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在政变中下台的苏共总书记

2011年09月25日 15:2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闻一
核心提示：这次会议的详细情况至今不得而知。但“据参加会议的人回忆，会议进行得十分激烈。赫鲁晓夫不同意‘自动退休’。直到第二天早晨，他才不得不屈服，并且在事先准备好的退休声明上签了字。”然而事实上这份退休声明也不是他自己写的。

文章摘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闻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 原题为《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根据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资料）》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签署了一份文件，文件内容如下：“致苏共中央。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同志们！鉴于年已古稀并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我请求苏共中央满足我的请求，解除我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鉴于上述原因，我已不可能履行我所承担的职务。我向苏共中央保证我将把我的余生和精力献给为党和苏联人民的幸福、为建成共产主义的利益而工作。赫鲁晓夫。”［①ａ］

32年来，对于这份文件，对于赫鲁晓夫的“自动退休”，对于勃列日涅夫几乎在一夜间就成了苏联的新的最高领导人，历史学家有过无数的评述和争议，致使1964年10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然而，1964年10月毕竟是十分重要的：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一个重要时代在这个月结束，以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另一个重要的时代在这个月开始。随着当年这些事件参与者的回忆录的陆续问世、苏共中央主席团“十月全会”部分档案的解密，我们今天就有可能对1964年10月苏联领导人的更迭和路线及方针的变动作出新的评述。

1964年10月是有准备的

1964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十月全会”并不是突发事件。它是反对赫鲁晓夫路线的领导人所精心准备的一场重大行动的最终结局，是赫鲁晓夫离开苏联最高执政舞台的落幕尾声。

赫鲁晓夫原来想在11—12月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来讨论国家的农业状况等重要问题。［②ａ］苏共最高层领导人却利用这一机会收集反赫鲁晓夫的材料，并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根据现有的材料，这一工作在7月就开始了。当时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后来提及此事时说：“现在常常可以听到和读到关于反对赫鲁晓夫的某种阴谋的说法。情况不是这样的。当然，全会要进行筹备，而这件事是复杂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应该去了解中央委员们对赫鲁晓夫行为和错误的态度。”［①ｂ］这种反赫鲁晓夫的组织工作是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一般是没有第三者参加的。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诺维科夫回忆说，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乌斯季诺夫曾把他找去，要他从经济计划工作的角度准备反赫鲁晓夫的材料，要向中央领导人证明“赫鲁晓夫搞得一团糟”，“我问：‘是不是准备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乌斯季诺夫予以肯定。我又提出一个问题：军队和克格勃将持何种态度？答复是：这方面没有问题，将会全力支持。我当即表示同意。”［②ｂ］在公开场合，中央领导人绝对回避这种谈话。叶戈雷切夫对此有过记载。但他肯定地说：“他们所有的人都在准备在中央全会上来讨论苏共二十二大后在党内形成的状况。”［③ｂ］

到9月时，这种秘密的组织工作还是被赫鲁晓夫得知了。现在有两份回忆录证实了这一情况。一份是叶戈雷切夫的。他是这样叙述的：“……事情发生在1964年的秋初。一天早晨，勃列日涅夫给我打城市公用电话，要我在去中央上班前到他那里去一下。同一天早晨约8时，我和他见了面。列昂尼德·伊里奇处于惊恐状态之中。他脸色苍白，双手发抖。他把我带进里面的房间，小声说：‘一切都完了。赫鲁晓夫知道了筹备全会的细节。’我说：‘难道这有什么不合法的？召开中央全会并不违背党章。’列昂尼德·伊里奇说：‘你对他不了解，他会把我们大家都枪毙掉的。’勃列日涅夫又说了些张惶失措的话。他完全泄了气。我劝他说：‘我们的行为中没有什么不符合党性的，现在是另一个时代，不是斯大林时代了，应当捍卫二十二大的路线。’”［④ｂ］叶戈雷切夫没有指明谁告诉赫鲁晓夫的，只是说是“他们”中的某个人。9

