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戟之灵总帅被废除。:专访谷歌董事长施密特

看上去，鲁迪?科尔普斯(Rudy Corpuz)身上还留有过去在加州混黑社会的影子。几条及肩的辫子编得紧紧的，胸膛和臂膀肌肉发达，走路时迈着缓慢的大步、身形左右摇摆，一看就是打架好手。科尔普斯12岁就加入黑帮，到18岁的时候，他每天可以挣1000美元，靠的就是兜售强效可卡因给邻居。科尔普斯没杀过人，但朝人开过枪；他并不怎么感到愧疚，说那些人是“自找的”。他是这样解释的：“我是为保住自己的声望才被迫开的枪”。第一眼看上去，科尔普斯绝非善类。如果一个谷歌(Google)工程师深夜从总部大楼Googleplex开车出来，根据谷歌地图(Google Maps)的标识，开上美国国道101，向北行驶35.9英里，耗时42分钟，最后在旧金山市场南(South of Market)的街道间迷失了方向，此时他绝不会愿意碰到一个像科尔普斯这样的家伙。而市场南正是科尔普斯过去称王称霸的地方。

然而，最近某个周一的早上，在爱尔兰，科尔普斯缠住谷歌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不停地劝说他招聘市场南那块儿的青少年，为谷歌设计电脑游戏。科尔普斯已在上世纪90年代初金盆洗手，在市场南创建了一个帮助青少年脱离黑帮的团体。

施密特答复科尔普斯道：“我喜欢这个想法。”说完，施密特转身来到都柏林会议中心(Dublin Convention Centre)反暴力极端主义峰会(SAVE)的观众面前，开始称赞利用游戏管孩子的种种好处：“小朋友或青少年呆在家里玩游戏，肯定要比一个人在外面晃荡更不容易惹事。”

科尔普斯稍后坦言，他也是瞄准了一个商机。他告诉我：“我也是个商人，你懂我的意思吧。”施密特显然是个“大头目”，“我们俩配合，肯定像蝙蝠侠(Batman)和罗宾(Robin)一样，没的说”。

科尔普斯与施密特之间这一不可思议的思想交流，出现在谷歌推出Google Ideas期间。Google Ideas是谷歌向慈善界进军的最新之举。这个被界定为“思想与行动之库”(think/do-tank)的部门，有两种可能的结果：要么成为拓展企业社会责任边界的一次大胆尝试，甚至重新定义企业在当今世界中的整体角色；要么就是打着解决当今世界一些最棘手问题的旗号，最终吹大新的科技泡沫。

作为“不作恶”使命的一部分，谷歌很早以前就建立了慈善部门。2006年，谷歌创建了Google.org，负责捐献善款（该公司去年捐款逾1亿美元，占其向非营利性组织和慈善机构累计捐款额1.84亿美元的一多半）。谷歌还安排了工程师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例如在最近日本的地震和飓风之后帮助受灾者确定失踪亲属所在位置。谷歌还通过谷歌地球(Google Earth)帮助监控全球森林的健康情况，追踪流感在全球的传播情况，甚至开发了“公用事业级别”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但在去年，施密特拜访了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部28岁的天才青年贾里德?科恩(Jared Cohen，见右图)，请他帮助谷歌进一步推进慈善事业。施密特从2001年起就一直担任谷歌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CEO)，今年早些时候才辞去CEO一职。科恩最出名的一件事是，劝服Twitter不要在2009年伊朗大选后抗议迭起的关键时期关闭网站进行维护。科恩是“利用数字化工具推进外交”的著名鼓吹者。可以说，他在谷歌能够放开手脚将部分上述理念付诸实践。

创建于去年10月的Google Ideas，很快确立起了声望，因为它在做大部分企业部门都会极力推脱的工作。Google Ideas设置在谷歌的业务运营与战略部（而非慈善部门）旗下，其6名员工常驻谷歌纽约办事处。

谷歌从世界各地邀请了80多名前圣战分子、前新纳粹光头党、前爱尔兰极端分子和前美国黑帮成员，来都柏林参加SAVE峰会，并支付他们的旅费。这些人如今都在从事防范极端主义的工作。在会上，他们与谷歌的员工、恐怖袭击和绑架事件的幸存者、学者和其他专家聚在一起，试图拿出击败极端主义的良方。

