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店招牌设计效果图:同仁血案——本可以避免的悲剧

发布日期：2011-09-23　 来源：健康报
□本报记者 曹 政 闫 龑□
北京同仁医院ICU病房里，耳鼻喉科主任徐文静静地躺在病床上。9月15日下午4时许，徐文被54岁的王宝洺持刀砍伤。
病房的床头，挂着香港电影里那只著名的小猪玩偶——麦兜，旁边的小卡片上写着“麦兜为你加油”。护士说，徐文最喜欢麦兜，这都是她的学生和同事送来的。“我现在觉得身体还行，就是心里很害怕。”徐文说，她的左手依然裹着厚厚的纱布，今后可能再也无法拿起心爱的手术刀。
在北京一处民宅里，行凶者王宝洺的妻子龚美华对着记者表示后悔不已：“他说话别人听不清楚，平常走到哪我都会跟着他，就那天没跟着，没想到就出了这事。我都悔死了！”按照她的说法，王宝洺砍伤医生，是因走投无路，“如果之前有人给我们解释或者法院作出公正的判决，这样的事也不会发生”。
诊疗结果起争议
2006年8月～9月间，王宝洺因嗓子不舒服，经亲友介绍到北京同仁医院医生徐文处应诊，被诊断为喉癌，并在徐文建议下进行了激光手术治疗。后来，王宝洺还去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下称“肿瘤医院”）复查和诊治。
根据王宝洺在两年前写下的博客表述，他认为自己在北京同仁医院接受的治疗是失败的，并将责任归结于手术医生徐文。
对此，北京同仁医院徐文的同事表示，从治疗方案看，徐文无任何问题，且术前协议相关条款清楚标明了风险，其家属也签了字。但患者术后未遵医嘱，这不是医生和医院该承担的责任。
双方意见不合，遂陷入长达数年的纠纷。要解决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有3条途径，一是医患双方协商，二是行政调解，三是诉讼解决。
在北京同仁医院门诊大楼一层的医政处，设有客户服务中心，有两名医务人员负责接待患者，如果患者对医院的诊治有任何异议，一般由客服中心负责接待和解决。王宝洺最初曾找过这个客服中心。据龚美华回忆，他们曾去过医院两次，其中一次还与医务科的工作人员发生了争执。双方意见分歧过大，使这一沟通最终不了了之。
2008年7月，王宝洺将北京同仁医院和肿瘤医院一起告上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索赔1700余万元。他的律师告诉记者，之所以把肿瘤医院也拉进来，是因为同仁医院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肿瘤医院在朝阳区，他希望能在朝阳区起诉，担心东城区法院偏向同仁医院。
遭遇无限期休庭
面对这场因医疗纠纷而引起的诉讼，法院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指定东城区医学会进行医疗鉴定。但由于王宝洺对病历存在异议，东城区医学会没有给出最后的结论。
2009年年初，朝阳区法院认为，案件与肿瘤医院关系不大，在王宝洺同意对肿瘤医院撤诉之后，将案件移交东城区法院。
2009年6月、8月和2010年11月，东城区法院曾就病历的真实性进行了庭前谈话，让双方表达质证意见。王宝洺坚持认为，同仁医院提交法庭的病历不真实，而同仁医院辩称，尽管徐文的部分签名是补签，但是这并不影响病历的真伪。
由于在病历的真实性上双方僵持不下，而法庭对此也没有作出定论，所以官司迟迟不能进入实质审判的阶段。
2010年1月，东城区法院又委托北京中天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但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司法鉴定也陷于停滞。
按照常规流程，若医患双方对病历的真伪存在争议，必须要法院通过质证，然后得出结论。最后，作为委托方的法院要向鉴定中心作出明确的指示，即依据哪些病历材料进行鉴定。鉴定机构没有资格判断材料的真实性，但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进展甚为缓慢。据了解，王宝洺多次催促法院加快进度，但法院有关人员总说，“要请示领导”或者“再等一等”。
悲剧发生
医疗官司久拖不决的现象在司法实务中并不少见。北京市某区级法院工作人员发现，在该区结不了的案子中，有78%～80%跟医疗纠纷有关。
有专门从事医疗纠纷业务的律师判断，此案审而未决可能是在技术鉴定阶段花费时间过久，因为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时间不计入诉讼审理期。而在他所经手的医患纠纷案件中，最快结案的也要半年多时间，手头一个正在审理的案子，已经打了两年多，至今尚未结案。
但是，对于一直寄望于经司法途径解决医疗纠纷的王宝洺而言，无限期休庭的结果难以接受。王宝洺的代理律师认为，3年的走程序时间的确太长了，这也是王宝洺几乎感到绝望的原因。“我们只能说法院的确在走程序，但是这样无限期地走下去，原告感到时间太长。”
在这期间，王宝洺也尝试到卫生行政部门投诉上访，寻求行政解决途径。但是北京市卫生局工作人员表示，这个案子正在法庭审理期间，任何行政上的投诉不予受理。
