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水的广告语:我的乡村

我的乡村

徐淑红

也许，每个人的乡村都只是每个人的，我的也不例外。

——题记

一

严格地说，其实我现在仍然是个乡村人。

1

秧畈，一个四周盛开秧苗的村庄。19岁之前的我除了在学校，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我从小就生活在它边上的一栋房子里，房子的右边就是青青的禾苗，一望无际，直到天边与远山相融。我想故乡的烙印和母体差不多，虽然过了这么多年，看过那么多奇异美丽的风景，那大片大片的青青的禾苗和这秧苗之海尽头的远山一直是我眼里最美的风景。一条清亮的小河从村头蜿蜒而行，和另外一条稍窄些的小溪一同几乎把村庄和居住在村庄里的我们抱在怀里。河水很清，水里有光滑柔软的水草，在夏季的傍晚，它们和这清澈的河水一同温柔地抚摸过我的身体。水里有活泼可爱的小鱼，在一旁等妈妈洗衣服的我对这些小鱼充满了向往，一次次用手去捧它们，它们却都一个个一次次地成功逃脱，我好像听见它们在水里哈哈大笑，把我气坏了，也把我乐坏了。河边有两棵硕大的枫杨树，弯着身子俯在水面上，给妈妈和在河边洗衣的村妇们带来了惬意的清凉，也给我的童年增添了又一个乐园。小河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快乐，也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希望，有它的滋润这片田野才如此肥沃，这片秧苗才长得如此，就像那首著名的歌里唱的那样，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不仅美丽，而且富饶。事实上，我的村庄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个富裕的村子。从我有记忆以来大队部就是一幢两层的楼房，楼上有一张宽大的乒乓球桌，后面还有一个宽敞的戏院，雨天里放电影演戏，紧挨着大队部是戏台，原来是个旧的，在我小学时村里就修了个崭新的，可以说金碧辉煌，外墙和里面的板壁上各种人物像栩栩如生，有画的有雕刻的，为了写作文我和好友趴那里看了整整一上午，附近村庄的人都羡慕死了，听说还有外国友人来参观了呢。村里的主要通道也早在80年代就修了水泥路面。据说战争年代对岸的邻村驻扎的是红军，而我们村因为富人多驻的是白军，甚至与别村不同的早上过年的习俗也与此有关，我记忆中村里很早好像是80年代就有人先富起来了，盖起了楼房。

一条省道从村边经过（先富起来的人大多做生意大概也与此有关），便成了村里的街道，我们说马路上。马路上有供销社，糖果、蚊香、布匹，有肉店，屠夫是一个穿白大褂的胖子，很神气的样子，排价九毛六，去晚了就买不到了，合适价要一元多，后来有私人开的小店，还有卖油条做豆腐的。记得夏天的冰棍曾经让我动过心但我还是克制住了把手里的钱又硬塞回给母亲。作为商品的食品我们吃得实在太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童年缺少吃的，地里有碧绿的各色蔬菜，我家门前的园子有硕果累累的梨子树，收获的季节常常要用装稻谷的谷箩装，自家吃不完，就挨家挨户送给亲戚和邻居，几乎所有人家院子里都有枣子树。还有用丝瓜、南瓜、茄子、柚子皮、桔子皮晒制成的各色小菜、酱豆干、霉豆腐、黄豆豉……童年的肠胃装满了绿色的植物。

供销社里没有什么吃的，更没有什么玩的，但缺少玩具的童年并不缺少游戏。泥地上，树荫下，田野上，小河里，白天，晚上，雨天，晴天，西瓜棋，猪子棋，羽毛腿（把泥沙洒到腿上，用手一抹，腿上就现出鸟的羽毛的样子，夏天的午后我坐在泥地上乐此不疲）踢坊踢，捉鱼，打水仗（在河里互相泼水，在岸上用竹制的水枪互相攻击），拦坊（书上叫做攻城）、顿脚（一种蒙眼睛凭借声音判断对方的游戏，月亮总是慈祥而温柔地望着我们，并给我们身上洒下淡淡的清辉），照鱼（晚上一手提着灯，马灯，矿灯最好走在田埂上，照到水田里有鱼，另一只手拿着骗子或者火钳就往下扎），踩高脚蹬，放牛（我只和朋友去过一次，看到别人骑在上面悠闲自得的样子也爬上过一次才发现牛背根本不是平的），拆下门板用自制的球拍打乒乓……我们在昏暗的15瓦的电灯甚至在马灯在煤油灯下看书写作业，眼睛居然都很好，夏日的晚上我们还在田野上追逐着那一闪一闪的萤火虫，并且捉来制成萤火灯。每每看到女儿为没人玩而愁眉苦脸时我总会想起我的童年，乡村的童年，游戏的童年，快乐的童年。

大队部和戏台也在马路上，这里是村民们主要的娱乐场所。看电影和看戏都在这里进行，电影一般都在大队部戏台外面的空地上露天放映，下雨就在大队部后面的戏院里放，有时也在各生产队的晒谷场上轮流放。每年农历八月村里都会演好几天的戏，我看不懂戏，也一直不喜欢看戏，但学校会因此放假，马路上也会变得非常热闹，漂亮的戏台前人山人海，虽然我并不是个很爱热闹的人，但还是会受感染，有时会爬到那高高的木凳上（村里家家特地为看戏打造的）去看两眼，或者跑到最前面去看哪个演员漂亮，最喜欢的是去小人书摊子，花上一两角钱（可以看五本到十本）在那里泡上一个下午。喜欢看戏的伯母却因为要招待客人（做戏是村里大事，家家都要去外村把自己的亲戚朋友请来），要到晚上才有空，守着看一晚也不觉得累，我们都笑她守着要扛戏台板回家。村里还有一件大的娱乐盛事——板凳灯，但不是每年都有，工作量太大，家家户户都参与，要忙很久才能把灯扎好，然后各家出一个男子去扛灯，连成一体就是一条巨大的龙，在田野里游动，晚上点起灯来尤其壮观，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看电视是后来的事，有电视机的人家晚上常常围满了人，像看电影一样，原来到我家来看书写作业下棋的孩子都没有了，我自己也常常克制不住向那响着电视剧声音的地方跑去，电影也开始少了，慢慢地成了村人的“生日礼物”——做生尤其老人做寿时请来放电影的热闹热闹。从邻居家转到大伯家又看了几年后，父亲才买了台电视机来，不过一买就是彩色的，村里几乎没有，顿时吸引了很多人，特别是大年三十晚上很多人都跑来我家看春节晚会，看得兴奋不已，那时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看的节目了。这之前的我则一直守着一台收音机，我是在它身边长大的，甚至边写作业边听，不专心的习惯大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录音机给我的印象最深，那时的我们对自己的声音能从面前的机子里发出来惊奇不已，天天一放学就往隔壁将要结婚的大叔家跑，对着那神奇的机子唱歌说话甚至大喊大叫，一遍又一遍，乐此不疲。

