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香港怎么还有人闹独立:我记忆中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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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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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日期：201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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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50后记忆中的毛泽东时代（一）
在现在的社会中，人们都有着很多的不满，比如对不断攀高的物价，对越来越悬殊的贫富差别，对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还有就是对十恶不赦的腐败现象，人们只要聚在一起，对这些现象总有着说不完的话题。于是人们都很自然地想要改变，关于中国未来向何处去的问题，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声音值得注意：怀念过去毛泽东的时代。这些人的理由是，那个年代比现在好多了，没有腐败，没有不公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简单，都是革命同志，不用请客送礼，也没必要走后门。所有的人都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个信仰，生活虽然很紧，但大家都一样，没什么不平衡的。于是有一种情绪在渲泄：怀念毛泽东时代。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情绪的确有着一定的释放空间。如今唱红歌浪潮很有市场，其中的许多人可能动机很单纯，这些歌曲是过去的年代经常唱的，耳熟能详，朗朗上口，就是出于一种怀旧的情绪。而对于许多权威的组织者说来，其目的也许就不那么简单了，红歌中有相当的比重是颂扬红太阳的，当年个人崇拜的代表性曲目赫然在列。在影视作品中，扮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现在也相当走红，为纪念毛诞辰120周年的系列电影“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已经开始投入拍摄，想必这是个不小的政治工程。其中将披露毛在建国后视察黑龙江、安徽、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山东、河南、江苏、浙江、江西、河北等地的情景，要拍12集，可谓盛况空前啊。据说是要叙述毛泽东对人民的关怀之情和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热爱之情，各主流媒体已经有意识地进行重点报导和推介，其用意自然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过去的那个年代真的那么值得怀念，那位曾经被亿万国人顶礼膜拜的世纪伟人，建国后的功过是非真的要进行重新评价吗?在网上看到著名作家梁晓声就这种思潮说的一段话：“80年代初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一尊神像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结束了一个神化的时代。现在我感觉到又有一种思潮，似乎要重新把这尊神送回到原来的神坛上。如果十年之后的中国真的再回到当初那个样子的话，那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作为和这位作家基本算是同一时代的人，我很理解他说这番话的确切含义，也对此很有同感。然而我当然也知道，那些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没有亲身感受过毛泽东时代的70后、80后、乃至90后的年轻人，肯定对过去的状况是模糊不清的。于是，才想到了作为一个那个年代的亲历者，应该将自己视角之中的那个年代的记忆写出来，与年轻朋友们分享一下，或许会起到澄清某些似是而非问题的一点作用吧。
那是个极端个人崇拜的年代。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从小受到的就是红色教育，所谓红色教育，除了战争年代的革命传统教育内容之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到了文革十年，个人崇拜做到了极致。从后来披露的史实资料知道，这其实是林彪为实现他的个人野心对毛泽东个人的蒙骗和利用手段之一，但这样的事情没有毛本人的同意或默许，自然也是无法得逞的。记得那时我正在上中学，学校的桌椅都被造反派打砸抢给毁了，我们每天上学要自带小板凳，口袋里装个(毛主席)语录本，其他的课本都没有。上学就是开各种内容的批斗会，大到批刘少奇、邓小平，小到批本校走资派、黑帮分子，那时的批判稿基本都是千篇一律，前面一部分是模式化的对领袖的崇拜，诸如万岁、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一类的肉麻之词，后面就是一些空洞的革命口号，以及一些极端的歇斯底里用语，例如批倒批臭、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遗臭万年等。那时的学生尽管不上文化课，每天要完成的文字量也是很大的，各种批判稿、歌颂伟大领袖的文章、各种红色电影、样板戏的观后感等等，名目实在是不少。但细想起来，那时的文章却又好写得很，因为不论什么内容的文章，前面颂扬伟大领袖的内容至少要占去一半的篇幅。
当一个社会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极致，生活中就会涌现各种各样的荒唐景象。围绕着个人崇拜的政治景观，社会上出现了极大的特殊需求。例如当时的印刷厂每年最大的生产任务就是印刷毛主席著作，各种名目的全集、选集、选读、语录、读本、诗词、老三篇、老五篇等等，新华书店的柜台全部被毛的作品所占领。记得当时大部分的学习时间都消耗在这些读物之中，当年像我一样可以流利地背诵整本语录、全套诗词、以及老五篇等重点文章的人，绝对是个相当吓人的庞大人群。当时盛行佩戴毛的像章，全国的人没有人不戴这种像章，因为这已经和革命与否、忠诚与否联系到了一起。因为没戴毛的像章，或是戴反了，戴歪了，就因此获罪的，大有人在啊。很多人开始在像章的样式上表忠心了，开始是铝质的小像章，以后发展到搪瓷的、钢铁的大像章，记得当时我就收集了几百枚各式各样的毛像章。据说，文革之后仅金属回收站就曾收集了成吨的此类像章。
当时的国人真是像对皇上一样地崇拜毛泽东，以被这位伟人接见为人生的至高荣耀。在那样的神话教育中，包括我在内，相信有太多的人情愿付出生命的代价，来赢取被毛接见的机会呀。这样的崇拜甚至延续到毛本人告别了这个世界，记得1976年9月9日下午四点，全国停止了所有活动，都静静地收听中央台的广播。那是领袖逝世的讣告啊，但对于当时的全国人民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啊。我当时边听着广播边想，不万寿无疆吗，怎么会逝世呢?太不可思议了呀!回想起来，那段日子真是头脑一片空白，国家的希望在哪里?中国的航船没有了舵手，这不要触礁的吗?心里真是异常空虚。试想，那样一个被架在神坛上的伟人，突然间也会和常人一样被疾病夺去了生命，这样无情的事实，戳穿了太多的迷信和谎言，如何能够让这些始终生活在个人崇拜的现代迷信中的人们面对呢?
在那个个人崇拜的年代，善良的中国人真是可怜，尽管生活得很辛苦，每天的温饱经常没有着落，几代人挤在一间小屋里，但他们却从不怀疑共产主义的信仰，因为那是领袖的教导，自然是不会错的。甚至那些开国元勋，即便已经成为阶下囚，他们还是坚信主席知道了一定会救他们出去的。这是个怎样的人间悲剧啊，前些年我们打击邪教，我就想：当年的个人崇拜就是当代中国最大的邪教，害死了多少人、迷惑了多少人啊。凡是搞个人崇拜的人，最怕的当然就是被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回想起来，当时的国人如同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领袖一个最高指示，全民立马上街游行、拥护、庆祝，贯彻落实不过夜。当时惟一的信息渠道就是广播，而广播中传出的就是北京的声音、毛的声音，哪里知道那些声音的本质大都是欺骗呢。过了好多年之后，我们终于从噩梦中醒来，知道了许多真实的事情，学会了辩证地认识问题，理性地批判伟人的功与过。毛泽东生前说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赶走了蒋介石，发动了文革。前一件事情让中国人真正站了起来，而后一件事情却让同胞们真实地在地狱里走了一遭。对于这个毁誉参半的人，当然不用崇拜了，但对他也是绝不可能忘记的!