在这个过程中煎熬的王宝洺不时在网络上留下惊人之语。2009年，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一年多以来，（她）给我在精神上、肉体上及经济上均造成巨大损失与伤害，每天生不如死，每天我只想报仇。”
2011年9月15日下午，王宝洺在北京同仁医院追上正匆匆赶往门诊的徐文，连砍17刀。两年前便有警示的悲剧，最终还是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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谴责暴力
背景
今年以来已发生了多起医生被伤害事件，几乎每个月都有。
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徐文被砍伤。
9月8日，北大人民医院穆新林副教授遭到患者家属殴打。
8月，广东省东莞市长安医院发生恶性伤害事件，造成1名医生死亡，1名医生受重伤。
5月，江西省上饶市人民医院发生医患冲突事件，一患者之父纠集近百人封堵医院、殴打医生，干扰正常医疗秩序。
1月，上海新华医院发生暴力伤医事件，造成10名医护人员受伤，其中6位医生伤势严重。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
在对东莞长安医院发生的恶性伤害事件的讨论中，很多人自然而然地往制度上找原因。我认为，如将此恶性事件硬与制度联系在一起，一定会喊出“医生该杀”的口号。但是，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东莞“8·16”事件还没找到因为恶劣的医患关系导致行凶者动手的原因，没发现受害者在行医操守上有问题，也没有投诉的记录。如果这样的医生也该杀的话，是不是一名警察在巡逻时被杀，也该杀？如果不顾自己生命安危伸出援助之手的人该杀，那么这个社会还有公理吗？还有正义吗？
财新传媒常务副主编张进：
公正地说，中国医疗系统存在的种种问题，并不能统统归咎于医院、医生；某种程度上，医生也是医疗体制弊端的受害者。医改以来，对医院、医生有诸多约束；反观患者一方，不理性的举动却有增无减。如近期发生的几起医生被打事件，有的起因只是患者认为医生救助不力，治疗未能达到预期效果。难道医生是神仙吗？
9月19日，北京同仁医院很多医生默默流泪，可谓物伤其类。面对如此情势，从制度根源进行全面分析、提出解决办法，远水难解近渴。我以为，此时此刻，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保护医生！还医生一个安全、宽松的行医环境！否则，医生将战战兢兢、唯求自保；最终的受害者，必然是患者。
网友燕子言：
在首善之区，在被称为天使的医生身上，在一个善良女性身上发生这样的悲惨事件天理难容！对北京的这位女医生的遭遇，我有着最大的同情；对犯罪嫌疑人，我有着最强烈的愤慨。
说句实在话，我不认为北京的砍杀医生事件还是医患纠纷事件。这起事件是地道的刑事犯罪。有网友说，砍医生一定是有原因的。也许吧，也许医疗中确有过错。但是，我们能够说因为贫穷而偷窃不是犯罪？能够说因为失恋而行凶不是犯罪？医生是社会的服务者而不是社会秩序的捍卫者。从这个角度来说，医生是弱者，医生和患者一样需要法律的保护。
一位作家在书中写过这样一句话，老辈儿说老师和医生的钱是不能欠的。老师是灵魂的工程师，医生是生命的守护神。尊重老师，是要让我们的灵魂不朽；敬畏医生，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当医生受到暴力侵犯时，整个社会应该和医生站在一起。我不是在偏袒医生，而是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离不开医生，更离不开好医生。（本报记者曹  政  闫  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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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都需反思
同仁血案发生后，社会各方开始新一轮对医患关系的反思。医患纠纷频发，医生、患者、媒体、政府，都需要重新考量：自己在医患关系中如何能够起到积极的影响。
患者为何不满
“当我拿着化验单给医生看时，那个医生居然看也不看就说我没事。”谈及医患关系，正在京城一家三级医院取药的患者李淑芬情绪激动，“我相信绝大多数医生对患者是负责任的，但个别医生的行为很可能会影响医院的声誉。”
在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刘方看来，医疗纠纷的形成和造成现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医生自身的技术水平和道德欠缺，患者的理解与信任不足，媒体宣传的负面影响，医患对诊疗的认识差异，我国医疗风险社会分担机制不健全，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等。