我常常站在院子的西边凝望这片盛开秧苗的田野。当然它不是只有绿色，也不是只有秧苗，它有四季，从浅绿到常绿，从浅黄到一片金灿灿，从秧苗到粗壮的禾苗再到沉甸甸的稻穗，田野上忙碌的身影也有变化，衣衫从厚到薄，手里的工具从犁到耘棍到镰刀、谷萝、独轮车，我也曾经参与其中的劳动。父亲母亲都没有田，但他们的兄弟姐妹都有，每到放假时父亲便要我们去帮忙，插秧、收割还有拔秧、抛秧甚至打稻子我都参与过。我最喜欢的是割稻，因为那不需要什么技术，尤其是秋天，赤脚踩在松软湿润的泥土上很是舒服，收割后的田野空旷和安详，我更是非常喜欢，有时收工后索性躺在收割后的稻田里望天空。做得最多的是帮忙收谷子，六月的天说变就变，刚刚还晴空万里，转眼间就乌云滚滚，雷声隆隆，我和兄弟们立刻扔下书本，中止正在进行的游戏，撒腿就往晒谷场上跑。晒谷场上一片忙碌，晒在麻垫（一种竹片制的长方形晒谷用具）上的谷只需扯起边角，谷就到一堆去了，就可以用簸箕装谷倒进谷箩里，晒在水泥地上的就要先用扫把扫一会才能把谷扫成堆，最后余下的谷子往往有不少泥沙（尤其是晒在水泥地上的），空壳也多和明显，需要用簸箕扇掉，这活需要一点技巧，我学了好久才会一些。有时干脆守在晒谷场上随时准备对付那常常不期而至的雨，还要驱赶那偷吃粮食的麻雀和鸡，这时我往往就会拿上一本书，找一个遮荫的地方（秋天天气凉了就只需背对着阳光以免阳光刺伤眼睛），还会和伙伴们扔些谷子到旁边不知谁升起的炉灰中，听到“叭叭”响声捞起来吃，香甜无比。

村庄的四周盛开秧苗，秧苗盛开的田野美丽亲切，但这是在白天，夜色笼罩下的田野则显得不那么可爱，甚至有些恐怖。我害怕黑暗，还有在黑暗中悄无声息游走的蛇。被水怀抱的村庄也有缺水的时候，水车在人们脚下焦躁地转动，炎炎夏夜的田野上，散布着守候放水的人们，甚至传来争吵打斗的声音。我家通往河边道路的两边，有两口池塘，像两只眼睛，这里生长青苔和红蜻蜓，也生长着我们童年的快乐，在它旁边的一间老屋子里，却有一个老人孤独地死去，几天后才被人发现。据说她在屋子里不能动已经很多天，还曾经一人爬到池塘边来喝那绿绿的水。那间老屋子里原来有很多人，挺热闹的，不知怎么地就剩下她一个人了，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儿孙们在另外一个地方盖了新房子。其实我小学时就有一位男同学因为天天去拾田螺得了一种怪病而夭折。在姑父的诊所里也不时有喝了农药的人被家人抬来灌洗肠胃，有的抢救过来了有的就这样走了。和睦相处的村民和邻村的械斗却持续了很多年，甚至儿时的我也曾经参加过，和一帮小孩子跑到大桥上向对方的孩子扔石子，后来对方一个大人来了，我们的战斗就停止了，这只是我们孩子的游戏，但听上辈人讲过多年前最激烈的一次，整个村庄都在一片打杀中，妇女们都挑着孩子和行李往村外逃去，混乱中很多人受伤，还有人丢失了性命，村里就有人为此蹲了很多年的监狱。还有村里浓重的重男轻女氛围，我读到中学后村里的女同学就越来越少了，到高中就只剩下我一人了。但就像邻居家那位大叔吵吵闹闹，历经波折，最终还是把媳妇娶进了门，这些阴暗面给我的感觉也都是微弱的、少数的、暂时的，我看到更多的是白天的田野，我也更多地生活在白天的村庄。

所以年少轻狂的我虽然自以为抱负远大，但却很早就把理想定位在了乡村。毕业分配前曾与一位朋友争论过这个话题，，她也喜欢乡村的美丽清新，但她希望呆在城市，她觉得乡村是一个可以偶尔去放松身心的地方，我的观点正好相反，我觉得城市有很多便利，但我希望呆在乡村，城市是一个可以偶尔去逛逛，买买书购购物的地方。小学时就曾随当老师的母亲去过一些大城市，我不喜欢它的喧嚣，甚至也不喜欢那耸立的高楼和宽阔的街道以及川流不息的车辆，我觉得人在其中是那样渺小甚至无措，只是对它的大书店（可惜我一次也没去过，因为同行的人都没有兴趣）和灿烂的夜景（这也让晕车的我有了一些安慰）充满了向往。乡村教师的梦想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实现，我只守住了最后的底线，加之那时觉得“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就去了一个离家100多里的偏远乡政府。

                    2

历居山，山名，在江西省乐平县。其实这不是它的本名，它的本名电脑上打不出，在那上班时曾经收到很多打印的广告信干脆就打成了山历山居山乡，三个字变成了六个字，它是一个专有名词，也就是说，它只属于这座山，前面一句话就引自新华字典。山并不高，最高峰海拔不到800米，但在我们乐平最高，算是大山了。1993年冬天我来到这里。

第一次去山上，出于好奇寻找山上人家 “天然自来水”的源头，沿着那一片一片的竹筒信步走到了山林深处，非常幽静，有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影照进林子，很有点王维诗歌里的意境，但是我发现自己已经找不到来时的路了。在山道上走了很久以后，才听到几声响亮的鸡鸣，欣喜后却看到山坳中只有两间房屋，旁边仍是一片静静的山与树，我当时的悲凉甚至超过独自一人在山中寻路时的落寞。后来听说山上象这样的村庄还不少，哦，这也算一个村庄？我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了什么叫做寂寥，也第一次知道了想象（不是理想）和现实的距离。上班后有时会在山上的招待所往上近一周，自认为很耐得寂寞的我也总有一种被围困被封闭的感觉，下山时突然有种回到人间的感觉。

