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饮服务许可证编号:父亲康心如的“右派”罪名 怎样从“不予改正”到“应予改正”

父亲康心如的“右派”罪名

怎样从“不予改正”到“应予改正”

康国雄口述  何蜀整理

屈武支持我为父亲申诉

     1978年，中共中央决定给1957年划定的“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接着，中共中央进一步决定对“错划右派”予以“改正”（实际上就是平反）。这在中共历史上可以说是一项非同寻常的重要举措。

    1957年所谓的整风反右运动，不但粗暴加罪于数十万知识分子，把全国人民也打得晕头转向。从此，全国人民只允许有一种声音，一个看法，人人噤若寒蝉，不敢再说真话，再也不敢向领导干部提意见。全国上下陷入虚伪、猜忌、恐惧之中。

    现在，突然提出要给“错划”的“右派分子”“改正”，各单位为此都建立起了专门机构。据有关人士讲，99%以上的“右派”都要“改正”，这可是一件与我家关系极大的大事。

    我父亲于1957年在四川重庆被划为“右派”中的“极右分子”，沦为“贱民”，蒙受了奇耻大辱，在“文化大革命”中含着不白之冤离开了人世。

    据母亲讲，1957年爹爹被戴上所谓的“右派”帽子之后，被勒令参加重体力劳动——每天到河坝去背石头，他老人家那羸弱的身体怎能承受？无奈，只好在动身之前，在家里喝了强心的“可拉明水”才去。劳动了10天，不知哪位领导发了慈悲，又通知不让去了。

    我的中学同学戴明哲的母亲，1996年在北京时对我讲：当年，她曾看见“康老瘦骨嶙峋,迎着风咳喘，吃力地在扫大街”。

    父 亲30多岁得了肺结核病，当时这种病有如今天的癌症，是很难治愈的。一个在重庆行医的德国医生警告他，如果不离开重庆，就活不过50岁，因为重庆的气候对 他治好这种病不利。但是他想到开办的实业在重庆才打开局面，为了全家（包括他两个弟弟在内）的未来，他决心练继续挑着这副重担，在重庆干下去。

    没有想到，到了60多岁，他还遭受这种不人道的折磨！他从重庆来北京度过的最后十年中，从未和子女谈及此冤案，不论哪个晚辈去看望他老人家，他总是笑脸相迎，谈笑风生，嘘寒问暖。我们看到他那慈祥而衰老的样子，心中有多少话想说而说不出来，有多少眼泪想流而流不出啊！

    我 和妹妹于1951年离渝到京考大学后，只有父母二人留在重庆，相依为命。我对1957年父亲向共产党提过什么意见，怎样被当地的干部划成“右派”等前前后 后的事，一无所知。据说，如今99%以上的所谓“右派”都要平反了，都承认是“错划”，而我父亲的问题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结论呢？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经过深思熟虑后，我决定以个人的名义向有关部门询问。

    1979年，我给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去信，要求复查父亲的“右派”问题。信寄出之后如石沉大海。

    同父异母的哥哥康国藩，也于同年9月去函要求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复查，结果一样——不予理睬！

    面对这种情况，我当然不愿善罢甘休。我去找到屈武。

    屈 武这时是全国政协常委。他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曾于20年代到苏联留学（听说他早就是中共秘密党员）。抗日战争时，他与于右任一起住在重庆领导事巷 我三叔康心之家，翁婿二人与我父亲私交甚笃。据屈武老先生对我们讲，抗日期间，他经常出入我家，他总愿意坐在我家大客厅里一架落地式高级收音机旁，收听苏 联和延安的广播，许多关于共产党的消息，他都是这样得到的。他还说：“在你们家收听这种广播，既安全又准确。收音机好不说，康家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国民 党不会来搜查的，是一个极好的避风港。”

    抗 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时，屈武曾按周恩来的指示，借我三叔的住宅，约了一批社会贤达和周恩来接触，屈武还在我三叔家里秘密组织了一个帮助中共与国民党斗争 的秘密小团体“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史称“小民革”），说明当时康家的社会地位，以及对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支持非同一般。