一个50后记忆中的毛泽东时代(二)
那是个宁愿“吃草”的疯狂年代。
从过去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对短缺记忆犹新。那是个买什么都受到限制、都要出示票证的年代，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就连过年才供应的花生、香油，也要有相应的票证才能买到。当时因为是处在一个极端崇拜的年代，国人对这种现象当然并不会多想，反而依然会有一种感恩的情怀：“还是社会主义好啊，国家物资这么紧张，还想着能让百姓尝尝鲜，这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崇拜又添上了几分。要是放在现在，起码要多想一层：为何国家的物资总是这么紧张呢?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原因是什么?这样的社会制度真的很优越吗?而在当年那个年代里，被迷信蛊惑的情况下百姓的思维方式不可能这么开放，，他们的头脑被牢固地倍现代迷信固化了。由此可明白领袖为何要走上神坛的道理，在那样跟着挥手前进的状态下，“继续革命”才能够得到亿万民众的响应嘛，多善良的中国百姓啊。
后来的大量历史事实证明，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走过了一段极其危险的路，伟大领袖好大喜功的偏好，被一大批领导干部所窥见。于是在全国范围兴起的浮夸之风猖獗，亩产万斤、十万斤的放卫星奇迹不断涌现出来。在那段十几年的岁月中，我们的目标不断地倍刷新，先是要超过英国，以后又决心赶上美国。最流行也最长国人志气的一句口号，就是那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然而，土地是认真的，你进行了怎样的耕耘，我就给你怎样的收成。那些了解领袖喜好和脾气的各级干部自然知道，实事求是的原则尽管是领袖当年倡导的，但如今已经坐了江山，当然愿意听到更多的丰功伟绩呀。于是，各方神圣竞相表演了各自的假大空绝技。
领袖心目中最关心粮食和钢铁，那就先创造出高潮迭出的亩产奇迹，形成全民大练钢铁的独特景观，来证明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吧。这中间也许的确没有什么阴谋，这大概是我们这个体制下领导干部的一种本能和下意识，就是要不择手段地让上级和领袖高兴。于是在上级领导和记者到来之前，连夜将上百亩地里产出的麦子堆在一亩地上，造成亩产奇迹的现实。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领袖喜欢啊，因此尽管假造的景象破绽百出，大家都愿意相信这就是真实的奇迹。难得的是，伟大、英明、卓越的领袖居然也就信了，全国人民自然也愿意相信这难以置信的奇迹。当年，我们崇敬的科学家钱老还特地在报上撰文，论证这个奇迹的真实可信。在全民大练钢铁的运动中，同样是捷报频出啊。为了将钢铁产量搞上去，为了解决生产原料的不足，我们那些具有高度觉悟的百姓，又拿出了战争年代奋勇支前的热情，把自己家的锅呀、盆呀，凡是铁质的物件都奉献了出来，塞进了小高炉，成就了一块块的铁疙瘩。此时的冶金专家都闭嘴了，他们实在不能泼冷水啊，他们明知这样炼出的东西根本不是钢，完全是自欺欺人的。然而他们知道这样的话是犯忌的，触犯了龙威，是要被打入地狱的呀。于是在全民欢腾的喜庆氛围下，我们自己心目中的超英目标算是实现了。
然而，这样的好大喜功、假大空、浮夸的极端行为，自然是不可能长久的，也必然要受到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惩罚的。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高烧刚退，六十年代初的自然灾害就给了国人致命的一击。按说，依照国家的账本核算，这点小灾根本就不算什么，这几年万斤田产出的粮食根本吃不完嘛。各级政府还是按照虚高的统计数字在收公粮，地方干部为了不让自己的虚夸现眼，只能拼命地逼着农民将家里仅存的一点口粮也交了公粮。国家更是对各地方的税负坚挺不让。地方的家底那么厚，国家集中起来才能办大事嘛。如此上逼下压，可怜的农民实在挺不住了，装潢门面、寅吃卯粮的大食堂早已断炊，他们只能靠吃野菜、树皮度日，更惨的就只好离乡背井，逃荒要饭了。据后来披露出的数字，那几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四千万人。这个数字的确有些骇人听闻，这可是发生在和平年代啊，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总人数也没有这么多啊。然而这样的惨剧却在我们引以为荣的新中国成为了现实，尽管领袖还是那么伟大，党还是那么光荣正确。
公正的说，那段日子的悲剧不能全记在毛泽东一个人的账上，尽管作为一国之首席，他毕竟也是个悲剧的角色。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如果他接受了那位刚正不阿的彭大将军的忠言直谏，或者上溯到当年对人口学家马寅初的错误批判，如果不是这些贻害深重的阶级斗争事件，又怎能酿成后来我们整个民族的一连串噩梦呢?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当年对彭德怀元帅右倾错误的批判是在党的会议上进行的，所作出的政治决议，也是中央政治局正式表决通过的。那些当年举手的人有些是违心的，但在如此大是大非面前，违心地举手是否说明我们的政治体制出了问题，当毛个人的盲目崇拜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家正常的政治决策呢?在后来对文革运动的清算中，当时作出的决议都把这笔账记在了林彪、四人帮的头上，这样的结论自然有其局限性的。因为对毛的崇拜是在几十年的岁月中逐渐形成的，将其请下神坛也必须是个渐进的过程，太过突然，普通百姓势必难于接受，毕竟反差太大了。林彪、私人帮则是前台的跳梁小丑，先把他们的假面具扒下来，对于最终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自然是必须的过程。后来，党在1981年6月通过的“建国以来的历史决议”，基本还原了这段历史，但显然还留下了一些更深层的课题要待日后逐一化解的。
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思维方式，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的确正面的东西十分有限。三面红旗带给我们这个民族的危害是几千万条鲜活生命的代价，而后来的十年浩劫更是登峰造极，毛泽东将他的继续革命推向了极致，为了粉碎他头脑中哪个莫须有的“阴谋”，他不惜将全国人民拉来充当炮灰，将全国都当成了阶级斗争的战场。刚刚开始恢复的国民经济，又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十年，群众造走资派的反，学生造老师的反，甚至连社会主义的“草”也起来造资本主义“苗”的反了。完全是个是非颠倒的年代，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学生不上课了。全国人民群情激昂，真的相信革命可以代替生产，吃社会主义的草一样可以干革命。这就是现代迷信的力量，现代之中国，惟有毛泽东可以有如此非凡的政治能量，将全国人们都搞得神魂颠倒、如梦如痴。回到“怀念毛泽东”这个话题上来，一些人是否觉得，现今的社会腐败已是病入膏肓，只有当年毛泽东那样的神力，才会挽狂澜于即倒吧。显然，这样的想法并不现实，还是那句话，没有神仙皇帝，迷信和神话更是靠不住的，改变中国的现实，还是要靠国人自己啊。
一个50后记忆中的毛泽东时代(三)
那是个阶级斗争的年代。
过去的那个时代有着鲜明的阶级斗争烙印。从1950年建国伊始，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就没有停歇过。毛泽东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凶险恐怖的画面：“阶级敌人还在那里磨刀霍霍，地富反坏右及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我们和他们的斗争永远是你死我活的”。于是，从镇压反革命(镇反)开始，接着是三反、五反，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1959年的反右倾，揪出了仗义执言、为民请命的彭大将军，搞出了个莫须有的“军事俱乐部”，将对三面红旗有意见的人统统打入另册。六十年代初，刚度过困难时期，又搞了人人自危的四清运动。接着，就是暗无天日的十年文化大革命。
1965年末，毛泽东感到党内有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许多做法不满，于是从文艺批判入手，酝酿了一场空前的政治大劫难。由姚文元奉命撰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发端，那场摧毁了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的政治悲剧在中华大地上演了，毛泽东亲自题写了造反有理四个大字，贴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他以红司令自居，号令红卫兵小将向一切权威开战，从共和国主席、开国元勋，直到基层的大队书记、小学校长，统统靠边站，被当作走资派批倒批臭。那场运动在毛泽东的亲自导演和指挥下，十年中打倒了当年跟随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几乎全部亲密战友，在他临终之际所信任的除了他的夫人、亲侄之外，仅剩下几个投机钻营的秀才和造反派头目。这场政治大浩劫冲击到了中国的每一个家庭，当时最响亮的一个口号就是，亲不亲，阶级分。红色血统论风靡一时，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无一幸免地被划入黑五类，就连中小学生也严格地划清阶级界限。出身好的贫下中农及工人子弟，顿时在学校扬眉吐气，而那些出身不好的孩子则处于灰溜溜的境地，见人矮三分。