不过，还好我的办公地点是在山下的乡政府机关。          这里确实有些偏远，乘车到县城需要三四多小时，老式的楼房，粗大的柱子，巨大的石板，院子里绿树成荫，这也使得办公室的光线有些暗，另外盖瓦的屋顶经常漏雨，除此之外条件其实挺好的，有自己单独的房间，有大大的食堂，周末也开伙，饭菜比学校食堂的好多了，有热水供应，还有洗澡的地方，待遇不算高，但工资从没拖欠过（后来我才知道这在全市的乡镇里算是很难得的了），开始几年年终时还有些香菇、木耳、桔子和乡办企业生产的白酒带回家。也许就因为如此，有一位校友听说我分到这儿后说我高姿态，而另一位校友则说是我挤走了他，本来应该他分到这儿的。院子的门口就是田野——我喜欢站在门前眺望，只是视线总被不远处的一座山挡住，这让我常常感到一种失望和不适，我习惯了山在田野的尽头。还有一条叫做清溪河的小河，从乡政府所在的村子中间穿过，有点像务源以小桥流水著名的李坑。沿着河边的小道一直往下走，绕过眼前那座我终于看到了一片比较开阔的田野，我兴奋地跑起来，我很喜欢这片田野，早上在这条小路上跑步，白天有空时也喜欢到这里走走，尤其是冬日的午后经常到这里来漫步，收割后的田野空旷安详，我喜欢坐在随便一块稻田的田埂上，眯着双眼望着远方，或者低头看看随身带来的一本书。回来时，看到大院门前那条水泥道上那排水杉树竟然一片火红，这种书上说的珍稀树种在这里竟然随处可见，食堂门口就有好几棵，但我这时才注意到它竟然是如此的火红，望着它们，我又开始变得茫然和焦躁起来，为自己每天的无所事事。但在上班之外我还是感觉快乐充实的，在房间看书、写字，到邮局订阅报刊、邮购书籍、寄信、投稿，听收音机、到隔壁电视房看电视，或者在不回家的周末去文化站泡上一天——贴了黄色瓷砖的一幢两层楼，在这个偏僻的山乡显得很打眼，后面是一个大礼堂，原本是用来放电影的，我去时这个功能就被废除了，被用作了乡政府开大会的会堂，学生们文艺汇演有时也放在这儿进行。礼堂的前面是文化站的办公室，有图书室和阅览室，但是书少得可怜，报刊也很少，且都破旧不堪。

我一来就被分配到乡林办，上班第二天就和同事扛着罗盘仪、标杆、卷尺往山上去，为下面各个林业分场搞采伐作业设计，几乎跑遍了这座大山的每一个角落。采伐之外，森林防火、炼山、全垦、造林、幼林抚育，我们都要参与其中和进行检查督促，虽然与学校所学相比显得很粗放，但这里的人把山当作田地一样精耕细作，这在和故乡类似的非林区是难以想象的，刚开始接触这些时感觉惊讶和新鲜，如此近距离频繁地进出山林，于我也是一种崭新的令人兴奋的体验。还有果树主要是板栗的嫁接和管理的指导，这是该乡的富民工程，也归我们林办负责。

这里是全市最大的林业生产基地。国营林场的牌子和乡党委政府的牌子并列挂在大门边。全国绿化先进单位的奖牌挂在大门的上方，我也曾陪同受林业部委托的华东设计院的年轻专家检查那片湿地松速生丰产林基地。林业自然是这里重中之重的一项工作，但作为最基层的一级政府，还有很多林业之外的中心工作。冬天有 “三冬”工作，冬造即造林，与林业相关就不用说了。冬种我在上班不久就参加过一次，公路两边收割后的稻田必须全部种上油菜等农作物，我随一位领导去了几次我们负责的农户家中都没见到人，领导苦笑着摇头： “哎，真是水忙船不忙呀！”。随领导往村里去找地方吃午饭，看到很多前来督促冬种的同事一脸无奈地在村道上晃荡着。午饭后我在阳光灿烂的稻田里，找了一个稻草垛斜躺着，眯着眼睛仰头望望蓝蓝的天，低头看看随身带来的书，张承 志的小说集《回 民的黄土高原》。不过这事后来就没弄了。还有“冬修”， 即水利设施的除险加固，我只记得有一次，一个村里的水库出了问题，资金和劳力都遇到了困难，新来的年轻乡长亲自上门动员了群众参加，要我去写报道，我才为这事跑了一趟，那场面确实很热烈，但这是很少有的。春天是“春耕备耕”，乡村一片繁忙，乡村干部主要是搞好服务，推广技术，诸如抛秧、旱床育秧等软技术花了很大功夫还是响应者寥寥，小型耕整机、收割机等农机则没怎么费劲就很快推广开来。但即使在这乡村里，没几年我的感觉就麻木了，很多东西似乎都成了例行公事，总要走上门前的田野才能感受到春天的到来。夏天和秋天的中心工作则是“粮食收购”，这是作为一级基层政府最中心的工作之一，全体乡机关干部都要下到各自负责的村里催粮，粮食收购进度在办公楼进门的墙上醒目地公布，像条鞭子一样赶着我们，尤其是后来成了所谓的班子成员，要对一个村的中心工作负责，这感觉就更强烈了。我们之所以这么卖力地帮助粮食部门催粮（为此我们对粮食部门的悠闲傲慢颇有微词，甚至有过矛盾），其实是为了催收农业税和乡统筹村提留款。不过我们乡算好些的，一般都能在夏季就比较轻松地完成任务——我所在的村更是如此——，当然有时为了赶进度也有乡村干部垫付款项的，为了不违反减轻农民负担政策，把结账的地方从信用社、粮管所转到村委会，方式从直接代扣变为奖励完成。我只有一次去农户家“搬谷”的经历，且是在秋季，但屋子里气氛很好，主人甚至对我们有些感激，因为我们其实是在帮他忙，他乐呵呵地——说是忙着打猎去了，没空去卖谷，秋收之后是冬闲，不用慌，不像夏季忙收还要忙栽，并且要抢时间——我们还帮他用风车扇谷，直到装上车去粮站。别的乡可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大都数要忙到秋收时，甚至要忙到年底还不一定能完成任务，一次送一位领导去外乡任职，已经快过春节了，一进办公楼就看到墙上一则下村收税费的通知，等了一会儿，对应的分管副乡长和办公室工作人员才回来，我看到一位年轻人的皮夹克上竟然有泥水，说是刚刚下村收税费回来。而且没过多久，就听说那位和善的副乡长出事了，就是在收税费时发生的，他自己被一位村民推到跌伤了一只腿，而另一位年老的村民在和他的推搡中摔倒竟然就去世了，这事闹得很大，当时减轻农民负担正抓得紧，加上那位老人的儿子在部队，为这事部队还出面了，他受到了很重的处罚，虽然他到处诉苦，大家也都很同情他，听说老人原本身上就有很多病。

和粮食收购同样重要的中心工作是计 划生 育。这工作没有季节，一年四季都重要，虽然有专门的计生办，但全体乡机关干部都要参与其中。各个村的计生工作作为中心工作之一我们要各自负责，计生办只负责业务和处理外罚工作（也因为如此，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存在以罚代管的现象，计生办成为多数乡政府权力最大和经济效益最好的办公室之一，甚至在有的乡镇一度成为机关干部工资的主要来源，班子成员也以分管计生为荣为重）。我记得参加工作不久就搞过一次大的行动，天还没亮就起床，统一在食堂吃过早饭乘车到村里，由村干部带到农户门口，敲门，里面的人还在睡觉，叫出来稀里糊涂地就被我们带走了——事实上我自己也是稀里糊涂的。也去农户家搬过东西，甚至牵过猪，推过房子等等，不过在我们乡这样的事并不多，我经历得更少，但听说在别的乡以及在我参加工作之前扒房子的事都不在少数，有些乡村干部为此与群众发生严重的武力冲突，甚至有一位女干部在混乱中误把一位还没生过孩子的妇女给抓来结扎了。违反规定的不论是抢生还是超生大都与生男生女有关，在这其中你能强烈感受到重男轻女的意识，动员纯女户（两胎都是女孩的）结扎是最困难的工作之一。为了达到生男孩的目的而又不被处罚，非法鉴定胎儿性别一度在乡村的暗处盛行，有妇女为生男孩接连打掉几胎，变得面黄肌瘦。平时做得最多的是去催村里的育龄妇女到计生办（更多的时候计生办都带上仪器到村委会上门服务）环孕检，开始两年还好些，后来，我们就为常常找不到人而烦恼，因为很多妇女都到外面打工去了，打工潮的席卷也使未婚先孕的大为增多，成为当时计划外生育的一大主流人群。

