和鞋子放在门外，等回来再取；如果不从原路返回，就用垃圾袋将鞋装着，提在手上，出口处必定会有一个箱子，用来收集装鞋的垃圾袋。

　　一位在中国、美国、日本三地的大学都工作过很多年的中国教授曾跟我说:“即使中国现在跟日本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也未必能够赶上日本。国民素质相差30年。”

　　虽然我们不喜欢听，但是我能理解，确实国民素质是不一样。

　　这次应对地震灾害，日本未能像以往那样显得有条不紊，主要是因为民主党上台还不到两年时间，根本没有经历过严峻的考验，极为缺乏执政能力和危机管理能力。而在野党则袖手旁观，根本不予以配合。

　　各界看得很清楚，民主党在应对这场灾难时全然没有章法，所有的抗震救灾指挥，均由菅直人首相和枝野幸男官房长官这两人包揽。因急于通过抗震救灾来捞回政治资本，拉升持续低落的支持率，菅直人首相干脆大包大揽，“抓小放大”，却忽视了救灾协调这一根本职责。这就难免顾此失彼，挂一漏万。以至在指挥中枢很多事没人管，同时很多人却无事可干。

　　或许仗着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应用物理专业的底气，菅直人首相对处理核电站事故显得颇为自信。其实，自事故发生以来，方案一变再变，日本国内外对此诟病远多于赞誉，全世界至今仍“谈核色变”。

　　过去几十年自民党长期连续执政，拥有丰富的危机管理经验，按理说在此危难关头，理该捐弃前嫌，协助民主党政府渡过难关。但对自民党来说，现在的头等大事始终是争取重新夺回政权。虽然口头上也说“全力配合”，但那只是作秀而已。菅直人曾邀请自民党总裁担任副首相负责灾后重建工作，自民党则以“太唐突”为由给堵了回去。自民党一直在等民主党出大纰漏以便取而代之，因此根本无意帮民主党收拾这副烂摊子。如今它正“偷着乐”，等着看民主党出乖露丑，收集民主党救灾失策的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