另一份是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的回忆。9月下旬，一个叫加柳科夫的人向他讲述了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密谋反对赫鲁晓夫的一些情况。这个密谋牵涉到了包括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基里连科、谢列平、谢米恰斯内、伊格拉托夫在内的一系列中央和地方领导人。谢尔盖把此事告诉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听后先是持怀疑态度。他的第一反应是：“不，难以置信……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谢列平——是完全不相同的人。这不可能。伊格拉托夫有可能。他很不满，并且总的来说，他这个人不好。可他和他们能有什么共同点呢？”赫鲁晓夫当即关照谢尔盖“对谁也不要讲”，［⑤ｂ］事后他曾经通过米高扬查询此事，但直到10月12日也没有任何结果。

所以，反对赫鲁晓夫的组织行动在经过一阵骚乱之后，走上了最后的坚决的步骤。10月12日，当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一起在皮聪大和成功围绕地球飞行三圈的宇航员通话，向他们表示祝贺时，在莫斯科，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大多数委员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由苏共中央第二书记勃列日涅夫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主席团委员沃龙诺夫，基里连科，柯西金，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什维尔尼克，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格里申，叶夫列莫夫，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杰米契夫，伊利切夫，波利亚科夫，波诺马廖夫，鲁达科夫，季托夫和谢列平。他们在撤销赫鲁晓夫职务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①ｃ］与会者以苏共中央全会的名义作出一份“绝密”决议——《关于因即将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和制订新时期的远景国民经济计划而出现的问题》。这份决议不长，全文如下：

“⒈鉴于计划于今年11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讨论的问题的主要性质和在制订新的五年计划中所出现的不明情况，苏共中央不断接到询问，因此认为在赫鲁晓夫同志参加的最近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会上对此予以讨论是刻不容缓的和必须的。责成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和波德戈尔内同志与赫鲁晓夫同志电话联系，将定于1964年10月13日召开中央主席团会议的本决议通知他。

⒉鉴于赫鲁晓夫同志于1964年7月18日向各级党组织散发的《关于对转向集约化道路的农业的领导》（No.n1130）的信件在地方上所引起的混乱和其中所包含的前后不相联系的指示，从各级党组织撤回这一信件。

⒊考虑到所出现的问题的性质和即将对此进行讨论的重要意义，认为将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召至莫斯科听取向全会所作的在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这些问题的总结报告是适宜的。

关于召开苏共中央全会的时间在赫鲁晓夫同志到达时决定。

苏共中央主席团”［②ｃ］

从这份决议可以看出：⒈这次以“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名义召开的会议是撇开了赫鲁晓夫的。这是反对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们在对其实行最后裁决前的统一行动，是一次缺席审判；⒉实际上，这份决议列出了赫鲁晓夫即将受到谴责的原因：他对农业前后不相联系的指示所造成的混乱状况，但决议却只字没有提及苏共二十、二十一和二十二的方针路线；⒊即将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不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在11月，而是要提前，“在赫鲁晓夫到达时决定”。这个时间对赫鲁晓夫来说是出其不意的。

所以，赫鲁晓夫在“十月全会”上被撤职的命运实际上不是在这个全会上，而是在这个全会以前的以“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名义召开的这次会议上决定了的。

赫鲁晓夫和反对者的最后较量

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于13日上午回到莫斯科。同一天又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会。这次会议是由赫鲁晓夫本人主持的。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对赫鲁晓夫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些抨击几乎都集中在赫鲁晓夫的工作作风和个人品质上，概括起来有下述几点：破坏集体领导的原则，把个人意见强加于他人，不理睬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在干部问题上独断专行，不能克制自己，作风粗暴，自我标榜和吹嘘。他的身兼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等一系列事实成为人们进行抨击的依据。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央领导人对赫鲁晓夫执政十年的功过提出全面的看法，也几乎没有人提及二十、二十一和二十二大的方针和路线。与会者的一致要求是以“自动退休”的办法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