我们这个乡素以民风纯朴，治安稳定著称，但我来这不久就经历了一次震动全市（我们是县级市）的暴力事件，人说我们这里要不就不出事，一出就出大事。发生在这个乡最大的村庄，有五六百户人家，大致是由于村里修族谱引起的，他们修谱与一般地方不同，竟然要按此划分村里的山林。这自然惊动了乡里乃至市里，半夜（也许是凌晨）时分起床和同事们一道到乡机关食堂吃早饭，看到了市公安局派来的人，不过他们都穿的便衣。我和丈夫负责守在一户人家大门口，另有人从另一个门进去抓人。里面抓完了人我们就可以走，但就在我们撤走之前，这家有人打开了这个门望了我们一眼，天很黑，也很冷，我们都穿了深色的冬衣，我以为她没看清我们，后来才知她认出了我们尤其是丈夫，而且这家人还曾与丈夫家是邻居，为此公公和婆婆后来还说过我们。大家完成各自任务后都统一到路边护林站的小屋去等其他组的人，开会说了要一同回去的。不想被惊动的村民却越来越多，都围在小屋的外面，屋子里还有刚刚在前一天当选的乡长，村民们边议论着边往里面去，最后居然把乡长推到了村委会的破楼上去了（市公安局的人早走了，而且因为他们都穿的便衣，也让老百姓误认为参与者全是我们乡干部。）乡长被村民关起来了，这事还得了！我们也不能回去了，村民越来越多，在这个冬日的夜晚，寂静的村庄一片喧闹慌乱，我们在村子里没有目标地走来走去。市里很快派了工作组来，全体乡机关干部日夜值班，第二天赶来赴新任的派出所所长的车子在这村子就被仍然激愤的村民拦住了，几天后我和丈夫的婚礼，同事们也都不敢来了，托了一个本村的带了红包过来。那位刚刚当选的乡长，第二天才放回，本来就消瘦的脸显得更加苍白阴郁。村支书被撤职，据说这事的缘起就与他有关，花钱大手大脚，没了钱就上山砍树，他不姓段，段姓人这才要联合起来修谱分山。为平息事端，组织上经过考虑，把村小学的段姓校长调到村里任支书。这位校长出生的书记工作倒是挺卖力的，但收效并不大，群众并不怎么认可，他自己也不情愿，调过来时就是组织上再三做了思想工作才答应的。一年后他调到乡政府任组织干事兼组织纪检办公室主任，又一年后调到乡教办当主任。人们都说他因为这事是吃了亏的（指当那力不从心的村支书），但最后他还是得了利。几年后听说在另一个偏远的乡村，居然也发生了乡长被群众抓起来的事，而且还更厉害，乡长还被抓去游街了，据说是因为派出所的事，但所长跑得快。还有一次比较大的暴力事件发生在两个村，都是村民，因为村委会选举起的争执，其中一派的外村亲戚也来帮忙，当时场面很混乱，甚至有点血腥，不过很快平息，有的逃到外地，成了逃犯。其实村委会选举在我们这个乡大部分村庄（总共就只有7个村庄）都进行得很顺利，但这个村有些特殊：人口不多，山林多，又不用像全民林业分场那样交纳繁重的管理费，因此经济上相对富裕，这个村的一个村民小组很早村内就铺了水泥路，通了自来水，而且用水用电村民都不用交钱，这个村小组长都有很多人争着当，一次起了纠纷，乡党委副书记亲自带了人去那里搞海选才弄妥，村委会的选举引人注目自然就不用说了。但我看到过不少农民对这选举事漠不关心至少是不怎么关心的，不过这选举还是激起了一些农民的民主意识，这个村虽然出了这事，最后一个刚退伍的年轻人还是通过选举当上了村委会主任。民主意识里也有房股势力等让人担心的因素，曾听到邻县有个村子选了个“打锣的”（ 地痞流氓）当主任。也曾经在车上听到一个工作比较难做的邻乡的人说我们乡的群众素质低干部素质高，他们乡则是群众素质高而干部素质低，我惊讶但却无言。

有段时间我兼做过婚姻登记工作，只要手续齐全，两人都到场就给办，连糖都不会向他们要一个，而对于手续不全或者两人没有到场的则是怎么也不给办，听到有人说我死板，说我傻，也听人说在我之前的某位还向他们要过烟，我笑笑，还是我行我素。但有件事却让我至今想起都不是滋味。为完成市里要求的养老保险（民政部门搞的）工作任务，乡里要求打结婚证的新人参保，多数人虽然不情愿但也都到民政办交了钱，可是有位年轻男子，任凭我对他再三解释再三宣传这个政策的好处，他也不肯去交这钱。他来了好几次，每次都可怜巴巴地望着我，我心里也不好受，也知道其实这几百元钱对于他们也确实不是个小数字（我那时工资也才两三百元），可乡里有要求呀，有次几乎要动摇了，正好乡长在旁边看见就问是否交了养老保险的钱，我只好再次对他作出不行的表示。没过多久我就不做这工作了，一直记得那位男青年近乎乞求的目光，几年后打结婚证取消了所有的搭车收费，包括原来乡卫生院收的体检费（只收费，根本不体检，曾经一段时间改为集中到县妇幼保健院进行体检），再后才连这也取消了。也许因为有林业的支撑，农民负担一直不怎么重吧，税费改革之初的减费并没让这里的人们感觉到什么变化（当然后来完全取消提留统筹甚至连农业税也免除了应该有明显感觉了，那时我已经离开了乡镇）。上访的人也一直很少，我只记得一位妇女因为与邻居宅基地起争执来过很多次，因为那位邻居是一个村的支书（一次我主动和踱到办公室的她攀谈起来，才知道她那位邻居竟然是我丈夫的一位亲戚），她就认定乡政府袒护他，因此一再地跑到乡里来闹，领导和同事都说她是胡搅蛮缠，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后来听说她还到市里去了，还曾在市委门口遇见我丈夫扯住他的衣服大喊大叫，大家都说她走火入魔甚至有点精神不太正常了，但不知为什么，我对她仍然有种本能的同情。

