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斯德哥尔摩银行劫案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又称斯德哥尔摩效应、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 简介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一种心理疾病，缘自患者与绑架者共同生活，对其产生某种程度的认同感，也可称为“人质情结”。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质数据库显示，大约27%的人质表现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证状。据心理学者的研究，情感上会依赖他人且容易受感动的人，若遇到类似的状况，很容易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依据心理分析学的看法，新生婴儿会与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种情绪依附，以最大化周边成人让他至少能生存（或成为理想父母）的可能，此综合症可能是由此发展而来。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角色认同防卫机制的重要范例。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 起源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一词源于公元1973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生的一件银行抢劫案件。

1973年8月，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突然闯入两名全副武装的劫匪。劫匪扣押了4名银行职员作人质，与警察对峙了6天之久。6天后，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离开保管库后，3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围了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被警方营救出来后，人质非但没有控诉绑架者，相反却为劫匪辩护，对警察的调查取证工作也采取坚决不合作的态度，致调查取证工作困难重重。其中一位女人质甚至还爱上了一位劫匪，并和他订了婚。还有一位人质居然在全世界为绑架者筹款，建立了为绑架者辩护的基金会。此等咄咄怪事让瑞典举国上下一片哗然。

之后，为了解答人们心中的疑惑，瑞典国会拨出巨款，成立专门机构对此事件进行研究。结论在十年后才出来：这些人质之所以表现出如此怪诞的行为，是因为他们患上了一种心理疾病。从此，人们把这种心理疾病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 产生条件

在突发事件中

1、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2、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会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

3、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

4、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在日常生活中

日常生活中，也有类似的现象，但由于情节较轻，不被重视。通常有三个特征：

1、受害者感到害怕，产生严重的心理恐惧。

2、受害者最终安全的离开，没有实际的身体上的伤害。

3、受害者对于类似情况始终不知所措。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 心理历程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会经历以下四大历程：

1、恐惧：因为突如其来的胁迫与威吓导致现况改变。

2、害怕：垄罩在不安的环境中，身心皆受威胁。

3、同情：和挟持者长期相处体认到对方不得已行为，且并未受到‘直接’伤害。

4、帮助：给予挟持者无形帮助如配合，不逃脱，安抚等；或有形帮助如协助逃脱，向法官说情，一起逃亡等。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 案例

2011年9月，河南洛阳性奴案被曝光。河南洛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大队职工李浩，在闹市区购置储藏室开挖地窖，并将从当地夜总会等地诱骗的6名坐台女囚禁，长期进行性侵。在被囚女子小晴成功逃跑向当地警方报案后，警方查明，李浩在地窖中不仅长期将被囚女子训练成“性奴”，还涉嫌杀害两名女子。被囚禁的歌厅女出现为李浩“争风吃醋”的情况，甚至帮助李浩杀害其他被囚女子。4名女子在被短暂安置调查后，因涉嫌刑事犯罪全部被刑拘。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名誉理事长王行娟认为，在被长期非法禁锢并遭受性侵的过程中，这些女子很容易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和生存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是可能会出现上述情况的。在被囚的情况下，几名女子求生的本能远远盖过所谓的礼义廉耻，她们表现出的症状又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 电影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捆着我，绑着我》

 西班牙电影大师阿莫多瓦作品。《捆着我，绑着我》的男主人公实施绑架的目的都不是为了折磨对方，而是打着“爱”的旗号，在这种畸型的浪漫之外，也从另一个角度诠释出社会对人性的压抑。

《黑日危机》

电影《黑日危机》中女主角苏菲·玛索爱上了绑架她的匪徒，即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症候征”。

《危机最前线》

电影《危机最前线》中约翰·屈伏塔扮演的绑匪也得到了人质的同情，达斯汀·霍夫曼则扮演了煽风点火导致其自杀的新闻记者。

《狂野的爱》

由苏菲·玛索主演的《狂野的爱》中也对“斯德哥尔摩症候征”进行了疯狂的解读。

《午夜守门人》

《午夜守门人》表现了斯德哥尔摩症候征在政治心理学上的具体反映，一种“生米做成熟饭”式的忠贞，一种虐恋后的“嫁鸡随鸡”，从战时一直延续到二战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