据说这次会议没有进行记录，所以有关这次会议的详细情况至今不得而知。但“据参加会议的人回忆，会议进行得十分激烈。赫鲁晓夫不同意‘自动退休’。直到第二天早晨，他才不得不屈服，并且在事先准备好的退休声明上签了字。”［①ｄ］然而事实上这份退休声明也不是他自己写的。在他签署这份退休声明前，他还讲了一些话。这些话至今听起来还是令人们有深思的余地的：“你们大家在这里对我的不好的品质和行为谈了许多，也谈到了我的好的品质，为此我谢谢你们。我不打算和你们进行斗争，当然我也不能够。我和你们一起与反党集团作过斗争。我珍惜你们的真诚。而我却用另一种方法来对待你们，请原谅我犯下的粗鲁……在这里所讲的许多事情我不记得了，但我的主要错误就在于我表现得软弱，没有注意行为不端的现象。我曾试图不拥有两个职位，但这两个职位正是你们给我的！即使我是个有才能的人，我也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我的错误就在于我没有把这个问题提交苏共二十二大……现在我激动和高兴，因为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可以监督第一书记的活动并能公开讲话的时代已经到来……今天的中央主席团会议就是党的胜利。我想我是应当离开了。但是，生活是挖苦人的。我自己看到，我对付不了事情了，我和你们中的任何人没有了来往。我脱离了你们，为此你们今天狠狠地批评我，而我自己也是自食其果。我从不玩牌，也不打台球。我总是在工作。我感谢你们给我提供了退休的机会。生活再也不需要我了。我请求你们，为我写份声明，我来签字。为了党的利益我准备去做一切。我在党内已46年了，请理解我！我想，也许你们会考虑可以给我安排个荣誉职位，但我不向你们要求这个职位。我在哪里生活，由你们决定。只要该做，我准备到任何地方去。我再次谢谢你们的批评，谢谢这些年来和我一起工作，谢谢你们准备给我退休的机会。”［②ｄ］当时的另一些会议的参加者的笔记也证实了赫鲁晓夫有这样的讲话，尽管每个人的文字记载上略有不同。［③ｄ］

赫鲁晓夫的这个充满伤感色彩的独白否定了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一个论点，即他在中央主席团全会上没有进行过反抗。赫鲁晓夫至少在两个问题上进行了自我辩护，尽管方式是婉转的，无可奈何的。第一，他在身兼两职这个重大问题上不承认是自己的过错，相反，他指出恰恰是批评他的那些委员们使他处于这种地位的。他自己的过错就在于他没有和这种不正确现象作斗争，“没有把这个问题提交苏共二十二大”。第二，他语意双关地说：“我的主要错误就是我表现得软弱，没有注意行为不端现象”。实际上，这是他在讲述对自己落到这个一个处境得出的教训，也在间接地指责主席团的委员们迫使其“自动退休”的不端行为。

这是赫鲁晓夫和反对他的人们的最后一次较量。在13日的深夜和14的凌晨，苏共中央主席团又通过一份“绝密”决议——《在中央主席团中所出现的问题和在苏共中央活动中恢复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的措施》，标志着这次较量以赫鲁晓夫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决议全文如下：

“鉴于因赫鲁晓夫同志破坏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而出现的错误和不正确的行为，最近一个时期在中央主席团内形成了十分不正常的局面，妨碍了中央主席团的委员们去履行领导党和国家的职责。

赫鲁晓夫同志占据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把大权集中在自己的手上，在一系列情况下开始离开苏共中央的监督，不再考虑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委员的意见，在不经必要的集体讨论的情况下决定极其重大的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对主席团和中央的同志们表现得不容异见和粗暴，轻视他们的意见，在实际实现苏共二十、二十一和二十二大的决议所制定的路线中犯下了一系列重大错误。

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由于所形成的作为一名工作人员的不良的个人品质、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赫鲁晓夫同志已不可能纠正所犯的错误和非党的工作方法。同时考虑到赫鲁晓夫同志所提交的声明，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

