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店鸡蛋豆腐怎么做:诸侯经济的兴起与清廷的垮台

　　慈禧太后有言：“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很多人误以为，家奴乃是一个贬义词。其实，慈禧口中的“家奴”指的乃是那些威胁到中央权威的执掌地方大权尤其是财权的地方诸侯。
　　
　　
　　
　　
　　文/余治国
　　
　　 太平天国运动时，起于湖南的湘军与起于安徽的淮军接过满清八旗的枪，为保卫高贵的皇族一直战斗在镇压农民运动的第一线，其军事势力急剧膨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湘淮军事集团又开始放下屠刀，立地从政或从商，或兼而有之，迅速崛起于政坛和商界之中。

太平天国时期地方诸侯经济的兴起
　　 表面上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清廷度支部（原为户部，1906年改称度支部，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称：“中国向来入款因为民财，同归国用……未尝于收入时划分税项。”清末宪政改革时的汉军正黄旗名人，先后担任光绪皇帝的考察宪政大臣兼北京大学校长、“洪宪皇帝”的资政院总裁的李家驹也认为：“以我国财政向无中央与地方之分类。”貌似大清王朝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地方上没有独立的征税和财政支出的权限，一切钱的问题均须经过中央的户部核准才算合法。
　　 但实际情况却是，打集权之灯，走分权之路。太平天国时期，国家动荡，急需用兵。中央财政却难以提供足够的军费。清廷迫于无奈只好临时放权给地方上的军队统帅们。广东巡抚郭嵩焘这样评论道：“经营筹划，自求生理，而湖南经理得宜，则竟以一省之力，支柱数省。”自此，地方政权可以自行筹措军饷，换言之，湘淮军的大吏们拥有了独立的财政权。随后，各省封疆大吏纷纷效仿湘淮军的做法，地方财权大为扩张，“各省厘金实收之数，竟数倍于报部之数”。所谓厘金，是向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流通的商品征收一定比例的金额。简单地讲，厘金就是各种拦路抢劫的过桥过路费，巧立名目的超高超载罚款费。
　　 当时，各地方政权无不层层设卡，巧立名目，雁过拔毛，鹭鸶腿上都要刮二两瘦肉，以各种方式横征暴敛。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流通的交易成本过高，全国性的市场逐渐萎缩，本该属于中央的税基大多落入了地方诸侯的腰包。一个名义上大一统的经济开始变成实质上的诸侯经济。
　　 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各种战时的临时机构落地生根，变成了常设机构，而权宜性质的地方政策竟也成了常制。地方财政自主权不断膨胀，地方权威终于雄起了，清廷的中央权威却一落千丈。其中，沿海、沿江等相对发达省份隐约有与中央抗衡的趋势，户部的节制越来越成为一纸空文。江南筹款局，相当于现在江苏、上海和安徽三省的财政厅（局）的结合体曾规定该局税收“除报部外，如有盈余，仍留备各项新政要需，是以本地之款办本地之事，输纳于公家者无多，裨益于地方者甚大。”由此看来，江南筹款局留存于地方上的税收要远高于向中央上报的数量。其他各省莫不如此，均瞒报谎报，打起地方上的小算盘。
　　 在此形势下，清廷中央的户部与其他各部委即便意欲打探地方虚实，却也有心无力，难以掌握地方上的实情，全国财政的监控体系徒为虚设。对此，看似高高在上的清廷中央也只能或发几声牢骚：“有司大率以旧例绳外省，惯作空语搪塞。大农拱手受成，暗中掣肘不少。”或指责地方上有叛逆之心：“与各省疆臣同舟共济，乃两广旋以军饷紧迫，奏请自办两年，已有却顾之意；其宜昌总局专办两湖，则以两广、苏、闽附于赣、皖，亦不无异视之心。”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背后有深意
　　 慈禧太后有言：“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很多人误以为，家奴乃是一个贬义词。其实，慈禧口中的“家奴”指的乃是那些威胁到中央权威的执掌地方大权尤其是财权的地方诸侯。在慈禧看来，友邦可与自己平起平坐，家奴何德何能敢和主子争权。理所当然，普通平民连做家奴的资格都不具有，即便意欲做家奴之家奴亦非易事，那可是绍兴师爷的绝活儿。当时的人们莫不以做得上家奴为荣，以做不上家奴为耻，踊跃参考科举即为明证。
　　 谈到科举，清末有一位在清末四大奇案之一——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中担当主角的明星级举人杨乃武。杨乃武是杭州府余杭县人，1873年考中举人。小白菜本名毕秀姑，容貌秀丽，身材窈窕。1872年，18岁的小白菜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嫁给了豆腐坊伙计葛品连。杨乃武是小白菜夫妇的房东。身为劳动阶层的葛品连忙于磨豆腐，小白菜颇有空闲地向杨乃武学习读书识字，于是坊间便流传起了房东与房客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
　　 1873年，葛品连突然暴死，杨乃武则“众望所归”地成为犯罪嫌疑人。余杭知县刘锡彤之子刘子翰仗着“我爸是刘锡彤”，曾奸污过小白菜。刘锡彤在儿子的挑唆下，施用酷刑逼供，但被杨乃武严词否认。案子报到杭州府。官大一级，能力确实要高一筹。在杭州知府陈鲁的折腾下，杨乃武被迫承认与小白菜合谋杀死葛品连。谋杀亲夫在当时是与造朝廷反一样的大逆不道之罪。此案很快便上报浙江巡抚杨昌。杨昌据此上报刑部备案。
　　 杨乃武“精神病”一般的姐姐杨菊贞、妻子詹彩凤心有不甘，开始了从浙江到北京的漫长的上访之路。在浙江籍中央官员的呼吁下，慈禧太后亲自审查此案。1876年，经刑部与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审，杨乃武与小白菜陈冤昭雪。但这并非天道有眼，乃因慈禧另有打算。
　　 慈禧知道，平民上访意味着老百姓对清廷中央尚抱有期望，大清政权的合法性仍高于地方诸侯。大清中央毕竟不与普通平民直接接触。宫廷丑闻，皇家富贵，小民们眼不见心不烦。而地方诸侯们却与大清子民有直接联系，他们的颟顸无能，他们对小民肆无忌惮的压榨，都看在民众眼中。这将造成民众对政府的极度仇视，清廷中央的执政基础亦将随之趋于瓦解。此外，杨昌本人又是湘淮官僚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因战功在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保荐下做到浙江巡抚。浙江也是湘淮官僚集团控制的核心地区。只有削弱实力最为强大的这股地方利益集团，大清朝廷的权威才能重新树立，大清政府政府的公信力才能挽回。
　　 该出手时就出手。慈禧借此机会，将杨昌等浙江三百多名官吏，免职的免职，下狱的下狱，流放的流放，杀头的杀头。于是乎，在人们心目中，慈禧太后变成了领导着明镜高悬的清廷中央，无情地打击戕害群众的黑恶势力。

