馕坑烧烤:面對"大躍進"錯誤 鄧小平如何調整國民經濟

2011年09月24日 10:02:31　來源：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摘要]在20世紀60年代的國民經濟調整時期，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響應毛澤東號召，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為推動調整方針的貫徹執行發揮了重要作用。他主持制訂“工業七十條”和“高教六十條”，逐步恢復被“大躍進”運動破壞的社會經濟秩序。他同其他中共中央領導人一起，積極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強調：經濟建設要貫徹綜合平衡思想和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方針；建設社會主義要以群眾滿意和發展生產力為標準，各項工作都要有利于實現四個現代化。這些思想成果，保證了國民經濟調整的順利進行，也為改革開放後我們繼續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關鍵詞]鄧小平；國民經濟調整；調查研究；“工業七十條”；“高教六十條”；社會主義建設；生產力標準
從1961年1月開始到1965年底基本完成的國民經濟調整，是新中國建設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一頁。經歷了“大躍進”運動的嚴重挫折和三年極端困難時期後，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痛定思痛，深入總結和反思工作中的得失，大刀闊斧地實行國民經濟調整，很快走出了發展困境。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加深了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積累了寶貴經驗。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為推動國民經濟調整方針的貫徹執行，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調查研究，推動國民經濟調整方針的貫徹執行
鄧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全面負責處理中共中央的具體日常工作。其基本工作方式是每周召開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必要時臨時增加），研究當前黨和國家所需要處理的工作，重大問題則提交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書記處成員包括中央和國務院各口負責人。1959年4月，毛澤東在上海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進一步明確指出：“權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小平為副帥。”（《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939頁。）這使鄧小平在黨內的領導地位更為突出，對制訂和實施事關全局的大政方針發揮出更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在1960年八九月間提出，之後在1961年初召開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正式制定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國民經濟調整方針。開始，經濟調整的步伐和成效並不明顯，一些同志還希望“用打補丁”的個別或局部調整辦法來解決問題，“沒有認識到必須後退一步才能調整”（李富春：《目前經濟形勢與調整的任務》，《李富春選集》，中國計劃出版社1992年版，第270頁。）。因此，八屆九中全會通過的1961年鋼產量指標仍為1900萬噸，比1960年的高指標1800萬噸還要高；糧食產量指標為4100億斤，要比1960年糧食產量增加10．8%。由于下不了降低工農業指標的決心，已經失調的國民經濟更加困難，工業生產大幅度滑坡。許多中央和省級領導人也處于“情況不明，決心不大”的狀態。針對這種現狀，毛澤東在九中全會閉幕會和1961年3月召開的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先後兩次向全黨發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特別是在3月13日，他親筆給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和彭真等寫信，要求他們深入調查研究，“希望小平、彭真兩位同志在會後抽出一點時間（例如十天左右），去密雲、順義、懷柔等處……調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數，好作指導工作。”（《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40頁。）
于是，鄧小平和全黨各級領導幹部響應毛澤東號召，紛紛深入基層調查研究。鄧小平先後于1961年四五月間和七月中下旬，深入到北京順義、懷柔和東北重工業基地沈陽、鞍山、哈爾濱等地進行調研。經過幾個月的調查思考，鄧小平加深了對國民經濟困難形勢的了解，認識到：“從糧食上暴露出來的問題，實際上是農輕重問題，是重工業速度問題。要加以調整，填平補齊，把力量用到輕工業和農業方面來。”（《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2頁。）