⒈满足赫鲁晓夫同志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请求。

⒉承认今后由一人身兼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是不合宜的。

⒊认为必须于1964年10月14日召开苏共中央全会。

责成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召开全会。

责成米·亚·苏斯洛夫同志以中央主席团和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作报告。

苏共中央主席团”［①ｅ］

从这份决议可以看出，对赫鲁晓夫的指责依然集中在他的个人不良品质和工作作风上。决议提到了苏共二十、二十一和二十二的路线和方针，但措辞是十分明确的，赫鲁晓夫的错误是其不容异见和粗暴的工作作风在实际贯彻这一路线和方针中的错误，而不是路线方针本身的错误。

一个时代的结束：苏斯洛夫的“末日审判”

正式的苏共中央全会是在10月14日下午开始的。在全会正式开始之前，勃列日涅夫作了简短发言，介绍了前两天主席团会议的情况。他的讲话与主席团的决议有了明显的差异，他不仅把中央主席团的不正常状况，而且把国民经济发展的严重混乱和失误主要归咎于赫鲁晓夫。他说：“…中央主席团中的局面是不正常的，其责任主要在赫鲁晓夫同志，他走上了破坏集体领导党和国家生活的列宁主义原则，突出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中央主席团一致得出结论，由于赫鲁晓夫同志的仓促的指示及其领导国民经济的考虑不周的唯意志论的行为，产生了严重混乱，出现了被没完没了的改革和改组所掩盖的严重失误。”［②ｅ］

这次全会的主要内容是苏斯洛夫列数赫鲁晓夫过失的报告。他在全会上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读完了这篇报告。其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赫鲁晓夫工作作风和个人品质的抨击。苏斯洛夫的报告是十分零乱的，归纳起来大概有下述三点，⒈赫鲁晓夫以个人意志代替集体的意志，破坏了列宁主义的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渐渐地把这种原则“置诸脑后”。他独揽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大权，但并不总是能正确的利用这些权力，“最近一个时期他甚至实质上个人来决定重大的问题，粗暴地将自己主观主义的，常常是完全错误的意见强加于人。他狂妄自大地认为自己永远正确，自以为自己对真理有垄断权。”他还“不断地搞阴谋活动，竭力离间主席团委员”。所有这一切造成了主席团工作中的不正常状态。⒉赫鲁晓夫在工作中不接受苏共中央和主席团的监督，自行其事。苏斯洛夫在这方面举的例子甚为零碎，有赫鲁晓夫在“七月全会”上未经主席团事先同意就发表讲话，有他随意要解散农科院的指示，有他“实际上剥夺了主席团委员到地方去的权力”的做法，有他在颁发苏联各种奖章上的随意行为，有他派自己的女婿阿朱别依充当私人代表出国访问的事。苏斯洛夫用词最严厉的是指责赫鲁晓夫实际上不召开主席团和中央全会。他说，赫鲁晓夫所召开的“全会”都是有五、六千人参加的大会，在这种会上，发言者都是对赫鲁晓夫歌功颂德。苏斯洛夫认为，赫鲁晓夫是“有意识这么做的，为的是避开中央委员们可能的批评”。苏斯洛夫认为，“赫鲁晓夫同志的这些不正确行为只能解释成是树立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而且这些行为已具有了要予以坚决回击的危险性质。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苏斯洛夫列举了在这种不正确的工作作风和个人品质下，赫鲁晓夫所犯的错误——内政和外交政策方面的错误。内政方面，苏斯洛夫认为赫鲁晓夫的主要错误是表现在对农业的领导上。他说，“赫鲁晓夫同志试图把对农业的领导权垄断在自己手中。在中央除了他谁也不能来负责农业，因为赫鲁晓夫同志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农业行家”。赫鲁晓夫的“玉米政策”和“向日葵政策”也受了猛烈的批评。苏斯洛夫说，“近年来，赫鲁晓夫同志对农业工作者的指示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讽刺说：“这不是领导，而是真正的旋转木马”。

此外，苏斯洛夫特别着眼于农业和工业的改革，对赫鲁晓夫提出了极其严厉的指责。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大量的信件及其所包含的没完没了的改革把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真正折腾得头朝下脚朝上，瓦解了地方党组织，并在他们中间散布了不信任的感情。”这方面的主要问题是，⒈赫鲁晓夫试图“以政治部来代替生产管理部门的党组织”。苏斯洛夫为此举出了赫鲁晓夫于1964年7月18日发给各级党组织的信，认为这封信的主要精神就是要消除党组织对农业的领导，千方百计地贬低党的机构。⒉赫鲁晓夫甚至提出要取消生产的区域管理，由州和边疆区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直接进行领导。

