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琊x游浩贤:春节返乡笔记+ 千疮百孔的中国农村+乡村图景+撕裂的乡村+我的家乡

春节返乡笔记
作者：王磊光
“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我很庆幸我有故乡，可以随时回去，尤其可以回家乡过年。因为我的根在那里，我的亲人在那里，我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在那里。
我的家乡在湖北的大别山区，L县。我导师王晓明教授在2004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L县见闻》，写的就是这个地方。王老师以我家乡为对象，揭示了当时农村的破产状况，人的精神的颓败，以及乡村文明的没落。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子，是一个东西两座大山夹住的狭长谷地。一个村子由十来个“塆子”组成，一个塆子有几十户人家，我家那里叫王家塆。
直到现在，我每到一个地方，凡是碰见两山相夹或两排高大的建筑物相夹，我的第一意识就是，这两座山或两排建筑物，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所以我在外面经常迷路，尤其在城市里。上海7号线有两个靠得比较近的站：“长寿路”和“常熟路”。我好几次下错站，以致现在每到这两个站就紧张，怕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家乡的方言里，“长寿”和“常熟”是完全一样的读法。人要靠语言来思维，这个事情让我意识到：对有家乡的人来说，是用方言来思维的。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群，群里90%的同学只读到初中就出去打工。经过十七八年的积累，很多同学在城市里有房有车，有的还有了自己的事业。平时在群里，他们交流的最多的是工作问题，车子问题等，言谈中总少不了炫耀。
但有一次，有个同学忽然在群里说，他已经三年没回家过年了，另一个同学紧跟着说，他五年没回家了，接着很多人说起回家的情况。有一个说：不管怎么样，今年过年一定要回一次家！另一个说：如果能在家乡找一个两千块钱的工作，就回去算了。还有一个说：能找个一千块的工作，我这边什么都不要，也愿意回家。
我有一个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已经十年没有回家。有一天他在qq里突然对我说，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人，因为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去我家玩，我爸妈用腊肉下面给他吃。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他还记得，其实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太想家了。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有位老师主持来沪青年工人的社会调查，最近在访谈工人。有一个打工者说：我真希望邓小平没有搞改革开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
回家过年，其实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一件事。套用贾平凹的话来说：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
回家的交通
十多年前我上本科的时候，从大西北到武汉，坐的是那种编码没有字母只有四个数字的绿皮火车，22小时，通常要晚点两三个小时。西北往武汉的路线，不是人流最多的，但春运那个挤啊，大大超出了今天90后的想象。好在那个时候，学生一般都可以提前集体订票，买得到座位。而站着回家的，几乎全都是农民工。每次上车的时候，无论有票的还是没票的，都一窝蜂往车上挤。
我对过年回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我背着一个包，提着一个包，与同学一起，从第一节车厢狂奔到第十几节车厢，然后被后面的人推着挤上了车。上车后一分钟，车就开动了。我记得火车广播里号召大家发扬风格，让站着的乘客挤一挤。大家真的很友好，四个人的坐位，挤了五六个。火车过道里人贴着人，想蹲下来都没有办法，连厕所里也挤着好几个人。
男乘客还可以想办法，可苦了女乘客。记得有一次我身边坐着一个在西安读书的大学生，他要小便，就脱下外套让我给他挡住身体，想把尿撒在矿泉瓶里，但他很紧张，用了十几分钟才勉强撒出来。我还记得有一次身旁坐着一个从西北打工回家的河南妇女，尽管有位子，但她实在太困，太想睡觉了，就把位子让给别人坐，自己钻到座位底下睡觉去了。
应该要肯定，我们国家这十年间的铁路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铁路线路的增加，尤其是动车和高铁的开通，极大缓解了交通压力。火车站、火车上，起码不会像过去那么拥挤了。
过年回家那种路途的遥远、时间的漫长、竞争的激烈、拥塞以及不安全感，让我对“男儿有志在四方”的观念产生了极大厌倦。所以，本科毕业时，我找工作坚决要回到湖北。后来我就在家乡隔壁的县城一中当老师。自2004年到2011年来上海读研之前，我再也没有遭受春节回家难的痛苦。尽管从隔壁县回家的汽车在过年时依然被塞得满满的，但毕竟只有两个多小时，实在挤不下，还可以花两百多块钱请出租。我在上海读研的这几年，其实也没有遭受回家难的痛苦，因为上海到武汉的高铁和动车很多，普通车也有几趟，买票很方便。
今天各位出行，如果坐火车，不是高铁就是动车吧？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那种速度慢、见站停的普通列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在乘坐普通列车？
我想大家肯定一下子就能给出答案：除非没有其他更好的交通工具，学生不会坐，城市人不会坐，主要是那些底层的老百姓，比如农民、农民工在坐。
去年暑假和寒假回家，我特意选择坐慢车，16个多小时的硬座。就是要看看是哪些人在坐慢车，看看慢车上还是不是过去那个样子。的确，主要是农民、农民工在坐慢车。对农民工来说，选择坐慢车，比动车起码节约一半的钱，比高铁节约三分之二以上的钱。从深圳到武汉，高铁一等座要八百多，二等座五百多，但慢车硬座不到两百。尤其对于全家在外打工的人，从深圳到武汉，可能要节约一千多元，这对农民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
不过，慢车也没有过去那么挤了，因为农民工虽多，但很多都被动车和高铁分流了——既有主动的分流，也有被动的分流，因为价格便宜的慢车越来越少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年12306网站通告的春运期间的加班车，三分之二以上的是非动车高铁。这个安排还是挺人性的，因为说到底，加班车就是为了农民工而加，低价位的车符合他们的需求。
而且，你会发现，普通火车与动车的氛围完全不同。
在动车上，相对比较安静，大家不是玩电子产品就是睡觉，相互间很少交流；但是，在普通火车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在热烈地交流，还有打牌、吃东西的，做什么的都有，也有用劣质手机放歌曲的，大家都不担心打扰到别人，也没有人认为别人的做法对自己是一种干扰。慢车上的风格是粗犷的，是人间生活的那种氛围。
对比动车高铁与普通火车，很容易就能发现这里的阶层差别、生活方式的差别。而且你还能感觉到，底层人的心理，比我们想象的要乐观得多，健康得多。底层的状况虽然普遍很糟糕，但大家还是很听话地活着，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如果在外面活不下去，还有家园可以退守。
开私家车回家过年，在青年打工者中越来越普遍。我待会进一步讲这个事情，因为它的意义大大超出了交通工具本身。
骑摩托车回家的情况，大家可能在新闻里看到了。每年春节，总有摩托大军回家过年。我的一个表哥，每到过年时就让他的儿子坐汽车回家，而自己骑摩托车带老婆回家，路上要两天一夜。另一个表哥也是骑摩托带老婆回家，有一年在途中撞了人，不知是真撞还是被讹诈了，反正被人家扣了一天多，赔了一万多块才放人，半年的收入就这样没有了。
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失落
我觉得，当前农村的亲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辈建立的关系维系着。在老一辈那里，这种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里，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大家的关系早已被现实割裂了。比如，我和我的众多表哥，小时候一起上山捉鸟，下河摸鱼，关系好得不得了，但这一二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外打工，我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一年最多在过年时见一次，平均下来每年还没有一次，因为他们不是年年都回家。拜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亲戚家吃饭喝酒聊天，甚至留宿一晚，现在大家都骑着摩托车拜年，去亲戚家匆匆走一遭，放下东西，客套几句，就要离开了。平时的生活啊情感啊什么的，都没有来得及交流。大家拜年，不再是为了亲戚间互相走动，馈赠礼物，交流感情，而只是为了完成传统和长辈交代的一项任务。
悲哀的是：如果老一辈都不在世了，新一辈的联系也就慢慢断了。
更让人悲哀的是：农村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深刻的悲剧。自打工潮于九十年代兴起以来，很多农村人一直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来与父母团聚的时间，平均到每一年可能就十来天。很多农村老人倒毙在田间地头，病死在床上，儿女都不在身边。没有来得及为父母养老送终，成为许多人终身的悔恨。
每次回家，看到我身边的老人摇摇欲坠的样子，我就觉得心里难受得很。
如果一个人为了生存，连爱父母爱子女的机会都被剥夺了，你怎么可能指望他去爱别人，爱社会，爱自然？你怎么可能指望他能用超出金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价值？所以我想说：现代生活是一种让人心肠变硬的生活。
在农村，还有什么可以将农民动员起来？
自从2006年免收农业税之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主要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不再与农民的根本利益发生关系，也不再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处于“个人自治”的状态。
（1）春节的力量。亲人团聚，过年拜年。过年的力量，亲情的力量，是当下动员中国人最有效的力量。这也是过年最让人感觉温暖的东西。当然，以前过年时的各种集体活动，都已消失殆尽了。
（2）祭祀。中国农村还是保持着过年、过十五给祖宗上坟“送亮”的习俗——家家户户都要去祖宗的墓地给祖先点蜡烛，烧纸钱，放鞭炮，与祖先交流。很多已经在城市安家的人，也会赶在大家三十这一天开车回老家给祖宗上坟。许多曾被废弃的祠堂，这些年也逐渐恢复起来了。
（3）葬礼。很多老人没有挨过冬天。过年前后，是老人逝世的高峰时段。丧葬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对今天的社会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媒体上动不动就喜欢报道某某地方为举办葬礼大肆挥霍，让大家误以为这是普遍现象。其实恰恰相反。相比古代，今天的丧葬已是在最大程度上简化了。“贵生重死”的观念早已失衡了——大家越来越贵生，对于死，不再有敬重，不再让死者享受哀荣；对于天地，不再有敬畏。
但丧礼，在现实中依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本家一个叔叔亡故——本家人和四面八方的亲戚来给他守丧，守丧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像过节一般，交流一年的生活情况、见闻和感想，称赞中央的政策，谴责干部的腐败……深夜里交谈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守丧完毕，大家集体出力，将他抬到山上，让他入土为安。
社会学者经常用“原子化”来形容今天农村的现状，说白了就是，农村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已经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来那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和交往，不再像过去那样每到过年时相互串门，集体上街玩等等。为死者守丧和送葬，在农村反而成了村里人团聚和交流的一个契机。这也是我在家乡看到的唯一能够让大家团聚的方式。
妻子·房子·车子
（1）妻子。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农村的男青年来说的。在今天的社会，农村男青年在本地找媳妇越来越难。一来，这是由中国男多女少的现状决定的。而且，农村稍微长得好看点的女孩子，基本都嫁到城里去了，愿意嫁在农村的女孩子越来越少。二来，农村青年讨媳妇，要具备的物质条件很高，现在普遍的一个情况是：彩礼六到八万，房子两套：在老家一栋楼，在县城一套房。这个压力，并不比城市青年讨老婆的压力小。
过年的时候，打工的青年男女都回来了。只要哪一家有适龄女孩子，去她家的媒人可谓络绎不绝。这在乡村已成了一门生意，农村说亲，几乎到了“抢”的地步。如果初步说定一个，男方至少要给媒人五百块，最终结婚时，还要给上千的报酬，有的甚至要给到两三千。
传统的农村婚姻，从相亲到定亲到结婚，要三四年时间，男女双方有一个了解和熟悉的过程。现在却不同，年里看对的，过了年，马上定亲，然后女青年跟着男青年出去打工，等到半年过去，女方怀孕了，立刻奉子成婚。
曾听过一个搞量化统计的学者对农民工的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农村孩子结婚越来越迟。但我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女孩子难找，男孩子一到二十岁，父母就张罗着给儿子物色对象，物色好对象之后，既怕女孩子变心，又考虑要到城市讨生活的现实情况，就催着孩子赶快结婚。可以想象：在现代社会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中，这样的婚姻会出现多少问题！事实上，农村离婚的情况，也是与日俱增的。
（2）房子。刚才已经说了，现在农村人娶老婆要房子两套：一套在家里，一套在县城。其实县城的那套房，平时都空着，只是过年时回来住，但对年轻人来说，那就是城市生活的一种代表。过年时，有的也会把父母接到县城过年，但父母住不惯，在县城过了大年，初一就赶回来了。在老家的生活是“老米酒，蔸子火，除了神仙就是我”，而在县城除了那套房，什么都没有。
但是，为了添置这两套房，将来给儿子娶媳妇，很多家庭是举全家之力在外打工。
下面给大家看我在去年过年的时候写的一则笔记，涉及到房子和婚姻的问题，但还有其他的含义在其中。
2013年冬天的一则笔记
跟大哥、细哥到二郎庙水库捕鱼。（细哥承包的这座小水库只有三十亩的水面，在海拔八九百米的山上，水很纯净，可直接饮用，鱼放在里面长得非常慢，一年下来甚至还要瘦。每年腊月底或者年初，细哥就要从外面进鱼秧，虽说是鱼秧，其实有三斤多一条——这种鱼是在平原地带的池塘里用饲料喂养的，进价是两块多，但是鱼在纯净水里清洗了一年之后，肉味大大改善，可以卖到五块多一斤。）
一个拉砖的师傅把车停在坝上。我们问他，从山下往山上拉一趟要多少钱。他骂了一句话粗话，然后说：“两百块，划不来！”又说，就是这样的生意，也越来越少了。山里的楼房基本都做完了，没有做的也都在县城里买了房。大哥说：“在县城买房又么样，到时住在那里做什么呢？”司机说：“只要是人，总有个生存的法子。”又来了一个人，是细哥的同学，他的摩托车上带着老婆和还在读初中的儿子。得知他在这山里做了楼房，还在县城买了一套房。细哥问：“你要买那么多房做么事！”他叹了一口气：“我们这时代不叫人过的时代！没办法！”“做了一栋楼，买了一套房，还叫没办法！明年还去打工吗？”“不去打工，在家里做么事？”而这座水库上头的两个塆子的人家，基本上都在这里做了一栋楼，在县城买了一套房。
其间来了一人，开小车，戴墨镜，手腕上戴着很粗的黄金链子。老远就用粗嗓子喊正在水上下网的细哥，问有鱼没有。细哥正划着独木船，一只手划，一只手下网，笑着答：“你又不买，问着做么事！”同我们说话时，他的墨镜始终没有摘下来，神气得不得了。墨镜又对细哥喊：“别扑了麻雀（翻船）哈，我是秤砣，到水里就沉了，帮不了你。”说完就独自哈哈地笑。他同我们说起晚上要陪开挖机的斗地主。说是挖山种天麻，规模很大，已经买了十五万斤树。从言谈中得知，他平时在县城住。细哥的同学也说，他准备将家里几面山的树都卖了——分田到户后交了几十年的税，没有沾过任何光。后来听细哥讲，墨镜小学没读完，就在外面混，替人讨债，拿斧头砍人，就这样起家的。
一会儿又来了母女三人，带着一个三岁的小孩。她们是来买鱼的。跟墨镜是亲戚。墨镜却不认识那个年纪最小的女孩。“跟以前长得不一样了呀！”墨镜说，“在哪里打工？”她说在温州。“属什么？”“属鸡。（刚满20）” 墨镜说：“还没有说人家吧？我帮你介绍个。”女孩的母亲说：“她回来这几天，已经有好几个人来介绍。”“某某某正为儿子找媳妇急得哼，我把你说到他家。”（说，替人说亲的意思）女孩母亲连忙说：“那怕是不行，她想嫁到县城里。”墨镜说：“他家在县城有套房子。那男孩的娘脾气不好，但你们又不跟她过，你们到县里住，做点小生意。他家也有钱，你叫他们现在拿个四五十万，轻而易举就拿出来了。”墨镜走的时候，表示过两天，要带那男孩上门相亲。
（2013年腊月25）
（3）车子。近些年来，对在外打工五年以上的农村青年来说，对一种东西的渴求，可能比对房子和妻子更为强烈，那就是车子。车子不一定要多么好，五万，八万，二十万，各种档次的都有。老百姓不认识车子的牌子，不知道车子的价位，只知道这些车叫“小车”。不管什么小车，关键是要有！
在农村，房子是一个媒介，车子更是一个媒介——是你在外面混得好，有身份的代表，房子不能移动，车子却可以四处招摇，表示衣锦还乡。很多二代、三代农民工，当下最大的期待就是买一个车子。尤其对那些好些年没回家的人来说，他再次回家，必须要有辆车，否则他怎么证明自己？
春节的县城，到了水泄不通的地步，这些车子绝大部分都是从外面回来的，与此同步的情况是：物价飞涨。
知识的无力感
这十多年来，外界对于农村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农民工身上。众所周知，他们在城市打工的日子很苦，而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往往无人照料。其中酸甜苦辣自不待言。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现在农村日子过得较为殷实的，也恰恰是这些有几个成员在外务工的家庭。（仅仅只有一个成员务工，通常不足以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应该说，他们的辛劳和泪水还是得到了适当的回报。
倒是有两类家庭，他们处于最困难的境地，却往往被忽视。一类是孤寡老人。一类是举全家之力，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的家庭。
在第一类家庭中，这些老人的年纪一天比一天大，身体一天比一天衰败，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日子过得异常艰难。有人会问：国家不是有低保吗？是的，他们中的确有部分人吃上了低保。在我的家乡，低保的额度是每年八百。但是，绝大部分这样的老人，仍在低保的福利之外。因为他们处在农村的最底层，没有人替他们说话。低保名额通常被身强体壮者拿走。甚至，有些村干部为了堵住所谓“刁民”的嘴，不让他们到镇上或县里反映村里的问题，就把这些人变成低保户，有的甚至全家吃上低保。“有钱人吃低保”，早已成为农村公认的一桩怪事。过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家家户户给这些孤寡老人送点东西。
这里所谓第二类家庭，主要是指有孩子在1980年代出生的家庭。这些孩子，从小学读到大学，一直都在经受教育收费的最高峰，没有哪一坎能够躲过。并且，二十多年来，农村税费多如牛毛，家里一年的收入，不够交税。大人内外应付，心力交瘁。最要命的是，作为满载家庭希望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勉强找到一份饿不死的工作时，又面临结婚、买房等种种压力。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农村的80后大学生，都是以牺牲整个家庭的幸福为代价来读大学的。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毕业后没有希望收回成本，倒是让年迈的父母继续陷入困顿。
最近一个博士师兄请吃饭，他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回家，感觉很难融入到村子的生活，所以他每年过年他都回去得很迟，来学校很早。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一出现在村子里，村里人其他的不问，就问一个问题：“你现在能拿多高的工资？”所以，他过年回家，基本不出门。这个体验跟我是一样的。你要问我过年在家乡看什么，其实我没看什么，因为一大半时间是呆在家里看书，看电视，写东西。
作为农村大学生，当你回到家乡的时候，你童年那些伙伴都衣锦还乡了，而你连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你还能做什么呢？没有人信任你的知识！
小结
说了上面这些，相信大家能够理解，对于我这样漂在外的农村大学生，回家过年既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也是一件情怯的事情。
回家究竟看什么？其实真的没有刻意去观察，但是很多事情却不停地往你心里撞，也就有了很多感受。越看，对乡村的未来越迷茫。
（作者系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本文系作者在2月“我们的城市”论坛上的分享。此文曾在市政厅等刊登）
