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马拉松:从鞠躬到握手：中国千年外交的历史轨迹

　　中国外交自产生到现在已几千年，先后经历了古代外交、近代外交、现代外交和当代外交时代。厘清千年中国外交演变的基本轨迹，阐明不同时代外交的本质特征、基本区别、历史作用和重大启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本文试图作一尝试。

　　【夷务外交时代：国力越强越能韬光养晦】

　　中国古代外交叫夷务，所以，直到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清政府官修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汇编，书名仍叫《筹办夷务始末》。中国外交起源于现在中国大地上汉族政权与其他政权之间的交往，包括汉族不同政权之间的交往，如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交往。

　　夷务外交思想的核心是夷夏观，也称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认为华夏以外的地区皆为夷狄。夷夏观视中国为天下中心，周边四夷和远近邻邦理应如百川入海般前来朝贡，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为中华文化所同化。这一观念自秦汉以来便深入人心，成为国人的思维定式和心理积淀，其余绪直至现代仍有出现。如十年动乱期间响彻全球的“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等宣传口号，可见一斑。

　　夷务外交体制是千年相沿的所谓朝贡体制，这是蕴含着强烈的等级和尊卑意识的大一统理念在外交制度上的折射和反映，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呈放射状、用朝贡—回赐方式维系的国际关系。朝贡体制的政治意义是首要的，经济意义是次要的。在朝贡中附带进行一些贸易，称为朝贡贸易，或者叫做贡舶贸易、勘合贸易。朱元璋一坐上龙椅，便急忙通过朝贡制度，将四夷外国纳入“华夷一统”框架，重塑自己“抚驭万国”、“光被四表”的宗主形象。他“分遣使者奉诏书往谕诸国”，以天朝上国之君的身份，要求诸国“尊事中国”，他的口气比任何一位美国总统的口气都大。例如，他公开宣称：“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宇如一。”“自古为天下主者，视天地所覆载，日月所照临，若远若近，生人之类，无不欲其安土而乐迁。然必以中国治安而后四方外国来附。”（《明太祖实录》卷53，洪武三年六月丁丑）更有甚者，他钦定《太清歌》，歌词曰：“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东西。”（《明史》卷63，《乐三》第15688页）朝贡体制作用至少有三：一是通过对朝贡国的封赏使皇威远播；二是四夷外国通过朝贡表达对中国皇帝天下共主地位的认同；三是获得强大中国的承认是东方不少国家君主合法化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通过册封、赏赐和援助，维持了东方稳定。

　　相对于后来的洋务外交时代和国务外交时代，夷务时代的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世界舞台上地位最高。著名外交史学家唐德刚说：“中国朝廷就是古代东方的联合国”，“ 甚至20世纪才出现的‘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和‘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组织的构想，在我们的战国时代亦已萌芽”。夷务外交早期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外交思想精彩纷呈、硕果累累的时代，管子主张霸权秩序的外交思想，老子和平主义的外交思想，孔子主张中庸和谐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孟子干涉主义的外交思想，孙子的伐交和谍交思想，张仪苏秦主张合纵连横的均势外交思想等，至今仍有明显的影响。“举凡今日西方所发展的，各种涉及国际关系的概念和实践，我国古籍中，无不行行具备。”秦汉以后，夷务外交以大一统外交的面貌出现，“我国的传统的外交学理和外交行政，在秦始皇以后便转向一个新的方向。它所致力的，不再是以国际之间平等竞争为对象，而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宇宙国家的中央政府，对周遭无数小王国所发生的作用……因此一个强大而又有‘仲裁特权’（arbitrational power）的汉、唐、宋、元、明、清的朝廷，往往却是维持他们之间和平共存的力量。”（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店，1999年版）