记得那时要经常填写各种名目的登记表，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家庭出身，我的家庭不是贫下中农和工人，祖父解放前是在当时的政府中做事的小职员，属于“未划”一类，不算出身不好的子女，比不上那些出身好的腰杆硬，至少不用灰溜溜的。想起来，当时那么幼小的年龄，就要背负如此沉重的阶级斗争压力，真是太不人道了。当时，造反派成为了整个社会的主宰，每个人都以加入造反派为荣，能够戴上一个造反派的袖标，这个人的精气神顿时就提了起来。在那种阶级斗争的氛围中，随处可见黑帮分子在毛泽东像前低头请罪，所有单位的领导都被停职检查了，造反派成了这场斗争的胜利者。然而，在那场运动中，风向是经常变化的，转瞬之间，造反派就成了保皇派，昨天还在耀武扬威，今天可能也加入到了黑帮的行列。后来，人们也习惯了，连那么亲密的战友都要暗地下黑手，堂堂的副统帅也是反党集团的头子，如此残酷的阶级斗争，谁又能搞得清楚呢?
文革开始那年我才十二岁，结束的时候我已经22岁了。在那十年中，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风雨搞得人们灰头土脸、蒙头转向。心中剩下惟一的信条就是，紧跟伟大领袖，伟人挥手我前进就不会错的。也许这就是老人家搞这场运动的目的之一吧，众人皆醉我独醒，老百姓不必那么明白，让干啥就干啥就是了，这样的江山才会永保万年牢嘛。如此的算盘，也许我们那个邻居家的父子还在打吧，愚民政策啊，够狠的呀。那年月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阶级敌人就在我们身边，走资派还在走。于是，每个人说话办事都提心吊胆，生怕那句话说走嘴了，被别人揭发批判，带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那可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呀。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彼此都是带着面具保护着自己，藏起自己真实的一面，千方百计地防范别人、所有人。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凄惨岁月，国人没有任何安全的保障。即便是夫妻、父子关系，也会因派系的不同而顷刻间反目，甚至断绝关系，成为横眉冷对的敌手。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那段历史似乎已经离我们很久远了，但想到了当年那些无比残酷的阶级斗争场景，内心还是有些不寒而栗。历史的教训太深刻了，那样的日子的确不是正常人所能承受的，有人却想回到那个年代，大概是吃错药了吧?!
一个50后记忆中的毛泽东时代(四)
那个时代有值得留恋的吗?
经过那个年代的人肯定不会极端地认为，那是个一无是处的年代，是个暗无天日的年代，是个穷凶极恶、丑陋不堪的时代。实事求是的说，在那个承载着我们这一代人全部的童年、少年和青春记忆的时代中，还是有许多美好的记忆，有许多即便在今天也弥足珍贵的东西难以忘怀。之所以讲起这样的话题，是因为那些曾经很普通但却很美好的东西现在却几乎完全消失了，以致有些人偏激地发出“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声音。理性地思考一下，我们就会理解他们这些情绪渲泄的潜台词，他们是在用这种方式在呼唤那些我们生活中美好的传统，在表达他们对当下社会中腐败现象的厌恶和愤恨之情。
有句话说的好：“有些东西只有当真正失去的时候，才会感到它的珍贵和美好。”想当年，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曾经为生长在毛泽东时代而无比自豪。那种情感是淳朴而真挚的，并非完全是被极左思潮毒害之后的梦呓。理性地说，在那个时代，尽管毛泽东推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搞了极端的个人崇拜，否定了人的物资第一需要，但总是不能将建国后的三十年全盘否定吧，历史毕竟是不能割裂的。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一切，毕竟都是建立在当初那个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呀。而我们现在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与丢掉了以前许多好的东西不无关系。这里，就试着盘点一下那个时代的美好记忆吧。
1、简单、淳朴、真挚的同志情
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彼此的称呼上就能够感到很亲近，那时人们不论职务高低、年龄大小，一律以同志相称。不像现在都称呼官衔，或者就是先生、小姐之类的称谓，表面看是尊称，似乎更文明，但却是将彼此的等级和距离拉开了。这还仅仅是字面上的差别，依我这个过来人的理解，“同志”称谓的内涵，还有彼此志同道合的深切涵义呢，它是从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共患难的战友情谊中延续下来的。按说，其中的确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用新的称呼取而代之自然无可厚非。因此，由当初的同志称谓改为现在这些有距离的尊称，从道理上说，似乎是反映了时代的进步。但从我个人的感觉上说，还是觉得不如同志叫得那么自然和亲切。而两个时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差别，实在是大大地拉大了。比如结婚成家这件事吧，当年都是单位同事在一起搞个仪式，领导贺个词，大家送些脸盆、暖瓶等日用品，大家开心地乐一乐、起起哄就完了。回家后亲人们吃个饭说几句祝福的话，人生大事就宣告成功了。哪像如今这般复杂，背负着越来越重的人情债，真是自找苦吃。到了这种时候，也许有人就会由衷地慨叹到，还是以前好啊。
2、激越、火热的精神力量
有人这样形容当年那个时代是个“火红的年代”，其中固然有些浮夸、狂热、好大喜功的成分，但人们之所以还很怀念当年的那种精神状态，当然不是出于对那时极左路线的留恋了，而是那个年代人们普遍具有的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太难得了。我也当过知青，在农村经历过磨难，但我对当年的选择并不后悔，因为我真的很享受当年那种火热的奔赴战场般的动情氛围。尽管后来知道是受了极左路线的害，但却让我的人生积累更厚重了，因此我至今仍然发自内心地感谢那段难忘的经历。当年的大寨铁姑娘、大庆的王铁人，那些至今印象深刻的时代偶像，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激励作用，远非今天的刘德华等巨星所能比拟。那时的物质条件的确非常匮乏，但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可贵的精神力量，帮助我们国人苦中作乐，走过了那段日子。现在生活好了，但人们却不觉得多么幸福，牢骚和不满也更多了。原因何在呢?分析起来固然非常复杂，但简单的道理却摆在那里：我们太高估金钱的作用了，这把双刃剑如果用得不好，同样也是能伤人害己的呀。
3、官兵一致的干部作风
记得在六十年代流传着许多官兵一致的故事，如“将军与士兵”、“将军当农民”等，讲述的当然是身经百战的老将军下连队当普通一兵、将军退休回乡当农民种田一类的故事。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典型很多，社会上盛行官民打成一片、领导要和老百姓一样过普通人的生活。哪像现在呀，官民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了，官大一级压死人。当了官，就会有人恭维你，给你送礼，讨你的好。而你为了当更大的官，自然也要向比你更高的领导送礼和讨好，以去除各种可能的晋升障碍。这样的风气已经盛行于整个官场，蔓延至整个社会环境，于是官本位盛行。
全社会的人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当官是职业取向的最优选择，因为它意味着稳定、有保障的职业状态，殷实并有许多灰色来源的收入状况，获得权力从而无限放大既得利益的诱人机会等。于是，一个奇特的职业选择景观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自己的职业前途锁定在官场，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怪异现象。在西方国家，公务员具有某种社会公益性质，想做官是要放弃许多个人利益的，要接受相当透明、近乎苛刻的社会监督，那些在乎个人利益的人是不可能做此选择的，从而和我们这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老人家当年曾形象地将官民关系比喻为鱼和水，而现在的官民关系又如何呢?有人愤愤地说是鲨鱼和小鱼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口中餐、囊中物。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人民怎能不留恋那个真正实现了官民鱼水情的年代呢?