来源：新闻联播 sharpnews
中科院博导的调查：千疮百孔的中国农村（触目惊心！）
文 | 蒋高明
自2005年以来，身为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的我，带领一批批研究生一直在自己的家乡山东省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进行生态农业实践，承包了约40亩低产田，办了一个生态农场。我们目睹了中国农村的很多变化。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这10年的生态农业实践中，中国农村的污染问题不但没有改观，反而越来越严重。由于普遍采取了违背自然规律的生产模式，同时城市垃圾大量进入农村，发达地区淘汰的产业在落后农村落地，因此，农村中出现了多种污染。本文章所反应的问题，是我们通过调查发现的真实现状。
调查之一：令人窒息的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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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山东几省连遇高温，部分城市达到40度。在这样高温天气下，一些化工厂、养殖场散发的臭味令人窒息。
在我的生态农场西北角，两年前出现了一个非法养殖场，属于工厂化养鸭，鸭子从蛋壳出来到长大25天即可以出笼。在其上游就有一个规模化的屠鸭厂。屠宰后的鸭子进入到南方城市，被一些不知情的消费者吃掉了。经济发达的地方，为转移污染，将工厂化养殖场和屠宰厂转移到了经济相对落后的沂蒙山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里恰好位处水源地上游，这里的污水与生产的垃圾食品又回到了他们的餐桌。
臭气来自养鸭场的鸭子粪便，平时气味就很大，再遇到到高温，臭气浓度增加几倍，臭气熏天。尽管政府规定畜禽粪便要干湿分离，不准冲洗，但这些黑心养鸭场不管不顾，照样用水冲，不仅严重污染了周围河流，在冲洗过程中还添加了大量火碱，这样的鸭粪不仅不能肥地，还会烧死庄稼。
之所以25天鸭子就能够出笼，得益于大量使用饲料添加剂，各种重金属、抗生素、激素都添加到饲料里面，让鸭子异速增长。不要说这样的鸭肉存在严重的质量安全问题，就连粪便都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长期在鸭场工作的农民也有健康隐患。
最近临沂市在铁腕治污，希望借此春风，对于存在偏远农村的严重违背自然规律、严重污染生态环境的养殖场予以清理，早日还沂蒙山人民久违多年的绿水青山。
调查之二：地下水不能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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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农村调研，发现买水喝的农民越来越多了。最早发现农民买水喝是2013年春节前后，今年村民发现买水喝已成为普遍现象。沿沂蒙山金线河两岸的十几个村庄，当年都是到河边沙滩取水喝，或者每个村里都有井，喝的就是浅层地下水。如今，河里的水早就不能喝了，现在井水也不能喝了，连镇上供应的自来水也几乎不能喝了。
有条件的家庭花钱打深水井，打井变成一个产业。
河水不能喝是沿河工业尤其屠宰业、工厂化养殖业造成的，河水已严重污染，成了劣五类水；浅层地下水不能喝是农业污染惹的祸，农民为图省事，减少向土地上投入，使用大量的化肥、除草剂等农药，最终导致了赖以为生的地下水不能喝了。原本喝水不要钱的农民，今天尝到了花钱买水喝的苦头——那水是要天天买、顿顿买的啊。
水是从山上买的，村庄的上游就是蒙山，蒙山由于植被覆盖好，少农田，所产生的水干净还有一丝丝的甜味。然而，几年前我去考察，发现那里的水源也面临着污染隐患。由于游人增多，山上遍布各种农家乐餐馆，餐饮业的废水直接排放到水源中去。
农民向环境中使用了多少化肥农药？一般一亩地三四百斤化肥，两三斤农药，这些化学物质，能够被利用庄稼或保护庄稼的，占10%～30%，也就是说大量化学物质是用来污染的，污染的比例高达70%～90%。大量化肥、除草剂等农药、地膜造成土壤污染和土地肥力的严重下降，土地肥力下降又带动了农药化肥产业兴旺。政府在源头补贴化肥、农药、农膜等，以至于这些化学物质非常便宜，使用起来连农民都不心疼——农民除一亩杂草，除草剂的费用仅为2.1元！
调查之三：害虫越杀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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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7月，调查区平邑县卞桥镇石桥、南安靖、卞桥、西荆埠、黄埔庄等几个村子的农民开始忙碌起来。农田里爆发了一种钻心虫，专门啃食玉米芯，即顶端的幼叶，吃完后就钻到植株下面的部位，非常难以治理，农民恨之入骨。
农民每年都要向地里打多遍农药，加上播种期用农药拌种，使用农药四五次属于正常，如果种植果树，每年打药的次数高达20多次。
现在的农田充满了杀机，害虫几乎都是经过农药洗礼的，农药越用越多，而害虫似乎也越战越勇，在过去一百多年的人虫大战中，化学对抗的胜者似乎是害虫而不是人类——医院里癌症病人越来越多，而害虫繁殖速度依然成倍增长。
害虫在农药胁迫下，会出现进化，这个进化是在农药诱导下产生的。据说有些害虫泡在农药原液里也毒不死。这类害虫进化出来了一层隔离液态的蜡质毛。如果有人研究农药诱导的害虫进化机理，应当有很好的科学发现。农民不知道其中的原理，每年继续有成吨的农药倾倒在农田里。
有些虫害是农药商和农药贩子人为制造出来的恐慌，为了吓唬农民，其目的是兜售其农药，他们不关心农民是否治住了害虫，他们关心的是农药的销售量。
当农田出现的害虫的时候，仅仅是每亩出现2～3头害虫的时候，植保专家就建议农民喷洒农药，还推荐他们使用哪一种农药。如果不打，农民们经常听到的是下面的话：
你不打农药吗？不打庄稼都毁了。
一些政府官员也成了农药商的传话筒：“不打农药，产量会减少70%，甚至会绝产。”
现在农药的名称越来越奇怪，如“一步绝”、“一月无虫”等，既充满了对害虫咬牙切齿的恨，又充满了对农民的诱惑——不怕你不来买。
调查之四：河流变成臭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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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村的东面有一条小河，叫金线河，是沂河的上游。沂河是淮河流域泗沂沭水系中较大的河流，从江苏入海。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沿河十几个村庄的村民就是靠这条小河生活，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地面水都能喝，不需要进行水处理。这条河至今也是临沂市以及沿线城市的水源地，但需要进行各种水处理措施。
过去村里还没有空调的时候，这条河就是天然的避暑地。在炎热的夏季，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就是用这条河去除身上的热气，男人在上河洗澡；女人在下河洗澡，但男人的权利是白天和黑夜都能洗，而女人只有在晚上才洗。
村里人对这条小河有着很多的回忆：
河里有很多的鱼，夏天发洪水时可以在浅滩上抓到几十斤重的大鲤鱼，鱼是从上游水库里跑出来的，水流平缓时也能看到一些鱼儿在浅浅的水底下静静地呆着。有一种鱼，我们叫它“沙里趴”（学名沙鳢，鳢科鱼类），用手就能抓住，至于深水里的螃蟹、虾米、青蛙、泥鳅等就更多了。孩子们用笊篱就能捞虾，手巧的还会织渔网，并织成簸箕的形状，绑在长杆上，就可以抓到更多的鱼。小河再往远处流便是密不见人的森林，胆小的孩子是不敢走进去的。森林里有一种叫小黄雀的鸟，羽毛金黄，小而灵活，孩子们的弹弓很难打到它。一到夏天，数不尽的知了响彻整个森林，天气越热，叫得越欢，这时候，孩子们最高兴的事就是一下课就去粘知了，拣知了皮，逮知了牛（也就是金蝉，金蝉是蝉的幼虫，脱壳之后就成了蝉）。
今天，这条小河已经严重变臭，不能游泳，更不能喝了，水里的鱼虾没有了，沿河的芦苇荡没有了。这条河每天都要负重将各种污染物搬运到下游去，再经过沿线的城市，最终流向大海。
据村里人介绍，河水变质是从砍伐当地森林开始的，这个过程大约发生在1982年前后，首先是分了集体林，将多样化的当地森林卖掉分掉，然后种植上清一色的杨树。随后，人们发现了发财的机会——卖沙子。由于城市急剧发展，大量需要沙子，金线河的沙子被层层截挖，这里的沙子被制成混凝土，撑起了一座座城市。
后来，人们沿河疯狂建各种养殖场，大都是工厂化速生养殖场，养鸡养鸭，污水直排金线河；鸡鸭多了之后，于是就沿河建起了屠宰场，屠宰废水基本没有经过处理就进入了金线河。
还有其他大小工厂，以及农田里排放出来的化肥、农药、地膜的碎片，下雨的时候也随着地表径流进入了金线河。
这条曾经美丽的金线河，早在20年前就已经名存实亡了。现在山东乃至整个内地省份，已经很难找到沙子了。而底泥中的重金属等物质也需要专门的处理恢复，其代价的是昂贵的。
调查之五：垃圾包围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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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农村中垃圾严重增多了，尤其白色污染。
倒退三四十年，乡村是很少垃圾的。那个时候没有塑料袋，也没有农膜，主要是动物和人的排泄物。勤快的农民都要将这些排泄物收集起来，放在猪圈里作为肥料。当年有一种农活就叫拾粪，几乎每一个农户家里都有拾粪的工具，沂蒙山人管一种棉槐条编的农具叫粪箕子，就与这种农活有关。
如今，人和动物的粪便明显比过去少见了，但严重增多的是各种垃圾。
首先，农田的地膜残留物就是一种。每年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如西瓜、花生、土豆等都需要大量使用地膜。这些地膜非常薄，没有回收利用价值，收获庄稼后农民就将地膜捡起来放在地头，一些残留的农膜留在地里。有时候地头上杂草多了，农民在烧杂草的时候，一把火也将地膜焚烧了，释放出严重的致癌物。
其次，是各种农药、化肥的包装物。它们几乎都是塑料类制品，有些为塑料袋，有些加工成塑料瓶。
第三是各种食品的包装物。饮料瓶、矿泉水瓶、牛奶瓶，方便面袋，薯条袋，几乎村民从商店里买来的所有食物都是用塑料包装的，即使香烟，外面也有一层膜。
第四是各种塑料袋。城里人的超市对塑料袋实施限塑令，但那些被限制的塑料袋全部进入乡村，现在农民赶集卖东西，根本没有带包带筐的习惯了，到处都提供一次性塑料袋。集市散场后，地面上的垃圾塑料袋遮盖地面，由于乡村没有专门的环卫人员，这些垃圾袋借助风或雨水的力量，就会进入河流或沟渠。
第五是村民的各种生活垃圾。旧衣服烂鞋袜，废旧的塑料桶，墩布头与塑料把，加上烂菜叶与废纸片，这些垃圾有些就手被村民倾倒在沟渠内，刮风下雨后再冲到下游去。
调查之六：得癌症的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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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家庄的村民，第一次听说癌症这个词，是20世纪70年代。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去世，县有线广播里传来这个消息。村民们悲痛之余，私下互相打听，癌症是什么样的病，那么厉害，连国家都治不好。可见，40年前，癌症对于村民完全是很新的名词。
如今，村民们因病去世的多了，而更多的病，都是在医院里查出的癌症。先是村民感觉某个部位不舒服，疼痛难忍，送去医院检查，往往都是癌症后期。后来这样的事情多了，谁家发现有人疼痛，就很自然地猜想是不是得了癌症。
癌这个字里有3个口字，病从口入，癌症也多是吃出来，喝出来的，更有空气中致癌物，通过呼吸进入人体。村民们得肺癌、食道癌、肠道癌的多，就很可能与空气、水和食物污染有很大的关系。
村民们常年接触农药、化肥、地膜，这对人体的伤害很大。村民们告诉我说，打除草剂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开，气味很难闻；打农药时有时浑身红肿，洗澡都不管用；他们在田间地头焚烧地膜时，点着火走了，但空气中的二恶英致癌物却进入了大气，上百年不能降解，对于这一点，村民是不知晓的。
蒋家庄的会计那里保留了村民死亡的较完整记录。过去有记录的19年中，总死亡人数为109人，其中男性56人，女性53人。
调查中得知，农民死亡原因中，90%以上为各种疾病，其中以癌症为主。最近10年来，除了写明服毒、上吊死亡、事故外，该村农民死因多为癌症，而自然死亡的比例很小。
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村庄农民平均死亡年龄65.73岁，除去自杀等意外因素，平均寿命70.63岁，其中，男性69.95， 女性70.99岁。过去20年中，中国人平均寿命中，男性为72.05，女性为75.35。与全国平均值相比，该村庄男性寿命下降了1.42岁，女性下降4.36岁。女性寿命下降超过男性，可能与农村妇女生活压力增大和替代男性从事有污染的农业劳动有关。无论哪种分析，该村农民的寿命已低于全国平均寿命平均值。女性寿命高于男性是不争的事实，但女性寿命下降高于男性，更应当引起重视。
调查之七：尴尬的农村殡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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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家庄，原来有块公墓林，过去都实行土葬，埋葬的都是蒋家庄去世的农民，以蒋姓为主，外性也允许。我们叫这片墓地为老林。老林里种植了很多树木，以侧柏为主，坟头上长满了草，小时候几个胆大的小伙伴经常进老林拔草。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这片老林被平整，如今变成了良田。
然而，老林被平整后，没有来得及划出新的墓地，就赶上了家庭联产责任制，就是分地单干。当时，村集体并没有将所有的土地都分掉，尚保留了5%的集体土地，、这些土地成了村民埋死人的首选之地。后来，这些集体土地也被承包了出去，这样村民就不能随便到别人家的承包地上埋棺材了，只要在自家的承包地上就地掩埋，客观造成了坟头遍布农田的奇观。
中国城乡实行丧葬改革40年以来，虽在城市减少了死人占地，但在广大的农村，尤其华北平原上的农村，似乎收效甚微。继火葬后，农民重新恢复土葬风俗，他们将骨灰盒放置在棺材中下葬，这样就造成了对待逝去亲人的新做法：火葬+土葬。
火葬与土葬二者只能择一，而农民却将其二合一。由此带来的新的问题是：火葬增加环境污染，还增加了农民经济负担；土葬因无固定的农村墓地，农民随地埋葬，不仅占用大量耕地，还造成因无规则土葬行为，造成坟头遍布农田，对机械耕作带来困难。
可见，农村殡葬制度需要进行新的改革，或者是借鉴城市的做法，恢复家族墓地，实现严格火葬，仅留骨灰和排位，减少占地；或者根据中国农村实际情况，恢复土葬（不经火化），但需要严格不留坟头，农民自己记住位置，到重要的纪念日祭祖。后者不占地，农村土地可永久耕作，农民不受平坟之痛。
调查之八：勤劳未必能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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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劳致富，这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放在今天市场经济大潮下的农村有些不灵了。由于农民的生产是为市场而生产，他们生产的粮食或肉蛋奶，都是用来交换的商品，且没有定价权，谁老实巴交种地谁就吃亏。
蒋家庄村民蒋坚强是村里最早富裕起来的农民。他是当地有名的种地能手，同时也是一名非常熟练的拖拉机手，还会养猪、养牛。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联产承包刚开始的时候，曾辉煌一时。他1978年初中毕业就回村当了农民，由于会经营土地，1979年就买上了拖拉机，1980前后就有2万多元的存款，是当年村里最早的万元户。30年来，他一直靠自己的勤劳伺候土地，非但没有像那些头脑灵活的农民那样过上好日子，还背了20万元的债务，已基本没有能力继续发展生产。
我们了解到他返贫的原因如下：
一是坚持务农。当村里很多人外出打工，收入远比在家种地高的时候，他一直坚定地守在农村生产第一线。他将父母的土地还有农民不愿种的土地接过来经营，继续开拖拉机挣钱，同时养猪还养牛，积累了一个价值17万元的大院子。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辛苦努力并没有使他银行里有多余的存款，而是经常入不敷出。其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价格并没有像城里人的工资那样成百倍地增长，而是几十年来变化相对很小。35年以来，小麦玉米价格仅上升了5倍，远不如货币贬值的速度快，而期间城市工作人员的工资上涨了几百多倍！那些聪明的农民将土地撂荒，进城打工每年可得到2万元～3万元的净收入，相对于在家农民经营10亩地的收入。而前者要轻松的多，后者则非常辛苦，一年到头都不能休息，还不能生病。
二是医疗风险。农民长期经营有一定风险的农业，不生病不出事故是不可能的。蒋坚强就因搭建牛棚摔断胳膊进了医院。为治好胳膊，他花了近5万元。祸不单行，他的儿子在外面打工做电焊工，火星迸进了眼睛，治眼伤花了3万多元。
三是孩子结婚与生子。农村给孩子定亲办婚事的费用越来越高，低俗的攀比之风直接造成了费用升高。以见面礼为例，20世纪80年代末为1007元，其寓意为“千里挑妻”，到20世纪末就变成了10001元(“万里挑一”)，翻了10倍；到现在干脆上升到30003元了，又翻了3倍，美其名曰 “三生有缘”。如果男方拿不出见面礼“三生有缘”，女方扭头就走。盖房、定亲、结婚、一直到生子，费用最低15万元。蒋坚强就一个儿子，孩子从定亲到生子，将其所有的积蓄都搭上了还是不够。
四是养猪赔钱。蒋坚强去年养殖了50头猪，本来想发一笔，不料遭遇猪瘟，大部分猪死亡，净赔3万元。
五是为银行挣钱。由于医疗、孩子娶亲、加上那场猪瘟，蒋坚强为了在经济上翻身，只好冒着更大的风险去贷款，年息高达12%，以不动产做抵押，同时还要有亲戚担保。为了还银行利息，只有起早贪黑地干。这样，其收入的一大部分要还银行利息，等于为银行打工，贷款越多利息就越高。
以上原因不但造成了当年万元户蒋坚强的返贫，也造成了许多相信勤劳致富、坚持务农的农民沦落为今天的欠债户，勤劳致富被逆淘汰。
那么什么人在农村能够致富呢？据调查，下述3类人在农村是赚了钱的：
一是牺牲生态环境搞规模化养殖的农户。20多年前，有一家村民就在村头搞起来蛋鸡养殖场，养殖的废水直接冲进金线河，散发出来的臭味遭到村民暗骂。该蛋鸡场引进所谓的科学技术，让每只鸡一年可产400多个鸡蛋，常年不见阳光，抗生素、激素不断，他们生产的这种鸡蛋，自己也不吃，都被蛋贩子卖到城市里去了。这种牺牲他人生存空间的人能够赚钱，牺牲他人健康的人能够赚钱，更奇怪的是，有关部门竟然将这样的人树立为典型，这不是鼓励农民赚黑心钱吗？
二是侵占集体公共资源的人。村里没有什么工业，不料，原本不值什么钱的沙子却值了钱，由于城市迅速发展，大量需要沙子作为建筑材料，沙子的价格很快上涨。有聪明人将集体的河道承包了去，雇铲车和捞沙船向河道要财富，于是原本有净化能力的金线河变成了臭水沟，但承包河道的人个个都发了财。
三是能说会道的人。这类人衣着光鲜，上骗政府，下骗村民乃至亲戚父母，完全是不劳而获之徒。由于国家对农村的各项补贴，都是县级政府掌控的，这些人就使出了全部骗术，包括对官员行贿，竟然空手套白狼，争取到了200万的大沼气工程，可见政府的涉农补贴很多是没有用到真正的地方了。
可见，当今农村勤劳致富已成过去式，许多农民被逼离开农村进城谋生，留下了的所谓有头脑的人，将德道良心和生态环境都变成了商品，发了财。而国家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对受损的生态系统进行治理。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蒋高明，山东平邑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植物生态学报》副主编、联合国大学咨询专家。曾任UNESCO-MAB-China副秘书长、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山东省人民政府泰山学者等。最早提出自然恢复理论以及“畜南下、禽北上”战略构想；针对风沙源治理、食品安全、生物入侵、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等建议，多次获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研究成果曾两度进入西方大学教科书，并被美国《科学》杂志长篇报道。2006年创建弘毅生态农场，坚持“六不用”经营农业，即不用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人工合成激素和转基因，并身体力行地在全国推广弘毅农业模式。
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文/黄灯
文章授权转自：当代文化研究网（cul-studies）
本文首刊于《十月》杂志2016年第1期
编者按：年关将至，在外漂泊、打拼的朋友们又纷纷踏上了回家的旅途。今天推送的文章，便是黄灯老师在这几年返乡之后有感而发，写下的《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这篇文章从湖北一户普通农民家庭的内部深挖开去，有如纪录片一般，将家中三代人近十年来的命运变迁展现在我们眼前。在作者的叙述中，农村的养老和医疗、留守儿童、城乡二元结构等等，并不全然是学界平日里辩论的大词，也不是新闻记者笔下夺人眼球的故事。以农民儿媳的视角，观察一个普通家庭如何与残酷现实短兵相接，思索其家族命运变迁背后的偶然因素与深层原因，在困境之下继续追问“回馈乡村何以可能”……这种种努力，是黄灯老师这篇文章弥足珍贵之处。面对愈发严峻的社会现实，当“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几乎成为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深的无奈，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唤起我们更深的思考。
本文首刊于《十月》杂志2016年第1期，感谢作者授权转载。

- 2006年新年，全家福