    为了替父亲洗刷1957年所受的不白之冤，我决定找屈武帮忙。

    屈老问我：“你敢肯定你爹的问题可以改正吗？”

    我对当时的情况、中央的政策一点都不知道，对如何“改正”也不摸底。但我对父亲一生的为人却十分了解。共产党执政后，他对共产党政权积极拥护，寄予希望，我不相信他想推翻共产党的统治。

    事实上，他不仅不反对共产党，而且跟当时的广大资本家一样，听共产党的话，拥护共产党的政策。

    1950 年，他用心血经营的美丰银行被迫停业，完全是出于无奈。据母亲讲，他为此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还曾动员全家老幼捐献出个人的钱财和首饰，企图力挽狂澜， 维持美丰。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又把爹爹当成靶子审查了一通。母亲也被街道基层干部威逼交待父亲的“问题”。母亲说，那时一听见叫她去开会，就 双腿发抖。后来，有关方面为了利用爹爹的社会声望，以利推进“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让他担任重庆市投资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1957 年春，五哥康国藩在北京准备结婚，父亲正好在北京出公差，也顾不上等五哥的婚礼结束后再走。赶回重庆参加了最后一次“帮助共产党整风的鸣放会”，即被划为 了“右派”，而且是“极右派”。当时重庆工商界有人昧着良心揭发他，说他建国前夕转移了100多万美金到国外去（当时重庆的报上刊登了这个揭发）。其实他 没有转移一分钱到国外，他的子女也没有一人被他送到国外，只有一个女儿康宁，我同父异母的二姐，是早在1947年就随丈夫去的台湾。

    我根据了解的情况，坚决地回答屈老说：“肯定应该改正！”

    屈老说：“那好，你就写封信给我，把你们写信给重庆市委统战部要求改正，他们不予理睬的情况也写上，我设法把信转上去。”

    于是，我按屈武说的写了一信，请中央统战部重新审查我父亲的案件。

    当时担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且有数十年中共党龄的孙起孟，和担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屈武共同签名，把我的信转给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屈武告诉我，他和孙起孟是“文革”中被批斗关押时的“难友”。

重庆通知“不予改正”

    一直到1980年5月，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才给我兄弟二人的所在单位分别来信，并附有对父亲“右派”问题不予改正的复查结论，要求单位转告我们。来信及复查结论全文如下：

中共重庆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市统  〔1980〕98 号

 北京朝阳区职工大学党委：

    你处职工康国雄同志之父康心如先生（已病故）的右派复查结论，经中共重庆市委今年二月十一日讨论，决定不予改正。现将“关于康心如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寄上。请你们告诉康国雄同志，并请协助作好本人的思想教育工作。

          致以

敬礼

                             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公章)

                                  1980年5月12日

关于康心如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

康心如，男，1889 年生，陕西城固县人，民建会员。解放前曾任重庆美丰银行、民生公司等60余家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董监事等职。曾任原国民党国大代表、重庆市临时参议会 参议长。解放后，曾任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市政协常委、市民建、市工商联副主席、全国工商联执委等职。1957年7月划为极右分子，保留市政协委员、市工商 联委员和民建会籍，撤消其他一切职务，由行政13级降为17级。1960年10月摘帽，1961年迁北京居住，1969年病逝。

    原划为右派主要依据是：

    1。 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是暴政。他说：“古今中外，执政者有两种，即霸道和恕道，亦即施仁政或暴政。暴政易施，但不巩固，古代的秦始皇，现在的斯大林。仁政难 施，乃治本之道。施仁政要有条件，民殷物丰。现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民生活都很困难，吃饭都成问题，国家物资很缺乏。执政者人为使然”。

    2。曲解赎买政策。说：“定息是赎金，不是剥削，是双方同意办的，不是一方强要的”。不承认资产阶级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造。说：“脱胎换骨是道家的说法，只是二辈子做人才办得到”。