在工业方面，苏斯洛夫所指责的同样是赫鲁晓夫对工业的改组。他认为苏联工业的发展情况要比农业好一些，但也受到了赫鲁晓夫的外行指示的干扰，他在国民经济的这个领域内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未经深思熟虑的措施，进行了一系列匆忙的改革，“致使科学和生产相脱离，阻碍了技术进步的发展”。

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方面，苏斯洛夫说国家计划委员会已经制订好了1966—1970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但他突然又提出了他个人的七年或者八年计划。这就在计划的制订工作中产生了混乱，使计划人员无所适从，“使远景计划的制订工作进入了死胡同”。赫鲁晓夫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掩盖当前的七年计划的任务在一些最主要的指标上没有完成的事实”。［①ｆ］在内政方面，苏斯洛夫特别加以谴责的是赫鲁晓夫按生产原则对党组织的改组。他认为这种改组所造成的结果是党组织、国家机关和经济机构在职能、权力和职责上的混乱和交叉，使它们在工作中产生平行和重复。极大地降低了苏维埃的作用。赫鲁晓夫所进行的改组人为地将苏维埃分成了两部分，使一个体现了全体人民的政权变成了工人的和农民的各自为政的政权。他说，这种改革是在赫鲁晓夫的压力下进行的，“这些措施貌似创造性地发展党建和国家机构建设的列宁主义原则，但实际上是从列宁有关这一问题的指示和苏共纲领的要求的后退”。

在外交政策方面，苏斯洛夫承认苏共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但他指出，赫鲁晓夫在解决一些国际问题上有时表现出了匆忙和不够严肃认真。他所举的例子是有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他说：“帝国主义者，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者越来越厚颜无耻，正在贯彻使国际局势紧张化的方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在从事分裂的反党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执行旨在加强和兄弟党的领导、和这些国家的人民的联系与友谊的极有耐心的、克制的和灵活的政策”。

苏斯洛夫还批评赫鲁晓夫喜欢在完全不必要的情况下教训兄弟党的领导人，总爱充当“指导者”的角色。他列举了赫鲁晓夫教训罗马尼亚领导种玉米的事和在与哥穆尔卡的谈判中断然表示不再接受波兰生产的安—2型飞机。

苏斯洛夫在结束报告时读了我们在本文开始时所引用的那份赫鲁晓夫的“退休声明”和我们在前面引用过的苏共中央10月13—14日的那份决议。当会议厅中有人建议“不用进行讨论”时，主持会议的勃列日涅夫就说：“同志们！你们的建议和主席团的意见相吻合。还有谁要坚持讨论吗？”于是，这份决议就被中央全会所通过。接着，勃列日涅夫建议选举中央第一书记和审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人选问题。这时大厅里又有说：“我们建议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中央第一书记。”于是，在“谁赞成”，“谁反对”，“谁弃权”的最简单的表决方式中，主持会议的波德戈尔内宣布“勃列日涅夫全票当选”。又以同样的方式选举出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这个过程是非常匆忙的，据参加会议的人回忆，也只不过进行了半个来小时。［②ｆ］

由此可以看出，“十月全会”对赫鲁晓夫的抨击和裁决是其主要内容，尽管这一抨击和裁决是形式上的，或者说是将中央主席团的已经不可变更的决定赋予一个合法的形式。苏斯洛夫宣读的是对赫鲁晓夫的“起诉书”，“十月全会”对赫鲁晓夫进行的是一场“末日审判”。赫鲁晓夫就在这“末日审判”中匆匆下台，勃列日涅夫就在这“末日审判”中匆匆上台。一切看起来是那么自然，那么顺理成章，但一切又是那么矛盾，那么赋予悲喜剧的色彩。