我虽然不喜欢机关的工作，但既然分来了也就想做点什么，对一杯茶一张报纸无所事事的上班感到失望之极，空虚感常常袭上心头，为寻找一种自己认为的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苦恼、焦趵不已，当我在信中与友人诉说这种苦闷时，有位朋友给了我这样一句话：人不是非要成为一个角色的。其实我并不是要成为一个角色（这从来都不是我的性格），只是当时的我强烈地渴求所谓的生命意义。在按部就班的日常工作中，特别是遇到自己不能做主的事时，偶尔也会生出一丝幻想，如果我担任了某种职务，也许能够做主真正做些实实在在的事？不喜欢行政机关也觉得自己不适合的我对官员中“造福一方”的有为之士还是充满敬意的，记得曾在书店买了本宏甲的报告文学《无极之路》，一位县委书记的事迹，却看得我热血沸腾，激情满怀，那种幻想便又强烈起来。但也只是想想而已，并没有去付诸行动，不过后来有了一个机会便也去争取了。当我真的成了所谓的班子成员后，才发现自己更不自由了，没做什么实实在在的事，倒是做了很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不仅离幻想中的做事很远——印象中我只在分管教育时帮两所学校协调修了厕所和通往厕所的路而感觉到一点点安慰——，并且在内心忍受了很多的折磨，离内心企盼的 “纯净的天空”更是越来越远。其实在我参加工作不久，就发现了这种企盼的可笑，虽然我可能是全乡信息最闭塞感觉最迟钝的人，我还是从很小的事情上感觉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看到了以前只在小说里看到的种种不正常与丑恶现象。对曾经向往的校园也听到了一些诸如现在的老师都不改作业，除了上课就是打麻将（其实这在乡机关也非常盛行，甚至还成了上班时参与者最多讨论最热烈的一个话题）有的甚至连课都不上，喜欢打学生了等等，但我想这是个别现象，也是家长学生的一面之词对校园仍然充满幻想。分管教育工作后，接触了教办人员和一些校长后，才开始真正失望起来，教师乃至教育的天空也并不是纯净的，关系的微妙和机关差不多，没有谁真正关心教育的发展，为了取得好的成绩为自己邀功请赏，自然只看重分数，所谓的素质教育也常常是为了应付检查和上级部门组织的各类竞赛，甚至不惜弄虚作假（老师画的画说成是学生的送上去评奖）。后来经历的几次干部考察和换届选举更让我感觉到自己的单纯和不适应，深深感受到乡村的天空也并不是纯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样微妙复杂，而这是我最怵的，原有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更受到强烈冲击，我觉得自己比刚参加工作时更加茫然。虽然感觉自己对乡村的生活还是很适应，我还是在乡村工作十年后主动要求调进了县城。

丈夫是本地人，我与这片土地自然就不只是工作关系了。首先感受到的就是乡村爱情。我和丈夫的恋爱也可以算一种，没有玫瑰花的装饰，更没有舞厅酒吧的奢华，只在我生日时他托出差的同事从县城带了本影集来，然后我们又来到了田野上。除了这门前的田野还有我房间隔壁的电视房，在冬日的夜晚一同守着看完《年轮》和《我爱我家》。那年冬种我在负责的农户稻田旁遇见的那位老农，竟然就是他的父亲，这给我们的爱情增添了一点戏剧色彩。我和丈夫认识时，他的小妹还在乡中学读书，我是看着她恋爱结婚的。漂亮开朗的她吸引了很多男孩，本村的，外村的甚至外乡的，家里人戏称她是“横直一百里”（香遍方圆一百里），她追求浪漫，觉得爱情应该经受考验，引得很多男孩子围着她转，但也仅限于此，最后由母亲认识的一个人在邻乡无意牵起一份姻缘，各方面都比较满意而步入婚姻殿堂。她有一个好友，初中时就让小妹给她传情书，还拉着她去做电灯泡，毕业几年后在孩子周岁时才和男友举办了婚礼。我以为她这是极个别现象，小妹却说她很多同学都这样，男女青年之间的交往现在很开放，让她也感觉吃惊，同学都说她保守呢，未婚先孕——这在原来的乡村不仅不可思议还是伤风败俗和一种巨大的耻辱，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开始出现时也让村人议论，让家人有点抬不起头，但很快这种事儿多了，村人也都习惯了，不再大惊小怪的，乡村的婚礼上经常可以看到挺着大肚子的新娘，抱着满月甚至牵着周岁或者三、四岁甚至更大的小孩也不会让人惊讶了，从故乡甚至我的亲戚那儿也不时听到这样的消息，大家说到时都只是轻轻一笑而已。当事人双方家长的态度则有些不同，男方父母大多不在乎甚至还有些窃喜，这在他们没什么丢脸的，这肚子都大了甚至孩子都生下来了就不用怕什么彩礼了，女方家长则不论是精神还是物质上都损失不小，我就曾在丈夫家附近看到过一个挺着大肚子的新娘一直不肯跟男方家来接亲的队伍走，据说是还有什么礼钱没拿，旁观的人都笑：这孩子都要生了，还想诈什么彩礼？虽然这样，乡村结婚的彩礼还是在一年年看涨，丈夫小妹结婚时2万算比较高的，一年后就到了三四万，现在更是到了八九万甚至十多万，不过原来一般女方家多少都会从中得些利益，现在只要日子不是那么难过的，家里都不会得这个钱了，一般都让女儿带去过日子，得这个钱的会被人说的。当然男方父母还是常常要勒紧裤带还要举债才能凑足这个钱，所以有人说是父母作牛作马让儿子作威作福（享福），很多即使家境不好的年轻人新婚时也会显得挺“富足”的。带来这些变化原因有很多，打工潮的兴起无疑是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打工让乡村的青年男女视野开阔，思想解放，在外打工的自由和窘迫条件也让这些事成为稀松平常。它不仅冲击了传统乡村爱情婚姻性爱观，对传统乡村婚姻的地域观也有了很大冲击，山村的小伙子带了外面的媳妇回来，女子嫁到遥远的外省都不是稀罕事了，尽管家长多有顾虑和反对（尤其是女子这边的）。

打工对经济的影响也是明显的，我亲眼看到山乡竖起了很多崭新的楼房，这其中大部分都是打工带来的。村人打工赚到一点钱后回来的第一选择就是盖新房子。虽然乡政府大力提倡在本地搞特色种养业，我也曾积极参与其中的宣传和鼓动，走访过不少搞种养比较成功的乡民们（我们称为能手），但说实话他们中有不少都没赚到多少钱，有的也曾有过一些辉煌，但到后来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和打工者带回来的收入相比更是不值一提，渐渐地他们中很多人也走上了打工的路。十多年前，还是打工刚刚兴起时，故乡有个游手好闲，家里一穷二白，人称“法海“的中年男子就出去了，几年后就成了让人羡慕的包工头，村里很多打工的人都去投靠他找活干，当然很多投靠他的人都在背后骂他为富不仁，剥削乡亲，但一边骂着一边还是去投靠他。我很多儿时的伙伴也都有过打工经历，没什么文化技术的他们其实在外面干的活也挺累的，但他们说再怎么样也比家种田、砍柴轻松，收入也比在家强。我的大姑子夫妻二人在海南打工多年，孩子从小跟着奶奶，回来都不肯认他们，一次大姑子宫外孕需要手术，没有钱的他们走进了海南一家大医院，幸运的是遇见一位好心的技术高超的女大夫，但他们在手术后却悄悄地从医院逃跑了，至今仍然对那位大夫充满感激和深深的歉意，可是他们当时也是没办法呀。就是这样艰难，十年前他们回来后也在当时乡政府所在地买了块好地，盖起了三层小楼房，把家从原先大山里的一个小村子搬了出来。小叔子也是通过打工，几年下来竟然就积攒了钱到县城来按揭购买有小区的商品房——不过这让看到邻居家孩子打工回来在村里盖各式楼房的公公婆婆颇有微词。邻居家有个女儿出去打工多年，开始还让婆婆帮着转信给她父母，没两年就盖起了新楼房，还时不时被女儿接出去游玩，日子滋润得让人羡慕，但也引来了村里人的纷纷议论，集中在她女儿在外做什么工作的种种传闻上，都是不屑和鄙夷的，但到后来羡慕的似乎多了起来，就连我公公有次还说想把她家那女儿说给他小儿子，话一出口就遭到全家人的一致讨伐。