　“家奴”翻身之日便是清廷垮台之时
　　 大清铁娘子慈禧太后终有老去死去的一天，家奴们也有翻身做主人的日子。1883年，户部为清查财政，要求地方诸侯上报财政的实际情况，并发出“限于本年十二月封印以前到部，以备考核”的指令。这项工作无非是做些统计工作，并不要求地方诸侯上交应缴的财政收入。但地方诸侯都有意隐瞒实情，反应相当冷淡，各省均“逾限不覆”或“任意延宕”。
　　 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进中国，慈禧太后向西方十一国发布宣战诏书，并通电全国，要求地方派军助战。时任大清电报局局长的盛宣怀将这份电报密而不发，只向在广东的李鸿章汇报情况。李鸿章的回复竟然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随后，在盛宣怀的撮合下，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违背清廷中央的命令，与列强签订和平协议，对清廷与列强之战保持中立。各地方诸侯甚至还私下达成一致意见，若慈禧身亡，则由李鸿章担任最高元首统摄大政。
　　 1906年，清廷在绝望之中开始了宪政改革，希望能挽狂澜于既倒。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将地方财政纳人中央财政的改革迫在眉睫，但早已形成气候的地方诸侯们却毫不买账，他们沆瀣一气，结成联盟共同抵制清廷中央的财政改革，试图让地方财政凌驾于中央财政之上。
　　 在朝廷与地方的一片吵闹声中，清廷核心慈禧太后于1908年逝世。再也没有一位能镇得住各地诸侯的权威人物了。三年后，武昌起义爆发，各地诸侯纷纷通电全国，脱离中央，宣告独立，以示咸与“革命”。满清朝廷几乎没有组织起来像样一点的抵抗便土崩瓦解了。到了民国时代，那些地方诸侯及其继承人各自占地为王，拥兵自重，“城头变幻大王旗”，终于翻身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