    3。不承认私方代表。阶级关系划得如此严，要公私关系处得好，我看很难。

    4。认为党缺乏友情，没有人情味。

    经 复查，上述内容是康心如于1957年6月在市委召开的工商界人士鸣放座谈会上的发言。当时的报纸、记录和本人检查，基本都是一致的，事实没有出入。原划右 派的依据中的二、三、四部分，言论有差误，反映了他的资本主义立场。第一部分即暴政问题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诬蔑，是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仅此一 条即够右派。根据中央(1978)55号文件有关规定，不予改正。

                                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公章)

                                     1980年1月22日

屈武在中央统战部慷慨陈词

    重庆市委统战部这一封来信，无异给了我一闷棍！

    但是，我冷静下来反复阅读“复查结论”，觉得疑点甚多。

    他们坚持错误，不肯给父亲改正的主要根据是第一条，即所谓“暴政”问题。从这一段文字看，不像是发言；极有可能是断章取义乃至诬陷不实之词。

    “结论”还说：“当时的报纸、记录和本人检查基本一致，没有出入”。父亲的发言记录和本人检查都被官方收藏，即使家里留有手稿，经过多次抄家也早已无从查找。但“当时的报纸”按理说应该还查得到。

    既然他们提到三个“一致”，就提醒了我：唯一可以查核的就该是报纸了。考虑到父亲当时在重庆的身份地位，他的发言也会在报纸上刊登的。

    正巧，妹夫在北京图书馆工作，这是全国最大，藏书和报刊资料最全的图书馆。他花了不少时间，把1957年《重庆日报》上父亲的发言全部摘抄下来。

    在这些记载中，我们找来找去，根本找不到“复查结论”中所说的“暴政”字样。

    难道抄录时漏掉了？

    我们又一次仔细地查阅了当年的相关报纸，《重庆日报》1957年5月23日登了我父亲发言的全文。

    正好，这时北京图书馆刚开始使用静电复印机，这次我们就把报纸上所有有关父亲的材料，全部一式二份地复印了下来，共有十二篇。然后再一次仔细地反复查阅这些文章，

    结果，不但没有“暴政”二字，连跟他们写的关于“暴政”那一段文字相似的意思都没有！

    按当时运动的规定，必须在会上的发言才能定案。相反的，从报上登的我父亲的全部发言来看，都是从善意出发，不仅没有攻击共产党的任何话语，而且所提意见都是正确的。我们还认为语气温和，并不尖锐。

    啊！苍天在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几年了，“反右”运动也过去二十余年了，居然还会有人无中生有编造事实，继续发挥50年代整人的手段诬陷好人！

    我带着强烈的愤怒情绪去找屈武老先生，把所有复印下来的证据也带给他。我必须从上到下地来搬掉这块栽赃陷害的巨石，不弄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

    屈老看过材料后说：“让我先想想。”

    几天后，屈老的儿子屈北大来我家谈了以下情况：

    昨 天，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集各民主党派内共产党负责人开会，讨论改正右派的问题。在会议上征求大家意见，改正右派问题是否可以告一段落了？屈老在这次会 议上，把我父亲的问题提出来，慷慨激昂地发了一通言。指出外地“改正右派”的阻力很大，并举出我父亲的例子来说明。主持这次会议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童小鹏，抗战时期他在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他当然应该知道我父亲的名字。

    屈老还通知我，把我要求平反的详细经过再写一份材料送去，并附上我从北图复印来的有关父亲在1957年鸣放会上的发言全文，并要我第二天上午一定送到。因为下午还要继续开中央统战部的会。

    我赶忙写好信，并把报纸复印件全套附上，送到屈老家，开会时，屈老把材料让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彭友今看了。彭友今看完材料后只说了一句话：

    “这可以定为诬告罪。”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又发出了一个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这对类似我父亲这样的复查改正问题显然起到了推动作用。