刘方从经手的案件中发现，患者反映的三级医院的主要问题是围手术期的问题，其次是服务态度问题。二级医院的大部分是误诊误治问题。一级医院是一些低级错误，例如青霉素过敏皮试没做好，没有及时转院等。有些医院领导不重视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更多关注医院的收入、科研课题、就诊人次、手术数量等，也为医疗纠纷的再次发生埋下了隐患。
患者对医疗机构的不信任还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医疗机构在经营过程中的趋利行为，导致患方对医院的不信任。其次，医疗机构内部管理存在问题，包括医疗质量、护理质量、医学伦理、医疗器材、病历管理等。再次，由于病人过于集中，大医院特别是三甲医院医务人员工作压力大，服务态度与患者预期有落差，医患沟通不够等问题。
医生应给患者多些关怀
同仁事件发生后，一位医生给记者发来了自己的感想。与那些义愤填膺的感慨不同，他则是在反思医生自己应该改正什么。
“作为一名基层医生，我和大多数医生一样，对那些在医疗纠纷中无理取闹的家属、诱导家属闹事的医闹深恶痛绝。”这位医生说，在中国很多医疗纠纷的事件中，医生并没有技术上的过错，而是因为沟通不好。比如，病人因病重死亡或无法预测的原因死亡，医生用药正确，诊断正确，但由于缺少亲和力，缺少和病人、家属的沟通，就导致了医患纠纷。
这位医生建议，在今天的行医环境里面，医务人员一定要注意站在病人的角度多为他们着想。在你将要治疗他的病之前，你应该告诉他及他的家属关于他的病情，以及这种病可能发生的后果及转归，你的治疗方案，药物可能会出现的不良反应，他平时要注意什么等。他说：“‘总是帮助，时常安慰，有时治愈’这句话很好，有时心理治疗比躯体治疗还重要。因为按照今天的医学科学技术水平，很多疾病仍不能治愈，需要终身治疗，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等。如果我们能够在治疗躯体疾病的同时，给予病家多些关怀、帮助和安慰，也许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的纠纷和伤医事件了。”
北京阜外医院副院长杨跃进表示，医疗纠纷在任何一家医院都难以避免。究其原因，是医患互信关系和防范机制出了问题。在“阜外”，就有患者家属曾经说过，“我们千里迢迢奔你们而来，相信你们的技术和名气，如果病人死在水平这么高的医院，我们难以接受”。这番话语我们可以理解为：人们对患者自然死亡的无奈或许可以接受，但都不认可手术后死亡这一残酷现实。
他设想，应设立手术前第三方医疗风险防范调解委员会，既能代表患者和医生双方的利益，又有“裁判员”的权利和责任。成员由医院所在的区、市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官和律师组成。医疗风险共担即双方均认可并同意承担，以建立医患互信关系的保障机制，目的是为避免丧失抢救患者的机会，保障患者安全。
媒体该走出情绪化摇摆
《中国青年报》著名评论家曹林针对同仁事件发表评论，对医疗纠纷中媒体的角色提出批评。
在他看来，舆论在反思医患关系时很容易发生摇摆。当发生一起患者被伤害的事件后，舆论会高举道德大棒，把医生当成敌人，一边倒地站到患者一边，谴责医德的堕落和医风的败坏。而过段时间发生一起医生被伤害、被羞辱的事件后，舆论又会站到同情医生的立场，谴责患者的蛮横、偏执和极端。关于医患关系的舆论风向，随着这些极端的个案，不断发生着周而复始的情绪化摇摆。
曹林认为，这样的舆论摇摆，带来的不是宽容与和解，不是理性的反思，而是不断强化的敌意和冲突。医生感觉受到了莫大的委屈，患者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医患双方对对方都充满防范和敌意，于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医患关系在摇摆中自然不断恶化。反思医患关系，媒体首先要走出这种舆论“摇摆律”，而走出情绪化的摇摆，则要摆脱这些极端个案，站到客观的立场上进行反思。
政策制定者要有所思考
中国医师协会今年3月至4月进行的一项针对全国医生的《医师执业状况调查》显示，近一半（48.51%）的医疗工作者对目前的执业环境不满意，而满意的比例仅为19.02%。
此类调查还在2002年、2004年和2009年分别进行过3次，分别有63.67%、48.4%、63.61%的医师对其当时所处的医疗执业环境是不满意的。
在中国医师协会的调查中，82.64%的医师认为，目前医患关系仍然紧张主要是由于体制造成的，该体制包括医院管理体制、补偿机制、医疗保障制度、法律法规等因素。可见，医务人员对医患关系紧张的认识程度已从简单的医患双方的关系上升为对医疗制度的思考，希望政策的制定者有所思考。
“现在政府花钱买平安的事情很多。”有从事医疗纠纷调解的专家表示，曾有一次医闹围攻医院，某区政府就想拿钱尽快了事，不做深入调查了解究竟是谁的责任。公安部门出面维持秩序时，竟然替医院拍板说，你们赶紧赔几万块钱得了，你们医院那么有钱……医院也不敢反抗，担心下次再出现医闹事件报警，公安不再管了。（本报记者曹  政  闫  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