对苏联领导人更迭的新审视

我们在这里引用的“十月全会”的记录并不是会议现场的记录。据不少参加会议的人后来回忆，苏斯洛夫的报告是讲得杂乱无章的。会后中央主席团责成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对记录进行加工，随后以“记录报告”为题，印发给有关负责人，上面注明“绝密”，“不得复印”和“三月内必须送还苏共中央”的字样。现在解密的是这份记录，档案中已经找不到原始记录。

根据一系列回忆和研究文章，这份经过加工的记录基本上保持了苏斯洛夫原发言的主要内容和精神。从所有解密的文件来看，第一，与会者都同意苏斯洛夫讲话中对赫鲁晓夫的指责，甚至抨击，第二，与会者都同意解除赫鲁晓夫的一切职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台上和台下所共有的情绪所造成的：苏斯洛夫对赫鲁晓夫的领导方法及个人作风的指责是几乎所有的中央委员都亲身领教过的。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赫鲁晓夫越来越独行其事，越来越自我迷信并让全党全国迷信自己，在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居然同意并陶醉于“宇宙之父”的“封号”。他居高临下，颐指气使，作风越来越粗暴，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对他由不满、害怕、敢怒不敢言、窃窃私议到产生反对和反抗的意识和行动是势在必行的事。赫鲁晓夫的领导方法和个人作风已成了当时政治局势中的一个“热点”，“引爆点”。与会的领导人在这个“热点”上支持苏斯洛夫的讲话和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行动就是理所当然的。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反对赫鲁晓夫的最高领导人也正是利用了中央委员们的这种愤懑情绪。至于赫鲁晓夫的这种作风是不是发展到了无法改正和“具有了要坚决予以回击的危险性质”，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的。不少与会者多年后曾作过公正的评说。当年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沃龙诺夫在1988年回忆说：“十月全会的评价，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赫鲁晓夫错误的扩大，也就把他所做的主要的事，正确的事都一笔勾销，予以否定了”。［①ｇ］

事实上，赫鲁晓夫被解职的因素是双重的。从赫鲁晓夫这方面来讲，他执政十年来的方针政策的发展方向促使他走上了垮台的道路。第一，他领导的威信和执政的成就是建立在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基础之上的。而他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主要事情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在他的意识里，似乎平反了冤假错案，斯大林个人迷信所造成的危害就会消除了。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他把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首先只看成是一种个人现象，而不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他在苏共二十大的那篇著名的报告里主要是罗列了斯大林的过错和罪行，而对产生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渊源和组织干部等等因素或是一言以蔽之，或是根本就没有作出认真的分析。而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并没有在事实上采取认真的措施来保证在今后的党和国家的生活中不再出现斯大林这样的个人迷信，他并没有从制度上来解决党的领袖的活动要接受党组织监督这一极其重大的问题。不仅如此，赫鲁晓夫在反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过程中并不反对别人对他的颂扬和溢美之词，满足、纵容，直至赞赏他人为自己树立个人迷信的形象，并且最终走上了他迷信自己也让他人迷信自己的道路。严格讲来，赫鲁晓夫所反对的只是斯大林个人的个人迷信，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个人迷信，这种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他在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上所做的一切将会成为把他送上被告席的依据。历史证明，这真的成了他垮台的重要原因。