中共中央于8月23日至9月16日召開的第二次廬山會議，是國民經濟調整時期一次比較重要的工作會議。對于這次會議，最近有文章認為只是“國民經濟調整過程中一次普通的會議”（《黨的文獻》2010年第5期，第109頁），筆者認為這種說法值得商榷。這次會議主要內容是討論糧食問題、市場問題、1961-1962兩年計劃和工業問題等。9月5日，鄧小平在全體會議上作長篇講話，實事求是地指出當時經濟形勢的嚴重程度，修正了三年經濟調整的目標，提出：從今年起到第三個五年計劃末的1967年止的七年時間內，都要貫徹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這七年時間又可分為兩段：第一段是今年、明年和後年，基本上把“調整”兩字搞好；第二段是後四年，也許在這一階段的第三、四年出現躍進。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1年9月5日。
鄧小平在這裏重新估計貫徹國民經濟調整“八字方針”的時間，比年初八屆九中全會提出和五月中央工作會議討論要用三年時間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的方針，進一步深入和具體化了。這充分反映了鄧小平經過對東北工業實際情況進行調查了解後，對工業困難形勢的認識成果。東北之行使他認識到，各方面的問題都暴露出來，尤其是糧食問題很緊迫，如果不採取一些根本步驟，問題就不能解決。“工農關係、城鄉關係、農輕重關係問題要通盤考慮。現在看，用三年時間進行調整是不夠的。”（《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649頁。）因此，他在為廬山工作會議做準備的北戴河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指出：高指標和基本建設規模過大，影響了“八字方針”的貫徹。“八字方針”的貫徹至少需要五年時間。（參見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630頁。）薄一波後來對此評價說：“小平同志的講話，對大家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從‘躍進’的框框中擺脫出來，切切實實貫徹‘八字方針’，集中精力搞好調整，是個極大的支持和幫助。”（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630頁。）在第二次廬山會議上，鄧小平經過反復考慮，又進一步提出貫徹“八字方針”需要七年時間，直到第三個五年計劃末的1967年為止。這次會議討論通過的由鄧小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中，明確要求今後七年都要貫徹執行“八字方針”。
與此同時，鄧小平還十分強調調整經濟的“方法要對頭”，主張採取抓重點、打殲滅戰的辦法。他認為，不抓重點，平均用力不行。如全國幾十萬個企業，重要的企業一萬多個，要用大力量把這一萬個企業整頓好。抓得穩穩的，抓住就不放。行業調整也要一個一個抓，解決一個行業就算一個行業。（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1年9月5日。）
鄧小平在第二次廬山會議上的長篇講話，在當時所達到的認識水平基礎上，初步總結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來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提出了克服嚴重經濟困難的比較切合實際的思路和措施，實際上成為這次大會的總結報告。這次會議使全黨進一步加深了對整個國民經濟困難局勢的認識，增強了貫徹執行“八字方針”的自覺性和緊迫感。會後下發的《中央關于國家經委黨組今年第四季度煤炭分配報告的批示》和國家計委《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後兩年補充計劃的報告》，大幅度調整各項生產指標，從根本上落實調整方針，開啟了國民經濟調整的新階段。
二、主持制定“工業七十條”和“高教六十條”，逐步恢復被“大躍進”破壞的社會經濟秩序
1958年“大躍進”發動後，工業生產秩序同農村一樣遭受嚴重破壞，企業管理混亂，生產責任制和經濟核算等制度廢弛，設備損壞嚴重，產品質量和勞動生產率大幅度降低。1960年11月，中共中央針對農業問題發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農業十二條”），鄧小平提議也起草一個同樣性質的主要講工業整風政策的“憲法”式文件，把總政策理出來，把過去行之有效的制度寫進去。這樣，就在毛澤東致力于制訂《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的同時，鄧小平則擔負起工廠生產秩序和教育科研秩序的恢復工作。他先後主持制訂《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即“工業七十條”）和《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條”），成為貫徹國民經濟調整方針的重要措施。
根據中央書記處和鄧小平的指示，李富春和薄一波等陸續做了一係列調查和準備工作。1961年6月中央工作會議基本通過《農業六十條（草案）》後，毛澤東指示：“城市也要搞幾十條”（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669頁。）。于是，“工業七十條”的起草制訂工作進度加快。6月17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確定由薄一波具體負責組織起草工業企業工作條例，並決定從各有關單位抽人分頭到重點企業進行調查研究。鄧小平指出：“工業比農業復雜得多，（條例）究竟如何搞？現在心裏無底。只有結合調查研究，條例才能搞得出來。”（轉引自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669頁。）7月14日至24日，鄧小平親自深入到重工業比較集中的東北三省進行調研。同時，他指示中央有關部門及東北局、遼寧省委和沈陽市委也相應地派出調查組，在20個重點企業進行試點，從企業定員、定生產任務等入手，在管理和領導制度方面積累經驗。他對正在沈陽一些企業進行調查的條例起草組成員說：“工業企業的幾十條，要有個總帽子，把根本制度和根本原則概括起來，如領導制度、經濟核算、計劃、協作等問題的原則都要寫進去，作為序言。”鄧小平在楊春甫匯報遼寧工業幹部問題時的插話，1961年7月16日。後來，起草組根據他的意見，在條例前面加寫“總則”，對國營企業的性質、根本任務、管理原則和領導制度作了原則規定。
