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卡车:武则天是唐太宗侍妾？李世民将其赐给儿子李治

武则天是唐太宗侍妾？李世民将其赐给儿子李治

　　核心提示：为何太宗戴了绿帽子，不对李治、武则天有所行动呢？假若我们拔高此事之意义，而从社会风气、社会心态以及政治动向三方面加以考察，则可明了个中缘由。

文章摘自《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03期 作者：卢向前 原题为《武则天与刘洎之死》

　　武则天尝为唐太宗之才人，后又为唐高宗之皇后；当武则天为才人时，宰相刘洎在贞观十九年(645)年底即已被唐太宗赐死。以此而言，武则天与刘洎之死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笔者近日得读史籍，颇疑刘洎之死与武则天及太子李治之暧昧关系有涉，其事虽是宫闱秘事，但又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状态不无关系，于是抉隐发微，撰成此文，求教大方，以助谭兴云。

　　《资治通鉴》卷二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十月条称：

　　乙卯，百官上表请立中宫。乃下诏曰：“武氏门着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

　　陈寅恪先生曾称高宗此诏以武比于西汉“配元生成”之王政君，“欲盖弥彰，事极可笑”。但实在的，高宗之诏，似乎并未掩饰其与武则天之关系。“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当然是高宗对武则天当时情状之评价，此自不待说。然诏中“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句，似指高宗为太子时太宗父子两人关系，其间要表达的是一种眷眷之情、拳拳之心，但联系下文，“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初看似指高宗侍从太宗，这当然也说得通，但细细推敲，却未始不含有武则天与李治两人两情相悦之关系：高宗因太宗之慈爱而得武则天之“侍从”，得武则天之侍从而两人“弗离朝夕”，以至于“圣情鉴悉，每垂赏叹”。因了这样的关系，最终“遂以武氏赐朕”。依此而言，太宗在世的时候，武则天对于李治的侍妾关系便已经确定下来，不待武则天之第二次入宫也。

　　但是，对于这样的关系，或许有“为尊者讳”的意思在里面，一些记载便也语焉不详，如《旧唐书》卷六《武则天皇后纪》载：“初，武则天年十四，时太宗闻其美容止，召入宫立为才人。及太宗崩，遂为尼，居感业寺。大帝于寺见之，复召入宫，拜昭仪。”《新唐书》卷四《武则天纪》称：“太宗崩，后削发为比丘尼，居于感业寺。高宗幸感业寺，见而悦之，复召入宫，久之，立为昭仪，进号宸妃。”武则天居感业寺为尼，高宗“于寺见之”、“见而悦之”，则似乎两人偶尔得见，仅为邂逅。其潜台词便是，两人事先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存乎其间——这当然不是历史的真相。

　　《唐会要》与《资治通鉴》的记载稍微客观一些，《唐会要》卷三《皇后》条称：

　　高宗皇后王氏永徽元年正月立为皇后，六年十月十三日废为庶人。

　　天后武氏，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崩，太宗闻武士女有才貌，召入宫以为才人。时上在东宫，因入侍，悦之。太宗崩，随嫔御之例出家为尼感业寺。上因忌日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潜然。

　　时萧良娣有宠，王皇后恶之，乃召入宫，潜令长发，欲以间良娣之宠。

　　这样的记载虽使人有疑似之惑，但高宗、武则天两两相见，“武氏泣，上亦泣”，或“武氏泣，上亦潜然”，总能说明两人曾经有过交往，而使人读来以《立武后诏》中之语为事实。而《资治通鉴》的记载亦略同。

　　那么，李治和武则天关系的确立在什么时候呢？据《立武后诏》所说，当然是在太宗在世之时，亦即李治“昔在储贰”之际。但我们能够把这一时间说得更确切一些。宋人程大昌所撰之《考古编》卷一○“立武后”条称：“高宗欲易置中宫，顾命大臣合力竭谏，皆不之听，竟废王氏，立武氏。武，故太宗才人也，而立之，其于世间公议，若略无畏惮者矣。然其立诏曰：‘武氏往以才行，选人后庭，誉重椒闹，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故(笔者案：政字之误)君之锡，已经八载；必能训范六宫，母仪万姓。可立为皇后。’”