　　夷务外交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之一是国力越强盛，就越能韬光养晦，越能理性妥协，从而越能有所作为。例如，强大的汉唐时代，是和亲外交最活跃的时代，昭君出塞、文成入藏，一代代天子把公主们一个个外嫁到“番邦”，却没有见到皇帝身边有几个洋贵妃。对中原王朝来说，和亲外交基本上只有“出口”，没有“进口”，时人并不怎么指责这种不对等的外交是“把社稷安危系于女人的胸脯之上”。更有甚者，唐太宗李世民在打败突厥前甚至向突厥称臣12年！当时也并没有几个清流和愤青高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然而，“自宋以来，君子好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曾国藩语）。

　　【洋务外交时代：弱国有外交】

　　鸦片战争导致了洋务外交的产生。洋务运动的兴起与洋务外交的开展是彼此依赖、相互促进的。洋务外交的出现，是中国外交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洋务外交和夷务外交一字之差，却标志着中国古代传统外交开始走向终结。洋务外交时代与夷务外交时代最大的区别是以前中国不给外国以平等待遇，现在是列强不给中国以平等待遇，洋人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中国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许多是在这个时期被迫签订的，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洋务外交时代是中国外交史上最丧权辱国的时代之一。

　　洋务外交思想的核心是变局观。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于塞外的草原帝国，而是来自于海上的工业帝国，中英、中法、中日等矛盾相继成为中国对外主要矛盾，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按李鸿章说法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于是，变局观取代夷夏观，海防外交取代塞防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外需和戎，内需变法”成为救国之策，洋务运动由此产生，这是对待“千古变局”清醒和理性的回应。夷务外交只承认中国先进，洋务外交则不同，其核心是承认外国先进，将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思想付诸实践。“师夷之长技”必然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必然要选派人员出国留学，必然要促进中外文化之间的互动。因此，洋务外交的出现，事实上导致了我国近代以来科技外交、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的产生，大大突破了传统外交的视野。  洋务外交时代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短暂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既蒙受了刻骨铭心的国耻，外交上也实现了重大转型。

　　一是负责外事的专门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班列各部之首，结束了自秦汉以来外交主管部门地位低下，中央政府建制之内，九卿六部，百制皆全，就是没有“外交部”的现象。1901年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中国外交进一步向现代外交接轨。

　　二是中外首次互设使馆，互派使节。

　　三是以西礼逐步取代跪拜礼，流行千年的跪拜礼逐渐退出外交舞台。洋务外交最基本的礼节是鞠躬，因此，洋务外交时代可称为鞠躬外交时代。

　　四是由歧视侨胞转为保护侨胞。清初规定，凡私自出海贸易及迁往海岛居住者均按反叛、通贼论处斩，国人在“番”托故不归者，回国后，一经拿获就地正法。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屠杀逾万华人，消息传到国内，乾隆却说：“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洋务外交与夷务外交的不同之处之一就是变斥侨为护侨。1876年，清廷接受郭嵩焘建议，在新加坡开设领事馆，这是中国开设的第一个领事馆。清廷强硬处置华工在秘鲁受迫害案，与秘鲁专门签约，并派高级外交官前往调查落实情况。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怒不可遏地写道：“该国虐待华工甚于犬马，受虐自尽者每日不知凡几。凡有血气之伦，莫不切齿。”李鸿章访美期间，不给美国面子，猛烈抨击美排华的《格利法》。他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

　　五是经济外交成为外交中的重头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起初的名字是“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可见经济外交在对外交往中的分量。洋务外交为奠定中国现代工业基础作出了贡献。