第二，农业问题一直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难题。赫鲁晓夫来自基层，在从政的多年生涯中又一直十分关注农业问题。他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即苏联的农业还很落后，不解决农业问题苏联就无法顺利前进。赫鲁晓夫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在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之后抓住了这个机遇。可以说，他执政的十年基本也就是他抓苏联农业的十年。开荒，种玉米和向日葵，自留地，改组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即使是工业的改组和党组织的改组，他也都是首先从发展农业这个角度来考虑的。然而不幸的是，正是他始终抓紧不放的农业改革的机遇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最主要的问题是，他并没有摆脱在苏联几十年来所形成的发展农业的思维和方式。领导人的政治决策和意志以及实现这种决策和意志的方式一直是制约苏联农业发展的重大因素。传统上，农业的发展很少考虑农民本身的意愿和可能、地区、自然和气候条件、耕作方式等方面的特点，斯大林要实现赶超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就需要有大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小农经济自然要被迅速消灭掉。赫鲁晓夫要在黄油、肉和奶制品等方面超过美国，于是他就要求到处种植玉米。他执政的前五年，由于农民有了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可能来从事农业的条件，再加上荒地所提供的粮食，苏联的农业情况有了改观，但随着赫鲁晓夫越来越把自己发展农业的主观意志强加于农民，农业的发展就迅速走下坡路。赫鲁晓夫反对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却接收并强化了他发展国民经济的不可变更的领袖意志和强硬方法，这是赫鲁晓夫必然要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赫鲁晓夫的文化和理论修养都不高。他的决策和行事往往凭的是他的直觉。他的许多最初的想法都是以农村的实际情况为依据的，但这些想法只有经过他身边的“笔杆子”才能见诸于世。而他身边所聚集的顾问又大都是些察颜观色阿谀奉承之辈，他们并不真的支持赫鲁晓夫的政策，有的甚至事实上是反对他所作的一切的。布尔拉茨基曾经写过：“不幸的是，包围第一书记的是这样一些顾问：他们使许多合理且成熟的革新思想化为乌有，或者代之以很少经过全面衡量、认真检查和深思熟虑的纯组织决定”。［①ｈ］

从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反对赫鲁晓夫的中央领导人来讲，他们对赫鲁晓夫政策的勉强同意，私下怀疑到公开抵制必然导致赫鲁晓夫的最后垮台。第一，在“十月全会”上，他们抨击的矛头首先是指向赫鲁晓夫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农业改革、工业改革和党政机构的改革。赫鲁晓夫的这许多改革措施有致命的先天不足之处，即各种改革措施的提出和付诸实行都缺少深刻的调查和研究，离苏联社会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距离，往往是凭自己的直觉来办事，对这些改革措施可能带来的巨大的和严重的后果缺少考虑。而这些改革措施首先要触及到的又偏偏是干部问题，即对赫鲁晓夫认为不称职的各个加盟共和国和各边疆区的领导人进行调整、变动和撤换。在改革措施不能取得预期的经济效果，甚至使经济发展产生某种混乱时，那些可能被调整、变动和撤换的握有实权的领导人就会对赫鲁晓夫群起而攻之，就会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采取反对他的统一行动。这就是赫鲁晓夫在十月全会上面对如此完整的反对阵营的最主要的原因。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虽然很少有人谈及路线问题，但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十月全会实际上反对的是赫鲁晓夫所执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也就是十月全会反对赫鲁晓夫的实质。

第二，这次全会虽然猛烈抨击了赫鲁晓夫的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的行为和个人迷信，但却没有对防止这种现象再度发生作出任何重大决定。在全会的决议中对这方面没有一字提及。全会唯一所做的就是匆匆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可以看出，在十月全会上领导人的更迭是唯一重要的事，十月全会所要解决的是谁来继续掌权的问题。不管当时中央委员们各自的想法到底怎样，他们却是认为一定要结束赫鲁晓夫的统治，把经济发展的一切过失都记在赫鲁晓夫的账上，否则对全国人民无法交代。因而，他们扩大了赫鲁晓夫的错误，把本不属于赫鲁晓夫个人，而应由整个领导来集体承担的责任都说成是赫鲁晓夫一个人的。他当年的一些反对者事隔多年后作出另一种评说。沃龙诺夫说：“将赫鲁晓夫撤职的目的不是为了纠正错误，更不是为了准确遵循二十二大的路线，而是夺权、以便离开这条路线”。［①ｉ］叶戈雷切夫说：“不能把赫鲁晓夫描绘成几乎是个圣人。不，他是个普通人。他为党和国家做了许多有益的事。那些年开创的事业成了经济某个部门以及整个国家发展的阶段。所以，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试图把赫鲁晓夫的一些创举，如垦荒和征服宇宙归为己有，也就不足为怪了。”［②ｉ］

