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饥荒巨大蜂巢:陈光：于建嵘社会问题观点评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5 23:08:35
陈光：于建嵘社会问题观点评析
作者:陈光_ 标签：娱乐2011-09-22 12:00 星期四 晴
9月21日，中国社科院于建嵘先生到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为学员做题为《当前中国社会稳定与管理创新》的报告。于先生是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对于当前中国转型期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有长期的观察分析，也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兼具学术良知，果敢言语和躬身行动者，在今天的中国，毕竟还是极为“稀有”的人物。于先生演讲中的引出的几个观点，值得分享与深思。
1.中国社会生态之“怪”。于先生用一句话来说明人们的基本生活状态：“明知不对而为之，明知正确而不为”。无论是高层管理者，研究者还是一般人士，都有不少人过着这样虚假/虚伪/虚构的生活，眼睛看到的，心里想着的，言语表达的和行动做出的，就是不一样。除了利益和权力之外，没有什么可以称之为“动力”。好恶判断失常，对错标准倒置，好人没有好报，谎言畅通无阻。社会生活的扭曲其实是社会存在与制度设计扭曲的一种折射而已。久而久之，便是良知泯灭与心的死亡。
2.中国社会进入“矛盾非常时期”。“矛盾突发期”，已为众所周知。我说“矛盾非常期”，有几个新点：第一，数量激增。发生在全国每年的“群体性事件”，从90年代初的八九千件，本世纪初的10万件，到2008年12万件，2009年20万件；第二，范围扩大。据于建嵘先生报告，“群体性事件”的范围包括：农民维权（35%），工人维权（30%），市民维权（15%），社会纠纷（10%），社会骚乱（5%）和有组织犯罪（5%），此外还包括复转军人情愿/教师罢课/农民工讨薪/底层知识分子失业等。第三，种类翻新。于建嵘先生将种类分为维权，骚乱和泄愤三类。提出的“社会泄愤事件”概念对认知中国社会问题有重要价值。“社会泄愤事件”是一种日渐增多的特殊类型，其参与者，发生机制和行动逻辑都不同于维权事件和有组织犯罪，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存在较大规模的社会不满群体，也说明政府管理能力的严重不足。“社会泄愤事件”具有无组织动员，无利益诉求，无权威信息和无规则底下的特征，其中一些个人“泄愤事件”具有反社会的暴力倾向。
3.中国社会“维稳”政策的悖论。于建嵘先生用“刚性稳定”和“压力维稳”来说明这种尴尬与悖论。威权体制的排他性与封闭性，视一切可能改变现有秩序的行为和现象为“敌人”，用国家暴力/意识形态控制/社会管制为基础，动员一切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过激而不是适当，刚性而不是柔性地对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结果是：第一，层层加压，运动式“维稳”。以“一票否决”的方式，决定基层政府的工作“政绩”，导致基层政府花钱买“稳定”，信访寻租，明文“销号”，滥用警力，无视人权的基本事实。第二，压力线不断升高，上空而下险。“维稳”经费高达6100亿元人民币，高压维稳，劳民伤财，上去了，再也下不来。不得不将“稳定压倒一切”这个特定阶段的临时状态“常规化”和“常态化”。谁都知道，此非长久之计。但稍有减压和柔性，社会强烈反弹，将危及现有制度的合法性和延续性。如果持续升压，长久的压闷让社会聊无生气，或者终有一天，不堪压力，社会出现爆炸性“动荡”，秩序紊乱，进入乱世之秋。
4.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在于建嵘先生演讲结束后，我向他提问：这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在“刚性稳定”的一定时期，如果可以避免社会大的动荡，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如果阻止我们这个社会的全面“溃败”--- 社会机体与细胞的坏死？面对这样一定奇特的转型社会，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于建嵘先生回答问题时，谈到要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建立制衡的司法体系，从县政改革开始，以实现真正的代议制度和人大代表职业化，强化社会建设，做好社区，社团和社工，还谈到知识分子的道义和责任，谈到“仰望星空”的理想与价值。说实在的，我仍然不清楚，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是什么？
