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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进入中国的四个“第一”
2010年03月29日 08:21:14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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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但实际上，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已经有不少先行者在向国人零零散散地介绍马克思主义了——
中国报刊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资本论》的时间是1899年4月
文献检索表明，中国报刊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资本论》的时间是1899年4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他的中国秘书蔡尔康共同编译的《相进相争之理》，作为《大同学》专栏第三章发表在《万国公报》第123期上，文章写道：“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克偲，主于资本者也。”此处的“马克偲”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于资本者也”，指的是马克思著有《资本论》一书。
最早对《资本论》进行简要介绍的书籍是《近世社会主义》。该书不是中国人自己的著述，其原作者系日本的福井准造，由留日学生赵必振翻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2月出版。该书对《资本论》极为推崇，指出：“马陆科斯（马克思——引者注）之《资本论》为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为研究服膺之经典。”与此同时，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2号第11期发表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将《资本论》列为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书单。 　　朱执信是中国介绍《资本论》的第一人
中国人写作的第一篇较为详细介绍和评介《资本论》的文章是《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该文系著名资产阶级革命派理论家朱执信撰写，发表在1906年《民报》的第2、3号上。在3000字篇幅中，他着重谈了《资本论》的主要观点，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的重要著述，称赞“马尔克此论（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引者注），为社会学者所共尊，至今不衰”。此后，朱执信还撰写和翻译了一些介绍《资本论》的文章。可以这么说，朱执信是中国介绍《资本论》的第一人，也是十月革命以前，在中国“宣传、介绍《资本论》最突出的一位”。
1908年陕西籍同盟会员创办了《夏声》杂志，在该杂志第3号上发表了署名侠魔的文章《二十世纪之新思潮》，这篇文章也介绍了《资本论》的光辉思想。1911年天津出版的《维新人物考》中，有专门一章写马克思，明确指出“其最为著名的著作为《产业》（即《资本论》——引者注）”。与此同时，孙中山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在上海中华大戏院的演讲中称赞马克思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孙中山还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指出：马克思“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     十月革命前，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鲜为人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更是凤毛麟角，这就决定了马克思及其《资本论》的传播只能是处于一般介绍的阶段。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只是把《资本论》作为西方学理中的一种介绍到中国来，以期引起知识界人士的反响，但效果是不太明显的。尽管如此，毕竟为十月革命后的广泛传播做了很好的铺垫，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人们对《资本论》的认知障碍，其功不可没
李大钊是“我国认真研究《资本论》的第一人”
十月革命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反思西方思潮，一批具有敏锐目光和时代精神的知识精英，通过自己的思考和比较，率先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因此，《资本论》在这一时期，就作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圣经”，被有目的地广泛传播。其中，直接或间接论及甚至较为系统地研究马克思及其《资本论》的相关文章就常有发表，譬如，介绍马克思的革命思想、《资本论》的写作过程、《资本论》的某些观点等。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这两篇文章中，李大钊较为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历史地位和主要内容。人们赞誉他“是我国认真研究《资本论》的第一人，他在这篇著名的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引者注）中首先宣传了《资本论》的基本思想”。
在此期间，进步知识分子和革命志士创办刊物、印发传单、组织社团、撰写发表文章、进行演说，对《资本论》乃至马克思主义进行积极宣传和初步的研究。其中，陈独秀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他所撰写的《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批评》，都对《资本论》的内容有较多的介绍，对马克思及《资本论》的宣传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对马克思《资本论》的释疑解惑方面，也出现过大量的论著，以帮助人们对《资本论》理论本身的理解。北京《晨报》副刊开设“马克思研究专栏”，1919年6月2日至11月11日共138次连载了柯祖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即考茨基著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同年《建设》也刊登了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该书于1920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到1922年共出过四版。社会主义研究社也在1919年9月出版了李汉俊根据日文版转译马尔西（即马克思——引者注）著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见上图）。该书将“马克思经济学说底骨子即商品、价值、价格、剩余价值，以及资本和劳动底关系，用很通俗的方法说明了出来，说得这样平易而又说得这样得要领”。这两本书是当时重要的《资本论》启蒙书与入门书，对《资本论》乃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应用起了不小的作用。1919年11月，作为中国南方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的杨鲍安以《世界学说》为题，发表了2万多字的译述文章，介绍西方各流派的哲学和社会学说，其中最重要也是最长的一篇是《马克斯主义》。文章一开始就指出：“自马克斯（即马克思——引者注）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在1920年被捕入狱后，仍然积极无畏地宣传马克思和《资本论》，他在狱中写的《检厅日录》中说“五月三十一日。晚间全体会，讲演会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六月四日。……讲演会继续由周恩来讲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六月七日。……周恩来继续讲马克思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今天马氏学说已讲完了。”周恩来的精神，极大激励了先进的中国人学习、研究和宣传《资本论》。
1936年6月，中国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近70年后才有了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
为了更好地学习和传播《资本论》的基本思想，研究者日渐掀起了翻译《资本论》的高潮。研究表明，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的德文翻译组所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是国内最早的中文译本。1932年，北平国际学社出版了署名为王慎明、侯外庐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上册。1936年6月，世界名著译社出版了署名为玉枢、右铭的《资本论》第1卷中册和下册。至此，《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已经诞生了。中国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近70年后才有了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可见其翻译的难度之大。
中国第一个三卷本《资本论》正式出版于1938年。这是郭大力、王亚南数年如一日，历经千辛万苦合作翻译的。特别值得赞颂的是，郭大力、王亚南二人在完成了《资本论》三卷本的翻译后，又马不停蹄地着手作为《资本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翻译，并于1949年5月在上海实践出版社出版。至此，作为马克思《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全部出齐面世。这为马克思主义和《资本论》的研究、传播创建了一个良好而科学的平台。（李军林，作者为湖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