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香港alexander wang:丁学良：中国模式再认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9:23:53
丁学良：中国模式再认识
2011-09-26 03:26:31 来源: 法治周末(北京) 有306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转发到微博(1)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模式"成为海内外人们关注的话题。这一概念自诞生之后，就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热点。有没有中国模式？如果有，中国模式的特点在哪里……这些问题不仅在国内争论不休，在海外学术界的认知中也存在着巨大差异。
热议之际，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在海内外学术界均有影响的华人学者丁学良推出了《辩论中国模式》一书，作者用"反述法"对中国模式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模式没有普遍性。其方法和论点引人注目。
本报特约记者 牟 尼
中国打破了很多界限
《法治周末》：近年来被反复谈论的“中国模式”，与前几年关于“北京共识”的争论很相似。在论及“中国模式”之前，你从学术角度来分析了“北京共识”，为什么？
丁学良：这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的，学术界经过非常严格考证的东西不大容易流传出去。越是深刻的东西得到传播的范围越小，反倒是一些比较浅的东西，浅易的东西得到流传的可能性更大，这是一个传播中一个基本的现象。
越是浅陋的东西，传播越容易，因为它公约数大。这对同样一个作者也是这样的。卡尔·马克思一辈子最大的兴趣是《资本论》，但是《资本论》好几卷，有几个人看过？
《法治周末》：从中国自身的发展来说，产生一些新的学术解释是否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丁学良：这是我要讲到的第二个原因。因为中国这些年来自己发展的政策、发展的方式，把世界上原来的一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自由企业等黑白分明的界限，在很多方面打破了不少，当然也不是中国第一个做这个事情。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所以，中国对以前旧有的、一些分界很清楚的概念的冲击，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学术界研究这些问题就会花很大的力气去进行理论上的追根溯源。
“北京共识”它不是从这个角度去做，而是从一个抓眼球的说法提出。因为它用了这么一个抓眼球的说法，比较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当然这也不是它自己的发明，因为之前已经有“华盛顿共识”的说法了，雷默(美国高盛公司咨询顾问、“北京共识”提出者-编者注)只不过把“北京共识”做成和“华盛顿共识”对立的形式。因为“华盛顿共识”在学术界、政治界，很多年来一直都很受大家关注，雷默另立了一个旗帜，这样使部分人很关注。
《法治周末》：除此之外，一些外国作者“热炒”中国，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丁学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媒体在后面的推动。讲中国发展的负面批评，在国际上影响比它不知道要大多少的那些概念、那些说法，最终到中国就不会让雷默自由地去说。雷默的“北京共识”，基本上是为中国既有的利益集团说好话。
美国人库恩(曾著《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编者注)写过一本书，没有任何一个学者把他那个书当成一个可看的东西。这个不是说观点上怎么样，主要是里面要有实实在在的东西。
《法治周末》：除了库恩和雷默，还有《中国大趋势》作者奈斯比特，《当中国统治世界》马丁·雅克等人，著作的属性都差不多。
丁学良：奈斯比特那个东西就更好笑了，奈斯比特那帮人在天津，把各个省的党报拿来收集一下，看看哪些是大家共同的话题，他拿这个作为研究中国的大趋势。
什么是人类历史经得住考验的？哪些是经不住考验的事情？人类历史上以前都讲过多少遍了，任何一个学过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这个道理。中国模式没有蓝图
《法治周末》：那么，你是以怎样的立场和态度来描述中国模式的？
丁学良：我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是站在中性的立场上，我既不是全盘接受的，也不是全盘否定的。
我是要从比较长的历史阶段来看，而且对它每一个阶段最重要的成果，你不能仅看等号的左边，也要看等号的右边。在等号的右边看它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在等号的左边看它用哪些东西输入进去的，就是成本代价。把等号的左边和右边两边都比较清楚地列出来，才能得出一个比较中肯的、平衡的评价，这是我的立场。
所以，我既讲中国模式重要的成果，而且也讲到了中国模式为取得这些成果、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我认为我这种讲法不管在国内还是海外是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我不会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我在哪儿基本上都保持这样的立场。
《法治周末》：中国模式所描述的对象是指在过去改革开放的30年中逐步客观形成的轨迹，这也就是说中国模式是一种历史过程的客观描述，你强调自己使用的是"反述法"，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吗？
丁学良："反述法"是做学术研究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因为重大的社会现象，不管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如果说你人还是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那是比较难作出判断的，因为那个事情还没有完呢。戏还没演完呢，你忙什么？
中国模式这个戏虽然还没有演完，但是演了二三十年了，而且它对中国的方方面面影响那么大，我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些问题当然是高度关注的。但是，这个戏还继续在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又想能够尽可能中性客观的对它进行评价，我就要想办法从哪里做一个切入点(这是做研究的一种方式)。我不能像很多宣传中讲到的那样，好像在中国真的老早就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蓝图，后面的人也是一步一步照着去执行。