作者:陈光_ 标签：娱乐2011-09-22 12:00 星期四 晴
9月21日，中国社科院于建嵘先生到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为学员做题为《当前中国社会稳定与管理创新》的报告。于先生是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对于当前中国转型期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有长期的观察分析，也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兼具学术良知，果敢言语和躬身行动者，在今天的中国，毕竟还是极为“稀有”的人物。于先生演讲中的引出的几个观点，值得分享与深思。
1.中国社会生态之“怪”。于先生用一句话来说明人们的基本生活状态：“明知不对而为之，明知正确而不为”。无论是高层管理者，研究者还是一般人士，都有不少人过着这样虚假/虚伪/虚构的生活，眼睛看到的，心里想着的，言语表达的和行动做出的，就是不一样。除了利益和权力之外，没有什么可以称之为“动力”。好恶判断失常，对错标准倒置，好人没有好报，谎言畅通无阻。社会生活的扭曲其实是社会存在与制度设计扭曲的一种折射而已。久而久之，便是良知泯灭与心的死亡。
2.中国社会进入“矛盾非常时期”。“矛盾突发期”，已为众所周知。我说“矛盾非常期”，有几个新点：第一，数量激增。发生在全国每年的“群体性事件”，从90年代初的八九千件，本世纪初的10万件，到2008年12万件，2009年20万件；第二，范围扩大。据于建嵘先生报告，“群体性事件”的范围包括：农民维权（35%），工人维权（30%），市民维权（15%），社会纠纷（10%），社会骚乱（5%）和有组织犯罪（5%），此外还包括复转军人情愿/教师罢课/农民工讨薪/底层知识分子失业等。第三，种类翻新。于建嵘先生将种类分为维权，骚乱和泄愤三类。提出的“社会泄愤事件”概念对认知中国社会问题有重要价值。“社会泄愤事件”是一种日渐增多的特殊类型，其参与者，发生机制和行动逻辑都不同于维权事件和有组织犯罪，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存在较大规模的社会不满群体，也说明政府管理能力的严重不足。“社会泄愤事件”具有无组织动员，无利益诉求，无权威信息和无规则底下的特征，其中一些个人“泄愤事件”具有反社会的暴力倾向。
3.中国社会“维稳”政策的悖论。于建嵘先生用“刚性稳定”和“压力维稳”来说明这种尴尬与悖论。威权体制的排他性与封闭性，视一切可能改变现有秩序的行为和现象为“敌人”，用国家暴力/意识形态控制/社会管制为基础，动员一切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过激而不是适当，刚性而不是柔性地对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结果是：第一，层层加压，运动式“维稳”。以“一票否决”的方式，决定基层政府的工作“政绩”，导致基层政府花钱买“稳定”，信访寻租，明文“销号”，滥用警力，无视人权的基本事实。第二，压力线不断升高，上空而下险。“维稳”经费高达6100亿元人民币，高压维稳，劳民伤财，上去了，再也下不来。不得不将“稳定压倒一切”这个特定阶段的临时状态“常规化”和“常态化”。谁都知道，此非长久之计。但稍有减压和柔性，社会强烈反弹，将危及现有制度的合法性和延续性。如果持续升压，长久的压闷让社会聊无生气，或者终有一天，不堪压力，社会出现爆炸性“动荡”，秩序紊乱，进入乱世之秋。
4.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在于建嵘先生演讲结束后，我向他提问：这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在“刚性稳定”的一定时期，如果可以避免社会大的动荡，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如果阻止我们这个社会的全面“溃败”--- 社会机体与细胞的坏死？面对这样一定奇特的转型社会，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于建嵘先生回答问题时，谈到要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建立制衡的司法体系，从县政改革开始，以实现真正的代议制度和人大代表职业化，强化社会建设，做好社区，社团和社工，还谈到知识分子的道义和责任，谈到“仰望星空”的理想与价值。说实在的，我仍然不清楚，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