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蕉的英文怎么写:时文看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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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看板(2)

 

格非:《春尽江南》(长篇小说)

    载《作家》2011年9月号

    作者长篇小说三部曲的第三部。从《人面桃花》到《山河入梦》,再到《春尽江南》,故事钟摆的振幅越来越小。格非觉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时间本身正在褪去它原有的光晕。他认为,小说中的人物,也许各有其观点,但他们都不能代表作者。假如作者一定要代表什么人的话,格非愿意代表的,或许仅仅是失败者而已。这正如他时常强调的那样,文学原本就是失败者的事业。

    季宇:《铁血雄风》(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特稿)

    载《清明》2011年第5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新军起义,起义军迅速占领武昌。当晚,消息便传至安徽。11月15日,位于淮上中心的寿县首先举起了义旗;接着,安庆新军也于11月8日发动了起义。此后,江淮大地风起云涌。到11月下旬,安徽除少数地区外,全部响应革命。本文的副题是《辛亥革命在安徽》。作为一份地方刊物,此文用文学的手法对安徽辛亥革命起义后的史实进行了记述。

    刘元举:《啼血试验——朱清时与他的南科大命运》(报告文学)

    载《北京文学》2011年第9期

    以“去行政化”为核心的朱清时的南科大改革已经成为当下全民关注的焦点,他的每一个足迹都折射着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秘密、艰难、悲壮,又不乏希望。朱清时一个人的探索和挣扎到底有着怎样的内幕与意义?所谓“学生拒绝高考”、“香港三教授离开南科大”的内情如何?作家走进南科大,走近朱清时,在本文里,能看到在媒体喧哗之后,一个更真实的改革试验场的状态。

    何士光:《今生——经受与寻找》(长篇散文)

    载《钟山》2011年第5期

    不仅仅是普通的个人回忆录,更是以自我心迹为例,对“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又会往哪儿去”的终极问题进行佛法和道义的阐释。以《乡场上》为人熟知的贵州作家何士光,如今已志在传灯,说自己“与文学的一点因缘已结束”,但“与文字的因缘依然存在”。但文学宗教与哲学,总是互相渗透的,共同构成人类的精神家园。文中对于佛学的大段描述或许令“槛外人”觉得晦涩,而对于此岸生活的描述,则仍让人感到细腻清新与宁静。

    付锋 李雪:《八十年代是热衷创新的年代》(口述历史)

    载《长城》2011年第5期

    《长城》从上期开始,设立了《编辑与八十年代文学》专栏。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而各种杂志的文学编辑是文学创作和批评的重要推手和具体组织者。该专栏采用当代文学研究者与责任编辑对谈的方式,通过历史“在场者”的讲述,重新发掘第一手的资料与记忆。此次就是对《十八岁出门远行》责任编辑、原《北京文学》编辑付锋的访谈,谈到了这篇小说发表前后的许多历史细节,八十年代文学期刊编辑与作者的互动,以及余华凭借这篇小说进入“先锋文学”阵营的具体情况。

    彭建平:《菜园母亲瓜棚事》(非虚构)

    载《花城》2011年第5期

    《花城》杂志去年开始推出“家族记忆”栏目,它隶属非虚构范畴,完全取材于真人真事;又立足于文学读本,注重情节及细节的描写;既有名家的家族往事,又有普通人的亲情故事,至今已刊登荆歌、陈希我、赵荔红、刁斗、北岛、沙泊、何庆华、张尔客等的文章。像此文就是写一个普通的养育了八个儿女的老人的一生,作者说女儿嘲笑自己:市井平民游弋社会底层是社会断层,不能形成家族就没有什么家族史可记忆。作者愤怒反驳:最普通的市民阶层是城市最大的家族。

    麦家:《刀尖上行走》(长篇小说)

    载《收获》2011年第5期

    讲述抗日战争期间,日寇秘密研制大量麻痹中国儿童神经并使之甘心被奴役的药物,中共南京地下党、国民党军统与日寇反谍战人员展开生死较量的故事。同名电视连续剧也已开始播出,而麦家则称,此部作品之后他将告别“谍战题材”。

    邹静之:《赵氏孤儿》(歌剧剧本)

    载《十月》2011年第5期

    戏剧文学是文学中一个有悠久传统的样式,许多唱词完全是作为优美的诗歌流传下来的。此次则是用西洋歌剧的模式写中国的故事。与在国家大剧院看歌剧不同,在纸上阅读剧本,更能体会邹静之在文本上诗化的风格:优美、隽永、耐人寻味,却不乏力量与气魄。有几段咏叹尤为动人。

    谈歌:《扩道》(中篇小说)

    载《当代》2011年第5期

    西里县“扩道”拆违上了新闻,省报记者李小鹿去县里采访,见识了书记张辰光处理国棉厂破产、追讨信用社贷款以及下洼地村滩地风波的手段,也重新认识了原来不屑一顾的驻地记者站长刘文玉。

《 光明日报 》( 2011年09月28日   1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