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川照之亲中:在盖茨基金会的背后

每当我受邀，在大学毕业典礼上做演讲，我总会花上几周时间，问自己，以及任何愿意倾听的人同一个问题：“毕业生们应该知道，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近一次毕业典礼上，我给出了三个答案：家人、朋友和公共服务——并以此为序排列先后。

家人

1974 年，当比尔·盖茨还在哈佛大学享受最后的学生岁月，他的母亲玛丽被西雅图的地方报纸评选为“年度母亲”。提名者是比尔的姐姐克丽斯蒂和妹妹莉比，玛丽本人对此一无所知。

克丽斯蒂写信给报纸说：“我们的家里有三个孩子。除了做大量的服务工作外，妈妈还给我们每一个人都留了足够的时间。”在信里，她还列举了妈妈为社区做的所有事。

玛丽的婚后生涯，几乎是一部公益服务史，她为“联合行动”（United Way）组织工作了一生——从志愿者开始，到当地的第一位女性主席，一直到美国分部和国际部的领导职位。年轻时，她曾深入单亲家庭，帮助孩子和唯一的家长；之后，她成为儿童医院的志愿者领袖，在华盛顿特区和华盛顿州之间两地游走，向政客游说关于孩子的问题；在州立华盛顿大学，玛丽当了近20年的校董，这是美国级别最高的志愿者。

这样的母亲，会在餐桌上问比尔：“你的零花钱里面，有多少是准备圣诞节的时候捐给救世军的？”

不要以为比尔的捐款都来自零花钱。小学时代，他得靠卖坚果为自己所在的“幼童军”挣活动经费。 每个小分队还会比赛，看谁能攒得最多。

募款期间，比尔必须夜以继日地走家串户，恳求人家买他的坚果。晚上和周末，我会陪他一起到其他社区。当他一家挨着一家敲门时，我则安心地坐在车里看着，耐心等待。

玛丽和我都相信，有一件事非常重要，那就是家庭生活是需要组织管理的。所以我们各自保持了一部分来自双方家族的传统，也发展出了我们自己的新传统。

其中之一，是星期天晚上，全家人一定要共进晚餐，而且菜单雷打不动：烤牛肉、玉米加烤土豆。比尔创立微软之后，就经常迟到了——等待他的，是冷冰冰且烤得过熟的牛肉。

在我看来，周日晚餐有那么几层意义：

1. 为了所爱的人而出席晚宴很重要。
2. 能够帮助父母带领孩子从家庭社交开始进入社会。
3. 让孩子们分享、讨论各自的所见所闻，父母在旁敲打，对一个家庭至关重要。
4. 没有人能够预知明天或明年会发生什么。但传统，能在一个变动不息的社会里，给生活延续性和稳定感。

和朋友们一起度假

比尔三岁时，我们偶然开创了另一个家庭传统。我的孩子们都说，这个传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1957 年夏天，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邀请我们夫妇等6个家庭，到胡德运河附近一个叫“奇里奥”的小地方度假。之后，玛丽就建议，我们也应该在奇里奥度假村开辟自己的一方田园。

第二个夏天，比尔三岁，克丽斯蒂4岁。我们也邀请了6个家庭开始了这个度假计划。结果，每个人都开心极了，于是这成了一种传统保持下来，最后一共有11个家庭，每年夏天都会在一起度过两星期美好时光。

“奇里奥”没有豪华的设施，但价钱实惠。它坐落在运河宽阔的河畔上，周围是大片的森林。这里地面粗糙，度假村里房屋也非常质朴简陋。度假村有8个小木屋，后来有10个，再加上一个有大壁炉的旧式原木木屋，正好分配给每一家。

户外还有一个破旧的网球场，水泥缝里都长出了杂草。这里有足够的室外空间，让各个家庭为准备一些特别节目搭建舞台。

每个家庭都有特长。每个人都借这个机会来展现他们的天赋，同时领教别人的本事。比如有一位父亲网球打得很好，于是每年夏天他都会组织网球比赛，让孩子和大人们一起来参加，增进技巧。