4、周总理代表的好领导形象
记得那年刚刚粉碎了“四人帮”之后，开始风行怀念老一辈的歌曲，每当“锈金匾”的乐曲奏响，台上台下哭声一片。这是人们在此这种方式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呢。周恩来是共和国的首任总理，他在二十六年的总理任上，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全国人民操劳了一辈子。他太杰出、太卓越、太全面了。而留给百姓最深刻的印象还是他的亲民形象，在文革那样的特殊年代，他作为总理尽力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中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保护了那么多的开国元勋和各类杰出人才，为后来的拨乱反正、国家振兴做了重要的人才铺垫。他在自己也成了批判对象的情况下，仍然能忍辱负重，为民族和国家的大业勉力支撑着。周恩来是那个年代领导干部的杰出代表，民间亦流行着大量领导与百姓心贴心的美好佳话。
而在后来的日子里，当年的公仆逐渐演变成了这个社会上最为光鲜、崇高的无冕贵族。他们每天工作在媒体的镜头前，成了黄金时间新闻联播节目的领衔主演。他们出行要警车开道、专机接送，饮食要特供，社会上食品安全问题严重，化学毒品、地沟油大行其道，他们完全置若罔闻，反正他们的餐桌上是安全的。前两天，央视财经的王牌主持当众出丑，皆因他向美国驻华大使提出了为何乘坐经济仓的疑问。因为这位名主持知道，按红头文件的规定，正厅级的领导出门就要坐头等仓了，怎么美国的正部级却坐经济仓?太不可思议了呀，真是因为美国欠中国的钱太多了，而故意选择了低调吗?坦白地说，这位名主持挺冤的，他也许真没留意中美两国的高官对花纳税人的钱在态度上的本质区别呀。这也许只能用特定的中国国情来遮羞吧。
5、雷锋精神的全民普及
那位可爱的小战士，他的生命之花仅绽放了22年就凋谢了，但老人家“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却让他的年轻生命得以在亿万同胞的生命中得到了延续。那是个以助人为乐的年代，人人以学雷锋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从年幼的红领巾拾金不昧，到年长的领导干部身体力行做百姓公仆。当年的社会风气如今已成为绝唱，如今的街头经常出现老人跌倒没人管的场景，旁观者惟恐避之不及。因为生怕因为好心助人却被诬陷，成为无辜的“肇事者”。为此卫生部还专门对此做了若干规定，成为当今社会文明奇观的悲哀写照。有人就此发问：如果雷锋叔叔还活着，他会作何感想呢?他肯定会彻底晕掉了，他不可能明白，这几十年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竟然使曾经那么和谐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如此颠覆性的改变呢?许多人在呼唤雷锋精神的回归，然而，人们自然又明白这样的道理：精神文明的建设是要日积月累、身体力行的，如果那些高官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但实际的表现却是处处展现特权的滥用，人们又如何建立起“我为人人”的文明价值观呢?
6、劳动光荣的价值观
当年盛行的许多价值观，现在都被这个越来越注重既得利益的社会所抛弃了。比如当年流行的一首歌曲“我们工人有力量”，唱的那样豪情满怀，一直传唱至今。它彰显的其实是当年奉行的“劳动光荣”的价值观啊，那是个工农兵当家作主的年代，尽管也出现过不那么尊重知识、忽视了科技也是生产力的一面，但其弘扬的尊重普通劳动者的社会精神却是值得称道的。改革开放之初重新恢复了高考之后，大学生的身份受到了社会越来越普遍的认可和追捧，孩子将来要上大学、上重点大学，几乎成了所有家长高度一致的家庭诉求，以致倾其所有，从幼儿园的角逐开始，就踏上了漫漫的应试征途。这些年大学越来越多了，大学的招生人数也在不断加码。而经历了二十多年寒窗苦读的大学生，自然不满足于当个蓝领的普通劳动者，他们要进高档写字楼，要进垄断国企或外企当白领，或是去挤那座考公务员的独木桥，走仕途，做能养尊处优的人上人。
时代的职业价值观已经在悄然发生着质的变化，年轻人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为耻，以从事体力劳动为耻，以低端的服务身份为耻。于是，在各地的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各种“人才危机”，环卫工人荒、技术工人荒、建筑工人荒、家政人员荒……这样的的危机自然给渴望进城做工的农民兄弟提供了机会，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填补了体力劳动者的空白。而许多城里的年轻人，宁可在家闲着“啃老”，也不愿意去干一份能养活自己，但却有失颜面的体力活。的确让人感叹时代的巨大变化啊，当年，能够当个工人，穿上厂里发的劳动布工作服，每天能带着饭盒去厂里上班，这样的场景是多少年轻人所向往的啊。工人是那个时代最值得自豪的职业，尽管后来的那场浩劫极端地让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毁坏了工人阶级的一世英名，但不管怎样，劳动光荣、工人的职业很平凡但依然光荣的传统和价值观，却是应该恢复和崇尚的。
任何时代，都有着它矛盾着的两面性。过去的那个毛泽东时代，因为错误地坚持了阶级斗争的政治路线，无视发展生产力的硬道理，用那些蛊惑人心的手段迷惑了国人去热衷于整人、窝里斗，致使国家的经济基础险遭绝境。因此那个时代成了许多人不堪回首的噩梦，这才有了改革开放的改朝换代，才有了如今国人的小康生活状况。然而还是有许多人怀念过去的那个时代，因为人们对今天社会中的许多现象很反感，甚至是愤慨，比如悬殊的贫富差距，严重的社会腐败，丑陋的特权阶层等等。如此大的反差，造就了人们越来越强烈的逆反心理情绪，这大概才是人们怀念过去的一个主要因素吧。然而，时代前进的步伐是无法阻挡的，倒退更是没有出路的。现实的选择还应该是，正视现实的问题，理性地面对不同时期的优与劣，每个人都能从自身的现实出发，充当社会进步的促进派，在做好自己的同时，也能以自己的方式履行一个公民的责任。相信明天，相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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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的社会中，人们都有着很多的不满，比如对不断攀高的物价，对越来越悬殊的贫富差别，对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还有就是对十恶不赦的腐败现象，人们只要聚在一起，对这些现象总有着说不完的话题。于是人们都很自然地想要改变，关于中国未来向何处去的问题，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声音值得注意：怀念过去毛泽东的时代。这些人的理由是，那个年代比现在好多了，没有腐败，没有不公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简单，都是革命同志，不用请客送礼，也没必要走后门。