当然我也不时听到打工给乡村带来的挥之不去的阴影：故乡一位青年在某城市打工骑车过马路时惨遭致命车祸，我一个游手好闲的亲戚在外被人打死，在家老实的男孩子到外面竟然就敢在大白天去抢人家身上的项链，在外打工的一年都领不到工资还得要家里打家里人病重才能请假回来，为讨回应得的工资在家本分的老乡在外成立了“菜刀帮”甚至杀死老板，很多孩子初中没毕业甚至小学刚毕业就赶着出去打工赚钱，乡村校园和村庄一同变得空荡，很多年轻男孩子出去打工就是去“提包”（抢夺）……

打工潮使村里的青壮年都出去了，只有妇女和儿童、老人守在乡村，繁重的农活让他们举步维艰，田地的荒芜自然不可避免。事实上，在乡村日子过得好的基本都是不依靠至少不只是依靠土地的。就说丈夫一家，他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现在小日子都过得不错，也各有特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几乎是远离土地的。大姐去海南之前做裁缝，姐夫开拖拉机什么的，从海南回来后也不种田，开餐馆，现在做生意，前年生了一个宝贝儿子，高中还没毕业的女儿又出去打工了。弟弟初中都没读完就辍学了，要出去打工，公公不让，要他在家帮忙干农活，还把身份证藏起来了，他在家种了几年田，还是偷着出去了，先是胡乱找活干活，后来下了决心去学他从小喜欢的烹饪，拿了厨师证，又到县城和外省干了几年，工资都不高，总不满意，后来在浙江盘了一个小餐馆下来自己当老板，顾客主要是附近工厂打工者，生意居然不错，因为拆迁急着重租店面结果受骗上当又赔了，但他还是不改主意，在别处找了个店面，又把生意做得很红火，几年下来就积了钱来县城买房子。最小的妹妹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家帮公公种田，但也时不时结伴出去，每次都没有多少收获，这让公公很是不满，老说别人家女儿打工往家寄多少多少钱，妹妹就和他吵，一次过年时又说起，丈夫和打工回来的弟弟一同对他进行声讨：一个女孩子能赚多少钱？那些赚很多钱的你知道她们在外面都做了什么？他才不说话了。前两年她结婚了和丈夫一同去了常州，虽是打工，却已买了房子在那定居呢。二姐夫妻二人都没怎么出去，但也都基本是远离土地的，姐夫虽然没读几年书，脑子却很好用，木匠学了几天就自己单干了，油漆工则完全是自学，几年后改成在家做订制的家具成品，又几年后干脆扔了木匠活，做起电工来，管了几年又改做起了木材生意，对农活也有过感兴趣的时候，是对各种农业机械感兴趣，先后买过打田机、收割机（小型的，这个因为看到有不少人买了市场前景不太乐观没使用就卖了）。二姐原来一直在家洗衣做饭之外养了猪，后来猪也没养了，前两年带孩子在县城读书住在我家帮着做饭什么的，今年回去了，在家开了个小吃馆，生意出奇地好，一天到晚没个歇，实在忙不过来还请了位邻居妇女帮忙，这在她们那个不大而且以节俭著称的村庄来说确实有些让人感到惊讶，说是打工回来的小青年都很舍得吃。

公公在我们的劝说下也终于不再自己种田，也不养猪了。前些年家里儿子都在外面，两个大女儿也出嫁了，只有一个小女儿在家帮忙，一个游手好闲的光棍汉不时来帮着干点活，他自然就留着吃饭，那人就几乎天天泡在家中，和公公俨然成了好朋友，甚至打起了我小姑子的主意，引起了全家人的不满，他还振振有词：我年纪大了，出个粪都很费力，你们又都不在家，还好有他帮忙，我留他有什么错？公公年轻时在村委会当过会计，因为这里盛产木材还曾多次代表村里去上海联系和办理销售业务，经常会带些新式样的衣服和吃食回来，让村里人羡慕死了（丈夫的童年为此也曾经充满过骄傲），甚至到了现在还有人说他那时一定赚了很多钱，而其实老实巴交的公公只知道出公差办公事（当然这只有家人才知道），而且后来因为孩子没人带，山里砍树工资都比村干部工资高（当然关于他放弃读师范的原因，去年一次在我家喝了点酒才对我们说了实话，根本不是自己不愿去（他一直说是因为贪恋这个山乡田多树多不想去学校反挨饿，家里人也一直信以为真，我则一直是半信半疑），加上因为记账做账一丝不苟等原因辞去了村里的职务，一心在家务农。婆婆是个乡村教师，有30多年的教龄，但却一直是个民办老师，每月只有一百来元的工资，公公多次劝她放弃，为这点工资干农活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在家做做饭晒晒谷什么的，孩子也没人照顾（丈夫幼时还请过人带），但她一直坚持着，村里的大人小孩见到她都叫她胡老师，事实上村里除了老人几乎都是她的学生，很多父子（母子）两代都是她的学生。幸好在退休前两年终于通过考试（因为文化不高，年纪又大了，她曾考过好几次都没通过，几乎都想放弃了）转了正，有了在乡村显得比较可观的工资收入，也终于可以在公公面前挺直腰杆了——自从婆婆转正后公公的牢骚和郁闷似乎更多了，经常在一边对我们说现在家里数他最可怜了。其实婆婆很可怜，六十多岁了竟然从没坐过火车，听到女儿随我们去了哪儿哪儿时，她总感叹“前生的眉毛不如后生的须”，对打工的小青年也不无羡慕，她出门到得最多的就是县城，多年前曾随公公去过一次省城，却是乘的汽车，前年带着小孙子去在外省开餐馆的小儿子那儿，因为乘火车要转车最后还是乘了长途汽车。我和丈夫带她去省城看病，也是乘的汽车，去年和二姐去看远在常州的小女儿，才终于乘上了火车，圆了这个梦。我们带她在省城看病时，从一幢楼上乘电梯下来，走出电梯门后，她就开始惊叫：“怎么就到了楼下？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还以为是这电梯坏了，我们从里面出来，还在楼上呢……”当然这些和乡村过去的许多事物一样都在成为历史。

