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神经元病吃什么药:“中国模式”的代价

“中国模式”的代价

　　过去30年，中国维持了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在这一路上，有唱衰者，也有唱盛者。一个“唱”字，深得经济预测的精髓：它像是KTV的自娱自乐，总会有人“跑调”。这个大众喜闻乐见的游戏不会停止。近来，有警告中国经济将在2013年之后陷入危机者，有宣告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16年赶上美国者。论者有一些证据，同时他们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愿望，自说自话。

　　在许多时候，鼎盛期也是衰落的起点，正所谓“盛极而衰”。目前，“中国模式”在国内外“甚嚣，且尘上矣”，或许预示这个“模式”已经过了顶峰时刻。此外，在快速增长卷起的滚滚尘土中，一些人独具慧眼，“勘破”红尘。他们指出，中国仍在找路，“中国模式”并不存在；即使存在某种模式，也因其浓厚的“中国特色”而对他国没有借鉴意义。

　　古罗马神话说，智慧女神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出动。黄昏没有白昼的躁动，是回顾与反思的时候。现在大概可以开始总结“中国模式”的得与失了，先来看看我们为高速增长付出的代价吧。

　　社会各阶层的代价

　　中国的工业化经历了多次挫折，屡仆屡起。19世纪后半叶的洋务运动从西方引进了工业技术，但没有引进工业文明，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洋务运动奄奄一息。在20世纪上半叶，日本入侵和国共内战重创了新一轮工业化的努力。在战争结束后的1950年代初，又一轮工业化开始了，这次全面模仿苏联“模式”。苏联予以大力支持，援助项目主要在重工和军工领域。但领导人还要以更快的速度前进，要在数年内“赶英超美”，于是发起“大跃进”。工业大跃进主要是 “大炼钢铁”，成本由农民和环境支付。在农业大跃进引发的大饥荒中，饿死的基本上是粮食大省的农民。

　　当19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苏联模式的工业已经丧失活力，“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成为唯一的出路。当初， “改革”的重点是把农民从公社中解放出来，农民有了生产积极性，生活在短时间内明显改善；“开放”是在沿海地区建立特区，为海外企业设立加工厂，廉价的农民是加工厂的主要劳动力。在这一时期，重工和军工的发展严重滞后。直到1980年代后期，首钢——当时中国工业一面招展的红旗——还在使用洋务运动留下的锅炉。

　　即使在工业化初期，小农经济能够创造的财富也非常有限，农民生活的改善只是相对于前30年而言。这样的好日子也不长。因为加强农村基层建设、粮食由政府“统购统销”等措施，1990年代出现了严峻的“三农问题”(农民、农村、农业)，许多事件惨不忍睹。因为种地赔钱，土地被撂荒，农民在外打工，用打工挣的钱支付农业税费。在加工厂聚集的地方，如珠三角，农民工不仅给地方政府带来税收，给工厂主创造利润，还养活了房东、商贩、办暂住证和检查各种证件的人员、甚至劫匪。他们的月收入曾长期“稳定”在800元左右，还经常被拖欠。

　　“三农问题”一直延续到2006年废除农业税才开始好转。这时，中国历时100多年的工业化终于能够为自己提供资金，不再需要农民勒紧裤腰带了。但情况又有了新变化——工业好像不再那么重要了，土地成为政府的最大财源。在不太偏远的地方，农民想种地而不可得，他们的土地被廉价拿走“开发”，因此出现了很多暴力冲突。也许有较为公平的土地交易，但只要出现对抗，农民总是失败者。

　　在农民兄弟之后是工人老大哥。经济开放之后，缺乏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很快更加不景气。偶尔盈利的国企成为宣传“典型”，以证明国企“还行”。在这个幻觉的误导下，政府不停地向国企注资。正如预料中的，国企没有“解困”，大量资金也去向不明。政府终于发现，处于竞争环境中的国企是一个无底洞，无论用多少资金都填不满，于是大量企业被贱卖、被破产；工人也“下岗”了。在一定程度上，工人被农民工“顶替”了。昔日的“主人翁”收到的临别礼物是官方的鼓励：豪迈呀！跌倒再爬起来嘛。

　　银行持续给国有企业注资，往往有去无回，积累了足以导致破产的不良贷款。这些银行也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最大特点是——它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它们考虑的首要内容不是客户、市场、利润和创新。国内银行的优势在于这个行业几乎不存在竞争，它们能够维持高利差。政府给银行注入资金，还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再剥离银行坏账。买单的当然是全体国民。