其他人还创立了“奇里奥奥林匹克运动会 ”，比赛项目有三人绑腿赛跑，还有勺子里面装鸡蛋赛跑。比赛结束后，运动会才达到高潮，因为还有个奥林匹克式的颁奖仪式。我们会搭建一个像模像样的领奖台。获奖者爬上去领奖时，下面的人都欢呼雀跃。

孩子们玩的运动项目，比如网球、游泳和滑水需要一些天赋。但另外一些就只需要你愿意就可加入。有的玩列队游行，举着一个金色的大牌子，上面刻着“奇里奥”；有的玩“夺旗”；还有一种游戏被妈妈们称为“圆石”。

孩子们永远都不知道，最后那个游戏的真正目的，是让妈妈们能腾出点时间来，在沙滩上休息——那会儿他们正在爬上爬下，寻找最圆的一块石头。

一个比尔会兴冲冲地拿着一块石头跑上来，问妈妈：“你觉得这块好不好啊？”一个聪明的玛丽就会很仔细地检验一番，热情洋溢地赞扬一通，然后说：“但是你也许能找到一块更好的。”那个比尔马上就跑开去找另一块了。就这样，时间很快流走，可比尔们全然不觉，乐在其中。

孩子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准时上床睡觉就比平时更难。于是我们设计了一个仪式，让孩子们在篝火旁，合唱我们盖茨家填词的一首电影插曲。然后在歌声中，所有人列队走过每一个小木屋，将每一家人都送回各自住所，互道晚安。作为奇里奥的“市长”，自然是我来领队行进。

另一个经常举办的活动是“交换晚餐”。父母们想让孩子有个机会和其他家长一起吃饭。于是，大人们先画一幅画，然后让孩子们根据画自己去猜，迎接他们的将是谁。这个系统很有规划，每个家庭的兄弟姐妹会被安排在不同的家庭中，而且从来没有重复。这样，比尔他们从小就学会了怎样与父母以外的大人交流。在“奇里奥”，无论哪个孩子做了坏事，或是骂了脏话，只要有一个母亲在场，她马上会给予训责。

“奇里奥”的夏天不仅仅是假日。如果被安排在工作日，爸爸们会开车到附近的港口，然后坐船穿过海峡，到西雅图上班，每天晚上再赶回来。迎接他们的是欢欣雀跃的妻子和孩子们。这种温馨的、家的感觉着实令人振奋。

就是在这个度假村的大木屋里，我们团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尼尔·阿姆斯特朗跨出人类踩上月球的第一步。每年重回“奇里奥”，孩子们在那里学到的本领都越来越好。他们彼此之间也越来越亲近，大人之间也是如此。

“奇里奥”的这种集体生活，还让比尔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其他家庭，并了解其中的不同，明白不同的家庭里，处事方式也是不同的。

孩子们看到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而且观察别人的长处，并发掘自己的潜力。他们还知道，即使你在某方面能力不强，也要积极参与。如果比赛输了而没赢到奖品，总还有明天。

我的孩子都说，每年和别的家庭一起共度的那两周暑假，是他们儿时最具有意义的经历。

奇里奥之夏持续了14年。他们长大之后，再计划这样的集体度假越来越困难，不得不告一段落。又过了十几年，比尔们各自成家立业后，又从五湖四海带着各自的家庭，回来重聚。

儿时建立的纽带，顶住了时光的考验。他们还一起在为下一代创造“奇里奥”式的美好时刻。

服务和地球村

1994 年，比尔婚礼前，玛丽给准媳妇梅琳达写了一封信。这也是她在婚礼上的祝词，里面引用了这样一句话：“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她还提出：“拥有的越多，责任也就越大”。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创立之初，面对着五花八门的请求。

有人在电视里看到有关火山的报道，焦急来信，问我们是否能清空黄石国家公园的火山岩浆。

还有人要求盖茨基金会资助一个交际舞频道，让全美国的观众都能跟着学跳舞。他的计划很奇妙，这样东海岸的人就能和西海岸的人一起舞蹈了。而如果能让所有人都跳舞，就可以解决大量社会问题！