從7月底開始，鄧小平率領中央書記處成員在北戴河連續召開會議，平行作業，討論修改“工業七十條（草案）”和“高教六十條（草案）”。他們先對這兩個條例分別從總體原則上提出意見，然後讓兩個文件起草小組分別修改。在此基礎上，鄧小平連續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集中一個星期時間，對“工業七十條”（草案）稿逐條逐句地進行討論，然後將其報送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審閱並提交廬山中央工作會議討論通過。這個《條例（草案）》總結建國以來企業管理工作中行之有效的經驗，針對當時企業管理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加強企業管理的一係列正確指導原則和具體規定，包括建立以廠長為首的全廠統一的行政指揮係統、總工程師技術責任制、總會計師制度，落實對技術人員和老工人的政策等，成為克亂求治、整頓工業企業的指導性文件。當時遼寧省一個重工業城市的市委書記說：“去年下半年以來，我們感到企業問題很多，腦子很亂，千頭萬緒。‘工業七十條’給我們理出頭緒來了。”（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683頁。）20年後，鄧小平在主持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時，還真切地回憶說：“一九六一年書記處主持搞工業七十條，還搞了一個工業問題的決定。當時毛澤東同志對工業七十條很滿意，很讚賞。他說，我們終究搞出一些章法來了。”（《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頁。）薄一波也評價說：“工業七十條”的頒發試行，“對于貫徹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恢復和建立正常的生產秩序，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對于企業管理的法制建設，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668頁。）。
與此同時，鄧小平還主持對“高教六十條（草案）”稿的討論和修改工作。這個《條例（草案）》是在鄧小平于6月10日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布置由陸定一具體負責組織起草的。中央書記處會議記錄，1961年6月10日。7月13日，鄧小平又進一步指示要搞好“高教六十條”，總結經驗，定出章程，從積極方面解決問題。根據中央書記處的布置和鄧小平的指示精神，陸定一組織高等教育部、中宣部和清華大學等有關部門單位的人員，深入北大、清華和復旦大學等高校調查研究，廣泛徵求意見，在7月底寫出了《條例（草案）》初稿。在他們按照中央書記處提出的總體意見修改，然後鄧小平又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對“草案”逐字逐句進行討論和修改，然後報送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並提交廬山中央工作會議討論通過。在這一過程中，鄧小平提出了許多辦好高等教育的真知灼見，有些思想至今仍然值得借鑒。
首先，他針對“大躍進”中各地出現的一哄而起、盲目辦大學的混亂現象，提出要重視抓好大學教育質量。他說：“科學文化水平不決定于大學數量，而決定于大學教育質量。高校的任務是提高科學文化水平。這幾年總的來說，大學教學水平是降低了。”他強調：“抓好大學教育，其中有幾個比例要注意，即全國每年要招16萬大學生，就要有40多萬高中生，220萬初中生，這是保證係數。我們就抓16、44、220萬的比例，有了這個寶塔，大學教育就鞏固了。”（中央書記處會議記錄，1961年7月13日。）鄧小平提出的這個“寶塔”係數，符合當時中國那個發展階段上教育普及與提高的關係，對于保證提高大學教育質量具有重要意義。後來在1978年，著名教育家蔣南翔還指出：“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這個“寶塔”係數比例要堅持。
其次，鄧小平十分強調要理順高校的領導體制，認為這是辦好高校的關鍵問題。1957年反右鬥爭後，由于對“加強黨的領導”原則的片面理解，在高校各級包括係一級和班一級都實行所謂“黨的領導”，以至有的學生黨員掌握著學校很大權力，在教學管理上造成許多混亂。鄧小平明確指出：高校黨的領導“不能按級領導。學校就是一個學校黨委領導”（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討論“高教六十條”時的情況摘錄，1961年7月29日。），“總支以下黨組織要明確規定是起監督保證作用”（關于中央書記處討論高等學校工作條例草稿的情況，1961年8月5日。），“黨員通過自己的模范作用，積極工作，提出正確主張，同黨外師生合作，這樣來體現黨的領導”（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討論“高教六十條”時的情況摘錄，1961年7月29日。）。他針對當時黨對知識分子和學術工作領導方法上出現的不正常狀態，強調：“黨怎樣做工作？就是要創造一個生動活潑、人心舒暢的局面，一個出科學成果的局面。黨的領導幹部要和知識分子交朋友，關心幫助他們；就是要老老實實當好勤務員，為科學家服務，替他們解決困難。”（《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647頁。）鄧小平提出的這些意見，澄清了當時高校領導體制問題上的混亂思想。
