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依靠阴谋与“潜规则”上台的接班人

文章摘自《勃列日涅夫传》 作者：吴伟 出版：世界知识出版社

对赫鲁晓夫的不满是一点点积蓄和扩大的，而且正像实际情况那样，是在不露声色中进行的。表面上，你看不出什么，那些最有理由对赫鲁晓夫不满的人，在发言中仍然大段大段引用他的话；他的建议不管多么稀奇古怪，中央委员会似乎都能接受并作出相应的决议；他每一次出访，几乎所有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都去隆重地迎送，并在公开场合用最热烈的语言赞美他……

但是确确实实有不少人在向赫鲁晓夫点头、微笑、鼓掌，甚至拥抱、亲吻他时，心里在默默祈盼和盘算着让他快些下台。这就需要有一个接班人。在1963年6月之前，可以或者说有资格成为接班人的候选人不下五个，但其中没有勃列日涅夫。因为按照惯例，作为第一书记的接班人除了要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之前称政治局）委员外，还必须是书记处书记。而当时勃列日涅夫缺的正是第二个条件。然而，1963年4月的一个偶然事件，不仅使勃列日涅夫在两个月后重返书记处，而且俨然成了党的第二把手，这恐怕连勃列日涅夫自己也没想到。

1963年4月中旬，苏共中央书记、主席团委员弗·罗·科兹洛夫突发脑溢血住进医院。科兹洛夫当时在党内的位置仅次于赫鲁晓夫，后者也似乎有意把这个54岁的原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培养为自己的接班人，这从让他在二十二大上作引人注目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上不难看出来。科兹洛夫比勃列日涅夫小两岁，入党比勃列日涅夫早五年。由于科兹洛夫与以列宁格勒为主的大型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联系密切，而赫鲁晓夫的几乎各项改革措施——为垦荒而加大对农业的技术设备投入、工业和建筑业的改组、裁军和发展火箭核工业——都离不开他们的支持，科兹洛夫的地位上升很快。但科兹洛夫也有他的弱点：脾气暴躁，在与同样容易冲动的赫鲁晓夫共事中自然少不了摩擦和冲突。据说，他这次突发脑溢血之前，曾与赫鲁晓夫发生激烈争执。在科兹洛夫往院后，赫鲁晓夫并没有马上找人接替他，相反他在儿子陪同下几次到医院探望科兹洛夫。只是在看到后者病情逐渐恶化、丧失说话能力、并且听医生说科兹洛夫将永远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工作之后，赫鲁晓夫才不得不开始物色接替科兹洛夫的入选。经过比较，赫鲁晓夫选中了自己的老部下勃列日涅夫。早在勃列日涅夫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时，人们就给他起了个与他的姓有点谐音的外号“巴列里纳”，即女芭蕾舞演员，意思是说他能做出你想要的各种旋转。赫鲁晓夫在想到勃列日涅夫时是不是也记起了这个外号呢？

就这样，一个人脑血管中的一次意外，改变了另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在1963年6月18～21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重新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值得注意的是，勃列日涅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并没有随即解除，直到13个月后他才把它交给了米高扬。同时，与勃列日涅夫同一天被选为中央书记的还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尼·维·波德戈尔内。再过10个月就年满70岁的赫鲁晓夫曾在不同场合流露出准备退休的想法，假如科兹洛夫身体健康，很有可能赫鲁晓夫会把第一书记的担子卸给他。现在科兹洛夫指望不上了，赫鲁晓夫召回了勃列日涅夫，又提拔了波德戈尔内，这就让人难以断定多变的赫鲁晓夫到底属意于两个人中的哪一个。当时赫鲁晓夫也许自己也没拿定主意。在1963年10月31日赫鲁晓夫接见法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摩勒时，后者问他新一代苏联领导人中谁能成为他的继承人，据说赫鲁晓夫依次提到三个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并都给他们以相当高的评价。当1964年7月中旬勃列日涅夫把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职务交给米高扬以便全力投入党务工作后，已经很少有人怀疑勃列日涅夫已经被确定为党的第二把手了。

另一方面，进入1964年春夏季，推翻赫鲁晓夫的密谋也在加紧策划中。

其间还兼任过苏联财政部长、轻工业部长。1953年3月后改任一段时间食品和轻工业部长，但到同年年底又被任命为部长会议副主席，以后又主管过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到1960年5月他成了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仅从这份并不翔实的履历表中便可看出，柯西金的确是个管理政府工作的老手和全才。

另外，他作为“苏联的经济专家”而在国际上享有的知名度，也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看来，选择柯西金接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既顺理成章，又量才适用。

相对困难些的是由谁出任地位最高、权力更大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一职。在党领导一切的政治体制下，人们真正看重的是这个职位，密谋者们首先要剥夺的也正是赫鲁晓夫的这个权力。那么由谁来当第一书记呢？当然，密谋者们具有优先权。如果这是一场军事政变，是一次准备对任何反对者实行流血处理的激烈行动，那么这个优先权是绝对的，密谋者愿意把它加在谁的身上就是谁了。问题恰恰在于密谋者不想采取流血的激烈方式，他们希望一切进行得越平静越缓和越好。因此他们就需要征求、平衡尽可能多的人的意见，当然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这样他们的优先权就只能是相对的了：

