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草天空在线观看:【评论头条】邓聿文：梁稳根若成实权高官弊端多

邓聿文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副编审

中国实际是一个权力支配的社会，现实中存在着官商不分、政经勾结的现象，安排身为首富的梁稳根入仕做副部级高官，就需要慎重

有着700亿元身价的中国首富梁稳根据说完成了组织考察，拟被安排任湖南地方政府的副部级实权官员，并在十八大后进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成为中委或候补中委。倘若此传言属实，那么，中国首富将完成他的“由商入仕”的人生转换，并可能在中国开启民营企业家入仕的趋势。

然而，正因为这点，梁的从政在中国舆论和学者中引起了一些争议。有观点认为，中国缺乏懂实体经济的官员，梁稳根从政，将有利于提升政府管理经济的水平；但也有人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不缺乏副部级、部级官员，而是缺乏百年长青的世界级品牌，缺乏一心一意做企业的实干家。当然，更多人担心，梁从政后，是否预示着政商关系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前在权力还不能得到有效制约的情况下，会不会把国家的公共资源私人化？

我的看法是，梁稳根可进入下届中央委员会担任中委或候补中委，但不宜出任地方政府有实权的高官。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从党员个人的权利看，梁稳根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只要符合组织规定和程序，当然有权利进入中共权力中心圈。梁是2004年加入的中共，迄今有7年党龄，他也是中共17大代表，从中委或候补中委的要求看，梁是完全合乎条件的。换言之，梁稳根进入中委并不存在法理上的障碍。根据中共党章，只要是党员，在党内的法理地位一律平等，并不因身份、职业、官衔、学识、贡献等的不同而在地位上有高下之别。既然官员党员可以进入中委，农民党员、工人党员乃至民营企业家党员法理上都可进入权力中心圈。在这里，梁的民营企业家身份应该让位于他的党员身份，尽管他事实上是因前者而可能进入权力中心圈的。所以，我赞同中共党建专家王长江的意见，根据党员人人平等的原则，在党内不宜特别强调梁稳根的民营企业家身份，尤其是首富身份。

其次，从民营企业家的身份看，正如争议的一方指出的，梁进入中委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在“国进民退”质疑声仍未消退的背景下，有着明显的政治象征意义。中共从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后，就向民营企业家开放了大门，尽管这之后有很多民营企业家出于各种原因加入了中共，中共也在民企普遍建立了党委或党支部，但民营企业家进入中共各级地方权力机构还很鲜见，以民营企业家的身份担任中委或候补中委的更没有；而与此同时，大型央企和地方国企负责人进入中委的却不少见。某种意义上，这凸显了中共在民企成为中国一支重要经济力量的情况下，对民营企业家仍然存在一种戒心；也就是说，虽然中共已经认识到民营经济在中国的重要性，也意识到民营企业家加入中共对党的结构改造有一定好处，但中共还不想或还未作好准备让民营企业家参与和渗透进党的高层。这或许是中国经济近年来出现“国进民退”的政治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梁稳根若能最终进入中共党内高层，将显示出一定的政治意义，体现出中共对于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进一步开放和接纳的态度。

尽管梁稳根进入党的权力中心圈算得上是民营企业家的一种政治突破，但毕竟中委的头衔更多表明的是一种党内政治荣誉，虽然这种荣誉在某种情况下也会带来实在利益，但与成为一个正式握有实权的政府官员相比，政治荣誉“虚”的成分更多一些。然而，政府官员则不一样，尤其是主管经济的实权高官，考虑中国实际是一个权力支配的社会，现实中存在着官商不分、政经勾结的现象，安排身为首富的梁稳根入仕做副部级高官，就需要慎重。

这并非担心梁本人会用手中之权为自己和自己的企业谋取额外利益，以梁700亿元的身价，无论对其本人还是家人，这都是一笔几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因此，梁稳根没有必要为自己增加额外的道德风险。梁做他的中国首富，虽然在商场可能也会树敌，但还不至于有人剀窥其财富；况且，他既做到首富，必也在政界有人脉，从其被中共组织部门有意栽培来看，他在政界的经营非一般企业家可比。然而，入仕后则不一样，政界有不同于商界的游戏规则，梁稳根必须遵循这套游戏规则行事，所以，作为一个聪明人是不会利用权力动员国家资源为自己的企业输送利益的。因为这极有可能被别人抓住把柄，得不偿失。相反，梁无论进中委还是成为副部级高官，都会比现在更多地回报社会，为自己增加道德资源，就像他之前的某些同道一样。

但梁本人不用国家公权力进行利益输送并不表示其他企业家官员不会将公共资源私有化。这种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根据浙江省委党校副教授董明对浙江民营企业家参政从政的长期考察研究，她发现，浙江民营企业主存在三种时期的从政心态：一是恢复性、补偿性从政，即以委员、代表为政治荣誉或者政治资本，借以显示自身的社会政治地位，以示得到官方承认；二是功利型、经济性从政，在国家仍然把握着社会资源的当下，“曲线救国”，以参政壮大企业；三是民主型、公益性从政。目前正从第二种转向第三种。浙江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那里民营企业家的从政意识也早于中国其他地方，考虑到这一点，就全国而言，前两种从政心态在民营企业家中还是占主导。很多民营企业家就认为，如果有政治职务，就意味着企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因而，企业规模发展越大，谋求政治地位的需求就越迫切。

从民营企业家参政从政的现实来看，诸多民营企业家为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不惜通过一些灰色手段，而在成功达到目的后，又利用这种身份资源进行各种非市场化运作的“权力寻租”。这样的案例已经曝出很多，让外界倍感质疑。当然可以为民营企业家的此种行为进行辩护，把原因归咎于中国还是权力社会，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不这样做就不能有效保护自己，更谈不上发展壮大。然而，不管怎样，官商勾结，权力寻租本身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在目前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如果不能找到一条有效监督权力的路子，民营企业家通过入仕寻租更会激起社会的反响，从而削弱入仕本身所应具有的价值。

另一方面，以中国缺乏懂实体经济的官员，梁之从政，有利于提升政府管理经济水平为由，认为梁可做副部级官员，逻辑上也不是有利。梁的首富身份，固然说明他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但能管好一家企业，不等于能管好一个市场，管好一个经济。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之间虽有联系和交叉，但毕竟不是同一个东西，有着不同的运行规则，需要管理者不同的知识结构。事实上，中国的政府官员，尤其是主管经济的官员，很多都有一定的现代经济知识，有着多个行业的从业经历，有的甚至直接是从企业提拔上来的，管理经验不可谓不丰富，但为什么政府的经济管理水平提不上去，固然有个人的因素，但根本的还是体制因素。所以，梁若成为副部级官员，极可能与人们的愿望相反，既管不好经济，也毁了一个优秀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