　　由于经济的开放和起飞，中产阶级大约在1990年代中期出现。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在政府大楼之外的办公室里上班，又称白领。他们命运多舛，年轻一些的，即使打拼30年，也很难用自己的收入购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栖身之地。在一线和二线城市，他们的年收入大约只够买3—5平方米均价的房屋，还是“建筑面积”。其中的“成功人士”有房有车，却又成了房奴、车奴。当他们抱怨只有70年的房屋所有权时，又听到更坏的消息：他们的不动产可能只有25年左右的使用寿命。

　　白领是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主体，他们服务的机构(公司等)是营业税、增值税等税种的纳税主体。但是，他们和他们的机构仍然要自己支付教育、医疗、养老的开支，这些服务大都由政府独家提供，成本极高。释迦牟尼看到生老病死，由此觉悟到人生是“苦”。在中国，普通人的生老病死有了新的意义——只为增加政府的收入。他们在出生前就要缴费，在死了以后也必须继续为政府创造财富。即使收入较好的白领，生活也“压力山大”，也到了承受的极限。

　　直到几年前，民营企业家还很风光，其中一些人还很张狂。在可以作为食物的社会各阶层中，他们赫然立在食物链的顶端。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民营企业家仍不免被牺牲，当然，排在给他们打工的农民工后面。自2008年以来，他们的压力逐渐加大。在江浙、珠三角，很多出口加工公司倒闭，其他公司要面对更严厉的税收检查，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把资金从加工业转移到房地产——中国的支柱产业。在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他们(以及国有企业家)“返祖”到18世纪的经济理论：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现在，他们受命维持物价稳定。

　　秋江水寒鸭先知。感到寒意的富人“用脚投票”。据报道，超过一半的富人已经移民或有明确的移民愿望。他们与那些“裸官”相似，都对到手的财产有不安全感。不久前还在讨论企业家精神和创新，以及是否应该宽恕民营企业家的“原罪”，恍惚之间，这些话题好像有些过时了。为了保持增长，社会各阶层被依次“有序地”牺牲掉：农民、工人、白领、民营企业家；现在是他们全体。中国经济避免了危机，但以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为代价，而且层层上升。在1950年代公有化运动中，民营企业家阶层被消灭过一次，再生的他们只有20多年的历史。目前也许不会再有那种大规模的“公私合营”。“抓大放小”后的国有企业安享巨额垄断利润，它们的胃口变得非常大，一般没有兴趣兼并民营中小企业，比如在馒头制造业；但在权力和垄断地位的支持下，国企能够轻易地踩扁民企，如在加油站行业。

　　当民营企业家被送上祭台的时候，表明排在前面的农民、工人、白领已经没有更多的油水，一根新的稻草也可能成为他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同时，官员在采用笨拙的手段压制物价，这表明他们明白，社会的中下层对物价上涨已经非常敏感。

　　在过去30多年，中国遭遇到多次经济危机。这些危机都被成功化解了，更准确地说，被转嫁了。因为经济在快速增长，消化掉了相当大一部分被转嫁的危机。但危机的承受者仍有痛苦，只是他们没有话语权，而代表他们说话的人说他们很幸福。这些是没有经济危机的经济危机，危机没有外爆，却内爆了。一些社会阶层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可能比危机外爆还要大。

　　金雁先生5月2日在经济观察报发表的《苏联解体20年祭》一文。她指出，俄国人认识到，“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俄国历史上最可悲的记忆。

　　当下一次经济危机来袭时，过去的办法都不可再用，因为它们已经被用到极限。但中国仍有许多手段，不至于陷入危机不能自拔，而社会各阶层受到的打击将更小。那些手段中的一些是向食物链的更上端推进；另一些也是其他国家使用的，有点“普世”的意思。所有这些显然都不再属于现在的“中国模式”。

　　社会诸系统的代价

　　增长与发展不同。增长只是某些人的钱多了；发展是社会全方位的改善。一部分的增长不能以另一部分的削弱为代价，否则增长就失去了意义。因此，经济增长不是社会发展，至少不能代替社会发展。