所有的人都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个信仰，生活虽然很紧，但大家都一样，没什么不平衡的。于是有一种情绪在渲泄：怀念毛泽东时代。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情绪的确有着一定的释放空间。如今唱红歌浪潮很有市场，其中的许多人可能动机很单纯，这些歌曲是过去的年代经常唱的，耳熟能详，朗朗上口，就是出于一种怀旧的情绪。而对于许多权威的组织者说来，其目的也许就不那么简单了，红歌中有相当的比重是颂扬红太阳的，当年个人崇拜的代表性曲目赫然在列。在影视作品中，扮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现在也相当走红，为纪念毛诞辰120周年的系列电影“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已经开始投入拍摄，想必这是个不小的政治工程。其中将披露毛在建国后视察黑龙江、安徽、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山东、河南、江苏、浙江、江西、河北等地的情景，要拍12集，可谓盛况空前啊。据说是要叙述毛泽东对人民的关怀之情和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热爱之情，各主流媒体已经有意识地进行重点报导和推介，其用意自然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过去的那个年代真的那么值得怀念，那位曾经被亿万国人顶礼膜拜的世纪伟人，建国后的功过是非真的要进行重新评价吗?在网上看到著名作家梁晓声就这种思潮说的一段话：“80年代初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一尊神像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结束了一个神化的时代。现在我感觉到又有一种思潮，似乎要重新把这尊神送回到原来的神坛上。如果十年之后的中国真的再回到当初那个样子的话，那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作为和这位作家基本算是同一时代的人，我很理解他说这番话的确切含义，也对此很有同感。然而我当然也知道，那些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没有亲身感受过毛泽东时代的70后、80后、乃至90后的年轻人，肯定对过去的状况是模糊不清的。于是，才想到了作为一个那个年代的亲历者，应该将自己视角之中的那个年代的记忆写出来，与年轻朋友们分享一下，或许会起到澄清某些似是而非问题的一点作用吧。
那是个极端个人崇拜的年代。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从小受到的就是红色教育，所谓红色教育，除了战争年代的革命传统教育内容之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到了文革十年，个人崇拜做到了极致。从后来披露的史实资料知道，这其实是林彪为实现他的个人野心对毛泽东个人的蒙骗和利用手段之一，但这样的事情没有毛本人的同意或默许，自然也是无法得逞的。记得那时我正在上中学，学校的桌椅都被造反派打砸抢给毁了，我们每天上学要自带小板凳，口袋里装个(毛主席)语录本，其他的课本都没有。上学就是开各种内容的批斗会，大到批刘少奇、邓小平，小到批本校走资派、黑帮分子，那时的批判稿基本都是千篇一律，前面一部分是模式化的对领袖的崇拜，诸如万岁、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一类的肉麻之词，后面就是一些空洞的革命口号，以及一些极端的歇斯底里用语，例如批倒批臭、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遗臭万年等。那时的学生尽管不上文化课，每天要完成的文字量也是很大的，各种批判稿、歌颂伟大领袖的文章、各种红色电影、样板戏的观后感等等，名目实在是不少。但细想起来，那时的文章却又好写得很，因为不论什么内容的文章，前面颂扬伟大领袖的内容至少要占去一半的篇幅。
当一个社会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极致，生活中就会涌现各种各样的荒唐景象。围绕着个人崇拜的政治景观，社会上出现了极大的特殊需求。例如当时的印刷厂每年最大的生产任务就是印刷毛主席著作，各种名目的全集、选集、选读、语录、读本、诗词、老三篇、老五篇等等，新华书店的柜台全部被毛的作品所占领。记得当时大部分的学习时间都消耗在这些读物之中，当年像我一样可以流利地背诵整本语录、全套诗词、以及老五篇等重点文章的人，绝对是个相当吓人的庞大人群。当时盛行佩戴毛的像章，全国的人没有人不戴这种像章，因为这已经和革命与否、忠诚与否联系到了一起。因为没戴毛的像章，或是戴反了，戴歪了，就因此获罪的，大有人在啊。很多人开始在像章的样式上表忠心了，开始是铝质的小像章，以后发展到搪瓷的、钢铁的大像章，记得当时我就收集了几百枚各式各样的毛像章。据说，文革之后仅金属回收站就曾收集了成吨的此类像章。
当时的国人真是像对皇上一样地崇拜毛泽东，以被这位伟人接见为人生的至高荣耀。在那样的神话教育中，包括我在内，相信有太多的人情愿付出生命的代价，来赢取被毛接见的机会呀。这样的崇拜甚至延续到毛本人告别了这个世界，记得1976年9月9日下午四点，全国停止了所有活动，都静静地收听中央台的广播。那是领袖逝世的讣告啊，但对于当时的全国人民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啊。我当时边听着广播边想，不万寿无疆吗，怎么会逝世呢?太不可思议了呀!回想起来，那段日子真是头脑一片空白，国家的希望在哪里?中国的航船没有了舵手，这不要触礁的吗?心里真是异常空虚。试想，那样一个被架在神坛上的伟人，突然间也会和常人一样被疾病夺去了生命，这样无情的事实，戳穿了太多的迷信和谎言，如何能够让这些始终生活在个人崇拜的现代迷信中的人们面对呢?
在那个个人崇拜的年代，善良的中国人真是可怜，尽管生活得很辛苦，每天的温饱经常没有着落，几代人挤在一间小屋里，但他们却从不怀疑共产主义的信仰，因为那是领袖的教导，自然是不会错的。甚至那些开国元勋，即便已经成为阶下囚，他们还是坚信主席知道了一定会救他们出去的。这是个怎样的人间悲剧啊，前些年我们打击邪教，我就想：当年的个人崇拜就是当代中国最大的邪教，害死了多少人、迷惑了多少人啊。凡是搞个人崇拜的人，最怕的当然就是被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回想起来，当时的国人如同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领袖一个最高指示，全民立马上街游行、拥护、庆祝，贯彻落实不过夜。当时惟一的信息渠道就是广播，而广播中传出的就是北京的声音、毛的声音，哪里知道那些声音的本质大都是欺骗呢。过了好多年之后，我们终于从噩梦中醒来，知道了许多真实的事情，学会了辩证地认识问题，理性地批判伟人的功与过。毛泽东生前说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赶走了蒋介石，发动了文革。前一件事情让中国人真正站了起来，而后一件事情却让同胞们真实地在地狱里走了一遭。对于这个毁誉参半的人，当然不用崇拜了，但对他也是绝不可能忘记的!