　　洋务外交时期，朝贡外交和宗藩体系规模和影响在一步步缩小，但也有大动作。例如，中法战争期间，曾纪泽上书朝廷，建议将越南改为中国的行省。最典型的是，1882年，为防止朝鲜国王生父、摄政王大院君舍华就日，清军出兵朝鲜拘捕了大院君，将其软禁在保定三年之久。朝鲜国王虽两次咨文、大院君本人三次上书，恳请放归，都遭到清廷拒绝。中国皇帝钦定“永远不准回国”和“嗣后不得再行渎请”。这一事件是明清以来传统宗藩关系中从未发生过的大事，中国借此突破宗主国从不干涉属国内政、外交的传统方针，积极采取了一系列干涉朝鲜国政的举措，对中日两国在朝的实力对比以及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洋务外交给我们留下了重要启示。一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是外交的重中之重。针对列强觊觎、染指我新疆、台湾的侵略野心，清廷在新疆、台湾分别建省，这是中国在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核心利益上及时、有力的对外宣示。二是弱国有外交。例如，经7个多月艰难谈判，中俄于1882终于签订新约。曾纪泽从虎口里夺食，争回了伊犁西南境的大片国土，使得边疆重镇伊犁有了重要屏障。西方著名外交史家马士说：“像曾纪泽这样的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在她（指中国—作者注）的经验中却还是一个创举。”又如，通过晚清外交努力，使美国带头、其他列强接着陆续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用这笔大钱办起了大陆清华、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和台湾清华等高校，台湾清华至今每年还收到庚子赔款支票。此外，胡适、赵元任、竺可桢等大批杰出人物也是用这笔钱得以留学成才。三是在国力不如人的情况下，要尽量避免与世界最强国发生正面对抗，尤其应避免与多个发达国家同时发生正面对抗。1900年6月21日中国同时向英法等11国宣战，显然是晚清外交中最荒唐的事例，是中国外交史上史无前例的误国之举。四是利用矛盾，以夷制夷不是可有可无的外交策略。例如，清廷利用英美等西方国家不愿日本在朝势力膨胀的心理，竟使扣押朝鲜摄政王这一干涉他国内政之举赢得欧美支持。

　　【国务外交时代：抗日外交与废约外交】

　　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亚洲出现了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国外交进入国务外交时代：即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根本出发点的时代。国务外交的目的就是从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出发，废除不平等条约，使中国赢得平等地位和权利。为达此目的，按孙中山的话说，就是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按五四运动的口号，就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主权屡受侵犯，领土惨遭分割，一雪国耻成为数亿国民的心声。从甲午战争到抗战胜利，抗日外交成为外交的重中之重。抗日外交和废约外交成为国务外交舞台上的两出大戏。

　　国务外交思想的核心是主权观。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只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梁的这一评价说得有点过，但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外交人士确实是从夷务外交中走出来的，虽有变局观作外交思想基础，但皇家利益至上的朝廷观念根深蒂固，全民利益至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淡薄。国务外交与洋务外交最大的区别是前者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核心，后者则如同夷务外交，仍以维护一姓利益、朝廷利益为主轴。国务外交，即现代外交史上的国联外交、“革命外交”、废约外交、抗战外交都是以维护国家主权为根本目的。当时的中国不具有不妥协不让步立即争回所有丧失的国家主权的能力和条件，因此，其外交战略是在保留以后完全收回主权这一原则的前提下，以渐进的方式，逐步收回国家主权。实践证明，这是当时中国外交唯一的可操作性的战略选择。

　　国务外交的依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一批现代职业外交人才。洋务外交大员多为所谓“封疆大吏”，其职本在内政，外务则是临时膺命。他们中虽有郭嵩焘、曾纪泽、张荫桓等“不可多得之才”，但多数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不懂外交，也不习外语，他们对晚清洋务外交的失败负有一定的责任。民国创立，中国外交体制逐步实现了与世界现代外交体制接轨。职业外交家陆征祥担任首任外交总长，是近代以来破天荒的大事。驻外使领馆等机构专业化，外交人员一律由职业外交官充任。国内涉外事务管理实现一元化，改变了长期以来对外交涉的多极体系。这与袁世凯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朝12年，后担任外务部尚书，在民国国家元首中外交知识和经验最为丰富，与他支持陆征祥、顾维钧、施肇基等外交家放手工作是分不开的。这些外交家“身处弱者环境，却敢于为使中国跻身强国之林而奋力拼搏，尽管取得的外交实效并不能令后人满意，却使他们名声大振，不仅在国内受到广泛尊敬和推崇，而且成为国际知名的外交家”。（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国务外交的标志性成就至少有五。一是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任人宰割的中国恢复了世界大国的地位。二是收回台湾。三是收回租界。四是废除不平等条约：1914年，中国废除与德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941年，废除与日、意之间的不平等条约 ；1943年，中国与英美签订新约，取消美英在华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等。随后，其他列强相继宣布放弃在华特权。五是基本实现关税自主。这些都是中国外交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顺便说及，国务外交的基本礼节为握手礼，因此，国务外交时代也可称为握手外交时代，鞠躬礼基本退出外交舞台。