后来，广受欢迎的电视秀“和明星一起舞蹈”诞生。至于这个节目和那封信的作者是否有关，我就不知道了。

这些邮件大都来自于努力为这个社会行善积德的人们。他们的信，其实与后来比尔和梅琳达给我看的一篇文章没什么不同。这篇文章说，发展中国家的人，特别是孩子，正死于一些在发达国家威胁不大的疾病，包括麻疹、疟疾和腹泻。

这是1998 年，比尔夫妇把它寄给了我，并附上一句话：“爸爸，也许我们该为此做点什么？”

“睦邻”是一个美妙的概念，实在非同寻常。时光荏苒，唯一改变的事，只是我们对“邻”的定义。

感恩，并向前辈学习

我认为，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很大程度上都欠了一笔债。因为他们有幸出生在一个重视教育、个人独创性、可以充分表达想法的环境，不劳而获地得到了广泛的制度保护。这些机制从有效的法律体系，到关键的金融服务，再到接触资本的机会，都有利于企业家的诞生。

我无法想像，如果比尔·盖茨出生在不发达国家的山区，这世界上还会不会有微软和盖茨基金会？

从比尔很小的时候起，我就经常带他去图书馆。他酷爱阅读，而且经常重复借阅已经读过的书。阅读爱好保留至今，而且让他有兴趣的书，似乎永不满足。这些书包括——《传染疾病的根除》、《蚊子，疟疾和人》和《老鼠，虱子和历史》……

比尔和我都读了很多有关“扶轮社”的书，并向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在1985年开始了一场几乎无望取胜的全球性战役，承诺要在全球范围消灭小儿麻痹症。

克丽斯蒂出生于1953年，比尔出生于1955年。在他们的童年时代，玛丽和我时常担心孩子进入有问题的游泳池，一旦感染，就不得不靠人工呼吸器生活。

虽然小儿麻痹症疫苗几乎与比尔同时诞生，但直到他的而立之年，由于贫穷和其他原因，病毒仍在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肆虐。1985年起，扶轮社累计捐款近7亿美元，向全球推广疫苗，至今99％的小儿麻痹症已被消灭。扶轮社仍不满足，还在致力于创造一个完全没有小儿麻痹症的世界。

扶轮社革命性地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方式，让我相信，普通人也能抓住机会让世界发生重大变革。只要能够在同一个信念下共同努力，就没有人类解决不了的问题。

另一个对我们有深刻影响的组织，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我读了有关洛克菲勒的书，发现那个家族居然和“盖茨”这个姓还有意想不到的些许联系。 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的“盖茨”，帮助约翰·洛克菲勒转向慈善事业。而在帮助洛克菲勒转型前，那个盖茨也读了好几百本书。

洛克菲勒基金会为这么多人做过这么多的贡献，能讲上三天三夜。几乎在世界健康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当我们进入的时候，都发现了洛克菲勒家族的足迹。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故事》写了这个家族慈善史中，前50年的历程。里面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我永远都会记得。

那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两个死于纳粹大屠杀的人，分别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留下数额不菲的遗产。其中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实业家。他们相互并不认识，基金会对他们也毫无了解。后人估计，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把洛克菲勒基金会视为唯一值得信赖的组织。

如果将来有一天，有研究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年轻人发现证据，显示我们的基金会在任何方面激发过类似的信任，我们就知道我们完成了自己的职责。

出来参与，合作共进

刘易斯·托马斯博士是美国杰出的科学家、作家，并曾任“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总负责人。他有关合作互助的论述，证据确凿，极具说服力。他认为，共同协作，不管对于我们个人生活还是社会进步来说，都是最基础的元素。对此我深深赞同。

在世界很多地方，我带着敬畏的心，深深体会过形式各异的通力合作，有怎样的憾人力量。我相信，也正是基于类似的经历，著名慈善家玛格里特·米德写下了她极受赞誉的名句：“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用心执着的人，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事实也一直如此。”

我还相信，不管我们的角色是什么，丈夫、妻子、父母、亲戚、朋友、社会公民，或仅仅是单独的个人，所有的一切都开始于：出来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