　　权力机构内曾经有一个常用词：“条条块块”。“条条”指权力机构的各系统，“块块”指权力机构在各地的分支，或某个“条条”内部的部门。由于权力机构涵盖了社会(部分大于整体)，“条条块块”也可以用来统指社会各系统和各部门(各阶层)。上一节谈到“块块”为增长付出的代价，这一节谈“条条”的代价。

　　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1927-1998)把社会系统分为9个子系统——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教育、科学、宗教、艺术、生态。这9个子系统是相对封闭的，因此才成为子系统，发挥不可替代的功能；同时也是彼此开放的，因此才能够共同组成社会。如果没有封闭性，子系统将失去自我的规定性，如同被巨兽吞食的小动物，也就没有这个子系统了。只由一两个子系统组成的社会必定是畸形的，没有长久发展的可能。

　　中国读者应该容易理解卢曼的理论，因为“系统”在表面上很像是中国的“条条”——有时也叫系统，如教育系统。如果愿意，读者可以增加更多的“条条”，还可以把那些不够长的扯成“条”，在现实中，这种行为叫“机构改革”。

　　卢曼的理论是分析经济的“中国模式”的有效工具。简单地说，中国的快速增长主要在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子系统，而经济又附属于政治，并因此获得了政治性。由于政治在中国具有庄严的神性，经济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畅行无阻。于是，这两个子系统一起挤占了其他子系统的空间，把它们变成政治或经济的附属物——假如它们还保留了原来的某些特性。

　　这就是中国30年经济“奇迹”的另一个奥秘所在。在此期间，中国经济遭遇到多次危机和严重挑战。唱衰者一次又一次失误，主要因为他们的经验来自国外，他们的目光聚焦于经济这一个子系统，因而认为，经济的水池将很快满溢，危机将爆发。但他们却忽略了经济可以向其他水池灌水，也可以向社会中下阶层转移危机。较为乐观的经济学家好像是正确的，他们倾向于相信增长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但也没有重视社会其他子系统、社会中下阶层为经济增长做出的牺牲。

　　从一个子系统向另外一个子系统灌水的成本很高，却很难说给其他子系统(生态除外)造成了损失，因为没有人能够损害已经失去的东西，但灌水至少使它们失去了发展的可能。中国避免了经济危机，却在其他子系统制造出一个又一个严重危机，其危害一点不亚于外爆的经济危机。

　　食品危机。食品危机反映的不仅是道德缺失，也是法律缺失，更是政治缺失。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食品领域内的技术进步与创新。食品是中国最勇于探索的领域，而且不限于化学技术(含农药)。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还没有得到可靠保证之前，已经在大力推广了。

　　人口危机。人口也成为权势者牟利的工具，一曰控制人口增长，二曰控制人口流动。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但不让人们生孩子仍然是一个利益丰厚的行业，湖南邵阳的政府机构没收并倒卖婴儿是最新的一例。人口危机其实也折射出人权危机。

　　生态危机。生态破坏的直接原因是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各种污染已然非常严重，但“植树造林”却热火朝天，似乎已经把可以种树的国土种了两遍；已灭绝的野生华南虎据说也在陕西再现。

　　教育危机。一些大学要在短期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人们的疑问却是：中国有大学吗？按照卢曼的理论，答案是“没有”，因为教育在中国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学校首先是政府的部门(南方科大的副校长定了局级)，它的首要任务是灌输既定的教条，不是知识的传播与创新。

　　科学危机。科学的情况与教育大致相同，这是两个相近的子系统。比如，很多科研项目在大学完成；在科研中，官员比研究者更重要。

　　信仰危机。宗教也要为政治和经济服务，寺庙是经济实体、旅游景点。旅游是经济的子系统，因此，宗教成了经济的孙系统。许多宗教业者都在忙于赚钱。在中世纪，天主教神父们倒卖“赎罪券”——罪人们进入“天国”的“门票”，教会的罪恶是欧洲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的一大诱因。

　　道德危机。对于一个社会，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相辅相成。如果社会中的一切都要经过权力的批准、金钱的丈量，道德沦丧便不可避免，而道德沦丧又必然导致其他许多危机。

　　法制危机。立法和司法是政治的嫡系子系统，第一要务必须讲政治。法制的缺失将导致道德危机。

　　艺术危机。艺术与科技有相同病症：热衷于模仿与山寨，缺乏创新。艺术被当作宣传的方式之一，是宣传的子系统，而宣传又是政治的子系统。据此，艺术是政治的孙系统，还可以用来洗钱。