一个50后记忆中的毛泽东时代(二)
那是个宁愿“吃草”的疯狂年代。
从过去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对短缺记忆犹新。那是个买什么都受到限制、都要出示票证的年代，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就连过年才供应的花生、香油，也要有相应的票证才能买到。当时因为是处在一个极端崇拜的年代，国人对这种现象当然并不会多想，反而依然会有一种感恩的情怀：“还是社会主义好啊，国家物资这么紧张，还想着能让百姓尝尝鲜，这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崇拜又添上了几分。要是放在现在，起码要多想一层：为何国家的物资总是这么紧张呢?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原因是什么?这样的社会制度真的很优越吗?而在当年那个年代里，被迷信蛊惑的情况下百姓的思维方式不可能这么开放，，他们的头脑被牢固地倍现代迷信固化了。由此可明白领袖为何要走上神坛的道理，在那样跟着挥手前进的状态下，“继续革命”才能够得到亿万民众的响应嘛，多善良的中国百姓啊。
后来的大量历史事实证明，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走过了一段极其危险的路，伟大领袖好大喜功的偏好，被一大批领导干部所窥见。于是在全国范围兴起的浮夸之风猖獗，亩产万斤、十万斤的放卫星奇迹不断涌现出来。在那段十几年的岁月中，我们的目标不断地倍刷新，先是要超过英国，以后又决心赶上美国。最流行也最长国人志气的一句口号，就是那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然而，土地是认真的，你进行了怎样的耕耘，我就给你怎样的收成。那些了解领袖喜好和脾气的各级干部自然知道，实事求是的原则尽管是领袖当年倡导的，但如今已经坐了江山，当然愿意听到更多的丰功伟绩呀。于是，各方神圣竞相表演了各自的假大空绝技。
领袖心目中最关心粮食和钢铁，那就先创造出高潮迭出的亩产奇迹，形成全民大练钢铁的独特景观，来证明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吧。这中间也许的确没有什么阴谋，这大概是我们这个体制下领导干部的一种本能和下意识，就是要不择手段地让上级和领袖高兴。于是在上级领导和记者到来之前，连夜将上百亩地里产出的麦子堆在一亩地上，造成亩产奇迹的现实。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领袖喜欢啊，因此尽管假造的景象破绽百出，大家都愿意相信这就是真实的奇迹。难得的是，伟大、英明、卓越的领袖居然也就信了，全国人民自然也愿意相信这难以置信的奇迹。当年，我们崇敬的科学家钱老还特地在报上撰文，论证这个奇迹的真实可信。在全民大练钢铁的运动中，同样是捷报频出啊。为了将钢铁产量搞上去，为了解决生产原料的不足，我们那些具有高度觉悟的百姓，又拿出了战争年代奋勇支前的热情，把自己家的锅呀、盆呀，凡是铁质的物件都奉献了出来，塞进了小高炉，成就了一块块的铁疙瘩。此时的冶金专家都闭嘴了，他们实在不能泼冷水啊，他们明知这样炼出的东西根本不是钢，完全是自欺欺人的。然而他们知道这样的话是犯忌的，触犯了龙威，是要被打入地狱的呀。于是在全民欢腾的喜庆氛围下，我们自己心目中的超英目标算是实现了。
然而，这样的好大喜功、假大空、浮夸的极端行为，自然是不可能长久的，也必然要受到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惩罚的。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高烧刚退，六十年代初的自然灾害就给了国人致命的一击。按说，依照国家的账本核算，这点小灾根本就不算什么，这几年万斤田产出的粮食根本吃不完嘛。各级政府还是按照虚高的统计数字在收公粮，地方干部为了不让自己的虚夸现眼，只能拼命地逼着农民将家里仅存的一点口粮也交了公粮。国家更是对各地方的税负坚挺不让。地方的家底那么厚，国家集中起来才能办大事嘛。如此上逼下压，可怜的农民实在挺不住了，装潢门面、寅吃卯粮的大食堂早已断炊，他们只能靠吃野菜、树皮度日，更惨的就只好离乡背井，逃荒要饭了。据后来披露出的数字，那几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四千万人。这个数字的确有些骇人听闻，这可是发生在和平年代啊，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总人数也没有这么多啊。然而这样的惨剧却在我们引以为荣的新中国成为了现实，尽管领袖还是那么伟大，党还是那么光荣正确。
公正的说，那段日子的悲剧不能全记在毛泽东一个人的账上，尽管作为一国之首席，他毕竟也是个悲剧的角色。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如果他接受了那位刚正不阿的彭大将军的忠言直谏，或者上溯到当年对人口学家马寅初的错误批判，如果不是这些贻害深重的阶级斗争事件，又怎能酿成后来我们整个民族的一连串噩梦呢?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当年对彭德怀元帅右倾错误的批判是在党的会议上进行的，所作出的政治决议，也是中央政治局正式表决通过的。那些当年举手的人有些是违心的，但在如此大是大非面前，违心地举手是否说明我们的政治体制出了问题，当毛个人的盲目崇拜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家正常的政治决策呢?在后来对文革运动的清算中，当时作出的决议都把这笔账记在了林彪、四人帮的头上，这样的结论自然有其局限性的。因为对毛的崇拜是在几十年的岁月中逐渐形成的，将其请下神坛也必须是个渐进的过程，太过突然，普通百姓势必难于接受，毕竟反差太大了。林彪、私人帮则是前台的跳梁小丑，先把他们的假面具扒下来，对于最终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自然是必须的过程。后来，党在1981年6月通过的“建国以来的历史决议”，基本还原了这段历史，但显然还留下了一些更深层的课题要待日后逐一化解的。
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思维方式，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的确正面的东西十分有限。三面红旗带给我们这个民族的危害是几千万条鲜活生命的代价，而后来的十年浩劫更是登峰造极，毛泽东将他的继续革命推向了极致，为了粉碎他头脑中哪个莫须有的“阴谋”，他不惜将全国人民拉来充当炮灰，将全国都当成了阶级斗争的战场。刚刚开始恢复的国民经济，又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十年，群众造走资派的反，学生造老师的反，甚至连社会主义的“草”也起来造资本主义“苗”的反了。完全是个是非颠倒的年代，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学生不上课了。全国人民群情激昂，真的相信革命可以代替生产，吃社会主义的草一样可以干革命。这就是现代迷信的力量，现代之中国，惟有毛泽东可以有如此非凡的政治能量，将全国人们都搞得神魂颠倒、如梦如痴。回到“怀念毛泽东”这个话题上来，一些人是否觉得，现今的社会腐败已是病入膏肓，只有当年毛泽东那样的神力，才会挽狂澜于即倒吧。显然，这样的想法并不现实，还是那句话，没有神仙皇帝，迷信和神话更是靠不住的，改变中国的现实，还是要靠国人自己啊。
一个50后记忆中的毛泽东时代(三)
那是个阶级斗争的年代。
过去的那个时代有着鲜明的阶级斗争烙印。从1950年建国伊始，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就没有停歇过。毛泽东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凶险恐怖的画面：“阶级敌人还在那里磨刀霍霍，地富反坏右及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我们和他们的斗争永远是你死我活的”。于是，从镇压反革命(镇反)开始，接着是三反、五反，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1959年的反右倾，揪出了仗义执言、为民请命的彭大将军，搞出了个莫须有的“军事俱乐部”，将对三面红旗有意见的人统统打入另册。六十年代初，刚度过困难时期，又搞了人人自危的四清运动。接着，就是暗无天日的十年文化大革命。
1965年末，毛泽东感到党内有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许多做法不满，于是从文艺批判入手，酝酿了一场空前的政治大劫难。由姚文元奉命撰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发端，那场摧毁了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的政治悲剧在中华大地上演了，毛泽东亲自题写了造反有理四个大字，贴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他以红司令自居，号令红卫兵小将向一切权威开战，从共和国主席、开国元勋，直到基层的大队书记、小学校长，统统靠边站，被当作走资派批倒批臭。那场运动在毛泽东的亲自导演和指挥下，十年中打倒了当年跟随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几乎全部亲密战友，在他临终之际所信任的除了他的夫人、亲侄之外，仅剩下几个投机钻营的秀才和造反派头目。这场政治大浩劫冲击到了中国的每一个家庭，当时最响亮的一个口号就是，亲不亲，阶级分。红色血统论风靡一时，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无一幸免地被划入黑五类，就连中小学生也严格地划清阶级界限。出身好的贫下中农及工人子弟，顿时在学校扬眉吐气，而那些出身不好的孩子则处于灰溜溜的境地，见人矮三分。
记得那时要经常填写各种名目的登记表，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家庭出身，我的家庭不是贫下中农和工人，祖父解放前是在当时的政府中做事的小职员，属于“未划”一类，不算出身不好的子女，比不上那些出身好的腰杆硬，至少不用灰溜溜的。想起来，当时那么幼小的年龄，就要背负如此沉重的阶级斗争压力，真是太不人道了。当时，造反派成为了整个社会的主宰，每个人都以加入造反派为荣，能够戴上一个造反派的袖标，这个人的精气神顿时就提了起来。在那种阶级斗争的氛围中，随处可见黑帮分子在毛泽东像前低头请罪，所有单位的领导都被停职检查了，造反派成了这场斗争的胜利者。然而，在那场运动中，风向是经常变化的，转瞬之间，造反派就成了保皇派，昨天还在耀武扬威，今天可能也加入到了黑帮的行列。后来，人们也习惯了，连那么亲密的战友都要暗地下黑手，堂堂的副统帅也是反党集团的头子，如此残酷的阶级斗争，谁又能搞得清楚呢?