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黄    灯
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从事文学及文化研究、批评。
一、现实所有的触角都伸向了这个家庭
写不写这些文字，纠结了很久。哥哥、嫂子及其家人的日常生存进入我的视线，是在结婚以后。这么多年，日子对他们而言是严酷、结实的生存，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和选择，我作为一个介入者，总认为文字是对其生存的冒犯。但正因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介入者，并已内化为家庭中的一员，我再怎么冷静，也无法还原到一种完全旁观的心态。多年来，我们共同面对、处理、甚至正遭遇很多家庭琐事，这些真实的处境，和知识界、学术界谈论的农村养老、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医疗、农民的前景有密切关联。本文中，我愿意以一个亲历者的角色，尽量回复到对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内心的困惑，提供个案的呈现，并探讨回馈乡村的可能。
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县的一个村子。2005年第一次过年回到他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嫂子个子矮小，皮肤黝黑，长相粗陋。我暗自问当时的男友，“哥哥尽管算不上特别帅气，但为何找了这么难看的嫂子？”后来才发现，这种问题多么粗鲁无礼，对一个农村的贫苦家庭而言（更何况哥哥还有家族遗传病，后来才得知，父亲、二姐都因此早逝），能够找到一个适龄的女子组建家庭，已是万幸。事实上，美貌和帅气在农村的婚配关系中，其权重远远不能和经济条件、家庭地位相比。嫂子的家境也不好，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我认识她十年来，发现她几乎很少回娘家，也很少谈起家里的事。嫂子性格开朗，简单没有心机，和我一见如故，她也只比我大几岁，因此，第一次去给村里老人拜年时，很自然，我们竟然手拉着手。
当时，婆婆身体还不错，大约75岁，小侄子14岁，小侄女12岁。那几年，哥哥嫂子一直跟着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个包工头，从老家找了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乡里乡亲，干活让人放心，自然，乡里乡亲也能通过姐夫顺利拿到工钱，互相之间都很信任。后来才得知，四姐夫当时赚了不少钱，他甚至在九十年代末期，就很有先见之明地在孝感市内买了土地，盖起了四层高的楼房。现在回忆起来，这几年竟然是全家最为安静、平和的日子，丈夫当时还在念书，无法像以前那样给与家里更多经济支持，婆婆因为身体尚可，主动承担了照顾侄子、侄女的重担，快八十高龄，依然喂鸡做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哥哥、嫂子为维持生计（孩子念书、村里人情往来、家人生病等必要开销），一直呆在北京工地，只有过年时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准备年货。这样，侄子侄女事实上就成为祖辈照顾的留守儿童，只不过，相比当下很多孤苦的儿童，因为能够得到祖母的爱，孩子倒也没有留下太多心理阴影。
情况到2008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哥哥、嫂子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但年头到年尾的拮据状态让他们颇为失望，加上婆婆、公公年龄已大，已无法照顾好进入叛逆期的孙辈，这样，嫂子就决定留在家里，一方面照看老人，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嫂子在家种种菜，喂喂鸡，养养猪，我们按时给家人寄生活费，一家人无病无灾，日子倒也过得去。这样，哥哥、嫂子同时在外打工的局面，就变成了哥哥一人外出打工的状态。哥哥身体并不好，并不适合外出在建筑工地干很重的体力活，但待在家里，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来源，而孩子逐渐长大，老人年事已高，子女成家，父母善终的具体压力一件件摆在眼前。房子尽管98年在丈夫的资助下已经建起，但二楼几乎是一个空架子，没有任何装修，以致过年过节回去，都没有办法安置亲人过夜。但不管怎样，毕竟一家人还能过一种平平安安的日子，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日子总是在走向好的一天。哥哥每次得知我们寒暑假要带儿子回去，总是提前从工地回来，杀鸡、宰鸭，用摩托车带儿子去镇上集市赶集，给儿子买各种夸张而廉价的玩具，公公、婆婆也极为开心，嫁出去的大姐、小妹，还有妻子早逝的二姐夫都会回来相聚，一家人倒也能感受到亲人相聚的温馨，只有四姐一家，因为姐夫常年待在北京，几乎很少回去。但这种平常、安稳的日子并未维持多久，就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并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家庭的走向。
一件事是四姐的工地出问题。由于政府拖欠姐夫承包工程的付款，大量的工程欠款无法到位，直接摧毁了姐夫多年累积的家底，不但导致哥哥、嫂子跟随他们打工多年的工资不翼而飞（这笔钱几乎是他们整个家底，有将近十万块的劳务费，哥哥、嫂子一直指望这笔钱给儿子娶媳妇），而且因为拖欠工人工资，欠下大量无法逃避的债务，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找我们借钱。大约2009年临近春节一天，丈夫接到四姐夫的紧急电话，说有人用刀架着他的脖子，逼他必须在当天还钱，求我们帮他解燃眉之急。姐夫在我印象中，一直经济算是宽裕，穿的衣服也挺括光鲜，很有农村成功人士的派头。几年以来，这是姐夫第一次向我们开口，但当时我确实不愿借钱，一则，手头并没有多余的闲钱等着帮助他们，而买房欠下的首付还等着年底归还，当时我们的经济状态几乎处于最紧张的阶段；二则，也因为他们拖欠了哥哥、嫂子将近十万块钱的血汗钱，对他们心生嫌隙，总感觉他们没有保障亲人最基本的利益。我向丈夫讲明了我的意思，丈夫也没有吭声，四姐被逼无奈，再次向我们打电话求助，面对危急情况，她也没有任何办法，事情明摆着，我们已没有任何退路，也没有任何选择，只得厚着脸皮找一个经济条件尚可的朋友借钱。尽管四姐当时承诺几个月以后还钱，但我知道，还不还钱不是她的主观愿望说了算，从借出那笔钱开始，我们就没有期待有还钱的那天。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几年，四姐一家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好转，她甚至几年都不敢回家，害怕村里那些曾经跟随姐夫打工的乡亲讨要工钱（我后来才意识到四姐一家命运的转变，对我们此后几年经济状况的直接影响，因为他无法归还哥哥、嫂子的工钱，哥哥嫂子再也没有别的储蓄，随着儿子、女儿长大，他们结婚、成家的大事，通过婆婆的叮嘱，就责无旁贷落到我们身上）。2015年，我在北京访学，曾经和丈夫去看过四姐一家。他们居住在北京一个极其混乱的城中村里，村子里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两间逼仄的平房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的尽头，为躲避别人逼债，几年来他们和外界断绝任何联系，四姐夫更是几年都不敢回家，作为独子甚至无力照看家中的老母，也不敢公开找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四姐在咖啡厅洗碗、两个女儿当导游来支付。想到九十年代，四姐一家最辉煌的时候，一家人的日子红红火火，没想到现在最需要经济支撑时，却因为政府拖欠工程款，不得不躲在一个隐匿的角落生活。
第二件事，也是更大的打击，则是妹妹的出家。在整个家庭中，妹妹的生活最让人舒心。她生得漂亮，又有着湖北姑娘的泼辣能干，初中念完后，去武汉打工，在工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本厂一正式工并结婚。两人发展不错，因为结婚早，在房价还不到一千时，就买了很大的房子，女儿也聪明可爱，妹夫后来还当了副厂长。事实上，多年来，除了丈夫，妹妹同样承担了照顾家庭的很多重任。侄子、侄女、婆婆、公公的衣服、日常用品，几乎全都是她从武汉带回，哥哥、嫂子在武汉打工的几年，住房问题也是她帮忙解决。但最近几年，妹妹信佛，开始吃素，2012年暑假，她带外甥女去广州玩，也时常和我们宣传吃素的好处。仅仅一年后，2013年9月的一天，丈夫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说是妹妹已经出家，并且决断离婚，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就此遁入空门。尽管从信仰的角度，完全能理解她的个人选择，但事实上，当这种事情落到身边家人身上时，还是无法接受。妹妹和我同一年出生，正处于人生和家庭压力最大阶段，妹夫工作繁忙，外甥女刚上高一，她婆婆年事已高，自己的父母也是八十高龄老人。妹妹突然做出出家的决定，让全家人如坠冰窖。丈夫为了说服她还俗，连夜请假从广州感到武汉，又从武汉赶往庵里，但终究不为所动，一直到婆婆去世，我也未能在葬礼上见上妹妹一面。直到现在，那个热爱世俗生活的妹妹为何突然放弃红尘，始终是萦绕在亲人心中的不解之谜（我只是偶尔听起妹妹讲起她丈夫家复杂的情况，讲起公公对她的冷暴力，讲起懦弱胆小的婆婆对她的依赖，无助时总是抱着她哭），但既然她作出了决绝的选择，家人也没有任何办法。妹妹一走，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外甥女，外甥女原本内向的性格变得更为孤僻，仅仅念到高一，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就草草休学。想起2006年春节一家人的团聚，外甥女在田野采地菜时，跟随其他的表哥表姐在田野疯跑，红色的蝴蝶结在脑后摇曳生姿，一副活蹦乱跳的模样，那时，她是所有孩子中唯一在大城市出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没想到七年以后，因为妈妈执意出家的决定，竟然变成最可怜的孩子。除此以外，伤害最深的就是婆婆，婆婆因为女儿出家一事，怎么也想不明白，家里只要有人来，就开始念叨，原本硬朗的身体一蹶不振，在摔了一跤中风后，一直卧床不起，死前也未能见到小女儿一面。公公（继父）更是变得木讷，妹妹是他唯一的亲生女儿，女儿的出家也让他彻底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感寄托，终日在村子里漫无目的的荡来荡去，脸上很难看到往日发自内心的欢颜。
四姐夫的破产，小妹妹的出家，直接碾碎了两个家庭的希望，也波及到其他兄妹，尤其是哥哥一家，原本经济基础就相当脆弱，在五六年的劳务费泡汤后，更是毫无根基。自此以后，全家兄妹再也没有像2006年春节那样，有过真正的欢聚。以前还有妹妹帮着分担家庭的重任，妹妹一走，我们就不得不承担更多。
除此以外，隐匿于家庭暗处的悲伤随处可见，我每次回到婆婆家，在和哥哥、嫂子或者大姐的聊天中，总能听到一些让人压抑的事情。2013年年底，侄子和本县一女孩网恋闪电结婚，哥哥嫂子极为高兴。但女孩嫁过来后，总是和嫂子闹别扭，性格也极其怪癖，后来才得知，她的家境也极为不幸。听说她妈妈在生下她后，被乡政府捉去结扎，一回来，就变疯了，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力照顾孩子，而且还暴力打人，总是将身穿衣服撕破，没有办法，家人只得将她关在一间房子里，谁都知道这种惨剧和结扎有关，但没有任何人有力量去申诉惨剧的真相，而是任由命运的安排以最残忍的方式作用到一个普通的农家。我曾经问过侄媳妇，“有没有到乡政府反映情况？”她一脸的茫然，并未意识到一次失责的结扎手术对她的生活到底产生了多深伤害。只说小时候从来就没有人抱，都是在房中爬大的。我一直念叨向她打听更多情况，看能否帮他们维权，没想到前一向得知，她妈妈在疯病中已经去世，年仅四十多岁。
平心而论，哥哥、嫂子一家都是最普通的农民，也是最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们对生活没有任何奢望，也从来没有想到通过别的途径去获取额外资本。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本本分分劳动，过一点安生日子。而在农村，像哥哥一家的情况非常普遍，守在乡村，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外出打工，有可能连工资都拿不回，但全家的基本开销，诸如孩子的念书、成家、房子的修缮和更新，老人的生病、善后，一样都不能少。尽管农村免除了农业税，近几年也推行了合作医疗，但和水涨船高的支出比较起来，实在是杯水车薪。可以说，中国无数的财富、希望没有多少途径流向他们，但社会不良的触角，诸如政府拖欠工程款、信仰危机所导致的价值观混乱、基层执行计划生育的粗暴和失责，却总是要伸向这个普通的农家，种种无声的悲剧最后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存，唯有认命，才能平复内心的波澜和伤痕。

婆婆和两个儿子及孙子
二、看不到前景的家庭命运
2015年7月13日，卧床将近一年的婆婆去世，走完了她86岁的艰难人生。
在忙乱、悲伤、空落中给婆婆办好丧事，我突然感到维系整个家庭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尽管和婆婆在一起居住的日子并不多，但她的慈祥、宽厚还是让我感到一个老人的亲切和温暖，丝毫没有婆媳相处的尴尬和芥蒂（我对她感情认同更像自己外婆）。每次回家，她都极为开心，对于年幼的孙子尤其喜爱，孩子刚出生，她便买了很多糖果招待村里乡亲，并且总是将我们定期寄回的照片分给村里老人看。婆婆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当官，最好当大官。在她眼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家中拥有当官的子女，更能改变家族的命运，儿子、媳妇空戴两顶博士帽子，甚至比不上一个乡镇干部或赚钱的包工头，更能解决家庭其他成员的实际难处。老人卑微的心愿更让我感受到她一生当中所遭遇的痛苦、屈辱，还有望不到边、无穷无尽生存的折磨和厄运。我知道，像丈夫这种家庭出生，通过念书得以改变命运，最后在城里找到一个安居之所的人并不少见，他们身后因为共同的家庭负重和压力，从精神面目、阶层气质上甚至具有某种共同特征，以致在各类社交群中，被城里或者家境优于配偶的女人冠以一个“凤凰男”的群体标签，并作为轻易不能下嫁的目标进行讨伐。我丝毫不否认作为个体的选择，与这种男人的结合意味着要面对更多，但这种来自社会单一舆论的道德优势，还是使我感受到掩盖在这个标签背后所蕴含的歧视、无奈和漠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造成的不可逆式的生存劣势，怎样通过代际传递一直作用到婚恋层面，从而导致不可排解的天然矛盾。可以说，尽管农村出生的读书人通过个人努力得以改变身份，但只要和出生的家庭还依存各种血肉关联，那份深入骨髓的卑微、渺小、和人格的屈辱感，就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逃出泥坑的幸运者尚且如此，留在故地的坚守者又怎么可能有更好命运？
事实就是如此，冷静下来想想，哥哥一家确实看不到太好前景。
首先是代际的贫穷已经开始轮回。在体力最好的时候，哥哥、嫂子当年丢下孩子外出打工，现在侄子、侄女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后，随着生存的压力变为现实，也不可避免要重复父辈的命运，踏上下一轮的打工生涯，哥哥、嫂子像当年公公、婆婆一样，要承担起照看孙子的重任。2013年年底侄子结婚以后，为偿还债务，过完年就离开新婚妻子，随村里去外省打工的队伍，成为泥水匠中的一员。运气好时，一年能够攒下一万多元，运气不好，或者多换几个工地，可能就只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毕竟和父辈比较起来，侄子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严苛节约，二十出头的年龄，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他迷恋各类智能手机，或者一些时尚的行头，光是这一笔开销，就足够家里开支半年。他也曾经考虑在附近的镇上找个事做，或者开个店，但不是没有成本，就是没有过硬技术，始终难以做成。客观而言，农村自身的生产已经难以形成良性循环，更多时候，获取基本的家庭开销，还是不得不以肢解完整的家庭结构为代价。这样，结婚、生子、外出打工、制造留守儿童，就成为了事实上的轮回。对哥哥而言，新的挑战在于，他老了以后，甚至会面临老无所养的境地，毕竟他的子女，没有一人通过读书得以改变命运，而他在半生的劳作中，也仅仅只是维持了一种最简单的生存，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半点养老的资本，贫穷和贫穷的传递，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宿命。
其次是留守儿童的后果开始显现。侄子、侄女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人。侄女通过网恋，十九岁那年就结婚，二十岁就生了孩子，丈夫是一个比他还小一岁的本乡男孩。尽管已身为母亲，但侄女根本就没有身为人母的心理准备，更感受不到母亲身份沉甸甸的重任，怀孕期间，依旧维持以前的生活方式，猛吃方便面和饮料，手机更是二十四小时不离身，床头柜前堆满了方便面盒子和饮料瓶。孩子生下来后，甚至连棉纱的尿布，都不知道在哪儿买。我暑假看到她带着一岁不到的女儿，大热天里，就让她光着大半个身子，一身的泥巴和脏污也不管，我告诉她应该给孩子备用一点棉纱尿布，她开始一脸茫然，随后便很开心地告诉我，她让女儿几个月就开始吃冰棒，拉了几天肚子后，现在不管吃什么都没关系，但事实上，她女儿一直不明原因的高烧不退。和城里刚做母亲女性的谨慎、细致比较起来，侄女的无知、粗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她原本就是一个孩子，一个二十岁就做了母亲的孩子，爱玩的天性和母亲沉重的责任放在她身上，显得尴尬而又刺眼。我叫她买两本书看看，或者上网时，顺便看看育儿专栏的内容，她青春勃发的脸庞再一次转向我，“我明年就出去了，带伢是奶奶的事情”。侄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她妻子因为自小没有母亲的滋养和教导，也不懂得怎样对待孩子，孩子一哭闹，她就将几个月大的孩子丢在床上，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大喊大叫，很难有平和情绪，更不要说一个理智妈妈应该具有的淡定。加上侄子终年在外打工，她整天和嫂子相处，两人总难免因为家庭琐事磕磕碰碰，因此，也难以有好的心态对待刚出生的孩子。
不得不承认，和哥哥一代被逼外出的心态不同，侄子、侄女外出打工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相对贫穷固然是其选择外出的理由，但对于年轻而又过早当妈妈的女孩而言，很多时候，外出打工是她们逃避养育孩子的最好借口。在她们的思路和情感发育中，养育孩子的繁琐让她们苦不堪言，而过早外出对另一个孩子的伤害，根本就没有进入她们的视线。留守儿童缺爱的童年，让他们从小难以获得爱的能力，当他们长大到做父母时，这种爱的缺失，并不会随身份的改变，有如神助一般的得以弥补，爱的荒芜的代际传递，才是真正让人担忧之处。对比城市正常家庭孩子获得的关爱和良好教育，不可否认，另一种看不见的差距，已经将城乡差距的鸿沟越拉越深。但另一方面，因为多年在外的打工经历，侄子、侄女一辈的价值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植入当下的消费理念。不论是穿衣打扮、结婚置业、还是日常起居，其风向标已经和城市孩子没有差异。侄子尽管婚前没有赚到过什么钱，但换智能手机的速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其妻子网恋而成，让哥哥、嫂子安慰）。结婚典礼，甚至还请了乐队、车队，更不要说农村流行的三大件金饰（项链、耳环、手圈）。其所营造的气氛，和城里任何一个高档酒楼举办的婚礼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唯一的不同就是婚礼的背景是在一个并不富有的农家。面对如此的场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余地，婚礼的排场，婚礼给女孩的彩礼和装备，在他们彼此暗淡的一生中，几乎就是仅有的一次出彩机会。而为此背下的债务，顺理成章成为一个新家庭的沉重起点。
再次是传统乡村结构已经失去内在坚韧扭结，经济的脆弱加速了乡风乡俗的凋零。以养老为例，尽管几千年来，养儿防老一直是农民最为坚定的信念，但这一朴实愿望，在严酷的生存现实面前受到了极大挑战。贺雪峰团队曾提到湖北农村老人自杀的现象非常严重，“笔者所在研究中心调研表明 ，两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自杀率极高的地区，尤其是老年人自杀率，已经远远高于正常自杀水平。”（《试论农村自杀的类型与逻辑》，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16期》）。陈柏峰在《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再次强调了这一事实，“老年人高自杀率、高自杀比重、以及自杀率、自杀比重的高速增长，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事实的残酷性令人震惊。”（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若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几乎很难相信这么残酷的情况如此普遍。在婆婆生重病期间，不时有村里乡亲过来看望聊天，总是提到，农村老人得了病，总是拖着，能得到及时救治的情况很少（嫂子因为每天细心护理婆婆，及时帮她翻身、换药，得到了村里人一致好评，成为全村媳妇的典范），如果得了绝症，一般就是等死，有些老人不愿拖累子女，很多都会选择自行了断，有些儿女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长期的折磨，也会选择逐渐减少给没有自理能力病人的食物，最后活活饿死。以写作底层文学著称的作家陈应松，在其小说《母亲》中，以冷静、严苛的目光直视这种生存的真相，对此作了入目三分的叙述，我在阅读这部作品时，眼前总是浮现那些老人的身影，感受到他们面临生命终点之时的坦然和冷静。生命在他们眼中，并不具有特别珍贵的意义，活着，是卑微而麻木地活着，能够感受到的幸福纯粹来自生命本能和惯性，死去，也是理所当然的死去，在一个日渐寂寥而没落的村庄，这种无声的悲剧并不会引发人们心中的太多波澜。悲苦农民与生俱来的天聋地哑的悲剧命运，从来就难以从根本、整体上得到任何改变，多年经济发展的光鲜，除了让他们吃饱饭，并没有让其享受到和国家整体实力相当的体面和尊严。大城市的光鲜、城市有钱人的奢靡、成功人士的高大上生活，和同一片国土上的农村悲惨的处境无法产生太多关联。