再次，鄧小平強調要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他指出，要正確貫徹群眾路線，教師在教學中要發揮主導作用，認真教好學生，同時發揮學生的積極性，認真學好功課；要重視發揮老教師的作用，有計劃地培養和提高青年教師。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討論“高教六十條”時的情況摘錄，1961年7月29日。他提出，學校要做好後勤工作，保證教學條件，關心師生員工的生活。（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討論“高教六十條”時的情況摘錄，1961年7月29日、8月1日。）
此外，鄧小平還特別針對反右鬥爭以來知識界關于“紅”與“專”問題的片面認識，強調思想政治工作不僅要管“紅”，還要管“專”，“紅”要通過“專”體現出來。“白”與“專”沒有必然聯係，要廢除“白專道路”的提法。他強調，在畢業生鑒定中不要涉及生活細節，內容只應該注意根本的政治態度和總的思想狀況。（關于中央書記處討論高等學校工作條例草稿的情況，1961年8月5日。）鄧小平提出的這些指導思想，不僅對提高當時教育質量起了重要作用，也為他1975年整頓科學院工作、1977年再次復出後自告奮勇抓科學和教育，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和實踐基礎。
三、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
20世紀60年代的國民經濟調整，是在全黨痛定思痛總結“大躍進”經驗教訓基礎上進行的，這次經濟調整實踐，不同程度地豐富了中共領導人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積累了搞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在這一時期，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員的鄧小平，對社會主義建設也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思想。
首先，發展經濟要堅持“綜合平衡”的思想。鋼鐵是發展一切工業的基礎，中共發動“大躍進”的基本指導思想，即是把鋼產量作為一個國家實現工業化水平的主要標志。由此，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突出以鋼為綱，其他農業和輕工業全部為其讓路。但在現代國民經濟建設中，各行業之間相互依賴，密切聯係，任何一個環節出現生產停滯，都會打亂整個生產體係的運行。經過三年發展，鋼產量雖然在1960年達到1840萬噸，全國人民的生活卻遇到極大困難，工業內部各行業比例也嚴重失衡，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已難以為繼。中共中央領導人在調整實踐中，深刻地認識到這種發展思路走不通。鄧小平說：“過去，對‘大躍進’的理解有片面性。比如，認為鋼產量多了就叫‘大躍進’。”（《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789頁。）“以為鋼多就代表一個國家的工業水平，其實不是那麼回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773頁。）“現在看來，這是不對的。歸根結蒂是綜合平衡問題，各方面要平衡發展。”（《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731頁。）全黨綜合平衡思想的確立，為國民經濟的調整和發展提供了正確的指導原則。
其次，要以農、輕、重為序安排經濟發展。“一五”計劃時期，我們的經濟建設以重工業為中心，國家財政投資的80%多在重工業，這在當時不失是一種必然的戰略選擇。但是如果一味強調重工業而忽視農業和輕工業，那麼人民生活水平就得不到提高，工業的發展也難以為繼。因此，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都提到要正確處理農輕重關係。但由于“大躍進”後片面強調以鋼為綱，衝擊了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這樣到1960年夏秋之間，全國出現糧食短缺局面，人民的吃穿用成為迫在眉睫的大問題。這使得中共中央領導人逐步認識到：從農民身上拿走過多的糧食，傷了農民的元氣；必須重視農業的穩定發展，否則工業發展的基礎就不牢靠。鄧小平也指出：“農業穩了，工業也就穩了；農業不穩，工業就提心吊膽。”（《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778-1779頁。）為了切實支持農業發展，1963年8月，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建立農業銀行，統一管理農業投資和農業貸款，從資金上扶持農業發展。1963年下半年和1964年，鄧小平在領導制訂《關于工業發展問題》、1964年國民經濟計劃及為制訂“三五”計劃做準備時，反復強調“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要落實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方針，同時著眼于搞吃穿用。吃穿用搞好了，我們國家的腳跟就站穩了，基礎就穩固了，發展速度也會更快一些。”（《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789頁。）
