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香港旅游旅游团价格:兵谏的政治诉求——辛亥革命启示录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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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谏的政治诉求——辛亥革命启示录之五
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38期 出版日期2011年09月26日 订阅《新世纪》|注册财新网 滦州兵谏并无太多革命性质，纯粹是体制内抗争 马勇
- 湖北军政府的政治诉求，实际是迫使清廷在君主立宪和铁路国有两个方面适度让步。
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关键，但由于后来的民国历史将“革命”弄成了关键词，因而武昌起义的性质，也就总是往“革命”靠：那些新军下层军官或士兵组织的读书会，成了很早就觉悟的革命组织，武昌起义的最初目的就是要推翻清廷推翻帝制，就是要重建一个汉民族的共和国，就连清廷命官黎元洪，一出场也是参加革命。
这种泛革命化的表达固然有意义，但毫无疑问与历史真实略有差距。武昌首义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省新军起义，直至滦州兵谏，其性质只是体制内抗争，其目的就是希望清廷遵从民意，改正错误，重回君主立宪的正确轨道。这是研究辛亥革命的关键，否则就不容易理解这场大变动的意义。
新军起事两大动因
引发武昌起义的因素只有两点，一是1911年5月8日发布的责任内阁名单。这个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君主立宪国家的名单，不幸被既得利益集团弄成了一个亲贵内阁，十三个内阁成员中，竟然有九个来自皇室或皇族，来自平民或军功出身的汉人，只有四个。这个比例显然失衡，因为按照改革前中央各部院“双轨制”配置，如果内阁成员为十三人的话，那么非皇室、皇族的成员不应少于六人，占百分之五十稍弱。现在，清廷假借改革的名义大肆收权，这怎能不让以汉人为主体的南北新军郁闷？
第二触发点是引起举国震动的铁路国有化政策。按理说这原本是个好政策，对于化解各地铁路建设中的混乱局势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都有很重要的防范作用。尤其是针对四川川汉铁路公司筹集大量民间资金而不修路，应该说是一个及时的正确举措。但是清廷的这个政策引起各省普遍反对，因为除了四川的各省虽然在铁路建设中也可能存在种种问题，但他们确实是在认真修路；现在朝廷一句话就将先前的约定一笔勾销，这无疑被民众和投资人视为不负责任，是与民争利，是国进民退。
当铁路干线国有政策酝酿时，各地民众在民族资本即中产阶级影响下，通过各种方式向朝廷表达了不满情绪，尤其是湖南人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最先站出来反对。湖南各界人士奔走呼号，上下串联，全省沸腾，舆论哗然，大家虽然弄不清政策的真实用意，但总感觉这项政策是对他们利益的剥夺。当民权意识、私有财产意识刚刚被人们接受的时候，将先前允许私人资本介入的基础建设收归国有，这当然引起有产阶层的反对。
5月14日，湖南各界最先举行万人大会，要求朝廷收回成命，维持原议，继续铁路商办政策。湖南人的强烈要求和悲情引起巡抚杨文鼎的同情，杨文鼎硬着头皮给朝廷打了一个报告，请求朝廷稍作让步，至少不要激化矛盾。然而朝廷在盛宣怀等人误导下，自以为既然政策的出发点是对的，就没有退让的道理，反过来要求杨文鼎强硬对待，不准聚会不准串联，试图以镇压的办法将一切反抗铁路国有的人压制下去。朝廷的强硬并没有化解湖南的危机，相反到了6月初，湖南局势几近失控，省咨议局议员全体愤而辞职，全省学堂相继罢课，全省商人一律罢市。
与湖南山水相连的湖北，较湖南的反应更早更强烈。4月26日，当湖北人获悉清廷可能要出台这个政策时，就推举咨议局议长汤化龙赴京请愿。临行前，数千人在咨议局举行欢送大会，演讲者将这项政策比喻为卖国政策，指责清廷将大好河山奉送给列强，与其让腐败政府丧权辱国卖国，不如推翻腐败政府，寻找一条救国新路。说者伤心，闻者堕泪。群情激昂中，留日学生江元吉割肉血书，以“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存路救国”十六个大字激励湖北人民。
湖北新军就是湖北人的子弟兵；湖南、湖北，又是湖广总督辖下的一个行政单元，两省的政情不能不引起两湖新军的高度关注。
- 01新军起事两大动因
- 02湖北军政府的政治底线
- 03中央军致命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