文革开始那年我才十二岁，结束的时候我已经22岁了。在那十年中，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风雨搞得人们灰头土脸、蒙头转向。心中剩下惟一的信条就是，紧跟伟大领袖，伟人挥手我前进就不会错的。也许这就是老人家搞这场运动的目的之一吧，众人皆醉我独醒，老百姓不必那么明白，让干啥就干啥就是了，这样的江山才会永保万年牢嘛。如此的算盘，也许我们那个邻居家的父子还在打吧，愚民政策啊，够狠的呀。那年月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阶级敌人就在我们身边，走资派还在走。于是，每个人说话办事都提心吊胆，生怕那句话说走嘴了，被别人揭发批判，带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那可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呀。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彼此都是带着面具保护着自己，藏起自己真实的一面，千方百计地防范别人、所有人。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凄惨岁月，国人没有任何安全的保障。即便是夫妻、父子关系，也会因派系的不同而顷刻间反目，甚至断绝关系，成为横眉冷对的敌手。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那段历史似乎已经离我们很久远了，但想到了当年那些无比残酷的阶级斗争场景，内心还是有些不寒而栗。历史的教训太深刻了，那样的日子的确不是正常人所能承受的，有人却想回到那个年代，大概是吃错药了吧?!
一个50后记忆中的毛泽东时代(四)
那个时代有值得留恋的吗?
经过那个年代的人肯定不会极端地认为，那是个一无是处的年代，是个暗无天日的年代，是个穷凶极恶、丑陋不堪的时代。实事求是的说，在那个承载着我们这一代人全部的童年、少年和青春记忆的时代中，还是有许多美好的记忆，有许多即便在今天也弥足珍贵的东西难以忘怀。之所以讲起这样的话题，是因为那些曾经很普通但却很美好的东西现在却几乎完全消失了，以致有些人偏激地发出“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声音。理性地思考一下，我们就会理解他们这些情绪渲泄的潜台词，他们是在用这种方式在呼唤那些我们生活中美好的传统，在表达他们对当下社会中腐败现象的厌恶和愤恨之情。
有句话说的好：“有些东西只有当真正失去的时候，才会感到它的珍贵和美好。”想当年，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曾经为生长在毛泽东时代而无比自豪。那种情感是淳朴而真挚的，并非完全是被极左思潮毒害之后的梦呓。理性地说，在那个时代，尽管毛泽东推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搞了极端的个人崇拜，否定了人的物资第一需要，但总是不能将建国后的三十年全盘否定吧，历史毕竟是不能割裂的。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一切，毕竟都是建立在当初那个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呀。而我们现在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与丢掉了以前许多好的东西不无关系。这里，就试着盘点一下那个时代的美好记忆吧。
1、简单、淳朴、真挚的同志情
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彼此的称呼上就能够感到很亲近，那时人们不论职务高低、年龄大小，一律以同志相称。不像现在都称呼官衔，或者就是先生、小姐之类的称谓，表面看是尊称，似乎更文明，但却是将彼此的等级和距离拉开了。这还仅仅是字面上的差别，依我这个过来人的理解，“同志”称谓的内涵，还有彼此志同道合的深切涵义呢，它是从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共患难的战友情谊中延续下来的。按说，其中的确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用新的称呼取而代之自然无可厚非。因此，由当初的同志称谓改为现在这些有距离的尊称，从道理上说，似乎是反映了时代的进步。但从我个人的感觉上说，还是觉得不如同志叫得那么自然和亲切。而两个时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差别，实在是大大地拉大了。比如结婚成家这件事吧，当年都是单位同事在一起搞个仪式，领导贺个词，大家送些脸盆、暖瓶等日用品，大家开心地乐一乐、起起哄就完了。回家后亲人们吃个饭说几句祝福的话，人生大事就宣告成功了。哪像如今这般复杂，背负着越来越重的人情债，真是自找苦吃。到了这种时候，也许有人就会由衷地慨叹到，还是以前好啊。
2、激越、火热的精神力量
有人这样形容当年那个时代是个“火红的年代”，其中固然有些浮夸、狂热、好大喜功的成分，但人们之所以还很怀念当年的那种精神状态，当然不是出于对那时极左路线的留恋了，而是那个年代人们普遍具有的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太难得了。我也当过知青，在农村经历过磨难，但我对当年的选择并不后悔，因为我真的很享受当年那种火热的奔赴战场般的动情氛围。尽管后来知道是受了极左路线的害，但却让我的人生积累更厚重了，因此我至今仍然发自内心地感谢那段难忘的经历。当年的大寨铁姑娘、大庆的王铁人，那些至今印象深刻的时代偶像，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激励作用，远非今天的刘德华等巨星所能比拟。那时的物质条件的确非常匮乏，但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可贵的精神力量，帮助我们国人苦中作乐，走过了那段日子。现在生活好了，但人们却不觉得多么幸福，牢骚和不满也更多了。原因何在呢?分析起来固然非常复杂，但简单的道理却摆在那里：我们太高估金钱的作用了，这把双刃剑如果用得不好，同样也是能伤人害己的呀。
3、官兵一致的干部作风
记得在六十年代流传着许多官兵一致的故事，如“将军与士兵”、“将军当农民”等，讲述的当然是身经百战的老将军下连队当普通一兵、将军退休回乡当农民种田一类的故事。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典型很多，社会上盛行官民打成一片、领导要和老百姓一样过普通人的生活。哪像现在呀，官民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了，官大一级压死人。当了官，就会有人恭维你，给你送礼，讨你的好。而你为了当更大的官，自然也要向比你更高的领导送礼和讨好，以去除各种可能的晋升障碍。这样的风气已经盛行于整个官场，蔓延至整个社会环境，于是官本位盛行。
全社会的人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当官是职业取向的最优选择，因为它意味着稳定、有保障的职业状态，殷实并有许多灰色来源的收入状况，获得权力从而无限放大既得利益的诱人机会等。于是，一个奇特的职业选择景观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自己的职业前途锁定在官场，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怪异现象。在西方国家，公务员具有某种社会公益性质，想做官是要放弃许多个人利益的，要接受相当透明、近乎苛刻的社会监督，那些在乎个人利益的人是不可能做此选择的，从而和我们这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老人家当年曾形象地将官民关系比喻为鱼和水，而现在的官民关系又如何呢?有人愤愤地说是鲨鱼和小鱼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口中餐、囊中物。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人民怎能不留恋那个真正实现了官民鱼水情的年代呢?