最后，农村面临资本的侵蚀，虎视眈眈的社会游资通过官商勾结，已经盯上了农村最后的资源——土地。尽管关于农村土地私有化仅仅停留在讨论阶段，但在实际情况中，农村的土地已通过资本的运作被兼并。丈夫所在的村子在丘陵地带，风景算不上太好，几个并不太高的小土包，村里一条小河蜿蜒流过，为全村的农田提供基本灌溉。但近两年，不知哪里来的人，将村子里的土地圈起了一大块，河流也被迫改道，流入到私挖的池塘里面，模仿经济发达地区的度假村模式，修一些和整个村庄根本就不搭调的亭台楼榭和供城里人享乐的房子。事实上，因为周边旅游资源欠缺，并未有多少游客带动村庄经济，倒是因为河流的改道，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农田的供水，农田被占，最后到底会导致什么后果，现在根本无法预料，而村民对此也漠不关心。对侄子、侄女一辈的孩子而言，反正种田已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出路，农田被装扮成度假区的模样，反而能给他们一份心理幻觉。
若不是和丈夫结婚，作为家庭中的一员，亲身经历各类无法逃脱的日常琐事，亲眼目睹各种让人无语的真相，旁观者几乎很难体验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具体的生存和抗争中，到底要面临多少先天的劣势，他们的实际生活，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大势到底要断裂到何种程度。种种真实的痛楚总是让我追问：造成这个家庭天聋地哑的困境，问题到底出现在哪个环节？回馈乡村，又何以可能？

农村废弃的老宅
三、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平心而论，尽管进入到理性分析，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着灰暗和绝望。但每次回乡，哥哥、嫂子的精神状态还是让人放心、安慰。尽管手头总是缺钱，哥哥也患有先天的遗传病，但他们精神比我们要愉快很多，哥哥从不失眠，嫂子也从不唉声叹气。哪怕在婆婆卧床最艰难的阶段，嫂子还是毫无愠色的去干该干的一切，家里丝毫没有危重病人的压抑、郁闷。他们越是活得坦然而毫无欲望，越是对个人命定的困境毫无感知，越是对生活没有过多的奢望，我就越感到这种命定的生存是多么残酷，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有人要占有如此之多。而如何回馈家庭，对跳出龙门的家庭成员而言，几乎成为一种天然的情感选择。
冷静下来想想，关于对乡村的回馈，哪怕在国家经济实力如此强大的今天，在农村的家庭模式中，自古至今，其实一直停留在家庭之间的互助。我父母辈如此，到我这一辈还是如此，这一点，我的感受实在是刻骨铭心。我想起我的父母，半生以来，仅仅因为爸爸是一乡村教师，有一份公职，妈妈因为能干，家境比别人稍稍好点，就不得不接受无止境的帮助亲人的重任，几十年中，几乎有大半的精力都用来对付亲人的求助。妈妈一辈子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就是“帮忙的没一个，麻烦的一大堆”，简单的一句，实在是她几十年来面对两边穷亲戚所发出的真实感慨。我童年的整个印象，不是爸爸的同母异父哥哥坐在家里不动，不拿到钱绝不出门的身影，就是妻子早逝的叔叔一有事情就来找爸爸的理所当然，要不就是多病的小舅舅腼腆但又坚决的求助，更有同父异母的姑姑过一段时间就会定期来娘家诉苦。这些亲人善良、淳朴、也有温情（姑姑临死前，知道爸爸去看他，都挣扎着要去抓她养的母鸡，让他带回去给小孩吃），并非要故意麻烦亲人，占到多少便宜，实在是生活在农村的悲苦命运，让他们一碰到麻烦几乎就找不到任何出路，向家里情况好点的兄妹求救，就成为唯一的路径。父辈的命运如此，几十年后，尽管改革开放的大旗已经招展几十年，国家的财富已获得巨额增长，亲人中间也不存在温饱问题的成员，但随着新的困窘的出现，我和丈夫所面临的情况和父母并无二致。
摩罗在《我是农民的儿子》一文中，曾经感叹，“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我作为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媳，身处其中，实在能体会到这种痛楚中的无奈。丈夫和任何一个通过求学改变命运的农村孩子一样，在城市的生活从来就不以追求享受为前提，甚至用在他身上的正常开销，在他看来都是一种负罪，与生俱来的家庭阴影深深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多少交际，更谈不上特别嗜好，唯一的兴趣就是看书，过着一种在别人看来寡淡无味的简单生活。他性格沉默，不爱多言，他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过去家庭所施加给他的痛苦和压抑的深重，他像一条运气很好的鱼，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游出了这个令人绝望的家庭，但这种逃脱的幸运并不能给他带来发自内心的快乐，他所出生的原生家庭就像一个长长的阴影，只要还有家庭成员处于不幸和痛苦中，逃脱的个体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该具有的轻松、愉悦，一种血肉相连的痛楚，总是无法让他对有着共同成长记忆的亲生兄妹的困境视而不见。尽管自身背负房奴、孩奴的压力，他从来就觉得回报原生家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家中老父老母的日常起居事实上也是留守家园的兄妹照顾更多。因此，家里任何人经济上求助于他，除了默默接受，从来就没有任何回绝的念头。结婚多年以来，在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中，我也时时为丈夫背后的庞大家庭，感到沉重压力，有时甚至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感，但相比经济的困窘，更让人难受的还是情感折磨。我难以回避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连我们都不去管他，连他最亲的人对他所遭受的痛苦都能视而不见，那还有谁会对哥哥、嫂子一家伸出援手？可是，逃出乡村在城市立足的人，同样面临各种实实在在的困境。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一文中，认真剖析了80后中逃脱农村在城市打拼一代知识精英的深刻困境，对70后一代而言，尽管情况没有如此惨烈，但实际上也仅仅只是抓住了房价刚刚失控之初，及时当上“房奴”的幸运，当中年困境如期来临时，他们所面对的生存、事业压力从来就没有减轻半点。所能给家里的帮助，也无非是从有限的工资中省出一部分开销，如此微薄之力，到底又能在多大程度改变家庭的命运？摩罗11年前提出的问题，“改变农民的命运究竟是靠应急的政策还是更需要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如果农民享受不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平等的政治构架中享受到所谓国民待遇、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体制之中以自己的声音和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谁能保证他们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谁有那样的能力和良知成为他们的救世主？”（《我是农民的儿子》，载《天涯》2004年第6期）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答案，而且也看不到答案能够兑现的一天。
我由此想到这样一个群体：通过个人努力，进入城市，得以改变命运，并拥有相应权力，在现实诱惑下，最终走向贪腐之路。我想到，对他们而言，对一个从小物质匮乏到极致的人，必然在拥有机会以后滋长更为膨胀的欲望，因为他深知一种来自身份差异的残酷真相，有作家通过文学作品，曾表达这种人物的真实想法，“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以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时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跃上上层阶层了。”事实就是如此，逃出来的家庭成员，若无法通过个人力量改变家族命运，那么，此生便几乎永无可能。我在村子里，也常常看到一栋栋废弃的房子，一打听，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举家搬往城里，再也不可能回到乡村生活的家庭。我所出生的湖南老家，也有一户仅仅是通过参军得以改变命运的军官，利用各种关系将两边兄妹的子女全部弄出去，甚至27岁初中都未毕业的小舅子都能弄到部队当兵，转业后再通过关系，安排到公安局。与他们相比，我和丈夫实在是为家庭贡献最小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契机和资源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亲人命运，甚至大外甥女大学毕业，连给她找个好工作都帮不上太多忙。正因为意识到权力的重要，婆婆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他的儿子没有当官，她老人家凭借想象，将博士的头衔兑换为看得见的官职，却不知道这个群体的实际生存境况。无力帮助亲人的内疚，越发让我感受到农村家庭难以改变命运的结构性困境。在这一点上，摩罗的感慨让我深深共鸣，“在所谓现代化过程之中，农民已经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我再也不敢指望那些兄弟姐妹能够在继续现代化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明天的命运只会跟昨天的命运一样严酷。在大政府、小社会的境遇中，成为卑贱的垫脚石是弱势群体的唯一宿命。”
既然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无法达到帮助弱势家庭过上更好生活的程度，改变留守乡村哥哥一家的命运，从国家和政府层面而言，最好的途径自然是通过教育。而摆在面前的事实是，乡村的教育资源已经凋零到无法直视的程度，侄子和侄女在条件极为简陋的乡村中学，连初中都没有办法坚持念完。丈夫曾历数过和他同龄的读书人，在村里上过大学的就不下七八个，但到侄子、侄女辈，和他们同龄的孩子，如果父母不早早将子女送往县城或孝感的初中，连高中都很难考上，就算农村的教育条件能够和城市媲美，留守儿童的先天缺失，父母素质的差异，都让他们仅仅在起点就构成了无可挽回的劣势。社会的结构性差距已经在这个家庭兑现，对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他们的孩子而言，通过念书，社会再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如丈夫一般改变命定人生的机会，逃脱乡村、跻身城市的简单而朴素的愿望，在下一代的身上终将如海市蜃楼一般缥缈。不从根本上促进一种更为持续的发展，和我们曾经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必将在撕裂的社会较量中，被彻底抛入尘埃中的生存，无从反抗，也毫无声息。
最后，我想说。尽管对于底层的书写，我一直心生警惕，但刻骨铭心的感受，还是让我担心这个世界的声音将变得无比悦耳，当像哥哥这种家庭的孩子、孙子再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发声机会，关于这个家庭的叙述自然也无法进入公共视野，那么，关于他们卑微的悲伤，既失去了在场者经验的见证性，从而也永远丧失了历史化的可能。而我今天所写下的一切，不过以一个亲历者的见闻，以一个农民儿媳的身份，记载我与他们之间偶遇的亲人缘分。
2015年11月3日

嫂子带回乡的儿子在菜园
撕裂的乡村
春节前夕，岳父病故，我在家乡呆了相当一段时日，使我有机会对家乡有一个全面地深度地了解，顺便搞了一次详细地调查研究;耳闻目睹的可以说是怵目惊心，我的故乡怎么会变得如此陌生?我都不敢相认，淳朴的乡亲也变得不可理喻。过去的印象和眼前的现实在我脑海里飞快地旋转，变幻交错，我的大脑有点承受不了，几近崩溃了。最后，我扑倒在家乡的土地上哭了一场。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想说话;憋闷了一些 时日之后，我还是要把这些弄不明白的感触写出来，我的灵魂才能够得以安定。
我的故乡舒山冲坐落在大别山腹地的皱褶里，四面大山环抱，四个自然村落依山而建，相距二里多地，组成一个行政村，摊开在一片面积约四公里左右的山间平坝里，中间是一片田野，像一个小小的盆地，村庄就成方块形状分布在山脚的四个方位。田野中间是一条小河，弯弯曲曲，从北边两山交错的出口淌出，再一路蜿蜒，流入十里外的姚河水库。
往年一到秋天，稻谷成熟，田野上翻滚着金色的波浪，真有“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的丰收景象。如今这景色不再，连门口的田地都荒了。20年前红火时，村里还有五百多人，共有杨、吴、项、陈四大家族，可以说是聚族而居。九十年代初，农民负担最沉重的时候，村庄开始衰落，许多农民抛荒弃田离家出走，2005年政府取消了农业税，但搬走的人不再回来了。如今仅剩下二百来人，平时村里年轻人和中年人打工一走之后，村里就更冷清了。只留下一些老头子、老婆婆看守家园，田地自然没人种了，长满了半人高的蓑草，一片荒芜的情景。
按说我的故乡是美的，如今却变成了这个破败的样子，真让人感慨万千。我不忍心让大家看到我美丽而又悲哀的故乡，过去我都是歌颂和赞美我的故乡的，是的，谁不爱自己的故乡呢?我从来没有一次大面积撕裂我故乡的丑陋给别人看。如今我不得不这样作。故乡，请原谅您的不肖子孙吧!
数典忘祖的乡村
同往年一样，每年春节我都要回老家过年，似乎只有回到乡下，那才是真正的过年。为什么每年春节那些在外的游子挤火车、转汽车，花去一个月的工资也要回老家呢?因为有故乡的春节才叫春节，有乡情的地方才叫春节，有亲人的老家才叫春节。可在壬辰龙年春节，我不仅感觉不到春节的气氛，相反使我生出许多烦恼!往年我曾歌颂过我的故乡，没想今年看到的故乡这么让我失望!我的故乡已越来越让我看不明白了。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快。
乡下的年味应该是最浓的。过去，腊月二十九过年前的这天晚上，家家户户都要预备支油锅炸菜，炸鱼丸子、肉丸子、滑鱼、滑肉等很多地方风味的佳肴，好些乡下人做的地方吃食，是城里人在餐馆里吃不到的。炸鱼的油香漫过各家的瓦楞，飘过村子的上空，一湾子都是香味，熏浓了新年的气氛。如今商品经济也渗透到了农村，一切都可以买，农民懒得做这些东西了。
往年春节，村里异常热闹，舞龙灯的，划旱船的，到处都是鞭炮声。但今年却异常冷清，村里人走了一半，部分人打工赚了钱，都在镇上买了房，过年就不回来了，门口挂的是一把生锈的大锁。看来，城镇化在飞速地改变着乡村!
在家的农民也懒散了，新年也不祭祖，元宵也不搞舞龙灯、划旱船等传统文化娱乐活动，他们只知道打牌赌博，如今的乡村全变味了。在亲戚家吃饭的时候，人们谈论的是钱：“我今年在建筑队当架模工，一年硬挣了4万。”那个说：“我干钢筋工，一年也挣下3万。” 另外一个人更牛逼：“我在铁路上打工，一年捞了个8万。”显出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乡村弥漫着铜臭睐。叫我这个靠写字挣钱的人坐立不安，我一年辛辛苦苦拼命写稿还不如他们，我只好无言。亲戚家喝的是好酒，吃的是好烟。生活是改善了，但我却感觉乡村丢失了很多珍贵的东西。
村里的环境依旧很糟，现代化的日常用品废弃物在污染着乡村。到处是洗发精空瓶、花花绿绿的包装纸盒、扔掉的手提袋，更多的是废弃塑料袋，一刮风随风飘扬，形成一道蔚然景观。尽管村里不少人盖起了楼房，但门口肥皂水横流，垃圾遍地，燃放烟花后的废纸筒随意堆在门口，走路都绊脚，只要弯一下腰就能捡起的举手之劳的事，也没人愿意去干。酒肉饭饱的村民叼着一根纸烟，在路上悠闲地散步，双目无神地抬头望天，视若无物，却又是一脸的麻木。虽说农民比过去生活过好了，却对前途一片茫然，不知明天该干什么?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更没有爱护环境的习惯和想法。这是一个文明素质的欠缺。这样的农民富了又有什么意思?只会成为胡吃海喝的行尸走肉，没有思想，没有理想追求，只会更多地挥霍财富，污染环境!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包产到户，一包就灵。”农业不用管，让它自己去发展。政府不管农民，让他们自己去折腾。事实证明是不行的。所谓村民自治，就是无人治，农业不用管，让它自己去发展。国家基本上没有履行多少责任。
政府对农民摞包袱，是一种不负责的表现，是一种不作为的行为。漠视农民，才导致如今农村这个局面。漠视农民，导致农民也对政府的漠视，所谓国富而民不强，而发展道路上，最可怕的心态是不少人只是发展路上的看客，“关我什么事?” “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成为他们浮躁、焦虑、无奈、冷漠、慵惰的根源与托词。而当社会舆论也就是民心民愿开始成为一种对现实的抵触时，这种局外人心态，有可能升格为破坏性力量，仇官、仇富种种借题发挥即是证明。只有人心齐，泰山移。当大家都觉得改革与自己有关，发展关乎自己的生活质量之时，大家才能干劲十足。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农村的发展十分小，还停留在八十年代初分田的那几年，相反农村的问题却越来越多。池塘崩溃了，河堰垮塌了，渠道堵塞了，农田荒芜了，村民都流失了。小偷小摸反倒猖獗。世道人心也变了。毛泽东在世时，农村火红的局面再难重现。不能不令人悲哀!
就拿这春节来说，人情礼金越来越重，在这个谁富谁光荣的年代，人们打肿脸充胖子，比着花钱，比着铺张浪费，未富先奢，浮华的农村背后掩盖着传统道德伦理的沦陷和崩解，掩盖着难以理清的乱象。
被人情债负重的春节
龙年春节，因为送礼，我被累得喘不过气来，今天这个朋友的孩子过周岁生日请客，明天那个亲戚过50岁大寿请你吃酒，后天，又一个表亲的老人忌日“圆满”，让你忙不过来。但这酒不是好吃的，必须送礼，少则三、五百，多则七、八百，甚至一千，这得根据请客对象和亲朋的亲疏而定，若请客对象是小老板或有钱人，礼必须送大点，否则礼轻了别人看不起。亲戚之中若是远方表亲，礼可以薄点，若是丈母娘、小舅子那边请客，就得把礼送厚点，很有讲究。在乡下，人们都把请客送礼办喜事都放在春节前后，因为这期间，在外打工的人都回来了，请客好请到人，而打工回来大家荷包里都有钱，所以都把办各种喜事的日子定在春节期间。
农民送礼的名堂很多很讲究，以娶媳妇为例，就可见一斑。自媳妇讲定后，第一步就是新媳妇到家里来 “瞧家”，瞧你家里殷实不殷实;这是第一关，吃了喝了之后，过去送上几套好衣料，如今“干折”捧上五千元“见面礼”。之后是“订婚礼”，女方上门同意后， 约个日子把亲事定下来;然后，便是“请媒”，把媒人请到家里来，把所有的亲戚都请来吃一餐，预示第二年成亲，给亲戚“打个锣”。这时男方要当着众亲的面，把猪膀羊腿等食物弄一大挑送到女方家去，当然还少不得“压挑钱”，这是一大礼，要办周到的，一般都在一万元以上。之后是去女方家拿“年龄八字”，好择吉日，吉日定好后便是送上礼物叫“送日子”，也即换帖。女方便开始打嫁妆。家具成功后，要送“喜礼”，工钱自然男方出。虽然有不少青年人自由恋爱，但依旧得过这一关，男方若给少了，世人都笑你小气;女方若是不张大嘴要，便笑你的女儿不值钱，被村人看贬;再后，是张罗成亲，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也是令人头痛的一天。新媳妇出嫁前，丈母娘野着心儿盘算人，张开大嘴要钱，说多少给多少，要一千给一千，要一万给一万，容不得你讨价还价，没钱就借。不然，女方不松人，叫你娶亲娶个“冷场”，好不容易闯过这一关，本该松一口气，可也轻松不了，三天后要送“回门礼”。住往媳妇娶回来，男方已累得趴下，扯一屁股债。
之后，每年的端午节要送“端午礼”，中秋要送“中秋礼”。丈人家建房，要送“上梁礼”，搬家要送“乔迁礼”，大舅子结婚，500元拿不出手，1000元最好，再后生了孩子，要送“满月礼”，孩子满一岁要送“周岁礼”，10岁要送“满生礼”，要么折钱1000元，要么送高档电器。要是小舅子考大学，要送“升学礼”，要是参了军，要送“参军礼”，要是以后结婚，依大舅子照本宣科。若有几个小舅子，你非累得趴下，永远有送不尽的礼。丈人家有长辈去逝了，要送“丧事礼”，最少1000元，后又是一连串的“五七”、“周年祭”、三年“圆满 ”礼，若是一件不周，亲戚便闹翻了。还有丈人丈母娘逢“十”大寿，要送“祝寿礼”。平时过零生虽然简便一点，但也要去。丈人丈母娘年年过生，年年得送上两份小礼，多是食物，每份至少也得100元以上。有小姨子的，出嫁时要送“陪嫁礼”以前只送被面，毯子之类，如今都兴干折成钱，最低也得500元左右。还有平时的“节日礼”：春节拜年，年年不断。
乡下人都被这些礼节折腾得叫苦不迭，但人们又不得不跟着学，谁花得多谁光荣，谁花得少谁被人耻笑，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所以人们又都比着干，比着花。是少数有钱人把礼金抬高了，把没钱人给拖苦了。
如今更水涨船高了，有的农民送礼送红了眼，没有喜事办的生着法儿办喜事，请亲戚朋友来送礼，把送出的礼捞回来。比如过去，乡下人到了60岁才办祝寿礼，如今提前了又提前，过50岁也办祝寿礼，有的竟然40岁也搞，凑整数，如果再过几年，恐怕30岁、20都要搞，因为过10周岁生日在农村早已兴开了，这正好连起来。那么，70岁、80岁更不用说了，更要办隆重的祝寿礼。过去，孩子考上大学是喜事，当然请亲戚朋友庆贺一下，如今考一个普通的技校也大办筵席;更好笑的是，有的农民确实没喜事办，老母牛下了个小牛犊也要请客庆贺一番。看来，今后谁的老母猪下了一窝猪崽，也是喜事，也要请客庆贺。有的农民瞎折腾，把旧门搂拆了，盖了个新门楼，也大摆酒席，宴请宾客。这些农民，何必呢?你请我，我请你，花的还不是自己的钱?最后把大家都折腾苦了!