第三，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反对派，他们在苏共二十大上赞成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并不是由衷的，而是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他们并不认为那些被斯大林镇压的人需要大规模的平反，更不认为需要重新来评说斯大林和更改斯大林的路线。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改革和机遇，对他们来说这是离经叛道的事。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哲学是：平平稳稳地工作就行了，要什么改革！所以，他不久自己就走上了一条比赫鲁晓夫要严重得多的自己迷信也让他人迷信自己的道路。

因此，赫鲁晓夫在十月全会上的垮台是必然的事，但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却有很大的偶然因素。显然有三个因素起了决定作用：一是传统的，即第二书记理所当然的要替升为第一书记，这在苏联几十年的历史中几乎是一种不成文的法律；第二，当时苏联最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权力再分配还不可能出现另一个人来代替勃列日涅夫的位置；第三，十月全会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事实上对第一书记的候选人并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宁可选举一个平稳的、城府深不露头角的人。对此，叶戈雷切夫后来说过：“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就是选举了勃列日涅夫”，［③ｉ］沃龙诺夫说：“会议参加者的动机各不相同，而错误却是一致的：为了纠正一个有鲜明个性的党的领导人的错误，我们却把希望寄托在另一没有什么鲜明个性的人身上。当没有批评领导、纠正其错误的机制，而又应该撤处他时，类似的错误就是不可避免的”。［④ｉ］

这篇短文不可能对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功过作出详细的分析，根据现有的档案资料只能得出这样的初步结论：在十月全会苏联领导人的更迭中，权力的再分配是最主要的，然而它并没有能保证苏联领导人不再重犯赫鲁晓夫的错误。相反，破坏集体领导原则和崇尚个人迷信成了苏联领导难以逾越的致命政治障碍。从历史的渊源关系来说，这是导致苏联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

①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АНРФ），ф．2，оп．1，д．735，1—23页，转引自《历史档案》（НсторическиеАрｘивы），1993年第1期，第14—15页。

②ａ谢·赫鲁晓夫：《全苏意义的退休者》（НенсионерсоＩＯ3ＨＯＲＯзначения），莫斯科1991年版，第82页。

①ｂ《苏共二十二大后——和尼·格·叶戈雷切夫谈话录》（Нослеｘｘсъезда…ннтервъюсН．г．Егорычевым，《вопросыиеторииКПСС），《苏共党史问题》，1991年第5期。

②ｂ《历史问题》（Воиросыистории），1989的第2期。

③ｂ、④ｂ《苏共二十大后—…和尼·格·叶戈雷切夫谈话录》，《苏共党史》，1991年第5期。

⑤ｂ谢·赫鲁晓夫：《全苏意义的退休者》，第108页。

①ｃ《赫鲁晓夫是怎样被撤职的》（КакснималиН．С．Хрущева，《ИсторическиеАрｘивы），《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第3页。

②ｃ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ф．2，оп．1，л．749，1—2页，转引自《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第4页。

①ｄ《赫鲁晓夫是怎样被撤职的》，《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第3页。

②ｄ摘自“十月全会”的参加者、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谢列平的笔记，转引自《历史难题》（трудныевопросыистории），莫斯科1991年版，第235页。

③ｄ谢·赫鲁晓夫：《全苏意义的退休者》，第158—163页。

①ｅ、②ｅ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ф．2，оп．1，д．749，3—4页；д．752，转引自《历史档案》，1993的第1期，第5—6页。

①ｆ文中所引苏斯洛夫报告均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ф．2，оп．1，д．753，1—23页，转引自《历史档案》，1993的第1期，第7—17页。

②ｆ文中所引苏斯洛夫报告均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ф．2，оп．1，д．753，1—23页，转引自《历史档案》，1993的第1期，第7—17页。

①ｇ《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1988年11月17日。

①ｈ费·布尔拉茨基：《领袖和顾问》（Ф．Вурлацкии：Вождиисоветники），莫斯科，1990年，第189页。

①ｉ、④ｉ《消息报》，1988年11月17日。

②ｉ、③ｉ《苏共二十大后——和尼·格·叶戈雷切夫谈话录》，《苏共党史问题》，199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