实际上，中国现有的东西是遇到了非同反响的国内和国际新的局势、新的挑战、新的压力才出来的。所以我说这就是为什么我采取这个反述的方式。这就像爬山，爬到山头上，然后从山头上往下看，反而看得清楚一点；但是你从下面往上看，你反而看不清楚。中国模式的"史前阶段"有反省精神
《法治周末》：你为什么将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末期的十多年称为中国模式的史前阶段？
丁学良：史前阶段这是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最喜欢用的一个说法。所谓史前阶段，就是说在这之前有一些准备、有一些探索、有一些储备，也有一些要素在那个地方滋长、滋生，但是基本上没有稳定下来。马克思用的是生物学上一个比喻，属于怀胎阶段，就是还没有生出来，生出来以后才有历史。
《法治周末》：我相信，你早就发现了这个史前阶段更受到一些知识分子的推崇。为什么？
丁学良：那个史前阶段，因为有了十年的"文革"，使得在中国社会里面从上到下绝大部分人都有一个历史反省的态度。"文革"就是把上面和下面的人都扔在开水锅里面去烫了好几下，然后人们开始清醒反思。
今天很多的人都在回忆那段时间，因为那段时间里，从上到下相对来讲是比较有反省精神的，有政府批判精神的，对国外和海外各种重大的思潮、政策，有一种开放的心态。
而且我认为，那个时候也是能把中国在这之前从苏联拿过来、让毛泽东又加了很多新东西的那个模式，做一个比较彻底的一个清理，看看哪些东西能够应该延续下去，哪些东西应该坚决地抛弃。然后在这个体系上总结，就能够发展出一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比如说，对社会大部分人的利益要照顾，虽然中国的现实条件不太好，不能马上实行发达国家那样完整的社会福利，但是每一步经济政策都应该尽可能惠民。
进入1990年之后，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为什么把那个十年称之为一个史前模式---就是1989年以后出来的中国模式，并不是它的一个完整延续，在这方面我很客观，我既不是中国意义上的"极右"，也不是中国意义上的"极左"，我是很包容的。
《法治周末》：如果从近代史来看，鸦片战争的实质，就是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小团体的利益，不顾国内要求通商的民意，也不顾外国人通商的要求，闭关锁国所导致的，中国1972年与美国建交，放弃原来向苏联的一边倒，从这个选择来看，它也是从封闭到开放的一个过程。至于后来的改革开放30年，就更是这样。
丁学良：中国这300年的历史可以看出，什么时候有开放，中国就有希望；什么时候不开放，中国就会进入最可怕的状况。
"文革"的时候搞得最可怕，因为"文革"是要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联为主的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它要把全天下都给打倒，然后自己跟自己搞，就是自己整自己，这个是中国300年来一个基本的特点。
不管后人对邓小平有怎样的评价，有一点他是明白的，中国只要把门全部关起来，中国就完了。在这一点上，他是远远超出了毛泽东那一代人的，这个你得要承认。
《法治周末》：如果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及你对现实的观察，你觉得开放与改革是什么关系？
丁学良：打一个比方，开放是杂交优势，改革只是这个杂交优势结出来的果子，开放就是要使原来有可能近亲繁殖，一代不如一代衰退的过程能够得到新的DNA、新的遗传因子。
没有开放，中国就像一个300里之内没有人烟，在山沟里孤立的一个小村子一样，自己人跟自己人结婚，然后一代比一代人傻，一代比一代人矮。
《法治周末》：经济学家陈志武在一条微博中提到，他说中国的开放能够获得成功，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开放有重要的关系，美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了大门，你怎么看待这一点？
丁学良：美国对中国的开放还是有条件的，只不过这个条件比较宽松。一开始这个条件主要是从战略利益考虑的，因为那个时候苏联是最大的威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一辈子做的事情就是平衡，当主要的竞争对手威胁最大的时候，他就拉二号、三号的人加在一起，然后秤就朝你这边偏了。
后来等到毛泽东去世，邓小平主政以后，开始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考虑中国国内发展的时候，美国对中国的开放，那就不是纯粹战略利益了，中间就有了非常长远的考虑。从中国自己的发展来讲，我希望占人类1/5人口的这么一个民族和国家，这个土地上面的人，能够同世界的主流走得越来越近，而不是走得越来越远，更不要走到互相敌对的立场上。三个支点和三大成本下的中国模式
《法治周末》：你提到中国模式的三大支点---权力架构、社会控制、管制的市场经济，这三点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保持不变，将会出现怎样的后果？
丁学良：政府管制下的市场经济，管制到什么程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如果说它大概的方向是管制越来越少而不是管得更细一些，是宏观管，就比微观管好多了。另外，是管制的领域能够越来越小，那又不一样了。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只要能够多释放一点点的空隙出来，产生的微观上的效应就很大。
《法治周末》：你提到的中国模式几大成本，一是发展过程中的公正问题，二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三是发展的行政成本问题，如果就这些成本继续付出，结果将会怎样？
丁学良：这几大成本中，每方面的成本现在都已经使政府很头大了。比如说污染，十几年以前我回北京的时候，中国水利研究院的一个院士跟我讲中国的污染，他说最严重的污染是土壤的污染。
《法治周末》：那么，中国模式对于发达国家和贫困国家来说，有怎样不同的意义？
丁学良：我在海外，经常出去开会，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越是穷，越是体制落后的国家，越是觉得多多少少能够从中国模式中间拿过来一些东西去模仿。而那些比较发达，比较开放，比较法治的国家---只要到了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接触中国模式以后，他们明白这是他们不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