    据说，中央统战部还派了专人去重庆督促处理我父亲的问题。

承认“改正”又留尾巴

    1980年8月25日，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给我所在单位和我本人各寄信函一件，说明我父亲的问题经再次复查，决定予以改正。

    同样还是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这批人，见到中央统战部的态度后，便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我不由得激动万分，要不是我认真查核历史材料，他们岂不仍然在1957年的基础上继续害人吗？！

    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的再次来函如下：

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工作部用笺

市统〔80〕232号

北京朝阳区职工大学党委：

    你 处职工康国雄同志之父亲康心如先生（已故）的右派复查问题，根据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和康心如先生子女的申诉，我们再次作了复查，经中共重庆市 委今年八月七日讨论决定予以改正。现将《关于康心如先生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结论》寄上，请你们转一份给康国雄同志。我部今年五月十二日去函所附《关于康心 如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予以撤销，请即退还我们。

                                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公章)

                                     1980年8月25日

    通过我所在单位转给我的信件抄录如下：

中共重庆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用笺

 康国雄同志：

    根据中央统战部有关指示精神，我部对你的亲属康心如同志的右派问题改正结论作了修改，现将修改后的结论一份寄去，请查收保存，有意见望告。原结论请销毁。

    此致

敬礼 

                       中共重庆市委统战工作部(公章)

                                1980年5月12日

因结论没有多印，只能再寄去一份。你处组织已发了改正通知。

    关于我父亲改正的第二次文件，就是180度转弯的那份结论全文抄录如下：

    康 心如，男，1889年生。陕西省城固县人。民建会员。解放前历任重庆美丰银行、民生公司等六十余家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董监事等职。曾任国民党国大代 表、重庆临时参会参议长；解放后曾任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市政协常委、市民建、工商联副主委、全国工商联执委等职。1957年6月划为极右分子，1958年 5月处理为保留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执委和民建会籍。撤销其他一切职务，由行政13级降为17级。1960年10月摘帽，1961年迁居北京，1969年 病逝。

    1958 年5月处理康心如右派问题时所列的主要事实有：(1)歪曲赎买政策，否认定息是剥削。认为赎买是政府拿钱买他的东西，定息不是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 值。(2)否认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反对脱胎换骨的改造，说“脱胎换骨”是道家的说法，使资本家的“改造无限延期”，只有二辈子做好人。(3)主张取消阶级 关系，否认党的领导。认为企业无私可代，可以取消“公私合营”四字，企业阶级关系划得那样严，要搞好公私关系很困难。(4)打击骨干分子。说：“不要脸才 当骨干分子”，反对民建会、工商联作为“改造之家”。

    现 在复查，上述内容是康心如1957年在市委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见1957年《重庆工商》第10期、1957年5月26日《重庆日报》)，康 的发言内容是有错误的，但尚属对局部性的工作和政策的意见，不是在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经过批评教育，也承认了错误。根据中央〔1978〕55号文 件，1957年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原划康心如右派属于错划，决定予以改正，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其家属的档案中涉及这一问题的有关材料应予销 毁。

    我部今年1月22日曾对康心如的右派问题作过不改正的结论，现查该结论所列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是暴政问题，不是康心如在鸣放座谈会上正式发言，原结论应予撤销。

                                           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公章)

                                                1980年7月29日

    这前后两份结论的内容，有许多明显的疑点。

    第二次结论中“暴政”一段话没有了，却变相改头换面地继续诬陷说：“说社会主义制度是暴政问题，不是康心如在鸣放座谈会上正式发言。”继续无中生有地编造。完全暴露了他们不愿爽快承认自己错误的心态。

    复 查后，可以改正了，“暴政”一条罪名没有了，却又加了另一条罪名（第四条）。但是在我父亲当年的发言记录和检查中都没有那些文字。如果当年有那样的言论而 不检讨，无论如何是通不过的。当年的“认罪书”通过了，却没有如今这个第四条所列的罪名，现在平反，倒又凭空添上这一条。岂不是很滑稽吗？