他们中的某一个人能否从赫鲁晓夫手中接过第一书记的权力，不是取决于自己的意愿而是取决于多数人的意见。在多数人看来，连党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都不是的伊格纳托夫和谢米恰斯内不够资格；而资格最老的苏斯洛夫本人又不愿意干，剩下的谢列平虽是中央书记，但不是主席团委员，更主要的是，人们对他有时掩饰不住的野心和过分的精明不大放心。当人们把选择的目光转向稍大一点的范围后发现，一个现成的人选就在身边。他就是勃列日涅夫。

看上去，勃列日涅夫具备了必要的条件：他是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有长时间在州委和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任领导的工作经验，是新一代领导人中资格比较老的。无论是在中央、在地方、还是在军界高层领导中，他都有不少故交老友占据着重要职位。单是数一数他在军界的老朋友就足以让别的书记们自叹弗如了：现任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1941年底接任南方方面军司令员后，成了当时任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勃列日涅夫的首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华沙条约国联合部队总司令格列奇科元帅和国防部副部长兼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更是与勃列日涅夫在“小地”上就建立起深厚情谊的战友；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部总监察长莫斯卡连科元帅，曾与勃列日涅夫并肩打进布拉格；他的大学同学和同事格鲁谢沃伊现在是莫斯科军区的政治部主任……能在掌握着枪杆子的人中间有这么多关系不一般的朋友。的确是一笔无价的财富。特别是在党和国家重大转折关头，这笔财富尤其显得珍贵。除此之外，勃列日涅夫在领导集团中的“人缘”也不错。他给人的印象是沉稳、敦厚、随和，不像老谋深算的政客那样阴险狡诈，也不像政治强人那样咄咄逼人。弱者感到他很可靠和安全，强者认为他好摆弄，不会形成威胁。何况以他现在在党内的实际地位，由他接任第一书记更自然，也更顺理成章。当然。作为一个大党大国的领袖，勃列日涅夫似乎缺少那种叱咤风云的魄力和坚决果断的强者风度。也许正因为如此，尝够了赫鲁晓夫的魄力和大胆行事之苦的人们，才“容忍”了勃列日涅夫的这点不足。

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少有谁相信勃列日涅夫能在第一书记的职位上长期呆下去，因为以往的历史证明，这毕竟是只为强人准备的位子。自知不是强者的人希望他坐上去，最好一直坐下去；自认为是强者的人不怕让他先坐上去，反正需要他下去的时候轻而易举就可把他轰下去。而在更多的人看来，由第二书记接替第一书记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历来如此，现在也无须破坏“规矩”。很难说这是历史的误会，传统的惯性，命运的安排，还是事物本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反正勃列日涅夫被选中来接赫鲁晓夫在党内的班了。剩下的就是什么时候跟赫鲁晓夫“摊牌”了。

最理想的时间是在11月份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因为这次全会的时间早就确定了，到时候中央委员们会自动聚集到莫斯科。这时讨论重要的人事任免问题，比把他们紧急召来，要自然、放松一些，不会给人一种“政变”的印象，起码能多少冲淡这种印象。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对密谋者们来说最最危险的事情发生了；赫兽晓夫知道了幕后策划的阴谋！

事情发生在9月份，莫斯科的初秋。一天早晨，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尼·格·叶戈雷切夫刚要去上班，电话铃忽然响起。来电话的是勃列日涅夫，他让叶戈雷切夫上班前到他那里去一下。

当叶戈雷切夫走进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他发现平常总是和蔼安详、举止稳重的勃列日涅夫，像完全换了个人，脸色苍白，双手发抖，惊慌不安。

见到叶戈雷切夫，勃列日涅夫马上把他带进里面的房间，压低声音说：

“一切都完了。赫鲁晓夫知道了筹备全会的细节。”

叶戈雷切夫作为密谋的参与者当然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但勃列日涅夫的表现还是让他有些吃惊。他反问道：

“难道这有什么不合法的？召开中央全会并不违反党章……”

“你对他不了解，”勃列日涅夫急忙说，“他会把我们大家都枪毙掉的。”

说着，他张开五指做了一个不明确的动作，看得出来，他完全泄气了。叶戈雷切夫一面给勃列日涅夫打气，一面也安慰自己：

“我们的行为中没有什么不符合党性的，现在是另一个时代，不是斯大林时代了，应当捍卫二十二大路线。”

赫鲁晓夫的确知道了反对他的密谋，而且消息来源很有可能不止一个。

“不，这令人难以置信。”赫鲁晓夫苦有所思般地自言自语，“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谢列平——是完全不同的人。这不可能。

伊格纳托夫嘛，有可能，而且总的来说，他这个人不好。可他和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呢？”