光送礼钱还是一个方面，附带的开支还有不少，主要是走亲戚送礼进村前老远就要放鞭炮，一饼磨盘大的响鞭要98元，外加两个大烟花，低档的128元，豪华的开门红要291元，光烟花和爆竹就是500多元。正月初八这一天我家就有三起应酬请客喝酒办喜事的，我和妻子分成两拔去赴宴，还有一家没去成，但去了礼。这一天送情就是一千多元。春节前后我家共送了10多个礼，送了5000多元，把身上仅有的一点旅差费都用光了，差点回不了武汉。我楼下一个做豆腐的邻居，春节回老家钟祥过年时，带了二万多元，办年货加赶情送礼都用得差不多了。这俩口子起五更睡半夜，辛辛苦苦挣的一年的血汗钱，全部在春节花光了，明年还不知要折腾到什么程度。
不仅送礼，上门拜年的娃娃们还要讨红包，你不给他们会要，比如亲外甥来了，妻侄儿来了，一句“恭喜发财，红包拿来”的叫喊，你不能扫了他们的兴，多则三两百，少则一百，外甥、妻侄多了，你就受不了。如今小孩子也耳濡目染，知道金钱的好处。毛泽东时代提倡艰苦朴素，移风易俗，如今谁讲这个?如果不有效控制，刚刚富裕的农民会被这疯狂的人情礼仪压垮，再度陷入新的贫穷。
农村文化越来越成荒漠化
谈起农村的文化生活，大家都非常留恋年轻时的岁月。回想起七、八十年代，那时，村里的团支书，每到农闲季节，常常组织各种各样的乡土文化活动：跑旱船、踩高跷、耍狮子、打乒乓球、赛篮球……大家忙得不亦乐乎。农村还有放映队，县剧团有下乡巡回演出，还有公社组织的各类文艺体育比赛，生活很有意思。各村都有戏班子，一进腊月，你村的戏班子到我村唱，我村的到你村唱。亲戚之间，你村唱时请我，我村唱时请你，唱出了快乐生活，唱出了邻里和睦关系。
过去，一到春节、元宵，农村传统民间文化搞得红红火火，农民自发地组织舞龙灯、玩狮灯、划旱船，轮流的“头人”义不容辞，召集乡亲。如今许多农民都不热衷了，都热衷于赌博;头人也不愿当头人，灯酒也没人待，都沉醉于“码长城”去了。有的人赌博一输就是几百甚至上千，而搞传统民间文化活动的灯钱却一毛不拔。曾经，我们常说只要物质文明改善了，精神文明自然会跟着上去。现在看来，不是这样的，农民富裕了，反而会变得沉迷、挥霍、堕落和无知。新农村建设中的“民主管理”让农民自觉是不可能的，让他们自己管自己的事是管不好的，还必须政府主导来抓文化建设和公共事业。
有好心人想承头把这千百年的传统民间文化活动再搞一下，宣扬宣扬春节的气氛，但被请去参入的人要烟要酒要钱，过去的农民何尝是这样?淳朴的民风消失了，市场经济，金钱社会把纯朴的农民都变成了奸诈之徒，利势小人。
幸亏村里还有少数爱传统文化的人。老支书吴明山就组织了一支舞狮队，儿子现任村副主任的吴亮明参入，还有16岁的孙子吴号也加入进来，全家出马，喊的喊彩，打的打鼓，舞的舞狮。我和村里的吴德水校长负责待灯酒，总算没有让今年村里的传统文化活动冷落了。如果各村里都有像老支书吴明山这样的人，我们农村的传统文化活动就有希望!
我在为农村的富裕感到喜悦的时候，更为农村的民风感到担忧!我们一方面在拯救农村民间文化遗产，把许多东西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按说这些民间文化遗产是不需要拯救的，农民千百年来都在自觉地继承下来，为什么到了今天就感到在丢失呢?是这个城市化、城镇化在不断消蚀民间文化遗产。
我们只要到农村走一走，就知道当下的农村文化现状，“早上听鸡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叫”，这是许多农民文化 生活的真实写照，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前农村文化的单调、乏味。除此之外，农村有什么文化呢?有的就是村庄死了人，请一帮乐队班子，而且这些唢呐班子都会有几个嫂子，年龄一般都在30岁以上，到晚上的时候，只要东家多给钱，就会浓妆艳抹，登台唱一些黄色小曲，说一些低俗笑话，然后和一个搭配的男人打情骂俏。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性爱”为主题。有些时候，还会玩脱衣舞游戏。
再就是赌博，说到赌博，就不得不提抓赌问题。许多镇上的派出所，把抓赌当成了一种创收方式。无论是赌多大的(就连五角、一元、两元金额的掷骰子也抓，)参与赌的还是在旁边围观的，统统抓进去，然后通知家里拿钱赎人，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
一次回家乡采访，正碰上乡里派出所“抓赌”，民警在挨个审问“赌民”为什么要赌?“赌民”的回答如出一辙：“没……没啥事干，闲得慌”。但如今没有谁抓赌，敞开了，赌博也就更加无节制，几乎全民豪赌，消蚀国人的意志。
农村文化是个问题，如今农村连一场电影都看不到，报纸更看不到。县里的剧团都垮了，农民一年到头看不到一场大戏。现在尽管许多农家买了电视，但新闻联播里总看到中央拨了多少支农资金，但老百姓总看不到影儿，不看也罢，免得心烦。还有今天说国家要崛起，说明天要复兴，但在老百姓心中，你崛起也好，复兴也好，跟我们农民没直接关系，我们只看我们的日子过得好不好，顺不顺心。还有你的什么“鸡的屁”又增长了多少?可我们农民根本看不见。再就是电视上冗长的连续剧，外国的也有，热闹归热闹，都是才子佳人，言情武打，总觉得离我们生活相去甚远，不如咱农民自己所有的乡土文化贴心。
谁都知道，发生在身边的事儿更容易引起情感的共鸣，由自己身边的人来表演呢，自然会更受乡亲们欢迎。虽然村里的王秀琴唱《花木兰从军》字不正腔不圆，有几处还跑了调，但在乡亲们眼里她跟常香玉唱得一样动听;邻村张发财打篮球的动作尽管有些笨拙，但在姑娘们心中他跟王治郅一样潇洒。谁家的闺女、小子露了脸，父母亲朋、街坊邻居也都觉得光彩：“你瞧，你瞧，那就是俺隔壁的二丫头!” 所以能开展一些让群众参与的文化活动，效果完全不一样。
健康的乡土文化不去占领农村娱乐阵地，就给“黄赌毒”、封建迷信等邪恶东西的肆虐开了方便之门。我认为，文化下乡绝不仅仅是春节前后安排剧团下去搞一场演出，或是组织农民赶两次“科技大集”、送几本图书，各级政府部门更应该常抓乡土文化建设，譬如，帮助农民开辟活动场所、建立演出队伍、营造文化市场等。
传统文化是一种凝聚力，能安顿人心，丢失了传统文化，由此带来的是民风越来越变坏，导致整个社会风气的恶化，在今日的农村，你很少能够看到仁爱、看到友善，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越来越少。你所能够看到的只是自私与贪婪、愚昧与无知，看到的只是争强好胜、看到的是勾心斗角。那些质朴纯真善良的农民哪里去了?淳朴的民风到哪里去了?是谁让他们变成这样?打架、吵嘴、通奸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尤其是春节里，因为赌钱、喝酒或一些小恩怨，先是吵，再是打，然后是闹的头破血流。
农村如此涣散，这都是跟目前市场经济决定一切漠视传统文化有关，市场经济把人们的心都变黑了，变坏了，唯钱是用，唯利是图，伤害良心都不重要!对于社会变坏，人心变坏，道德伦理的坍塌的恶劣现实，看来，重视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却又迫在眉睫。多少年的农村文化荒漠，造成了农民的低素质和农村的乱象。我们必须重新调整治国方略，不能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应该以文化立国，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就没有灵魂，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就没有凝聚力，就如同当今的一盘散沙!现在的农村社会真需要像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组织起来!可是谁来组织呢?
我们看到主流媒体一直在大力宣传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在农村，我看不到有什么发展和繁荣的景象!
治安环境越来越糟的乡村
今年春节回老家，看到了我的二大娘，她是一位孤寡而寂寞的老人，仅蜗居一间瓦屋，但很知足。她说：我不养猪，不喂鸡，只要满足我一日三餐就可。言外之意就是我惹不起躲得起啊。
近年来，村子里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去了，“人走村虚”，少了“顶梁柱”，无力抗衡，偷鸡摸狗的趁虚而入，一些不法分子更加肆无忌惮，横行乡里。正月里，白云山那边的泡桐树村一夜之间有6头耕牛被盗走，至今还未破案;五峰寺村雷新元被逼无奈，只好夜夜将牛系在脚上睡觉。两河口李家湾62岁的秦家顺对笔者说，家里添置新的东西，就提心吊胆怕被偷，他家刚买来一辆三轮车，小偷半夜就光顾了，扭开锁撬开门，将车拖走。幸好一片狗叫声惊醒，他才和邻居一起把车追回来。他说，这村里三十户人家，几乎家家都养了狗。但小偷怕狗叫，恨狗，就弄了一些“三步倒”毒药把狗毒死了，连狗也偷走。
由于许多农村地处偏僻，农户居住分散，若干家庭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在家里的又大多是老人和小孩，看家护院的能力十分脆弱。一些不劳而获的人不愿卖力气挣钱、不靠劳动致富，却走上了偷盗的不法之途。虽说一些牲畜家禽被盗，作为犯罪案件来讲，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对于一家一户来说，损失却不小，且没有安全感。现实情况是，农村点多面广，治安防控措施薄弱，牲畜家禽的圈舍又大多建在主房之外。那些小偷小摸者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一旦想作案，出入无人之境，得手容易，逃逸方便。不少乡镇派出所警力有限，业务工作繁忙，无力承担日益复杂、繁重的治安防控和侦破案件的任务。即使农民报案，或因价值不大，或因警力不足，或因小偷流窜作案，要挽回经济损失，几乎不可能。
如今农村的小偷小摸己演化到大偷大摸的地步，甚至是明火执仗地公然抢劫，确实是令人堪忧，农民的财产都没有安全保障。三年前我回家过春节，竟然己停电一星期，一问村里电工，说是三台变压器一晚上叫小偷偷跑了，敢偷变压器的的人，决不仅是一两个小偷，肯定是一个犯罪团伙，居然一直没有破案。我的一个堂兄杨玉生搬进城关开货车，老家的房子空着，大门紧锁，小偷居然翻墙进去在里面住了起来，成了居点，昼伏夜行。有几次，村人看到厨房里冒烟，以为堂兄回了，也没去多问。原来小偷竟在里面做饭吃。直到有一次堂兄回家，发现院子里全是屎尿，家里东西翻得一塌糊涂，才知是小偷光顾。
我老家一个叫项登勤的老人养了三只羊，关在牛栏里，半夜里，小偷把羊全杀了，把肠肚掏在牛栏里，项登勤老人早晨起来放牛，发现三只羊全没了，只剩下一堆羊肠羊肚，气得哭了一场。
去年冬天，六组的吴得荣听见有人剥门栓的声音，披衣起来，打开门，吼了一声：“你们半夜三更搞么事?好大胆。” 没想到三个强盗反而在他头上敲了一捧子，将他打昏，进屋公然翻箱倒柜拿走了他3000元现金。四组的项胜堂养了50多只“九斤黄” 鸡，有一晚上，一群小偷竟然开着带厢式小货车停在门口不远处，拿了一把锁从外面将门反锁了，开始抓鸡笼里的鸡，把脚捆了，几只系成一串，往车上丢。听见鸡惊叫，项胜堂知道小偷在偷鸡，但门被反锁，只能在屋里喊叫：“抓小偷，抓小偷。”等有人听见跑出来，一帮小偷己不慌不忙地装好了鸡，将车开走了。更叫人气愤的是盗窃团伙进入农村作案时大摇大摆，有一个家庭只有一个老人，一群小偷没有偷到值钱的东西，不甘就此罢休，竟将大门闩了，把老人捆起来“审问”：“ 钱放在哪里?”只到老 人将2000块钱说出来，他们才肯罢休，拿了钱扬长而去。可见盗窃分子猖獗到何等程度。
目前农村普遍反映盗窃比较猖獗，曾经到一个村子里面调查，老支书说，我们这里荒山比较多，以前家家户户都养羊，但是最近都把羊卖掉了，因为偷羊的太多。一个老汉去放羊，忽然路边来一辆三轮车，下来几个人，走近老汉，说大爷到什么地方怎么走啊?还没等老汉反应过来，人家就把老汉摁在地上，然后抓起五只羊，扔到三轮车上就跑了!还有就是村里有拖拉机的，有牛的，经常的就莫名其妙的不见了，被盗走了。即便是报案最终大都是一无所获。
这样的偷盗事件在农村已经屡见不鲜，尤其是进入冬季，和农历春节前夕这段时间，是盗窃团伙最猖獗的时候。
这与村人外出，村里人少，村子空虚，和人情淡漠、互不来往有关。更主要的是公安机关打击力度不强有关。公安派出所可以晚上派出警车进乡村巡逻，和鼓励村民积极报案，村委会也可以组织在家人员进行夜间巡逻，保民平安。建立健全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要作为一项大事来抓。
毛泽东时代，办农民夜校，上集体工，把农民的思想统一起来，发动起来，人们自觉地同歪风邪气作斗争，形成了当时“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治安环境，小偷小摸、偷奸耍滑、投机倒把、坑蒙拐骗的丑恶现象几乎销声匿迹，老辈人还在怀念那个时候的美好时光。
分析当前农村突出的治安问题主要是：一、犯罪活动呈现出团伙、流动、有车辆、有作案工具和凶器的特点，危害性大，反追捕能力强，偏远乡村和村外住户是这些犯罪分子的首选目标。这类犯罪是目前乡村安全的最大威胁。二、破坏电力和通讯设施。三、不少村子都是妇女儿童留守家中，个别心怀鬼胎的男人偏偏不肯外出，不是偷鸡摸狗，就是破坏他人家庭，这也是乡村中一大不安定因素。
其实乡村治安需求矛盾由来已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打工潮尚未形成，村一级的组织都有在派出所指导下的联防队负责本村的治安巡逻，随着打工潮的兴起，青壮年劳力纷纷离家外出，联防队自动解散。如今随着公安机关警力下沉措施的实施，乡镇派出所的干警数量虽有所增加，但是面对乡村治安面广、点多的实际，仍然力不从心。另外乡镇政府虽然对辖区的治安也急在心上，但是限于财力，只能是干着急，村级组织更是无能为力了。
我认为，警力不足的矛盾决不是主要矛盾，一些地方农村基层组织弱化，才是病根所在。村干部基本上是不管事，平时连一个村群众会都招不拢。过去，村组织健全，村民产生家庭矛盾，找村委会村干部都会出面协调;如今，村干部只管自己发家致富，村里的事情基本上不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而实际上，许多村干部自己在外当“包工头”却不带动村民致富，置自身职责于不顾。有一名村主任自己打工走了，把村委会公章交给老子保管，村民办事找他盖章，他盖一次收50元，村民意见很大，类似这样的情况，使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成了“空巢”，基层权力运行出现“空缺”，农村工作陷入停顿、瘫痪状态，则是应该引起县乡两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解决的事情。
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乡村治安难题，一是要对返乡农民工加大扶持力度，帮助他们在家门口创业，保证农村中有一定比例的青壮年力量参与群防群治。二是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更多的敬老院、托儿所，让老弱妇幼集中居住，相互依存，彼此帮助。三是要从根本上打击黑恶势力。所以农村改革任重道远。
毛泽东时代“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治安环境不知什么时候再能回来?
不再讲礼仪廉耻的乡村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国家，尤其是农村，三从四德，从一而终，一直作为传统美德被乡民们所恪守。但改革开放的大潮把一切都荡涤了，是市场经济使农村的道德观念撕裂了。尤其是打工经济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了解外面世界的机会，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良莠不齐的西方文化表象，使很多农村人的价值观、伦理观也悄悄地发生了改变;这一改变，从根本上动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农村优秀的传统文化，使现在的农村人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
春节回乡，听村民议论，“谁谁的姑娘在东莞做那个事，发了，在镇上买了房。啧啧!” “谁谁在公司当主管，跟自己在家的老婆离了，老婆给她守着一个家，遭孽!” “某某在家里偷人，不偷人怎的?男人一走一年不管她，日子难过。” 听得叫人一惊一炸的，这是我们村发生的事么?我有点不敢相信。
卖淫嫖娼，在过去的乡村是不耻的事情，就是谁家的姑娘多谈了几个对象，谁家的姑娘未婚先孕，同姓的谈恋爱结婚，都会被认为本家本族视为最不光彩的事情，更不用说卖淫嫖娼了。从一而终，一诺千金，一直被农村视作自己关于爱情、关于婚姻、关于家庭、关于贞节、关于生命的信条，也是评价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姓族好坏优劣的标准。
然而近些年在乡村已见怪不怪了，好几个姑娘在南方打工两年挣的钱在镇上买了一套还叫村人羡慕不已。如今农民的观念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变了，不再讲礼仪廉耻了，谁能挣到钱谁就有本事，不管你是干净钱还是肮脏钱，这加剧了乡村道德风俗民情的恶化。
偷人养汉，过去在乡下也是丑事，现在已是公开的了，乡村混混到处晃，钻留守妇女的窗子，拔单身女人的门子，闹出很多鸡零狗盗的事。许多留守妇女暗地里当起了“乡村小姐”，一来哄点小钱花花，二来也解决自身的生理需求。我的一个远房表嫂，男人在外打工去了，他就把村里的男人哄到家里来睡，一晚上50、100元不等，居然能供下两个孩子读书。因为她，村里许多家庭闹得不得安宁，吵嘴打架是常事，村人女人恨死她了，有一次几个女人教训她，拦住她把她的衣服都抓撕了，头发都扯掉了。
村里也有人能理解地说：“留守妇女出轨，太正常不过了。但是不能怨他们，形势所迫、生活所迫。”
离婚嫁人在乡村也是丑事，现在也习以为常，农村出现道德伦理危机令人担忧。促使农村青年的婚姻恋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的，是90年代民工潮的兴起，大批的打工妹、打工仔流向东南沿海一带，给当代中国农村的村庄社区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人口流动频繁、村庄日益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人口流出地农村中的离婚现象日益增多，形成了一个新的离婚风潮。据村民讲，现在的人都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作风不正，喜新厌旧。”外出打工时间一长，回来就“脱离”(离婚)了。“没有打工，就不会有这种风俗，没有打工的话，就可以管死，跳不出去，而现在则管不到了，脱离的、跟别人跑的，都是跟电视学的。”其实当前农村中出现的离婚风潮不仅仅是两地分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城市社会中的关于婚姻家庭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模式冲击了走出村庄的年轻人。
对婚姻的随意性在农村已相当突出，在农村，男人要抛弃女人不需要理由，女人不要家也是想走就走，法律在农村就是个累赘，农民工的长期在外使一切导致婚姻破裂的原因可随时产生。村里在外打工的吴德贵说将老婆抛弃了就抛弃了，找了第二个老婆却又跟侄儿子跑了。你说这可笑不可笑?