    后来他们解释，“暴政”云云是在会下给个别人讲的。据说1957年划“右派”定性的根据是以鸣放会上的发言为准，会下与个别人的谈话不足为据。这显然是重庆的某些人为当年整人行为作的一种狡辩；也许他们想留一个尾巴，一旦将来政治气候变了，他们又可以变成“正确”的！

    我怀着这种不无委曲的想法去找屈老，他劝我说：“国雄，不要再提了，这其中的问题我不好向你谈，你就不要再追了。这回他们是180度大转弯，你得让他们下台阶。他们已经很被动了。你怕他们再整你，现在的气候他们整不了，将来气候变了要整你，即便没有这句话也可以整嘛！”

    听 罢屈老这一番话，我心情平静了一点。想想1957年给“右派”定罪，真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你讲过什么可以定罪，你没讲过也能定罪，当时就是如此的无法 无天。直到二十年后要改正错误还这样艰难，像屈武这样的老干部对这其中的问题都表示“不好向你谈”，那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父亲平反后，我去向父亲的好友陈铭德、邓季惺报喜，邓季惺告诉我，在一次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上，有人讲话时说，原工商联执委中的“右派”只有康心如和某某两人没有改正了，但马上有人纠正说，康心如已经改正了。

    我问邓老，另一位怎么没有得到改正呢？她笑道：“他没得一个能干的儿子嘛1”

原来他们本不想“改正”

后来，重庆又作出一个再次修改过的改正结论，干脆不再提当年划“右派”的“主要事实”了：

关于康心如先生错划右派问题的改正结论

    康 心如，男，1898年生。陕西省城固县人。民建会员，解放前历任重庆美丰银行、民生公司等六十余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董监事等职。曾任国民党国大代表、 重庆临参会参议长。解放后曾任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市政协常委、市民建、工商联副主委、全国工商联执委等职。1957年6月划为极右分子，1958年5月处 理为保留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执委和民建会籍，撤消其他一切职务，由行政13级降为17级。1960年10月摘帽，1961年迁居北京，1969年病逝。

    根据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原划康心如先生为右派分子的问题属于错划，应予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消除影响。

                             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公章)

                                   1980年7月29日

                                1983年12月26日修改

    我曾听一位堂姐说，她有一位朋友在重庆市委工作。他给她讲了一个说法：重庆当时曾印发过一份有关“改正右派”的文件，其中提到：重庆市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除康心如一人外，其他人都给予改正……

    我的儿子宏通后来去看望屈武，屈老也对他说：“四川当时就想留下你爷爷不给改正，要不是你父亲能干，恐怕就不好办了。”

    原来他们本不想给我父亲改正！

    只 是在中央统战部的压力下，加上我提供的报纸材料的有力证据，驳倒了他们的凭空诬陷，他们才迫不得已“给予改正”。但是，以前发的那个“除康心如一人外”的 文件明令撤销收回没有？如果没有，他们又不可能专门再发一个“康心如一人也给予改正”的文件。这在单位和社会上必然造成一种不明不白的混乱。

    我决心要让重庆有关单位和社会公众都明确知道我父亲得到平反改正的事。

中央同意召开康心如追悼会

    本来，我并不认识孙起孟老先生，只知道他曾与屈老共同联合签字，把我所写的材料转交给中共中央统战部。为了表示感谢，我亲自登门拜访。

    孙老谦虚地说：“这是应该做的事。党有政策，你提供的材料也很过硬，不然，事情就难办了。”

    我向孙老提出自己的想法。

    1957 年，共产党动员各界人士提意见，帮助他们整风。我父亲匆匆从北京赶回重庆市参加鸣放会，善意地向共产党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所提的意见在报纸上公布后，还曾 收到一些群众的信，表示支持，认为他说了公道话等等。我父亲过去办实业，对发展西南金融贡献甚大，社会地位颇高，在群众中有影响。在他蒙冤后，仍有不相识 的人给他写信，安慰他、鼓动他。

