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香奈儿136号:从鞠躬到握手：中国千年外交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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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鞠躬到握手：中国千年外交的历史轨迹
袁南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里南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2011年09月23日16:18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
中国外交自产生到现在已几千年，先后经历了古代外交、近代外交、现代外交和当代外交时代。厘清千年中国外交演变的基本轨迹，阐明不同时代外交的本质特征、基本区别、历史作用和重大启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本文试图作一尝试。
【夷务外交时代：国力越强越能韬光养晦】
中国古代外交叫夷务，所以，直到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清政府官修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汇编，书名仍叫《筹办夷务始末》。中国外交起源于现在中国大地上汉族政权与其他政权之间的交往，包括汉族不同政权之间的交往，如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交往。
夷务外交思想的核心是夷夏观，也称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认为华夏以外的地区皆为夷狄。夷夏观视中国为天下中心，周边四夷和远近邻邦理应如百川入海般前来朝贡，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为中华文化所同化。这一观念自秦汉以来便深入人心，成为国人的思维定式和心理积淀，其余绪直至现代仍有出现。如十年动乱期间响彻全球的“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等宣传口号，可见一斑。
夷务外交体制是千年相沿的所谓朝贡体制，这是蕴含着强烈的等级和尊卑意识的大一统理念在外交制度上的折射和反映，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呈放射状、用朝贡—回赐方式维系的国际关系。朝贡体制的政治意义是首要的，经济意义是次要的。在朝贡中附带进行一些贸易，称为朝贡贸易，或者叫做贡舶贸易、勘合贸易。朱元璋一坐上龙椅，便急忙通过朝贡制度，将四夷外国纳入“华夷一统”框架，重塑自己“抚驭万国”、“光被四表”的宗主形象。他“分遣使者奉诏书往谕诸国”，以天朝上国之君的身份，要求诸国“尊事中国”，他的口气比任何一位美国总统的口气都大。例如，他公开宣称：“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宇如一。”“自古为天下主者，视天地所覆载，日月所照临，若远若近，生人之类，无不欲其安土而乐迁。然必以中国治安而后四方外国来附。”（《明太祖实录》卷53，洪武三年六月丁丑）更有甚者，他钦定《太清歌》，歌词曰：“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东西。”（《明史》卷63，《乐三》第15688页）朝贡体制作用至少有三：一是通过对朝贡国的封赏使皇威远播；二是四夷外国通过朝贡表达对中国皇帝天下共主地位的认同；三是获得强大中国的承认是东方不少国家君主合法化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通过册封、赏赐和援助，维持了东方稳定。
相对于后来的洋务外交时代和国务外交时代，夷务时代的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世界舞台上地位最高。著名外交史学家唐德刚说：“中国朝廷就是古代东方的联合国”，“ 甚至20世纪才出现的‘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和‘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组织的构想，在我们的战国时代亦已萌芽”。夷务外交早期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外交思想精彩纷呈、硕果累累的时代，管子主张霸权秩序的外交思想，老子和平主义的外交思想，孔子主张中庸和谐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孟子干涉主义的外交思想，孙子的伐交和谍交思想，张仪苏秦主张合纵连横的均势外交思想等，至今仍有明显的影响。“举凡今日西方所发展的，各种涉及国际关系的概念和实践，我国古籍中，无不行行具备。”秦汉以后，夷务外交以大一统外交的面貌出现，“我国的传统的外交学理和外交行政，在秦始皇以后便转向一个新的方向。它所致力的，不再是以国际之间平等竞争为对象，而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宇宙国家的中央政府，对周遭无数小王国所发生的作用……因此一个强大而又有‘仲裁特权’（arbitrational power）的汉、唐、宋、元、明、清的朝廷，往往却是维持他们之间和平共存的力量。”（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店，1999年版）
夷务外交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之一是国力越强盛，就越能韬光养晦，越能理性妥协，从而越能有所作为。例如，强大的汉唐时代，是和亲外交最活跃的时代，昭君出塞、文成入藏，一代代天子把公主们一个个外嫁到“番邦”，却没有见到皇帝身边有几个洋贵妃。对中原王朝来说，和亲外交基本上只有“出口”，没有“进口”，时人并不怎么指责这种不对等的外交是“把社稷安危系于女人的胸脯之上”。更有甚者，唐太宗李世民在打败突厥前甚至向突厥称臣12年！当时也并没有几个清流和愤青高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然而，“自宋以来，君子好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曾国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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