我们讲到乡村妇女做小姐的事，过去是谴责“伤风败俗”，现在是能够理解了，村里老百姓对这些人并没有道德上的强烈谴责，而是更加关注到她们挣了那么多的钱，并且挣到了大钱，给家人带来了好处，正是因为她们挣到了大钱，她们家人在村庄中的地位大大提高，说话都硬气些。做小姐从道德败坏、生活所困变成了一种本事，一种挣钱的本事!乡村社会最后一块遮羞布也没有了!在城市化的影响下，乡村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畸变，“钱衡量价值”日渐成为村庄生活伦理。这是最可怕的，也是我感到最痛心的!
过去，谁家的孩子不务正业为乡民所不耻，然而在回乡中听说村里外出务工的人群中，有20%的不务正业，有做小姐的，有混黑社会的，还有的男人在外面做鸭子，表面上是理发师，实际上为富婆服务，回来赌博一输就是几万。有一个在外混黑社会的，他哥哥与嫂子的关系不好，老吵架，他说：“为什么吵架，还不是因为穷了，给他们2万元，保证关系马上就好了。”果然给了他们2万元。不管这些人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老百姓有没有看到，只要给家乡和家人好处就行。
对这些通过不正当途径来挣钱的人，村民无奈地说： “一年能弄那么多钱，管他正当不正当，老的小的都玩得好舒服，说话都有风度些。” “现在把这个社会看穿了，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我感叹农村世风日下，道理崩溃，礼仪廉耻瓦解，原本淳朴的民风，干净的乡村，正在以这种不寻常的方式，严重撕裂着道德观念原本极为保守的乡土社会。
这里有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笑话，周边有一个叫水牛凼的村令乡计生干部说不出的头痛，明明男人都结了扎，村里的女人还照样超生，结果一问，是村里的一个光棍作的祸，最后把这光棍也弄去骟了，村里的女人才不生了。
我回到家乡，乡亲们给我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对光棍汉的忧虑和无奈。我的家乡不大，四个村民小组加起来不足四百人，但至今没有娶到老婆且在三十岁以上的男丁超过十个人，在农村三十岁以上娶不到老婆就很危险了。最可怕的是，这十多人当中有一半以上是没有希望娶到老婆的，大的已过六十岁，小的也是三十多岁。他们之所以娶不到老婆，有的是好吃懒做，不务正业;有的是身体有缺陷，有的是家底穷，有的则是过去有小偷小摸的毛病，名声不好，而耽误了婚姻。
我们村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光棍陈安义，好吃懒做，是村里许多年轻媳妇的长辈，他五十多岁的人了，却喜欢穿花衣裳，装年少，房子都塌了，没地方住，借居别人的房子。但他穷快活，有一点钱，就买吃食哄村里的年轻媳妇。他一天到晚什么也不干，到处晃，因为有低保，他也不担心没饭吃。每晚上，他跑东家串西家，一晚上要敲十八家的门。象个幽灵一样，看见没旁人，就在人家媳妇身上摸一把，如招骂，他又跑另一家，如对他友好一点，他就得寸进尺，提出非分的要求。在另一家他同年轻媳妇讲笑话，讲一些下流的荤故事，讲着讲着就动手动脚，村里大多数男人不在家，他就趁机会把人家女人抱上床，过后给个三十、二十元钱，他睡了村里女人十几个。后来，村里人极其厌恶他，一到天黑就把门关了，他有时候剥开别人的门，成了村人都提防的无赖恶棍。
看着村里村容村貌的破败，人们道德良知的退化，前后的对比，一个好端端的农村，一个原本意气风发的社会，如今变得如此肮脏丑陋，我不禁热泪盈眶。
唉!这个社会疯狂了，变态了。工人没心思做工，农民没心思种田，教师没心思教书，当官的没心思当官……都在干什么呢?捞钱。那些官倒、权力寻租、黑社会捞到钱的，纸醉金迷，花天酒地;没有捞到钱的，为钱而疯狂!坑蒙拐骗，丧尽天良的事都干。
当一个文明的国度连羞耻都不要的时候，这个国度已经礼崩乐坏了。这种败坏的社会风气不仅仅存在农村，而且在整个社会都存在着，这种社会道德衰退之所以呈现出共性的特点，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社会发展已经出现了偏离普遍受益原则的趋势。这其实是一种十分值得重视的社会信号。
关注与呼吁的声音慢慢减弱，反映出社会民众普遍的失望情绪，逐渐地，我们的社会出现一种与冷漠之后的群体性的麻木，并开始了麻木之后的默认。
不客气地说，一旦对社会非道德行为充斥着失望情绪，这个时代肯定是悲哀的，如果哪个社会丧失了基本的是非价值观念，对整个社会的非道德行为采取默认甚至是怂恿的态度;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出现不知廉耻的危险，这意味着社会道德体系的彻底瓦解。倘若不幸如此，那可是一个文明的悲哀，文明的耻辱，这种文明意义上的悲哀与耻辱，绝不亚于国家伦丧之后的民族屈辱。
农二代的悲哀
春节，我到周边几个村子走了走，那里都有我的亲友，我发现许多十八、九岁的姑娘小伙我不认识，一问才知是某某的孩子，他们的父亲是我的同辈，他们刚从沿海和南方打工回来。男孩子有的留着飞机头，有的剃着光头，像黑社会;女孩的头发要么是“红毛”，要么是“黄毛”，还打着耳钉。穿着打扮也很时尚，与城市的同龄孩子没什么区别。攀谈中，他们不知道“孔子” “老子” “孟子” “墨子”等历史名人，也不知道 “现代化”， “人民币汇率”， “WTO” 等时事新闻。他们根本不关心国家大事。但他们知道“麦当劳”，“李宇春”，“非主流”。满口“OK!”“耶丝!” “生日PT”。他们把传统的礼节忘得一干二净，对这些洋玩艺却玩得那么熟练，我真担心中国的文化有一天会被外国殖民!
是的，这些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农二代”从学语开始就接受电影电视铺天盖地港台琼瑶剧卿卿我我的不断渲染;未婚同居、未婚先孕的现象早已见怪不怪。农村抱守千年的名节门风、礼义廉耻等传统道德短短数年丧失殆尽……今日农村，传统不再。
我问他们平时看不看书?他们说：“读书都逃学，还看鬼哟!一摸书就脑袋疼。” 我问他们知不知道鲁迅、巴金、茅盾是谁?他们说：“管他是谁呢?我们只知道赚钱、消费，玩。” 我默然。我们的下一代“农二代”将是垮掉的一代，他们不学无术，胸无大志，庸俗无知。农业现代化指靠他们还有什么希望?但你能说他们不现代么?他们会上了网聊天，会QQ，会网恋，他们从出学校门的那一天就外出打工，对农村已没有什么感情，他们中有居然连农作物的名字都叫不全。指望他们回来种田，那是妄想，他们也根本不会种田。我担心今后农村会断了种田人。
这些“农二代”的孩子还有一个明显的坏习惯就是懒散。面对老人们每天重复着总也干不完的农活，看着那由于常年从事生产劳动而变得弯曲佝偻脊背的爷爷，看着忙碌的父母亲，而孩子们一个个懒觉要睡到自然醒，起来后这些孩子既不帮着干农活，就连家里的活计也不帮着干一点。看他们悠闲自得的样子，我的心都酸透了，真的为他们的将来担心。
若是他们仅仅回家懒，能够在外老老实实打工还好说，最担心的是他们走上邪路，他们没有在农村吃过苦头，受过累，好逸恶劳，又不愿学什么本事，又被金钱社会所污染，又对城市的生活方式所羡慕，追求高消费，贪图享乐，势必会不走正路。我们隔山那边河南的一个村庄，村子里的男孩女孩，七成读完或没读完初中，拿到身份证就进城“打工”了，这书读不读都没啥用!继续读了高中的有大约二成，考个大学并不算难，难的是没钱读书，于是，能读大学的最终凤毛麟角!十个孩子中数不出一个!而在乡民眼中，借一屁股债供孩子读大学，读了大学也分不了工，找到工作又买不起城里的高价房，一辈子是个难，还不如早点打工挣钱，如今的教育体制使农民普遍厌学。
没有多少学历文化，到了城里的男女孩能打什么工呢?除了进工厂入商店饭店，除了生产线工位，搬运打杂洗碗扫地在等待他们外，没有更好的选择，一天少则十二个钟头多则达到十五六个钟头，一个月最多两天休息，一个月下来也就领得到一千甚至只有几百块工资。这点钱哪够自己花销?
于是，要搞钱只有打歪主意。男孩子中一个找到歪门路的，一个带一个，七成都转行去当混混了!就是混迹于镇上街上大城市的人群中做小偷小摸!或者三五个一伙去伺机制造交通事故然后“私了”索人要钱，或者帮人带带白粉，混得好的还可受聘去做保安、当城管，帮人做打手!
女孩嘛，比来比去，还是“干那个”来钱又快赚得又多又不辛苦!又是一个带一个，纷纷进了发廊、夜总会、洗脚城，去做桑拿按摩，并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技师” !
这些赚回了钱的孩子们，不少在村里建起了一层或两层楼房，有的干脆在镇上、县城里买了房。听说这个村里过半数的八零后、九零后男盗女娼! 我搞不明白，不知是农村富裕了呢?还是农村沦陷了?社会藏垢纳污，农村都没有净土!
眼睁睁的看着下一代人被引向歧途，我们这些父辈有劲使不上，干着急，真是五内俱焚。有这样的下一代，我们的中华民族怎么实现伟大复兴?
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的农村
如今农户的生活也在逐渐“现代化”，受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农户在生活中普遍使用洗衣粉、肥皂、洗发水、洗洁精等无机化工产品，由此产生大量难以分解的生活污水，成为农村污染的一个重要源泉。由于村庄内没有健全、科学的排污管道，农户就只有随意地将不易分解的污水排放到房前屋后的各种沟渠、池塘之中。结果是一走出农户整洁的房舍，就常碰到淙淙流淌、臭气熏人的污水。污水流到哪里，就臭到哪里，污染到哪里。排到河沟里，导致河沟发黑、发臭，鱼虾越来越少;渗透到地下水，导致井水被污染。同城市居民一样，农户也大量使用塑料袋、玻璃瓶、塑料瓶、纸箱、纸巾。与过去农家的废弃物多是木、竹、棉、麻、石制品不同，这些现代垃圾很难被自然分解。由于缺少甚至干脆就没有垃圾回收的公共设备，如垃圾桶、垃圾箱、垃圾车等，大量生活垃圾没有办法进化无害化处理，只能长年累月地分散丢弃在河边、路边、屋后。它们花花绿绿，随风飘散。不仅破坏景观，而且藏污纳垢，成为各种病菌的滋生场所。污水和垃圾使得村庄美丽宜人的自然环境大打折扣。
记得我读初中的时候，公社每年搞一次“爱国卫生运动”大检查，大队更是每个月搞一次，谁家的场院门口干净就表扬，给你挂个“清洁”的牌牌;谁家门口脏就受批评，给你挂个“不清洁”的牌牌。那是荣誉哩!现在谁管呢?都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树木掩映中的村庄不见了。过去，村庄处在树木掩映的美好环境中，现在村庄的树没了，只要是人口集居的村庄，别说树林，找几棵像样的大树都难，散居的农民才能奢侈地享受有树的快感，什么野花野草在农村更是绝种了，多少钱也恢复不了原来的生态环境了。
中南大学教授孙锡良说，“短视的林权改革，是一轮新的对环境破坏的运动，我不否认林权改革在个别地方的短期经济效益，但是，它必将对中国人民的生存坏境带来致命性影响，为今天不慎重行为买单的必将是我们的子孙后代。”
过去我们政府一直认为，山林分到户后，大家会更爱山，会植树造林;现在看事实上不是这样。致富使农民走向偏激，我们老家有些留在村里的人，看到外面打工的人挣钱回来，急红了眼，就在山上疯狂砍树卖，有长了四、五十年的枫树，有长了三十年的还是大集体栽下的杉树，都被他们日里砍、夜里偷都给锯光了，山上变得光秃秃的，像是和尚头;夏季山洪暴发，水土流失严重，把田丘冲垮一大片，农民无法再耕种，农业生态不断恶化。可农民不管生态不生态，他们只顾眼前利益捞现的。村干部没有直接的措施管他们，林业站也不管，甚至他们巴不得农民砍了树他们来收购，压低价钱，自己从中获利益。
由于乱砍乱伐树木，许多地方的森林覆盖率降低，由于山上砍光了，蓄不住水，河溪都干涸了;若是下暴雨，藏不住水，又容易造成山洪暴发，引起大量水土流失，河床淤塞，生态严重失去平衡。所以近些年要么是水患，要么是旱灾。除了2008年冰冻灾害之后，老家近三年没有下过一场大雪，去年没有下过一场透雨，干旱了一年。我的家乡“大别山”以前是森林茂密、遮天蔽日而著称，如今基本上看不到森林了，也找不到一棵大树了。
春节，我到村子对面的西大山看了看，西大山叫白云山，山上光长柞刺树。三十年前我读高中时随改山造林的群众奋战了三个冬春，栽下了几千亩杉树，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林场搞管理。三十年中，杉树长得郁郁葱葱，沟沟洼洼都成了林海。后来山场分了，林场也撤销了，人们日日砍，夜夜锯，几年之中山就光了，成了只长茅草的荒山，痛心啊!
而且，土地的生态也在不断恶化，由于农民在土地上长期使用化肥、农药，且一年比一年加量，土地一年比一年板结，肥力耗尽，收成一年不如一年，而农民不会从长远考虑，只会追求眼前的利益，继续加大剂量。过去，农民往自家田里沤青棵肥，施农家肥，农民的生活垃圾及动物的粪便垃圾都可以通过与泥土焚烧变成很好的农家肥料，可以大大改善土壤的板结，如今没有农民愿意费力劳神了，村子里到处垃圾遍地、臭气熏天。这些改良土壤的有机肥农民基本上不用了，一味地用化肥和农药。农业生产资料的科学化只会污染农田，是土地的“鸦片”;只会使农民更加偷懒，他们贪图舒服，省时省力种懒散田，节省的时间要么去打牌，要么去打工，他们不愿意对土地投入，甚至不爱土地，只会对土地索取。如此下去，土地会退化，农业会崩溃。更有的农民在田里栽上意杨，然后全家外出打工，好好的农田一栽上树就得报废，以后永久性无法耕种了。就是以后复垦，插秧时也装不住水。对于那些田里栽上了意杨，已经没种粮食了，却还在领“种粮补贴”，政府却没有引起重视。
由于农民对化肥农药的过度依赖，农业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过去，田坡上长着茂盛的青草，如果用镰刀砍下来沤在田里，是上好的绿肥，如今农民图省工省时，只用除草剂“农达” 一喷，田坡上的草就枯死干净，连根都烂了，殊不知，草根固定着田坡，草根烂掉后，田坡没有草根拔住，一下暴雨，田坡就纷纷垮塌，一垮一大片，水打沙压之后，一片梯田就毁掉一半。由于一家一户地单干，农民没有劳力再修复，只有任其报废。如此下去，农田面积会不断减少，农民无田可种，后患无穷。
国家应对“农达” 农药控制性使用，“农达” 巨毒，除草效果虽好，但是毁灭性严重，污染严重，有害无利;沾染上稻谷、蔬菜，人吃了慢性中毒;那么牲畜如牛、羊、猪吃了沾染农药的青草饲料和稻草，也会慢性中毒，而人食用了猪牛羊肉是不是也慢性中毒呢?我没有考究，为什么现在农村死于癌症的人越来越多?是不是跟大量过度喷施农药有关呢?由于土地的污染，有毒的土地长出来的粮食自然有毒，化肥洒在田里，只有一小部分被农作物吸收，大部分残留在土壤中;农药施在庄稼上，也有一部分残留在农作物上;严重不严重?我们观察一下水田里的生物就知道。过去，爷爷耕田的时候，我总提着一个竹篓子在后面捡黄鳝、泥鳅之类的，有时，一天下来要捡十来斤的;挖田沟的时候，总会用筲箕撮很多鱼虾。如今田沟里的黄鳝、鱼虾、泥鳅，几乎全部绝迹。农药污染是个大问题。我们一直喊着提倡生态农业，但实际上明显的农业污染一直没人抓，一些存在的具体问题，大家都忽视了。
工业的污染是一条线的污染，农业的污染是成片成片的污染。走在农村广袤的土地上，真不知道还有多少土地是干净的!