    我父亲被划为“右派”后，台湾电台曾多次在广播上鼓动他逃出大陆，台湾方面欢迎他……这个广播讲话，四川有不少朋友都收听到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个叫王政的，写信给我父亲说，想见面谈一谈，有要事相商。要求我父亲于×年×月×日在报纸上登一个寻人启事，告诉他一个见面的地址。

    我父亲心地坦荡，为人光明磊落，不愿意与不相干的人偷偷摸摸联系什么。他拿着此信，与母亲一起到统战部去请示。统战部研究后答复可以相约，地址订在我四叔康心远家中。只是约见的时间比来信规定的时间推迟了两天。

    约见那天，那个叫王政的也来了，他问我父亲为什么不走（离开大陆）？我父亲答道，年岁已大，不想走了。王某又问了他的生活和各方面的情况后就走了。

    即日，我父亲将经过情况，向统战部作了汇报。

    我将这些情况向孙起孟老先生谈了，说明我父亲在社会上的深远影响。我建议，乘“改正错划右派”的机会，通过新闻媒介，向国内外作一次宣传。

    孙老问我有什么具体意见？我建议在重庆召开一次追悼会，并登报。孙老表示支持我的意见，并认为还可以通过对外广播的方式，向海外及港台宣布。

    我心中只有一个目的，父亲去世已十几年了，但必须要为他找回这个公道。

    孙老要我写出书面意见。

    1981年2月，全国工商联秘书长黄凉尘（原在重庆作过宝元通公司总经理）打电话给我，约我去国务院第四招待所面谈。当时，他刚参加完了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之一。

    黄凉尘告诉我，中央同意召开康心如的追悼会，康先生在西南金融界影响大，应在重庆开这个追悼会。问我有什么要求，对追悼会规格大小有什么想法等。

    我表示，父亲离开人世十几年了，追悼会规模大与小都无所谓，3000人与3个人开会意思都一样，关键是追悼词，我们要事先看过，同意再用。因为，我对那些患有左倾顽症的官老爷是有警惕的。

    黄凉尘还说，目前国家经济困难，康家人口众多，可以报销一部分差旅费，但不能太多。我表示经费问题不大，能报销多少，就报销多少，只要能开追悼会，我们可以自费前往重庆。

    几天后，民建重庆市委派其副主任委员黄明安来京找我商谈，他说：“给康老开追悼会中央已批准，按老红军规格，国家拨款500元。”问我对追悼词有何意见，希望提出具体要求。

    我说很简单，只要三条：

    1、父亲是爱国的。青年时期参加了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中年以后，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对发展四川经济有重要贡献，

    2、父亲相信共产党，相信社会主义。他的八个儿女中，没有一个送出大陆（只有一个女儿于1947年随夫去台湾工作），也没有转移过一块钱到国外。

    3、错划右派，应予平反改正。

    追悼会时间定在1981年3月15日以后。在四川，我们已无家可归，也无亲戚可投靠，只要求重庆有关单位代订住所，费用我们自理。

    不久，追悼词文稿寄来，调子很低，只承认我父亲在“我市工商业方面起了一定作用”，“解放后，在我省、市做过一些有益工作”，“1957年错划右派”。追悼会日子定在3月18日，如我方同意，即通知重庆市有关方面准备。

    追悼词的调子提得这么低，我本是不能接受的。但是，考虑到他们被迫承认了我父亲的作用，如果再往返探讨几次，时光都白白流逝了。从他们当时的认识水平来讲，不可能再提到什么高度。至少，他们已经认识到这件事从头到尾办错了。这就行了。

    我们只好就这样定下来了。

感慨万千回重庆

    为参加追悼会，我们全家一共去了10口人，由母亲带队，我们怀着既兴奋，又悲痛的心情回到了久别的重庆。

    1981年3月16日，以“康心如同志追悼会筹备组”的名义发了讣告。1981年3 月28日（星期六）上午9时，在重庆市沧白路市政协礼堂举行了追悼会。

    追悼会通知面很小，因而参加的人不多。筹备组只通知了民建和工商联两个单位小组长以上的干部参加。原美丰银行的老行员都是事后才知道的，因此没有人来参加追悼会。

事后，原美丰银行的老行员知道康心如平反恢复名誉了，都很高兴，他们说，过去总挨批，说他们为大资本家、右派服务，现在肯定康老对四川省、重庆市有贡献，那我们也为此贡献出了一份力量。