　　此记载与《资治通鉴》可互相补充而成相对完整的文字：“武氏门着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人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之锡，已经八载；必能训范六宫，母仪万姓。可立为皇后。”是诏完璧与否，我们已无从知晓，而引起我们注意的则是《考古编》中“事同政君之锡，已经八载”之语。

　　据《资治通鉴》，唐高宗《立武后诏》颁于永徽六年(655)十月，以此往前推八年，则为贞观二十一年(647)十月以前[相隔八年为贞观二十年(646)]。也就是说唐太宗把自己的才人武则天赏赐给其子李治，在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死前两年，或许竟在三年之前。

　　而恰恰在贞观二十年，我们看到了武则天和李治厮混所具备的时间条件。《旧唐书》卷八○《褚遂良传》称：“(贞观)二十年，太宗于寝殿侧别置一院，令太子居，绝不令往东宫。”当贞观二十年之时，唐太宗竟然在寝殿之侧，“别置一院，令太子居，绝不令往东宫”。这就是《立武后诏》中“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之注脚。当时，李治虚岁十九，武则天年龄稍长一些，但约略相当②。妙龄男女，同处一地，做些出轨之事，亦在情理之中。而唐太宗竟因此而将武氏赏赐于太子李治，则其社会开放程度可为高矣。

　　相对于唐太宗的豁达大度、唐高宗的开放大胆，褚遂良的态度则显得吞吞吐吐。据其所谏之疏，看似以君臣大道之礼仪立论，但其中亦当含有提醒太宗在饮食男女方面应该防患于未然之意，而太宗亦竟听从了褚遂良之谏。

　　但是，李治与武则天的这种暖昧关系的发生，确在此时么？笔者以为，贞观二十年左右之际，只是事件发展的一个阶段，其“狐媚偏能惑主”状况的最初发生，大约还要更早一些，具体地说，就是在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征辽，而李治留守定州之时。于是我们就要导入刘洎之死与武则天的关系问题了。

　　关于刘洎之死，千百年来，众说纷纭，其关键在于对《旧唐书》卷七四《刘洎传》下段记载之看法：

　　太宗征辽，令洎与高士廉、马周留辅皇太子定州监国，仍兼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太宗谓洎曰：“我今远征，使卿辅翼太子，社稷安危之机，所寄尤重，卿宜深识我意。”洎进曰：“愿陛下无忧，大臣有愆失者，臣谨即行诛。”太宗以其妄发，颇怪之，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败，深宜诫慎，以保终吉。”十九年太宗辽东还，发定州，在道不康。洎与中书令马周入谒，洎、周出，遂良传问起居。洎泣曰：“圣体患痈，极可忧惧。”遂良诬奏之曰：

　　“洎云国家之事不足虑，正当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诏问其故。洎以实对，又引马周以自明。太宗问周，周对与洎所陈不异。遂良又执证不已，乃赐洎自尽。洎临引决，请纸笔欲有所奏，宪司不与。洎死，太宗知宪(司)不与纸笔，怒之，并令属吏。云云。

　　此段文字据《资治通鉴》所称，乃为《实录》之记载，但古人的着眼点多在褚遂良是否“诬奏”上，司马光以道德人品立论，兀自不信“忠良正直”的褚遂良竟有诬告之勾当。《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十九年十二月条《考异》称“此事中人所不为，遂良忠直之臣，且素无怨仇，何至如此？盖许敬宗恶遂良，故修《实录》时以洎死归咎于遂良耳云云”。而宋人孙甫、苏轼亦有同样的看法。