二

严格地说，其实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真正的乡村人。

我虽然生在乡村长在乡村，爷爷奶奶和几乎所有的亲戚都是农民，但我的父母不是农民，我们家没有一分责任田。乡亲们辛苦劳作的身影在我眼里是风景，亲切无比但其实无法感同身受，我也会在假期里偶尔帮亲戚们收割或者插秧什么的，但那是没有负担的劳动，我只感受到了劳动的快乐，甚至是游戏和锻炼的快乐，对劳作的艰辛和沉重我几乎没有什么感觉，因此乡村在我眼里是诗意、纯净和安静的。我是在和丈夫谈起农活时才意识到这点的，因为我和他的感觉差距如此之大，虽然我早就知道他是农民的儿子，而且还为此倍感亲切。我自以为对乡村包括农活都有相当的了解，我觉得干农活虽然挺累的，记得自己割稻谷回来躺在床上骨头跟散了架似的，但也不是很难受吧，丈夫的感觉却是难以忍受的沉重，这也成了他高中后尤其是高三复读时用功的一个主要动力，我很吃惊，虽然早就看过写类似感受的文字，但总有些不太相信，听了他的话我才信了，也才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浅薄。

19岁后参加工作，作为一名乡镇干部也一直在乡村，但乡村干部与农民其实也是有相当隔膜的。我们当然也关心乡村的许多事物——甚至有的比农民还要关注——，包括农事，但在我们几乎是一种例行公事，是各种文件和会议，是上级布置的各种工作任务，没有农民的感受也不会或者无暇去关心农民的感受，我们关心的是如何完成任务（包括如何应付各种检查），如何对付农民，因为要完成工作任务就常常要想办法对付农民——包括说服教育、宣传发动、调解纠纷、采取有或者没有法律依据但有领导指示有众多榜样的强制措施以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赔笑脸等等——乡村干部的处境其实也极为尴尬。村干部们则往往同时都和农民一样从事农业生产，但他们与纯粹的农民也显然是不同的。他们要完成乡政府下达的各种任务，至少要有个交待，在收农业税收和统筹提留款难度很大时，他们往往要垫付一部分钱，甚至借钱垫付。当然他们也要对农民有个交待，否则也难以开展工作，说实话，这村干部也并不好当，因为同时兼有农民身份，他们有的也会有“大不了不当”的心理（乡政府派下去挂职锻炼的当然除外）。村委会普遍负债，有的村拖欠村干部工资很严重，有一个村的妇女主任，村委会拖欠她和在村小学当民师的丈夫二人工资总共一万多元，要知道他们每月工资都只有一两百元。不过村干部对农民来说还是有相当吸引力的，不管怎么说多少会有些经济上的收入，又不怎么影响干农活和家里的事，有人开玩笑说这村干部就等于是他们的第二职业，而且对村里的重大事项有相当大的决定权，还会因此和乡镇乃至县、市、省里的干部打上交道受到某种程度的尊重（有的村支书甚至比一般的乡政府班子成员地位还高，受到主要领导重视，因为乡政府几乎所有工作都要依靠村里完成），因此即使没有多少经济利益，也会让他们感到一种满足和荣耀，所以在村委会选举时，还是有不少人主动加入竞选队伍。但他们既然是干部，就进入了所谓的“官场”，官场中的种种于他们自然也不可避免，乡村在他们心目中也变得复杂和微妙。我曾经听到一位村干部说过与苏轼“鬼怕恶人”类似的话，当时我大为震惊（那时我还没看过东坡先生此番言论），他说调解纠纷时一般都要帮难说话的人（“恶人”）才有效，我不解，他解释说好说话的人吃点亏不要紧，难说话的人你要不让他得点便宜他不会罢休呀。我恍然，无言。当然这种现象其实不只在乡村。

其实乡村教师(兼有农民身份的民办老师当然除外)和七站八所（甚至乡办企业员工，当然这些企业曾经风光过，后来相继倒闭，他们成了乡村的下岗工人，有的同时兼有农民身份可以回到土地，有的则只有自己谋职业）这些有固定工资收入的人，和乡镇干部一同都被农民们称为“公家”人，乡村对他们来说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一个生活的背景，他们一边上班，一边欣赏着乡村的风景，我也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所以我一直不敢说自己了解乡村。我所在的乡镇兼有国营林场的性质，下属若干个林业分场，这些分场中的职工是个很特殊的群体，和农民相比，他们从事的林业生产无疑也是繁重的体力劳动（甚至可能比农活更重，山里的女人大多体力很强，即使看起来瘦弱的女人）但因为有山林的遮护，他们很少受到骄阳的炽烤，这让农民们很羡慕，山上的女人大多皮肤雪白。他们自己不种植粮食，我常常看到一辆大货车上载满提着大米袋子的山民从盘山公路上下来。在林场经济红火时，他们也有固定收入，和“公家人”差不多，而且下一代报了“自然增长”，到了年龄就可以安排工作，有份固定工资，让农民们羡慕不已。我在的那些年，正好是林场经济日益衰落的时期，除了场长、副场长等行政人员外，大部分职工都没有了固定收入，有采伐造林等活干时，才有计件工资。退休职工则享有退休工资，但也日渐成为林场的一大难题，女儿年幼时我曾请过当地一位老人在白天帮忙照顾，她和丈夫都是分场的退休职工，（外）孙儿孙女们经常到她家来吃饭，一次听说她丈夫，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人竟然上山劳动了，问起，叹着气说没办法呀，现在分场连退休工资都发不出了，上山劳动才有些收入，我说他都多大年纪了呀，再说集体（他们习惯称村里的农民为集体的）那边的人根本就没有什么退休工资呢，她说一直没有（子女）没有指望还好些。林业分场的一般职工慢慢地在经济收入上变得还不如农民。乡政府所在地的小坑分场是个村场合一的单位，也有些田地，不过田地大多在山里，不适合机械作业，当别的村庄都普遍使用打田机时，这里还在用老牛拉破犁的古老方式耕田，站在政府大院门口放眼望去，经常能看到牛的身影，在那条小路上漫步时也不时遇见它和牵着它的农民。即使如此，因为毕竟是乡政府所在地，机关单位都在这，自然有很多的方便和好处，也有一个小小的集市，而且东西比几里外那个本乡最大的村庄都要贵不少。因此2002年当乡政府合并到邻近的镇上时，这个村的群众自发凑了一万多元钱去省里上访，成为合并后的乡镇领导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当然最后还是被劝回来了。对这个事件我的心态是很矛盾的，且不说我在这个政府大院呆了近十年产生的感情，因为爱人是本地人，他的亲人们也就是我的亲人们也都居住在这儿，我当然非常理解他们，甚至私下里还有些希望他们的上访能够成功，但作为合并后的乡镇政府的一名干部我又希望这事最好不要发生，发生了也尽快结束，当时我对自己的命运忧心忡忡——虽然我对行政尤其是官场事务一直没有多少兴趣，更谈不上有什么进取心，但我有虚荣心脸皮薄，对于得到没有野心对于失去却充满恐慌。

其实不仅分场的职工，乡政府机关的很多乡编干部也很特殊，他们都同时兼有全民职工身份，市劳动局都有档案的。所以当其他乡镇大都把乡编干部清退回去时，我们这个乡的乡编干部改革了几次，机构和名称变了几次，他们还在乡政府上班却还是没变。2002年乡镇合并后才采取了折中方式清退了大部分，此时他们也大多是中年人，拿份生活费回去还可干别的事或者办理提前退休手续也划得来。