——在重庆的原美丰银行的行员，还自发组织了一个联谊会，每年都聚会一次，后来发展为每年聚会两次。一个被整垮了的老民营企业的员工，能这样自觉自愿地组织起联谊会并且坚持这么长的时间，可见当年那个企业对他们的影响和凝聚力有多大。

    我们总算达到了目的，为父亲出了一口气，但愿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得到一点慰藉。

    追悼会召开后的第二天，1981年3月29日，在《重庆日报》头版正下方，刊登了有关我父亲追悼会的消息，全文如下：

原市民建、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康心如追悼会在市政协礼堂举行

    本报讯  原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市投资公司经理康心如追悼会，昨天上午在市政协礼堂举行。

    康心如同志于1969年11月16日因病逝世，终年79岁。

    追悼会由民建重庆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昆水主持。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行长白银彰致悼词。

    悼 词说，康心如同志是一个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青年时代受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加入同盟会，积极参加辛亥革命活动。解放前，他主要从事金融事业。 对我省、我市民族工商业、金融事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解放后，他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宣传贯彻党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作出了有益 的贡献。曾被选为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市政协委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现已改正，恢复名誉。

    追悼会后，原聚兴诚银行总经理、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副主任委员杨受百向我们说，是他提议要白某参加追悼会并致悼词的。因为他认为，“1957年把康二爷划成右派，他是有责任的。”

    我们全家下榻在原柴家巷大院旧址对面的和平公寓，杨受百还对我说：“国雄呀，你知道我为什么安排你们住在这里吗？这里是康二爷当年当重庆投资公司经理的时候主持修建的！”

    报 纸上刊登的这一条短短的消息，是我们盼望多年的。但是我们读到后，心情并不那么舒畅，仍感压抑，原因是有关人员对我父亲的评价压得不能再低了。他们明明知 道我父亲在建国前对重庆市的金融界贡献甚大，对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发展所作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可是有关人员坚持不提“重要贡献”，而只提“起了 一定的作用”！

    康心如追悼会像一颗小石子在重庆引起一股小波澜，一些正直善良的重庆老人纷纷到我们下榻处，异口同声地说出他们的心里话：“拉开电灯，打开水龙头，就想起康老对重庆市的金融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接我母亲的民建会人员，私下对母亲讲：“多亏你儿子。他们想把康老留在右派里，没有中央的指示，康老是不会平反的。”

    我们一行人开完追悼会，就纷纷离开重庆，到成都去休整了几天。

    重 庆有那么多能勾起我们感情、留恋和回忆的地方。我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的汪山，培养我成长的几个中学，当然更有我们那慈祥而了不起的父亲所留下的足迹，和他 倾注毕生心血为之奋斗，发展与发达于重庆，最后也在重庆倒闭的美丰银行。也正是重庆这个城市使他蒙受了奇耻大辱。他一生的荣辱大部分与这座山城有关，我们 想再寻觅一下父亲的足迹，再呼吸几口父亲曾呼吸过的空气。

    可是，想到我父亲所谓“右派”问题平反改正的艰难，想到这次追悼会的勉强召开，悼词对我父亲评价的有意压低，种种令人不快的情况都使我们不愿久留。

    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但愿在我们伟大的欣欣向荣的祖国，不要再搞那种整人害人的政治运动，不要再让好人蒙冤，坏人得势。

（摘自康国雄口述、何蜀整理《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陪都金融大亨康心如之子康国雄传奇人生》第十四章“父亲平反一波三折”。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原文链接：http://passinglikeawind.banzhu.net/article/passinglikeawind-11-16893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