一直被赫鲁晓夫一家视为忠实朋友的米高扬，也知道这个密谋，但是，要么他的消息来源跟谢尔盖·赫鲁晓夫是同一个，要么他另有考虑，反正他也没有使赫鲁晓夫对此事保持高度警惕。很可能，“他只是宠统地向赫鲁晓夫转告此事，而且是以安抚的口气转告的”。这样，赫鲁晓夫自己的判断加上米高扬的安抚，最终使赫鲁晓夫没有把密谋的消息真的当回事。①9月30①叶戈雷切夫与勃列日涅大的对话可参见《苏共党史问题》杂志1991年第5期发表的叶戈雷切夫谈话录《苏共二十二大后》。谢尔盖·赫鲁晓夫撰写的《全苏意义的退休者》（中译本名为《尼·谢·赫鲁晓夫下台前后》）和阿朱别伊《赫鲁晓夫的悲剧》提供了这段时间的较详细材料。布尔拉茨基在《领袖与谋士》一日，他离开莫斯科，到黑海边的皮聪大度假去了。临走之前，他向送行的波德戈尔内甩下一句话：

“把伊格纳托夫叫回来，问他在那里胡说些什么？这是什么阴谋？等我回来要把一切弄清楚。”

这也许就叫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句话足以让密谋者们无论如何不能等到11月份“正常”地解决赫鲁晓夫问题了。

赫鲁晓夫离开莫斯科的第五天，勃列日涅夫也率代表团飞往东柏林，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在庆祝大会的讲话中，他只提到赫鲁晓夫一次。10月11日，他率团返回莫斯科时，细心的人会发现，前来迎接的党政要员比送行时要多，多出的人中引人注目的是苏斯洛夫。作为密谋的主要策划人之一，在计划实施已进入倒计时的关键时刻，他必须在第一时间向内定的第一书记通报准备情况和最新的事态发展。而这恐怕也是勃列日涅夫最想知道的。

第二天，10月1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大多数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参加了会议。在勃列日涅夫主持下，会议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名义作出决议：定于10月13日召开中央主席团会议；撤回赫鲁晓夫7月份向各级党组织散发的一封有关农业改革的信件，因为它在地方上己“引起了混乱”；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召到莫斯科听取主席团的有关报告。

在赫鲁晓夫不在、并且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这样一系列重大决定，说明在主席团大多数人眼中，赫鲁晓夫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已经无足轻重了。

就在上述决议通过的当天，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在皮聪大通过无线电与“上升”号飞船上的三名宇航员通话时，赫鲁晓夫仍然兴致勃勃地答应要亲自在莫斯科为他们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但他的这个许诺永远无法实现了。10月13日，赫鲁晓夫被叫回莫斯科，与米高扬一起被从机场直接送到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室，在那里等待他的是一场长时间的责难与批评。赫鲁晓夫进行了抗争，但他无论如何聚集不起1957年6月时的那种力量。70岁的赫鲁晓夫终于不得不在一份事先准备好的退休声明上签了字。14日凌晨，苏共中央主席团再次通过决议，在指出赫鲁晓夫主要错误后，决定：

1.满足赫鲁晓夫同志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

2.承认今后由一人身兼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是不适宜的。

3.认为必须于1964年10月14日召开苏共中央全会。

责成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召开全会。

责成卡·亚·苏斯洛夫同志以中央主席团和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作报告。

早有准备的中央全会在10月14日下午举行。勃列日涅夫首先介绍了主席团会议的情况，并给这次会议定下了基调：

“中央主席团中的局面是不正常的，其责任主要在赫鲁晓夫同志，他破坏集体领导党和国家生活的列宁主义原则，突出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中央主席团一致得出结论，由于赫鲁晓夫同志仓促的指示及其领导国民经济的考虑不周的唯意志论的行为，产生了严重混乱，出现了被没完没了的改革和改组所掩盖的严重失误。”

这就是说，赫鲁晓夫个人要对党的核心权力机构和国民经济中的不正常局面及混乱状态负主要责任。接着，苏斯洛夫用了一个半小时时间历数了赫鲁晓夫大大小小的错误。尽管这个报告显得零乱琐碎，然而精神实质与勃列日涅夫定下的调子是合拍的。这很自然，因为责任必须要由退出政治舞台的人一个人来负，否则从他那里夺过来的权力就不好名正言顺地转交给内定的人选了。

剥夺赫鲁晓夫的权力进行得并不艰难，而把它交给后继者的过程就更简单了。苏斯洛夫讲完活唇，苏共中央主席团14日凌晨作出的决议被全会顺利通过。接着，开始选举党中央第一书记。会议厅里有人说：“我们建议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中央第一书记。”由于没有人提出别的人选，于是马上进行表决。表决是以最简单的举手方式进行的。大约十来分钟后，主持会议的波德戈尔内宣布：“勃列日涅夫全票当选。”很快，又以同样方式选举柯西全为部长会议主席。就这样，过完70岁生日不足半年的赫鲁晓夫在十月全会上一言不发地让位了；就这样，还差两个月就满58岁的勃列日涅夫登上了党内职务阶梯上最顶端的一层，成了继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之后这个赫赫有名的党的新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