　　企业危机。企业是经济运行的主体之一，可是，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在中国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它们之间的竞争往往不是在市场上完成。没有常规企业，经济难以正常运作。

　　还是就此打住吧。以上随手写出的例子只是冰山之一角。其实，根本没有必要详细介绍这些危机，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大家都很熟悉。乐观者也许不以为然，但危机意识可以更好的避免危机。

　　社会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当其他子系统受到侵蚀乃至沉重打击的时候，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子系统肯定不能独善其身。

　　另外，由于权力的泛滥和灌水，造成应有的联系被割裂，市场间的壁垒在强化，“块块”分立。据《参考消息》译载《纽约时报》4月28日的文章，美国卡车司机的小时工资是他们中国同行的68倍(2010年，美国的人均GDP“只有”中国的11倍)，后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中国的公路运输成本却高达美国的1.6倍。当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时候，高企不下的内陆运输成本在割裂国内市场。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德国统一的起点是各邦市场的一体化，20世纪的欧洲一体化也是从市场开始。由此反向推论，这种割裂对中国可能造成的长期危害或许不尽在市场上。

　　中国经济仍在增长，但从增长中获益的人群在缩小，甚至连一些外企也不再是座上宾。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原因与“国富民穷”一样。财富向权力集中，创新和经营则在其次。政府投资的效率低下，流失大。不过，对于一些官员，他们的回报已经在投资过程中完成，而投资效果对他们来说一点都不重要。政府投资为他们制造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这是全体国民的损失。

　　这幅图景也许有点暗淡。不管怎样，这就是经济的“中国模式”了。这一次，中国的工业化又在半途中，我们不要半途而废。

　　如何灌水或不灌水

　　这些年来，中央政府为降低其他子系统里的水位做了很多努力，如取消农业税，要求取消暂住证，喊出了控制房价的口号，还要求禁止暴力拆迁。这些努力是好的，但与灌水的速度相比，还差了不少。社会大系统池子里的水继续上涨，高额的维稳费就是证据。

　　在今后几年中，中国经济或许仍然继续增长；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仍将可能保持更高的抗危机能力；但与从前的自己相比，中国经济抵抗风险的能力下降了很多。简单地说，由于政府向其他子系统灌水、向中低阶层转移危机的能力及意愿下降，中国经济将不得不更多地承担自身的风险，从而可能陷入经济危机。

　　这个不利趋势不是现有经济模型能够预测的，统计局的数字也帮不了大忙。然而，数学模型还是必要的。可以从一道初中数学题开始：一个水池的净容量为c立方米，水管1的进水量为a立方米/小时，水管2的排水量为b立方米/小时(a、b、c为已知数，a〉b)，假设进水与排水同时开始，问，灌满这个水池需要多少小时？

　　这道题不难。如果更进一步，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大系统，并且是一个至大无外的较为封闭的系统(与美国不同，中国向国外转移风险的能力很低)，没有向外泄洪的管道，这道题就更简单了：一个水池的净容量为c立方米，水管的进水量为a立方米/小时(a、c皆为已知数)，问，灌满这个水池需要多少小时？

　　这两道题的难度在于，代入的数字不可能准确。不过，在一个正常社会中，第二道题比第一道题更接近实际。即使美国也不能经常向外大量排泄污水(如量化宽松)，因为这必然损害它的信誉，而信誉是国家力量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有权力向本国国民转移经济风险的政府不多，它们也不应该这样做，尽管它们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正常国家中，没有什么唯一的大事要其他事情一律给它让步；社会各系统之间是并立的，没有严格的统属关系。

　　社会水池的总容量不是一个确切可知的数字；容量还有一定的弹性，其限度不可确知。不过，在另一方面，社会领域内的数学模型与实际有较大出入，水管的进水量和排水量又总是被虚报，而蝴蝶拍打翅膀引起的“意外”降水更是不可预知。这些不确定性要求决策者尽可能减少灌水(即使他们有灌水的权力)，并预留行洪区。

　　当然，还有更好的办法：停止灌水；如果还出力排干系统内的寄生虫、瘟疫横行的死水潦，清理生物不能存活的污水池，那就再好不过了。

　　如果在今后几年中发生一次经济危机，对中国也不尽是坏事。至少，我们可以放缓狂奔的经济脚步，停下来清理多年淤积的各种垃圾，并认真地想一想：什么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