4、周总理代表的好领导形象
记得那年刚刚粉碎了“四人帮”之后，开始风行怀念老一辈的歌曲，每当“锈金匾”的乐曲奏响，台上台下哭声一片。这是人们在此这种方式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呢。周恩来是共和国的首任总理，他在二十六年的总理任上，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全国人民操劳了一辈子。他太杰出、太卓越、太全面了。而留给百姓最深刻的印象还是他的亲民形象，在文革那样的特殊年代，他作为总理尽力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中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保护了那么多的开国元勋和各类杰出人才，为后来的拨乱反正、国家振兴做了重要的人才铺垫。他在自己也成了批判对象的情况下，仍然能忍辱负重，为民族和国家的大业勉力支撑着。周恩来是那个年代领导干部的杰出代表，民间亦流行着大量领导与百姓心贴心的美好佳话。
而在后来的日子里，当年的公仆逐渐演变成了这个社会上最为光鲜、崇高的无冕贵族。他们每天工作在媒体的镜头前，成了黄金时间新闻联播节目的领衔主演。他们出行要警车开道、专机接送，饮食要特供，社会上食品安全问题严重，化学毒品、地沟油大行其道，他们完全置若罔闻，反正他们的餐桌上是安全的。前两天，央视财经的王牌主持当众出丑，皆因他向美国驻华大使提出了为何乘坐经济仓的疑问。因为这位名主持知道，按红头文件的规定，正厅级的领导出门就要坐头等仓了，怎么美国的正部级却坐经济仓?太不可思议了呀，真是因为美国欠中国的钱太多了，而故意选择了低调吗?坦白地说，这位名主持挺冤的，他也许真没留意中美两国的高官对花纳税人的钱在态度上的本质区别呀。这也许只能用特定的中国国情来遮羞吧。
5、雷锋精神的全民普及
那位可爱的小战士，他的生命之花仅绽放了22年就凋谢了，但老人家“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却让他的年轻生命得以在亿万同胞的生命中得到了延续。那是个以助人为乐的年代，人人以学雷锋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从年幼的红领巾拾金不昧，到年长的领导干部身体力行做百姓公仆。当年的社会风气如今已成为绝唱，如今的街头经常出现老人跌倒没人管的场景，旁观者惟恐避之不及。因为生怕因为好心助人却被诬陷，成为无辜的“肇事者”。为此卫生部还专门对此做了若干规定，成为当今社会文明奇观的悲哀写照。有人就此发问：如果雷锋叔叔还活着，他会作何感想呢?他肯定会彻底晕掉了，他不可能明白，这几十年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竟然使曾经那么和谐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如此颠覆性的改变呢?许多人在呼唤雷锋精神的回归，然而，人们自然又明白这样的道理：精神文明的建设是要日积月累、身体力行的，如果那些高官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但实际的表现却是处处展现特权的滥用，人们又如何建立起“我为人人”的文明价值观呢?
6、劳动光荣的价值观
当年盛行的许多价值观，现在都被这个越来越注重既得利益的社会所抛弃了。比如当年流行的一首歌曲“我们工人有力量”，唱的那样豪情满怀，一直传唱至今。它彰显的其实是当年奉行的“劳动光荣”的价值观啊，那是个工农兵当家作主的年代，尽管也出现过不那么尊重知识、忽视了科技也是生产力的一面，但其弘扬的尊重普通劳动者的社会精神却是值得称道的。改革开放之初重新恢复了高考之后，大学生的身份受到了社会越来越普遍的认可和追捧，孩子将来要上大学、上重点大学，几乎成了所有家长高度一致的家庭诉求，以致倾其所有，从幼儿园的角逐开始，就踏上了漫漫的应试征途。这些年大学越来越多了，大学的招生人数也在不断加码。而经历了二十多年寒窗苦读的大学生，自然不满足于当个蓝领的普通劳动者，他们要进高档写字楼，要进垄断国企或外企当白领，或是去挤那座考公务员的独木桥，走仕途，做能养尊处优的人上人。
时代的职业价值观已经在悄然发生着质的变化，年轻人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为耻，以从事体力劳动为耻，以低端的服务身份为耻。于是，在各地的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各种“人才危机”，环卫工人荒、技术工人荒、建筑工人荒、家政人员荒……这样的的危机自然给渴望进城做工的农民兄弟提供了机会，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填补了体力劳动者的空白。而许多城里的年轻人，宁可在家闲着“啃老”，也不愿意去干一份能养活自己，但却有失颜面的体力活。的确让人感叹时代的巨大变化啊，当年，能够当个工人，穿上厂里发的劳动布工作服，每天能带着饭盒去厂里上班，这样的场景是多少年轻人所向往的啊。工人是那个时代最值得自豪的职业，尽管后来的那场浩劫极端地让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毁坏了工人阶级的一世英名，但不管怎样，劳动光荣、工人的职业很平凡但依然光荣的传统和价值观，却是应该恢复和崇尚的。
任何时代，都有着它矛盾着的两面性。过去的那个毛泽东时代，因为错误地坚持了阶级斗争的政治路线，无视发展生产力的硬道理，用那些蛊惑人心的手段迷惑了国人去热衷于整人、窝里斗，致使国家的经济基础险遭绝境。因此那个时代成了许多人不堪回首的噩梦，这才有了改革开放的改朝换代，才有了如今国人的小康生活状况。然而还是有许多人怀念过去的那个时代，因为人们对今天社会中的许多现象很反感，甚至是愤慨，比如悬殊的贫富差距，严重的社会腐败，丑陋的特权阶层等等。如此大的反差，造就了人们越来越强烈的逆反心理情绪，这大概才是人们怀念过去的一个主要因素吧。然而，时代前进的步伐是无法阻挡的，倒退更是没有出路的。现实的选择还应该是，正视现实的问题，理性地面对不同时期的优与劣，每个人都能从自身的现实出发，充当社会进步的促进派，在做好自己的同时，也能以自己的方式履行一个公民的责任。相信明天，相信未来。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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