我哭我的家乡：壬辰龙年春节忧思(节选)
杨 豪
赌博和基督教盛行的农村
春节我们走亲戚时，走到任何一个村庄，见到的是这里摆起一张麻将桌，桌上人全神贯注，聚精会神，看客助兴指点；那里有两桌在吆五喝六，一片热闹；东家都参战了，连茶水都没人伺候。好像人们在外打工赚了几个钱，回来就是要豪赌的。
如今农村可以说成了个赌博的世界。一天到晚赌得昏天地暗，老人赌，妇女赌，小孩也学会了赌，一进村庄，叫见的不是鸡犬之声相闻，而是搓麻将之声刺耳。晴天在门口赌，雨天在屋里赌，女人饭也不做，小孩也不管。我的老家三里镇四庙村有个村黄汉斌，在外打工一年红汗淌黑汗好赖挣了1.2万元，为了显示自己有钱，春节前一回来就和别人赌博，赌了三天三夜，结果输掉了一万元，老婆知道后气得喝了农药，幸亏及时送到医院，才挽回了一条命，但医院住院费用花了好几千，一年的工钱白打了，这个农民就是为了摆阔发泡造成的悲剧。这样的农民在农村为数不少。
当今农村的抹牌赌博不再是娱乐活动，人们平时在外面拼命挣钱，春节回来照样不放过疯狂赌一把，完全是一种变相的捞钱经济活动。小时候，我们村还会玩龙灯，过年时很是热闹，从年前的演练到年后的出灯，每到晚上都会提着灯笼去送龙灯，那些从另个村子来的龙灯很早就能听到锣鼓声。现在，麻将声取代了一切，再也听不到锣鼓的声音了。我家负责收管村里的锣鼓，现在都已多年没拿来用，恐怕都已经生锈了。
原来打锣是门村艺术，如果有孩子学会打锣，大人都会夸奖。但现在，孩子们再不学，都改学打麻将了。从年前到年后，从我回家的第一天到我离家的那天，天天是麻将，大人打，小孩看，大人打完后小孩子上阵，五六岁孩子都会玩了。
全部的娱乐就是麻将，全部的精力都在麻将上，谈论的话题大多是：那场麻将桌上的大逆转，那人真红，赢了多少钱。大年三十晚上一般都不看春晚了，没其他事可做，就通宵玩麻将吧。
赌是人的天性，我并不想说什么，但今天的农民聚赌，是他们对前途命运悲观失望之后的唯一娱乐与刺激。对于农村人打麻将成风的。我只是对比以前，像麻将和赌博这类的风气确实没有现在这么严重。现在还有个现象是，地下六合彩在农村很是活跃，我一个同学的父亲原来开了个榨油坊，但一年七八万都输光，没法控制了。六合彩这类的赌博工具侵入农村，就像病毒侵入一个无任何抗体的病人，满足本性的东西成了唯一。
而且，在我们村的事实是，麻将已经占据了农村的全部，一些民间艺人也无表演的舞台，真是一切的传统和风俗让路。
不仅赌博盛行，在故乡邪教也盛行，经常看到三、五成群的农村妇女（其中有亲戚带路）到你家里来让你参加基督教，说是马上有大灾难降临，入了基督教有主保佑，可度灾难。如遇到教会，可以放弃家务、放弃农活，废寝忘食、不顾一切地去祷告、去颂经。基层党组织在宣传、引导、教育方面基本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甚至一些村长、书记的老婆也去参加咧！
我村有个谈得强，一直迷上了基督教，整天“主啊！主啊！”地把信仰寄托在神灵上，插秧大忙季节他也不下田。可能是看破了红尘，有一天他偷偷跑到山林里吊死了。
为什么农村邪教盛行？屡禁不止，因为他们看不到希望，种田没出路，打工又漂泊，他们很茫然，精神也极度空虚。看到干部贪腐成风也没有办法，流氓地痞横行无阻，好人受气，小人得志。恶人没有恶报，好人也没有好报。世风日下，谁人能挡？所以，一则是为了找到精神上的安慰，二则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当初，毛泽东主席把共产主义变成了一种信仰，变成一种奋斗的目标，让人民永远朝着那种“吃饭不要钱，按需分配”的理想主义目标去奋斗，去向往、去追求，因而给国人注入了无限的动力。而现在，旧的信仰已被打破，新的信仰尚未建立，一时处于信仰危机和真空，人们找不到精神支柱，所以邪教趁虚而入。
著名作家张炜说得好：“当一个时期缺少信仰、没有法度、没有道德，向上的精神受到压抑时，'怪力乱神’ 就会风行四起。”基督教在农村的盛行，无不是道德环境恶化的显现。国家要治理这些，回到一个正常的文明和谐的轨道上来，还必须要花很大代价的。
道德日渐沦丧的农村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就在大家吃完肉，喝完酒，兴高采烈打牌的时候，我听见隔壁有一个老人在声嘶力竭地喊：“我要喝水，我口渴死了！”但麻将声湮没了老人的哭喊，没有人去管这个行将就木的老人。
后来我一问，才知是一个瘫痪在床的老婆婆，儿女都嫌弃，不让跟自己住，送到这个原来集体废旧的仓库里，儿女轮流送饭，有时送晚了，有时忘了送，基本上不送水，怕老人弄脏床，老人便渴得喊叫。是的，如今农民越来越缺少道德良知，连生养的父母都不管。我感叹我的乡村变得没有爱心，麻木，残酷无情。
毛泽东时代大集体时，人们团结友爱，一家遭难，众人相帮，谁家虐待老人，大队干部出面要管，众乡邻还会指责。如今各顾各，没人管了，众亲朋友也懒得多管闲事，村里干部也没什么权威，都忙于自个发财致富去了。羊有跪乳之恩，乌有反哺之情，农村社会曾经是最有人情味的社会，在金钱社会下变得残酷无情了。一个连亲生父母都不养的社会还是人类社会吗？简直成了兽类社会！
不赡养老人现象在农村相当普遍，如此下去，农村道德伦理将全面崩溃。人人将生活一个无情无义的恶劣环境中。我忧心，农村社会确实在沦陷、在崩解，谁来拯救呢？
“我明天去找找兰英老人的儿女谈淡。” 我回家气愤地说。
“你千万别去管那个烂闲事！” 妻子坚决地反对说，“不像过去，人家敬重你，现在人家看不上你，人家看上的是有钱人。有钱的人说话有威信，你算个屁呀！你看人家严大蜡回来那个威风呀！” 妻子的一番数落把我说得哑口无言。
不错，我是村里唯一自学成材走出来的记者和作家，村人常常以我为楷模，教育自己的子女好好读书，像某某一样，混出个人样。村里的文化气氛浓了，有作家和没作家的乡村不一样。但自出了个不正混后来反成了建筑小老板的严大蜡，村里的榜样完全给颠覆过来了，有钱就是老子，就是英雄。一切向钱看，读书无用的观念充斥了乡村。家乡也确实是这样，无论你人品怎样，即使你之前是个流氓泼皮无赖，倘若你能挣到钱，也是会被尊重和肯定的。你出手阔气，抽的烟好，穿的衣服好，家里房子盖得好，就可以将其他的一切都给遮掩过去，这真可谓是“一钱遮百丑”了。农民的观念可怕地变态着。
我回想起十年前，农民负担最沉重的时候，我每次过年回年，村民都把我当救星，都围到我老家来，向我诉说负担的沉重，要我为他们呼吁呼吁，并同我叙农事，话农情。我当然尽力地把情况向上反映，写了不少新闻稿和内参。后来我还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一篇反映农民负担沉重的报告文学《农民的呼唤》发在有影响的《当代》杂志上，居然还收到了上百封农村读者的来信。现在，党的政策好了，农民负担取消了，他们也不再需要我呼吁了。把我这个文化人冷落在一边，崇拜的是有钱人。
妻子还不止一次地对我发牢骚，“你看村里好多人都在镇上买了房，你在城里混了二十年，却连个房子都买不起，还啥子作家，我看是跟你作了孽！” 妻子的这一番话气得我好几天没理她。
但我不能不认为妻子的话有道理，在如今乡村，我了解到的是流氓地痞、二流子都发了财，安分守己的老实人依旧受穷。我虽然是村里有头脑有知识的文化人，挣的稿费还不如一个打工者的收入，在家乡人面前，确实无地自容。而村里那些二流子、二混子，天不怕，地不怕，倒是发了财。就如严大蜡。就在我回乡的第二天，严大蜡也回来了，看人家多风光呀！开着奥迪车，带着女秘书（据说就是他的小妾），尽管回来老婆跟他打了一架，但乡民们照样认为他有本事。因为镇里书记听说他回来了，都赶过来为他接风，请他喝酒，你说风光不风光？早在去年，镇里就给他推上人大代表，尽管镇里书记是为了套他的钱为村里修路，但村民们依旧羡慕不已。可镇里干部没有请我，过去我回来了镇里总要跟我打招呼，怕我写他们的批评报道，如今他们不向农民收了，腰杆硬了起来，也不在乎我这个记者了。加之我过去写过农民负担的报道得罪了他们，他们恨我，因此冷落我。
这严大蜡我太熟悉了，读书读不进，逃学到社会上混，是个地痞、混混，还偷鸡摸狗，老借别人的钱不还，在老家名声太臭了，村民们骂他没出息。他后来到建筑队打工，包工头拖欠民工工钱，他敢拼命把包工头打了一顿，帮民工要回了工钱，人们愿意跟他干，他当起了包工头，几年就发了。开始有钱的时候，他流氓习气的本性就露出来了，吃喝嫖赌样样俱全；后来，镇里的干部找到了他，连哄带骗让他捐了10万元修路，县电视台采访了他，他就出名了，被推上县人大代表。当了县人大代表的严大蜡依然是个流氓地痞素质，满口脏话，一身匪气。听说镇里还动员村民选举他当村委主任。这世界就是怪，恶人成了正果。唉，这真是一个骗子当道，强盗王八贼逞威的社会！
这些包工头、有钱人都回来干了些哈？抖狠，摆阔，逞强。有一个在广东开小厂的小老板开着小轿车在村路上横行无阻，轧倒了一个老头，还不道歉；没想到这个老头的儿子是个更有钱的小老板，当即纠集一般人，把轧倒人的小老板打死了。闹了一桩官司，被打死的小老板的家人认为法院判决不公，大闹县政府！
有的小老板一打牌甩手就是几万、几十万，大皮包里装着现金！他们有的县城一套房，镇上一套房，家里也盖一栋楼房，装修得像宫殿。清明回家，把祖坟也修得阔气，树着很高大的碑。我的一个远房亲戚是建筑队包工头，春节回家买了一汽车烟花爆竹，炸了个三天三夜。不巧一个烟花落到人家屋顶上，把屋炸塌了，赔了别人2万块钱。依旧像没得事的人一样，几个包工头照样是彻夜不眠地打牌。不是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后富的人么？观察农村现象并不是这样的，先富起来的人有钱有势之后，反而欺负没富的人。
如今，故乡部分农民虽然富了，但我依旧认为他们很贫穷；物质上的富裕，精神上的贫穷！他们除了疯狂地喝酒，疯狂地吃肉，彻夜地打牌，和大手大脚地花钱之外。还能有什么？这些故乡的农民没有理想、追求和人生信仰。他们是一盘散沙，无政府主义！
每一次在家乡的村口，看到一些因城镇化进城而被儿女抛弃的风烛残年的老人，抽干似的肢体，佝偻着身子，刀刻般的皱纹，浑浊的眼神远望着那片看似一片生机的土地却毫无希望的农村。我只能欲哭无泪！
懒惰又麻木的乡村
我经常听到老一辈人说：农村人现在越来越懒，越来越自私了。路边长满了草，没人砍了。水沟堵塞了，没人疏通了。池塘淤积了，没有人清理了。以修水利为例，只要没有钱的事，叫谁都叫不动。过去每年冬春都要组织人修渠，现在不要说去修公共水利设施，就是自家门口的公共池塘也懒得管。
缺少素质的农民富裕后，不懂得珍惜财富，和更好的发挥财富，他们不懂得环保，不懂得珍惜资源，看看春节满村都是垃圾，废爆竹筒、烟酒盒、啤酒瓶、包装纸箱扔得到处都是。脏水乱泼，村里污水横流，谁家的水龙头坏了也没人管，任其渍水遍地。
乡村的铺张浪费还不仅仅表现在请客送礼方面，我在村子里走着，到处都是啃过一半的苹果，乱扔的饼干、果脯，和抽过几口的香烟，以及乱扔的半旧时衣物。就是富裕了，也不能浪费资源，暴殄天物呀？抽烟的档次一年比一年高，去年5元的不抽，今年10元的不抽，酒要每瓶30元以上的，烟要20元以上的，打麻将要“炸金花”才刺激……其实，农民没有必要铺张浪费，他们完全可以省下钱来为村里、为自己办点实事，比如修堰挖塘、修路铺门口之类。
政府出钱修的“村村通”水泥路，由于无人管理，部分路段因雨水冲涮崩塌了，没人承头垒一下，任其崩塌的面积越来越大；路沿因坡上垮下来的土掩埋了半边，成了半条路，这些天天走的农民看到像没看到一样，没人拿铁锹铲一下。正月初三，我实在是看不过眼，扛了把铁锹铲了半天，累得满头大汗，内衣都湿透了，许多人看到了都不来帮忙一下，好像跟他们无关似的。还说起了风凉话：“还是文化人的素质高，学习好些，帮村里修起路来了。” 老弟看到也说我吃了饭没事干，别人都不管的事你去管。又不是你一个人走！弄得我哭笑不得。如果都抱着这种想法，那大伙的事谁干呢？我虽然春节在村里只呆几天，但村里的环境好坏就跟我有关。如果村民都有爱护环境的意识，村里不是更美么？还是母亲理解我，说：“儿啊！还是你见识广些，村里人都不管的事，硬是你看不过眼，路修好了毕竟方便众人，都向你这样村里的事就好办了！”
我也想，国家的“村村通”政策把水泥路修到了农民的门口，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难道保护环境还要靠国家么？难道农民只能生活在脏乱差的环境中？我想，如果不提高农民的素质，农民永远不会感受到美好的生活，创造美好的生活！新农村建设只能成为一种形式。
况且，故乡的农民还不富裕，如果有一天真富裕了，那情况会怎样呢？挥金如土，毫不珍惜地糟蹋资源！
这样的农民富裕了又有什么用？只会更加地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只会虚华和糜烂。
他们为什么不用这些钱改善生产生活环境，而非要胡乱地没有价值地花掉呢？农村缺少文化，建个图书室不行么？成立一个帮护队，为那些孤寡残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些帮助不行么？像前面提到的兰英老人。村子的门前脏乱差，大家集资修条排水沟，铺个水泥地面不行么？农村的山塘都淤塞了，村民连个洗衣洗菜的地方都没有，大家出力清了烂泥，让村人都有个洗衣洗菜的地方不行么？农村需要改善的地方太多，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但他们像没看到一样，任其自己生活的乡村破败和凋敝！
明年春节，我真的不想再回去了，不想看到我故乡脏乱差的村子，和村庄里的浮华，不想看到这些麻木无知的有点小钱就摆阔的小农意识的农民兄弟，我改变不了他们，我只有选择逃避！
拿什么拯救故乡的父老乡亲？
我离开家乡很久矣，每每回故乡，家乡给我的感觉似乎毫无多大变化，但每每听到的却是不断有人自杀身亡的消息，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每当春节回去时便听人说：“某某投塘自杀了。” “某某上吊自缢了。”再一次回去又听说：“某某服毒自尽了。”可他们都有是我的亲人啊！几乎没有哪一次回去不听到这些令人心里紧缩的坏消息，弄得我的心里沉甸甸的，回乡时的喜悦心情变成了对父老兄弟的哀悼。就在今年正月初四，当了一辈子生产队长的陈金盛年前检查有食道癌，他怕病发了没人伺候，遭罪，干脆喝了一瓶农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村里，大部分老人在生病后都不想治，等病发了就选择自杀！
近些年，村里父老乡亲自杀现象严重。农村老人年轻时拼命劳动，老了一身病，像郭道气老人曾当过大队干部，他得了气管炎，一咳嗽起来全身抽成一堆，噎得翻白眼，极其痛苦，生不如死，只有一根绳子上了吊。许多老人由于子女不在身边，生活艰难，有的生病了也无人照看，想喝水都无人送，像兰英老人一样；有的老人70多岁年纪，身体衰弱，还要为子女种田，怨天怨地，只有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求解脱。兰英老人是瘫痪在床，无法动弹，否则也会结束自己的生命。老家村庄近10年就有近20个老人相继喝农药自杀，平均一年两个。
妻伯项登福患有气管炎服毒自杀；干弟陈金权发现自己患病，脚酸手软，能吃能喝不能做，因无钱治病服毒自杀；干老吴世友患上肾结石、糖尿病，瘦成一副骨架，苦熬了七年后，选择了自杀；兄弟杨波和陈海兰都是患上精神疾病，无钱治而自杀身亡；表婶张秀华因为患病无钱治疗，加上婆媳关系紧张，绝望自杀；乐重华也是因难以忍受乳腺癌的折磨而服毒自杀。妻姐项秀琴是2009年服毒自杀的，她的生活能力差，全指望丈夫，丈夫病重后，她害怕将来病亡后生活更凄惨，抢在丈夫病故的前一年服毒自杀。
故乡的父老乡亲每年都有自杀的悲剧发生，而且至今还在上演着, 令人扼腕……
我感叹人间铮铮定数，生命如此之无意义；叹人生之多艰难，死亡之多容易，世事纷然，天地昭昭，独怆然而泣下，呜呼，生命何以承受如此之重……
就在去年，又有两个老人不幸自尽。中湾的雷道兴老人，因为儿子在外打工，儿媳妇和他关系不好，三天两头骂他，他和老伴75岁还要干农活，他身体不好，手脚老打颤。去年夏季，他用镰刀抹脖子没死成，送到医院给救过来，最后一次是选择喝农药去死的。
我老家邻居吴世强老人71岁，当了半辈子“财经队长”， 村里人一直这么称呼他；他为人厚道、善良。他孙子吴金用正在读高中时因学费太贵，读不起，回来后忧郁不乐，后引发成精神病，发作时又哭又跳还打人，吴世强就叫孙子打了一回。为治病跑了几十家医院，医药费都花了近二万元，都是亲戚朋友家借的，病也不见好，时好时发。后来，亲戚家借遍了不好再借，只有到信用社借贷款治病，年纪轻轻，媳妇都没说，不治好咋办？儿子吴德水当了半辈子民办教师，2007年才转正的，调到外村风岭小学教书，礼拜六回家一趟，家里还种着六亩多田，吴老师一回来就忙于农活。吴世强以前身体还结实，都是由他伺弄田里的活，近两年，身体衰下来，且患有严重的前列腺炎和糖尿病，住了一次医院，尚不见好，医药费倒花去了三千多，他心疼。他怕拖累儿子，就喝了农药，可能是如今的农药低毒，或是剂量不多，儿媳妇从菜园回来发现得早及时喊人送到医院，进行洗胃抢救治疗，又花去了医药费一千多元，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 对于他家的经济状况更是雪上加霜了。喝农药洗胃对身体有害，吴世强经这么一折腾身体更加虚弱了，走路都打歪。而且前列腺炎发作得更严重，几乎排不出尿，只好插一根导管，极其痛苦。不能下地，躺在床上要人伺候。这么熬了半年，儿子筹钱准备再送他到医院做手术，他认为老了总是要死的，何必再花那冤枉钱？让儿子背更重的包袱。他怕在家里寻死被发现，死不成，就找了根绳子，趁儿媳妇上田畈去时，摸爬到屋后面山上用绳子系在树杈上自缢了。
我为这些视生命如草芥，把生命看得如此淡薄，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父老乡亲而感到扼腕长叹！
呜呼，我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再不要为生活中的烦心事而寻短见自杀，把心胸放宽阔一些。本届中央领导很体恤农民，取消了农业税之后，还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不断从农业基础设施、合作医疗、社会保险、养老救济上改变农民的生存处境。你们的前途是真正的光明，你们是大有盼头，珍惜生命好好活……
普遍悲观无望的农民
正月初五我在舅家拜年时，一边吃饭一边跟舅聊家常：“ 现在应该没什么农业交税负担了，农民日子该好过了吧？” 他说：“ 农业税是不用交了，但是农民负担一点没感到轻。因为农资涨价了，如化肥、农药比原来都贵了。这些东西涨的价甚至比免掉的农业税还多。钱跑风，如今的一百元挡不住五年前的拾块用。还有城里吃国家饭的（意指拿财政工资的）工资不断涨，物价也跟着涨，而农产品却不见涨，这样一来农民实际收入增长还是跟没增长一样。近十几年来那些吃国家饭的条件在不断改善，哪个见过农村靠种田改善过生活条件的？那些农村家庭有所改善的也都是靠到外打工而不是种田。这样一来取消农业税作用有多大？当然免比不免好，但免税显然不是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民状况的路子。”
“那农民的生活水平比过去还是有些提高，吃的比过去好了，穿的比过去好了。”我说。“这些都是打工得来的，农村三十年基本上是原地踏步，除了刚分田时积极性高了一阵，后来农业税、提留一高，农民都不想种田了，跑到城市去打工，这就说明农民种田是不赚钱的。相反分田到户在有的方面如农田基本建设，医疗卫生，水利等是大倒退。”“如果有一天没有工打，你们怎么办？” 舅一脸茫然，“实在是不知道会是什么样！过一天算一天呗！”
这次回乡，村民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没有了盼望。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改革伊始之际，农民心中充溢着激情，对未来怀抱着憧憬，就那时的日常三餐来说应该还是没有今天丰盛的，直接可支配的外在物资也可能没有今天富足，但是那时的村民普遍精神是乐观的，心情也是开朗的，干劲是卯足的。然而几十年改革下来，不知从何时开始，农村就失掉了已有的愉悦，农民脸上退去了那难得的笑颜，代之而来的是阴沉与愁苦，是灰暗与无望。
说实在这神形早几年我回去时就有感受，但一直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跟村民谈论时，只是听他们叹息连连，说这也负担，那也困难。村里取消了学校，孩子读书要到镇上租房，还得一个人照看做饭；病了也看不起病，开支越来越大。总之，烦心的事越来越多，一点也快活不起来。农民的孩子读书也没有出路，当兵也没有出路，看不到希望！
我从他们七嘴八舌的回答中肯定了好的方面，承认今天生活比以往是有所改善，日常吃的比以前丰富了，穿的也相对要好些了；再者挣钱的机会比以前要多些了，就是应急时借点钱也方便些了。但是用钱的地方多，钱不值钱。
大家觉得如今的物质条件的确比以前有改善，但是大家感觉不出快乐。原因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其一、没有精神支柱，好坏也没有个准绳，这个世界好像找不到有意义的东西了。金钱就是价值，一切贪官污吏、偷盗、娼妓都成了社会炫耀追求的目标，社会丧失了荣耻。坏人当道，恶人逞强。许多东西看不惯却又存在着，社会风气还在进一步恶化。人生这样生活下去有个什么盼头？儿孙后辈在这种世风之下作个什么样的人？实在令人忧心。每每面对这一切，人就感到生活没有了意思，很渺茫！