1998年丈夫通过考试调进了县委机关，当时就有人和我开玩笑说这是“城里人（指我，因为父母在县城，他们就认为我原本应该属于城里）成了乡下人，乡下人（指丈夫）成了城里人”。其实在这之前我就听到有人在背后议论说我和一位刚刚调走的同事一样，都是到这乡村来过渡甚至说是来“镀一下金”，等着瞧吧，她肯定也很快就会走的。我没有说话，心里觉得很好笑：那你们就等着瞧吧，人和人的内心怎么相差这么大？但是2003年4月，我在合并后的乡镇呆了一年后，终于还是主动要求调进了县城一个机关工作，女儿也开始读小学一年级。小哥笑我：不是不想呆在城里吗？怎么还是回来了？后悔吗？我无语，但是当然不后悔，都是自己选择的，改一步就不是自己了。只是想起和面对与我争论过乡村城市话题的同学，心里颇为不自在：喜欢和希望呆在城里的她至今还在故乡那所我们共同的母校中学教书，而曾经大肆吹嘘过（虽然我是很真诚的）喜欢并希望呆在乡村的我却想方设法地来到了城市。我常常和别人说，尤其是要我喝酒并说乡镇的女干部都是海量时，我是逃回了城里（我觉得自己也是真诚的）——可是，真的有这么轻松吗？而且我原本就不是城里人，怎么能说是逃回呢？我不是自谓是个乡村人吗？那也应该是逃回乡村呀。我感觉到了自己的虚伪，在自以为是的真诚中饱含虚伪。

我和父母有过两次激烈的冲突，都与乡村有关。一次是在毕业分配时，父母希望我分在县城，并且在农委工作的父亲已为我联系好了一家单位，我却执意要去乡村，并且对父亲毫不领情，父亲本来不喜欢“求人”，但为了“面子”还是找了些人，我说我又不要你找人，我本来就不想分在城里。父亲为此勃然大怒，母亲则流下了很少流出的眼泪，说我是翅膀硬了就不要父母了。另一次是在我调进县城不久，父亲让我开始和故乡的亲戚们走亲（红白喜事生日等互相走动），我拒绝了。结婚后的我一直没有和故乡的亲戚们走动，原来所在的乡政府与故乡离得较远，还要到县城转车，父亲虽然不太高兴也没说什么，但这次他震怒了，程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包括上次），我几个星期都不敢去见他，听母亲说他甚至把与我断绝父女关系的信都写好了。我的父母虽然都不是农民，但对乡村的礼节却非常看重，尤其是父亲，我结婚时家里已经搬到县城，婚礼当然是在县城举行的，但乡村的礼节却是一样没少，我至今不记得都有哪些，只知道按照人们的吩咐去做。我一边在向往着乡村，一边却又在拒绝着乡村。对于乡村繁琐的礼节我一向没有好感，也总是记不住，因为不喜吃麻糍和大块肉尤其肥肉，对乡村红白喜事的宴席也没有多少好感，只对那各式汤肴有些兴趣，十多岁后就不喜欢它的嘈杂了，记得一次家里办什么宴席，袖手旁观的我在两幢屋子间走来走去，看到哪儿都是人，心里忽然就生出一种厌烦之情，而我们家在故乡虽然是客姓，却是个不小的家族，亲戚众多。我和丈夫都是个喜欢简单而懒散的人，原来一直只是在上班空余时跟着公婆们偶尔去附近人家吃下这样的饭宴，到我们自己独立办事时，就决定只和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走动，公公婆婆们倒是很开通，一下就答应了，他们自己也为这样的人情往来所累，也欲摆脱却因为很多苦衷至今没如愿。乡村的“熟人社会”在年幼时曾给我带来很多的亲切和温暖，但稍稍长大后就不太喜欢这点了，走在故乡的街道，甚至走在我工作的那个陌生的乡镇街道上，我都常常感觉不自在，我喜欢走的地方是田野上的小路。对于城市一向没有好感，搬来县城后也只是机械地适应，没有什么感觉，偶尔一个人在街道上没有目标地逛，忽然发现自己竟然很喜欢，细想一下其实就是这城里的街道上几乎不会遇见认识的人，这点让我感觉自在，自由，就像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又没有一个人的寂寞，那些陌生的热闹让我感觉温暖。

其实，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真正的乡村人。而且人对某种事物的感觉（感情）和态度也是会变化的。这点我原来不相信，就像自己对乡村的感觉（感情），我觉得永远都不会变。结婚生孩子后，因为婆婆家毕竟离了几里路，找到乡领导好容易住到了一栋宿舍里。五六十年代建的平房，还不是完整的一套，我们住的是后半截，两间房和一个厨房，外面一间房有一扇小窗户，我们把它作了客厅，沙发就摆在窗户底下，里面一间连窗户都没有，只有一个小天窗，白天走进去也是黑咕隆冬的，阴暗且潮湿异常，我们只能把它作为卧室，放在厨里的一袋干香菇没多久就霉变得不成样子。丈夫自己动手，把房子的墙面全部粉刷了一遍，还涂上了一种浅蓝色的便宜涂料，破旧的门窗全部漆上了新鲜的绿色，看上去简直有点爽心悦目。坑洼的地面也把它铺平了，厨房的泥地也自己动手铺上了一层“水泥”面，请了一个石匠做了锅灶，买来液化气灶具，还隔了一小间做浴室和杂货间，感觉还挺不错的，就是最不满意的阴暗潮湿的卧室也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夏天格外凉快，只用一个小风扇就可以了。我在这里还招待过一个从县城来的高中同学，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前几年同学聚会，遇见那位同学，他听说我已经调进了县城，并且已经买了新房子，就说起我那时在乡下的情况“那时真的挺艰苦的，是吧？”我大惊，艰苦？他竟然用上了这个如此陌生遥远的词语，冷静想想确实有那么点，可我真的从来没有这种感觉，甚至感觉挺好的。所以当我住进这宽敞明亮，装修一新的商品房里，同时看到住所旁边那么多破旧的老房子（除了一些可称得上古老的，也大多是五六十年代的“公产房”）时，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在与人聊起时才醒悟这里确实可称得上是这个县城的“贫民窟”，我觉得这与我当初在乡镇住的宿舍差不多，我们住的宿舍甚至还有土墙屋呢。转眼我调进县城，离开乡村，住在这新房子里五年多了，我忽然发现自己对身边这些老房子的感觉竟然渐渐地有了些变化，我开始觉得在这样的房子里的生活简直不可想象，开始对住在这里的人们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和怜悯。

这让我有些惊讶，不由想起那次大伯去世，我踯躅在送葬的队伍中，神情恍惚，路旁不时晃过一些陌生的面孔，大多是年轻的妇女，她们看我的神情就像在看一个外乡人——也许，故乡对于我，我对于故乡，都已经有了某种陌生的因素在里面？只有那一望无际直到天边与远山相融，在雨雾中呈现一片黛绿色，充满生机的青青的禾苗依然盛开在村庄的四周，盛开在我记忆深处的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