　　现代人的着眼点与司马光辈大有不同，他们往往从政治大局出发来看待褚遂良是否谮杀刘洎的问题。比如吕思勉先生就指出褚遂良谮诬刘洎为事实，而唐太宗杀之自有别故；汪先生提出太宗之所以杀刘洎在于“刘洎与李治素不同心”，而褚遂良则投合了太宗顾忌心理，于是刘洎不得不死；王元军先生发挥了汪先生的观点，针对各家以为许敬宗借修《实录》之机而诬蔑褚遂良的说法，提出贞观十九年的《实录》并非许氏所修，而褚遂良谮杀刘洎应是事实，褚遂良之所以有这样的举动，原因还在于刘洎不利于李治的顺利接班。

　　司马光等人的观点显然不对，当政治斗争尖锐复杂时，人们的是非曲直观念并不能仅仅以人品道德标准来衡量，如褚遂良，依《旧唐书》卷六○史臣所言，他非但诬陷了刘洎，而且对吴王恪、宗室李道宗也下了手。以此而论，汪等先生从政治着眼的观点自是棋高一着，褚遂良实在有诬告刘洎之动机与目的。

　　但笔者以为，政治因素只是根本原因，在太宗诛杀刘洎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下面，还有一些直接原因：征辽失败，使太宗有发泄的对象，这原因不言自明；而另一个原因则千百年来均未曾引起过人们的注意，那就是太子李治与太宗后宫嫔妃相厮混，其中便包括才人武氏。李治与后宫厮混这样的宫闱秘事当然不能公之于众，但太宗与褚遂良君臣也只是心照不宣，马周先是证褚遂良之伪、辩刘洎之诬，但一旦风闻刘洎案与世民李治父子争风有关，也只能是缄默不语了。

　　李治与太宗后宫厮混纯属宫闱秘事，直接的证据我们只能提出武则天，其他的蛛丝马迹倒还有一些。《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称：

　　初，太宗之世有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尝密召淳风，以访其事。

　　淳风曰：“臣据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逾三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歼尽。”帝曰：“疑似者尽杀之，如何？”淳风曰：“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无辜。且据上象今已成，复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属。更三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虽受终易姓，其于陛下子孙，或不甚损。今若杀之，即当复生，少壮严毒，杀之立雠。若如此，即杀戮陛下子孙，必无遗类。”太宗善其言而止。

　　此段所记李淳风议论，纯为赞颂其好生之德，实在形同谶纬，但在迷信的外表下，揭示的却是李治淫乱后宫的事实。观李淳风“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且“已是陛下眷属”，即可略知一二。尤可注意者，为太宗之言，“疑似者尽杀之”，说明太宗当时还不知道具体对象。《旧唐书·刘洎传》云：“洎临引决，请纸笔欲有所奏，宪司不与。洎死，太宗知宪(司)不与纸笔，怒之，并令属吏。”由此我们大约可以知晓刘洎“欲有所奏”的是什么内容，而“宪司不与”纸笔，恐怕也不是他们自作主张。当然，在这个时候，太宗还是不知道具体对象，他的震怒也是必然的了。

　　实际上，刘洎应该担负有监察李治之责任。《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七年(643)闰六月条称：“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谓中书侍郎兼左庶子杜正伦曰：‘吾儿足疾乃可耳，但疏远贤良，狎昵群小，卿可察之。果不可教示，当来告我。’正伦屡谏不听，乃以上语告之，太子抗表以闻，上责正伦漏泄。对曰：‘臣以此恐之，冀其迁善耳。’上怒，出正伦为毂州刺史。及承乾败，秋七月辛卯，复左迁正伦为交州都督。”。杜正伦负有监督之责，因其漏言而左贬，此其治罪尚轻。而刘洎当与杜正伦一样，亦负有监察之职任，于是便有太宗所说的“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之语。刘洎监察不力，出了如许大事，其死亦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