这是个没有了精神信仰、理想追求的社会，浑浑噩噩就是一生。这是村民普遍的心态。其二、没有盼望。包产到户几十年了，温饱早解决了，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了，但是这些变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了，后来虽有些变化但都很微小，没有明显的改观，甚至在许多方面条件还在恶化。农民几十年的奋斗也没有走出根本性改观的命运，还是处在社会底层，还是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温饱，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那些所谓强大与崛起似乎都与农民无关。倒是看到城里高楼越建越多，当官的工资一涨再涨，贪污受贿公布的款项也越来越大，但农民却原地踏步，这样的社会现实与这样的改革早已让农民心灰意冷。
同样医疗上，随着社会发展，农民越来越看不起病了。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般农民生病住院还较普遍，至少到乡级医院去治治，小病村卫生室就给治了，不花多少钱，农民没压力，很少听说在家等病好的，更没有听到等死的。像我上面提到的几位老人一样。要知在那时若有让老人在家等死，那家的后生就别想在当地抬起头来，当地舆论非得把那家骂臭不可。而我这次回家却听说我村及邻村出现过几桩老人在家等死的事，并且奇怪的是村民居然对此给予了理解，或许是他们早已麻木。这让我深为吃惊并感到可悲。其三，教育一提高收费，农民送孩子上学就难了，增加的赚钱机会远没有增加的支出钱的机会多，而辛苦劳动增加的收入也远没有增加的开支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个农村孩子的学费一学期二块多钱，农民基本上不用发愁。一户农家基本可以将子女读到高中，不管家中有三个还是四个孩子，失学的不多。读大学也不需要花很多钱。虽说大集体的劳动累一点，但心里是高兴的。哪像现在这么多愁事。而自教育改革后，农民就读不起书了，学费拔节似地涨，一般农村家庭只能送一个孩子上学了，不管考得多好。到本世纪以来一般农家要想送出一个大学生那就非得集几家人（亲戚朋友）的财力不可。可见农民增长的收入远不够增长的开支。仅就教育一项农民负担比以前重得何止十倍。其四，对政府绝望而麻木。在老百姓眼中政府就是贪官污吏，无休无止的贪钱，老百姓除了骂也没有别的办法。后来大家甚至连骂娘都懒得骂了，可见绝望与无助。毛泽东时代，群众能随便揭发干部的问题，这个干部就得下课，那才是真正的民主，人们生活得扬眉吐气。可什么时候能回到毛泽东时代呢？如今，群众如果同干部论理，提点意见，便说你是刁民，重则说你是对抗政府，弄不好还把你关起来。农民哪有个说理的地方呢？当然农民也还不知道今后的出路何在？只能过一天算一天，还不清楚怎么来改变现实。哀莫大于心死，所以农民对社会越来越失望！
面对家乡的状况，实在是怎一个沉重了得！然而，更沉重的是家乡绝不是中国的特例，它仅仅是中国现实的一个缩影。
日渐凋敝荒芜的乡村
春节，逗留之余我在村子里到处走动，凋敝和荒芜已是不容回避的事实。到处是倒塌的房子和抛荒，连路边的田都荒了，长了一人多深的蒿草；我老家对面的中寨村郭家岗原来三百多人的组，现在就剩下20几个老头和妇女。留下一个破破落落的村庄。大部分倒的倒，塌的塌，断墙的断墙，残壁的残壁；一个个空洞的门楼，像经过战争的炮火一样。一个个大门上挂着锈迹斑斑的铁锁，显然人去屋空，给人印象是一个废弃的村庄。
我在村庄里一也走着一边思索，我碰见好几条狗，本想躲避，但他们不叫了，悠闲地啃着骨头，压根儿不理我们，是啊！这和谐社会，连狗都讲和谐了，人不管人事，狗也不管狗事。全社会都一团和气，却是一盘散沙。
碰到几个熟人，一个是老书记郭生元，他一个人在家，他有四个儿子，大儿子郭安心当兵转业后通过走关系在县工商局开车，二儿子郭国心为了孩子读书在镇上租了房子居住，老伴帮忙照护孩子去了。三儿子打工在外面说了一个女朋友，但女家嫌郭家岗远，不愿嫁过来，三儿子只好到女方那边当坐堂女婿去了。家里就剩下郭生元了。四儿子也因为娶不到媳妇，经人牵线搭桥到孝感女方家当了上门女婿。他的两处房子，垮塌了一处，他也懒得修，他说修了也没人住，等于白修，就他一个人住不了那么多。
郭生元感叹地说：真是想不到啊，这郭家岗说败就败了，原来330人，大集体时可红火，分成二个小组，只是近二十年之间，打工的打工，搬走的搬走，搬到那里去了我们都不知道。由于这里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许多年轻的后生呆在家里连个媳妇都找不到，只有搬出去。这些伢们到外面打工还能“诓”个媳妇，但人家都不愿意嫁到郭家岗来，男伢只有到女方那边去；所以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就剩下这些老头和老太婆。等这些老头老太婆一死，郭家岗就没有人了，村子就不存在了，消失掉。
对于中寨村的人口大流失，村民大逃亡，我也产生了很多忧虑，类似这样的现象绝不仅仅是中寨村，我在下乡采访时经常看到的是土地大面积抛荒，农村人口大量流失，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制止呢？媒体上也经常公布，亿万农民进城，当然农民进城并非坏事，城市建设也都是靠农民在搞。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倘若9亿农民都涌入城市，同城市人抢饭吃，城市就无法承受。我想这肯定又是一个灾难，就会出现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就会把城市吃掉，想一想真是可怕，按农民逐年进城人数增多的发展趋势来看，这种情况绝对不是不可能。倘若真是这样，社会肯定会发生动荡和不稳定。
虽然现在国家的政策是允许和鼓励农民进城，转移农民，富裕农民，但如果农村都像郭家岗一样农民全部抛荒弃田，离家出去，涌入城镇，农民都不种田，国家粮食安全也会成问题。经济部门不是一再公布粮食生产一再减产。真像布朗先生预言的那样：“二十一世纪，谁来养活中国？”我们的决策者，应该多一些忧患意识啊！
俗话说：“故土难离。”农民不是迫于生计是不会背井离乡的。但现实是，不出门打工，困在农村，经济收入是死门。但农村大量的土地不能搁荒啊！必须留住部分农民，不然发展农业现代化从何谈起？建设新农村更是一纸空文，人都没有了，还怎么发展？农村不发展，国家就不能兴旺。
现在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最大的困惑是农村没有人，连续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好，都是为了农村发展，农民的增收。但农村没有人，一切都是空的。我们一方面还要鼓励农民回乡创业，一方面还要发展乡镇企业，让农民离土不离乡，农民都往城市挤，最终不是农民真正的出路。
也有社会学家说：“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但要想留住农民，政府必须改革他们的生活环境，生存状态，加大对农村对农业生产生活设施方面的建设投入。就像郭家岗，村民出门没有路，孩子读书没学校，在家的小伙子连个媳妇都找不到，这怎么能留得住他们？所以，我们的政府要制定出新的措施，让农民在自己的家乡创业，现在农村一片破败荒芜，太需要有人在农村的土地上创业了。比如水利要修，渠道要挖，通讯设施要搞，交通要改善，文化生活要丰富……等等许多要干的事。
农村不应该荒芜和沉寂下去，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复兴梦不能只拴在大都市的大马路、霓虹灯或摩天大楼上，没有乡土文明魅力的展现，再繁华喧嚣的都市文明也是有缺憾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健全的畸形人。
变味的城镇化
农村的凋敝，人都到哪里去了呢？一则是计划生育造成人口的自然减少，二则村里一半人都搬进县城、镇上去了。
近年来，乡镇的变化日新月异。春节，我走访了几个乡镇，发现到处都是密如树林般的楼房，毫无规划，不成规则，部分小老板，有钱人，买一块土地，就建小产权房出卖，纯粹是乱占土地，乱建私房。而那些打工有些小钱的农民也像疯了一样，到镇上买房，好像谁不买房就没有本事，形成一股风气。加剧了乡镇小产权房泡沫式膨胀。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怪现象。由于政府在片面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乡镇企业没有多大的发展，倒是小房地产在乡镇发展过快，他们买一块农田，大肆建小产权商品房，出卖给农民。也正好在外打工的青年农民手上有几个小钱没处消费，他们本来想把楼房建在家乡，但建得再漂亮那还是一个农村，进了城镇那才叫够档次。于是纷纷在乡镇买房，钱不够就借。一部分人买了之后，另一部分农民也攀比跟风着去买，不然显得自己没能耐，没本事。促使他们买房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为了儿子的婚姻问题，在农村已经形成一种不成文的规则，谁的儿子要说媳妇，女方第一条件必须城镇有房，否则朋友不谈，这也相对逼迫着农民在乡镇购房，变相促成了乡镇小产权房的过快膨胀。
据笔者调查得知，只要有子女的农民，百分之六十的农民在乡镇买了房，还有百分之三十准备买房。这是不足取的，一则小房地产商大量占用农田建房，浪费了国家土地；二则掏空了还没有富裕的农民，借钱买房使他们背上新的债务，生产发展受到影响。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两口子是弱智，俩儿子一个十四，一个十五就失了学，跟着建筑队去打工，俩孩子老实，每年工钱挣不下一万，因为前几年拖欠农民工工钱厉害，积赞了五年积下了五万元的辛苦钱舍不得用，看到村里好多人都到镇上买了房，加之兄弟俩都大了，要说媳妇要娶亲，没房子人家是不来的。这对老实兄弟俩也将仅有的五万元下了定金。平时的日常生活费就靠弱智的老父亲打柴卖钱，从没买一件新衣服，都是捡亲戚送给的旧衣服穿。过年只割二斤肉，真不可想象是怎么过年的。连生活都过不下去的人都急着要进镇买房，这都是城镇化逼的。这就是房吃人？
城镇化把这些一无技术，二无特长，三不能经商的农民哄到城镇干什么？仅仅是为了膨胀乡镇，催生虚胖的城镇化么？乡镇没有工商企业，不能安置这些大量进镇的农民就业，青壮年外出打工，留下妻子在镇上带孩子上学，平时没事干，不是打牌赌博，就是到处闲逛，成为赌徒和懒汉，惹事生非，影响社会安定。有的人住着楼房，吃着低保。这样的赌徒和闲汉一多，国家养得起么？
这些新型街民，丢下老人在农村老家，无人照顾，成为空巢老人，生病不知道，死了也无人问。村子里的项登勤老人就是这样，冻死了三天，村里人才发现。这算哪门子城镇化呀？建议这样的城镇化应该停止。
如果说城里的大房地产商掏空了城市人的腰包，那么，乡镇的小房地产商掏空了农民的腰包。而农民在乡镇买了房之后，依旧还是农民，没有改变身份，在乡镇又不能上班，又不能就业。大量的农田被抛荒，加剧了乡村的凋敝，影响了新农村的建设。而这些在镇上购房的农民，在乡下还保存一幢老屋，一个农民占有两处房，这对土地资源也是一个严重的浪费！形成一种不正当的畸形消费，此风不可涨。如果有一天农民无工可打了，这些在城镇住着的农民靠什么生活？
以我的故乡一半农民在城镇买房来算，农民已经有50%进入城镇化了，尽管他们的户口还在农村，实际上他们已经在城镇生活。以此类推，中国的农民已经一半进入镇化了。不是说农民进入城镇化后农民就幸福了。然而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只能导致更多的问题，更多的矛盾，就如我文中提到的农村的抛荒、破败与荒凉！
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的，但由于国家为了支持城市发展，过度透支了农村的血液，造
就了城市的繁荣，造成了农村的破败。而今的城镇化是不是更进一步加速农村的破败呢？
我们不能盲目贪求城镇化，它会带来很多新问题，城市资源供给不足，能源供求紧张，2012年春节期间，大悟县城停水半月，许多居民用户苦不堪言，原因是大量的农民进城买房，人口膨胀过快，原来的自来水厂供应不足，加之天旱，上游水库干涸。（而在农村有井水不愁供应不足。）所以，县里下了文件，上游几个水库不再作农田灌溉之用，一律为县城生活用水之源；由此近万亩水田只能变为旱地，粮食产量无疑受损。这就是为了吃水，牺牲了农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不知哪个值？农业受损，到时不只是吃水的问题，甚至威胁吃饭的问题。盲目发展城镇化后患无穷。
由于城镇盲目扩充，原来城关周边作为“莱篮子工程”的蔬菜基地也被卖掉盖了大片商品房，菜农没地种了，城镇没菜吃了，只能从外地赎进，运输成本的增加，使菜价大涨，县城的莱价竟然高于武汉的菜价；菜是一天到晚要吃的东西，因此加大了县城居民的生活经济压力。
乡镇应该制止这种乱占土地，盲目开发的城镇化，部分农民应该留在土地上，不能让田地荒芜，有的土地抛荒的农民还在拿着“两补”，这样的农民应该取消“两补”。不然，农村的凋敝加剧了农村的荒漠化，党的农村政策也会悬空，国家的粮食安全也会成问题。温总理在一次农村工作会上说：“要把一部分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农民留在农村，建设农村。” 而现在不争的事实是，不仅有文化的农民不愿意留在农村，那些没有文化的农民都不愿意留在农村了，农村将来怎么办？
我不想再说了
在外漂泊久了，会想到家乡。但回来了，却让人失望。我曾无数次地表达对乡村的热爱，因为那里有我的童年，有青山绿水，清脆的鸟鸣，这些常出现在我的梦里。但现实中，亲爱的家乡不再是我梦中的乐园了，记忆中乡村图景在退却，现实中的家乡残酷地摆在我的面前！
每一次回家，心情都会沉重甚至悲凉，我的家乡再也不是我儿时的家乡了，山水也变了，人心也变了，曾经是万山红遍的枫树也砍光了，剩下芭茅和刺生林，门口的小青河也干涸了。我真想扑倒在我故乡的土地上大哭一场。
是的，我的家乡怎么会变得这样呢？昔日欣欣向荣、热闹非凡的农村，现在显得荒凉和凋敝。人口外迁、土地荒芜、民风败落，已是不忍看到的现实，村寨都快要消失了。这就是城镇化的结果吗？小时候，记得还是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高涨，团结友爱、互助合作、民风纯朴，婚丧嫁娶也沿袭传统的礼仪规矩；盗窃、强奸及其他违法犯罪为人所不齿，交人民群众管制，体现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人们生活得扬眉吐气。是一个夜不闭户，坏人不敢露头的社会。如今呢，各类犯罪猖獗，坏人逞强霸道，人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社会；世风日下、民风凋蔽，铜臭味充斥乡村，传统的规矩礼仪和伦理道德、人情冷暖荡然无存，俨然一个乱轮的社会。农村的现实，多么怵目惊心，令人心寒！这就是主流媒体口口声声宣传的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我一直在思索，近年来，国家政策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关注来看，中央已经下了很大功夫了，为什么农村还有这么多的问题和矛盾？是不是我们的政策要进行调整？路线和方针要进行改观？不能针对农村的客观实际呢？
我相信，我写下的这些，只不过是广阔农村的一个缩影而已！
写完这些，我为自己的书生意气感到可笑，现在主流媒体都在大谈“实现中部崛起”“民族的伟大复兴”“和谐社会”。你却在忧思，在感叹，在着急，在哭泣，在长叹；写些跟主流声音不同杂音的东西。这不是跟社会抹黑么？但一个文人的倔劲就在这里，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不愿意丧失道德良知的底线说些违心的话。我无法像那些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看到更深的哲理，或者做精僻的预言，我只是一个乡村的亲历者，把发自内心的真话写出来。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有远见的政治家可能希望听到真话，而不是歌功颂德！
2012年元月27日写于故乡春节    2012年2月29日三改于武汉
痛心，乡村文化已发生巨大变化！
提到农村我们首先能想到勤劳和质朴，其次能想到青山绿水，然后还想到安静祥和、鸡飞狗跳、车水马龙、挥汗如雨，可现在的农村，勤劳在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身上看不到了，质朴仅存于老头、老太，青山绿水逐年减少，老太太养鸡用网子拦着，反倒狗越养越多，给主人壮胆。可我真的想不出来：农民身上若失去了勤劳和质朴，还剩下什么?不过我得承认：农村，尤其乡村文化，不经意间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这表现在：

第一，商业社会，人越来越远，情越来越淡。以前有大事小节就打个招呼，甚至根本不用打招呼，就有很多人听说后自带工具，过来帮忙。这种帮忙是义务的，既是感情联结，也是互助支撑，很少有人偷懒，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就把事情办完了。现在这情景已不再出现，如果有类似的事情，一律凭钱，且工价极高，然后虚伪地让点。在我老家，就连去小店买东西，都有让钱的风俗。

第二，封建宗法势力抬头，但礼金代替了感情。人情变淡后，拳头必然吃香，兄弟多、家族大就是道理，可以派代表参选村干部，可以承包村里的工程，可以违规强占，可以胡作非为。以前生活困难者，基本是孩子多的家庭，现在倒过来了，孩子们长大后，他们日子最好过，于是封建宗法势力猖獗，但是，现如今联结家族、亲戚的却不是感情，而是利益，因而礼金越来越高，迎来送往，钞票放在桌面上，算盘打在肚子里，形式大于实质，撕破脸的多的是。

第三，权力私有化，且行使方式黑帮化。离城镇近的村子必然产生巨富村官和黑社会，他们控制拆迁、工程，甚至控制组织，连县长、镇长都不尿，就认一个党委书记，如果有的围小城一圈都上访，问题就很严重了。在那些离城镇远的村子有的有黑社会团伙，有的没有，但却每一个村子都有破罐子破摔的光棍群体欺男霸女、欺行霸市，动不动伸手收保护费，不给，摸起砖就砸，都不带承担后果的。

第四，光棍越来越多，女孩越嫁越远。女孩子稍微有点姿色的往城里嫁，姿色稍差的往相对富裕的地方嫁。我老家与全国农村相比，条件绝对中上游，却不幸离胶东不远，加之现代人流动性过强，很自然，不少女孩远嫁了，性别比例失调了，光棍越来越多了。男孩的老爹老娘到处求人，问题是女孩反正就那么多，这情形等同于实力对冲，你娶来一个，外边就多一个光棍，其总体数量不变的。光棍多了，发愁的是父母，以前生了个男孩那嘴巴乐的像瓢似得，现在可好，生了女孩的同伴说：嘿嘿，你就传宗接代吧，还不如俺呢。
第五，孩子越来越娇惯，越来越自私。以前说城里孩子娇惯，现在乡村孩子更娇惯。城里人无论多么有钱，他们大多数懂得对孩子该怎么教育，可乡下人就不同了，他们有的是留守儿童，即便不是留守儿童，因父母忙，就交给老人带着，老人带孩子，隔代人不止舍不得打骂，还舍不得让孩子受屈、劳累，含到嘴里怕化了，有点好吃的，都给孩子留着。以前吃饭，先给老人拿碗筷;现在，绝对先给孩子。我孩子进入初中后，由于他们学校城里、乡村孩子分开管理，我发现他们的精神面貌差距极大，除身体相对较好，乡村孩子已优势全无。

第六，老人越来越无奈，越来越孤独。在农村活过八十岁，基本就是灾难。子女都忙，老伙伴剩下没几个，稍微年轻点的，譬如说七十多岁，这一代也在找活赚外快，扎堆编制什么，哪怕就赚个馒头钱，也不闲着，苦就苦了那些老人。我观察了一下，这些老人有些瘫在床上，成年累月，呆呆地发愣。另一些只要还能走得动，素日就拄根拐杖热时候到树荫下乘凉，冷时候到墙根下晒太阳，连地点，都比较固定。有人说，谁要整天晒太阳，就快死了，因为开春死人多。与其说他们是病死的，倒不如说他们是孤独死的。
第七，压力越来越大，重男轻女有所缓解。山东农村普遍都盖了小院或小楼，有的还盖了两、三套，收拾的像模像样，这辈子任务就完成了。我老家西邻的孩子恋爱十年，找了个对象在天津美术学院教书，伸手向邻居要房，在天津买，邻居说：我内退工资1800，你妈下岗拿900，要钱没有，你把四条腿都砍去吧!婚事，由此告吹。东邻的儿子找对象找了个外地女孩儿，开口在市里买房子，户主一听，脑溢血，差点过去。这是我村村民的第一例，买房留下的后遗症一是蹒跚，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二是开了个不好的头，让有适婚男孩的家庭一个头、两个大，乡村没谁盖房了。这现象，歪打正着地缓解了重男轻女，几乎每一个男孩户被批了二胎后担心：可别又是男孩啊!

中国的城市文化并不成熟，这从文学、社会学都看得出来，反倒非常成熟的是乡土文化。很可惜，我国乡土文化畸形发展，变化的越来越快。这，绝对不是好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