再次，建設社會主義要以發展生產力為標準。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們的立國之本。但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卻經歷了一個不斷實踐、不斷探索的過程。在國民經濟調整實踐中，鄧小平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得到極大深化。1961年1月24日，他在會見外賓時明確提出：“如何搞社會主義主要看兩條：（一）群眾滿意。（二）發展生產力。群眾滿意、支持是判斷好壞的標準。”（《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615頁。）1962年3月29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在談到農業恢復生產是依靠集體還是依靠個人時，他明確指出：“原則是哪種辦法在哪些地方見效快，就用哪種辦法。不要拘泥于形式，不要擔心個人多了，集體少了。”“群眾願意怎麼幹就怎麼幹，採取靈活政策，非常辦法，個人、集體、集體個人相結合三種辦法都可以。”（《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697-1698頁。）顯然，農村中出現的嚴重困難局勢，促使中共領導人思考打破“大躍進”中“一大二公”的農村社會主義模式，開始尋求比較靈活的政策，以適應農村現實的生產力發展狀況，盡快恢復農業生產。為此，許多高中級領導幹部先後提出“包產到戶”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主張，鄧小平讚同這種想法，認為這是發展生產力的一種方式。1962年7月，他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指出：“在過渡時期，哪一種方法有利于恢復，就用哪一種方法”，“群眾要求，總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他強調，發展生產力的形式要實事求是，要多樣，不要千篇一律。（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713頁。）幾天後，鄧小平在接見出席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全體同志時，進一步強調指出：“農業本身的問題，現在看來，主要還得從生產關係上解決。這就是要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頁。）他還引用劉伯承在戰爭年代經常說的一句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強調生產關係不能採取固定不變的形式。鄧小平的這些思想，是在深刻總結“大躍進”挫折教訓的基礎上，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結果。這些難能可貴的思想，打破了過去對社會主義的教條主義認識，將社會主義落實到以群眾滿意和生產力發展為標準的歷史唯物主義原則上來。
此外，各項工作要有利于實現四個現代化。“四個現代化”的奮鬥目標，是毛澤東1959年底至1960年初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首次完整提出的，以後逐步成為全黨的共識。從1963年下半年開始考慮制訂“三五”計劃時，鄧小平多次提出中國要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發展目標。1963年9月，他在向外國客人介紹情況時指出：“我們現在提的口號是，建設一個比較完整、獨立的現代化的國民經濟體係，包括工業、農業。我們提的是四個現代化，即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現代化。”（《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773頁。）1964年1月，他又指出：“我們制訂的方針、政策要有利于發展生產力，有利于實現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衡量我們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我們能不能發展生產力，能不能比較快地實現四個現代化。”（《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789頁。）經過幾年的調整，我國國民經濟逐步步入健康軌道。在此基礎上，1964年12月，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正式向全國人民提出在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
20世紀60年代國民經濟調整時期，鄧小平與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一起，努力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並取得了很多難得可貴的思想成果。正是在這些正確思想指導下，國民經濟調整到1965年底勝利完成，工農業生產接近或超過歷史最高水平，農、輕、重比例基本恢復正常，工業內部各環節之間的比例也逐步趨于合理，財政平衡，市場穩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這些在探索過程中積累的寶貴經驗，為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國民經濟調整，提供了直接借鑒。改革開放後，我們也正是在這種初步探索的基礎上繼續前進，逐步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作者王雙梅，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