　　国务外交时代恰逢两次世界大战，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站错队，都是战胜国，这说明国务外交整体战略是对的。中国参加欧战，虽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却因单独与德签约，逐步走向自主外交，既享受到和约利益，又避免受和约中山东条款的约束，甚至还得到其他协约国所没有的俘虏收容费。战事赔偿方面，中国若加入协约国赔偿委员会，必定拿不到赔偿；单独议约却取得巨额赔偿，使法、比等国眼红。更重要的是，中德签订了第一个完全平等的新约《中德协约》，取消德在华一切特权。中国比照和约，在德享有最惠国待遇，德却无法在华享有此权利，可说是对德“不平等”的一款。巴黎和会外交不能说中国完全失败了，起码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资格出席列强会议，没有屈服列强摆布。特别是在和会拒签对德和约，不仅促成中德单独议约，使中国得到远超过签署《凡尔赛和约》的收获，而且使日本不能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无法使占领胶州湾行动合法化，这为不久后召开的华盛顿会议逼日本交还山东埋下了伏笔。此外，中国在和会上没有达到目的，美国也没有达到目的。二战时的1940年，德国节节胜利且对华友好，孙科、白崇禧等要员主张联德，国民政府坚决拒绝德方《中德军事秘约》之邀，使中国免除了与德结盟成为战败国的可能性（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II》，2010年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接受《纵横》杂志记者采访时说得对：“中国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国家，它没有像印度那样彻底沦为殖民地，这是中国外交艺术（即便是19世纪初期）的一大胜利。”

　　国务外交时代有空前成功，也不乏重大失败。例如，与日本“二十一条”交涉的失败。当然，最大的失败是外蒙在二战后期被苏联强行划走，中国丧失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等于丢了42个台湾、136个香港。

　　国务外交时代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之一是中国外交战略不能同任何国家的外交战略绑在一起，必须紧紧围绕中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开展外交。甲午战争以来，中日矛盾成了中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苏英矛盾则是苏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当时，日本侵华势力的威胁远远大于英国侵华势力的威胁，但是，中国南方革命政府受苏联影响，将中国外交战略同苏联外交战略绑在一起，将反英作为外交的重中之重，事实上替苏联分担压力。受反英宣传的影响，北伐军占领南京后，一些北伐军人武装袭击外国领事馆、教堂和商社，打死英、美、法、意等国６人，打伤数十人。特别是英国领事被北伐军士兵拉到市中心用青龙刀斩首示众，英国领事夫人被２７名北伐军士兵轮奸至重伤，此外还有上百名外国妇女被北伐军士兵强奸，英美野蛮报复，打死南京市民2000多人。在中英关系严重恶化之时，日本对东三省的渗透日益深入，从容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后来，中国联合美英苏法等共同抗日，抗日外交时期成为近代以来、新中国成立前结交大国朋友最多的时期，也成为外交成果最多的时期。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逐步进入全方位的当代外交时代。当代中国外交时代是千年中国外交史上影响最大、空间最大、成就最大的时代。香港和澳门的收回、入世谈判和奥运外交、世博外交的成功，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等等，一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奇耻大辱，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春秋战国时代的外交基本以现在的中国地域为舞台，秦汉唐宋的外交基本以现在的亚洲地域为舞台。当代中国外交则以整个世界为舞台，哪里有人类活动，哪里就有中国的影响。当然，当代中国外交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一系列挑战，每个中国人都期待着当代中国外交能在世界舞台上演好一幕幕新的威武雄壮、有声有色、影响长远的活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