不仅如此，Google Ideas还在利用这次都柏林峰会实践一种模式，它希望这种模式以后也可以用来解决其他问题。科恩认为，有许多问题可在谷歌的帮助下找到解决方案——从探索如何帮助索马里这样的所谓“脆弱国家”更好地运转，到解决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司法资源难以获取问题。科恩表示，Google Ideas“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即世界面临的每一项挑战都涉及科技，同时每一个解决方案也都离不开科技的参与。科技既赋予人行善的能力，也赋予人作恶的能力。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最大程度地让科技帮助人们行善，那么我们作为科技企业应该如何去做？我们应该做的是认识到一点，即如今世界面临的每一项挑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与科技脱不开干系”。

往大了说， Google Ideas的创建及其所做的承诺（即帮助解决大多数跨国企业唯恐避之不及的问题）意味着，谷歌拟重新定义“企业公民”在21世纪的角色。多年来，谷歌一直在改写着管理规则。凭着强大的创新能力和雄厚的财力，谷歌如今慢慢在着手做一件意义更重大的事情。你可以将之称为企业使命发展进程的终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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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的实力毋庸置疑。该公司的名字已成为“搜索”的代名词；不仅如此，单纯从经济规模来看，谷歌早就已经相当于一个小型国家。2010年，谷歌的营收将近300亿美元；2010年底，谷歌拥有的现金接近350亿美元，比澳大利亚央行31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还要多（这一对比已成老生常谈）。

不过，谷歌现在正处在自身发展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在搜索业务领域占据约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这使其成为了监管部门集中火力瞄准的对象。如今，欧洲和美国有关部门都正在发起针对谷歌业务行为的反垄断调查。

谷歌将自身视为一支行善的力量，随着公司业务不断扩张，它的这一自我认识正面临挑战。在美国，人们对谷歌的批评越来越多，认为它促成了人类整体记忆的减退——谷歌用得越多，就越不需要记住东西。2006年，谷歌高调进入中国，后因答应中国政府网络审查要求而受到外界批评。去年，在遭受神秘的黑客攻击之后，谷歌决定停止与中国政府网络审查部门合作，将中国搜索业务搬到香港——此举招致北京方面的严厉批评。谷歌的不断扩张也导致其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家曾经组织松散、在车库里办公的硅谷初创企业，如今已在全世界雇佣着约2.5万名员工。这些员工一般仍把谷歌视为最佳雇主，部分原因在于谷歌具有传奇色彩的各项福利，比如办公楼里配备的医疗室和洗衣房。但近年来，谷歌的明星员工屡被Facebook等竞争对手挖走。这些跳槽者表示，离职的部分原因在于，谷歌庞大的规模令公司气氛变得较为沉闷。去年，谷歌地图的共同创建者拉尔斯?拉斯穆森(Lars Rasmussen)宣布离开谷歌、跳槽到Facebook。离开之时，他向《悉尼先驱晨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诉苦说：“在一家像谷歌这样庞大的公司里工作，有时颇具挑战性。”Facebook的员工数量只有谷歌的十分之一。

谷歌正在展开反击。就在召开首次Google Ideas会议的那一周，谷歌还发布了意在与Facebook竞争的Google+。有人认为，此举是迄今谷歌在社交媒体领域迈出的最重大的一步。但如今，谷歌的一些初步尝试偶尔也会招来质疑，这都是其公司规模造成的。前黑帮成员、现为SAVE峰会指导委员会效力的保罗?卡里洛(Paul Carrillo)表示，他最初就曾遭遇到人们的质疑。“人们最初会问：‘谷歌为什么要这么做？它有什么目的？（它）是不是想利用我们？拉我们四处去招摇，好显摆它自己的善心？……是不是想让我们劝说所有的黑帮成员都用它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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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密特表示，谷歌的商业模式仍是“想出新点子，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中心思想是，作为一家企业，我们努力做到不只为股东们服务。实际上，我们也在努力为我们的国民和客户服务”。

现年56岁的施密特曾任Novell和太阳微系统(Sun Microsystems)的高管。2001年，他受邀担任谷歌CEO。他的加盟能够弥补谷歌管理层经验的不足，为谷歌的发展保驾护航。今年1月，施密特辞去谷歌CEO一职，但仍留任执行董事长，目前负责他在自传中所说的“外部事务”，其中包括就“业务和政策问题”向高级管理层提供建议。

但在都柏林的峰会上，施密特有时显得有些疲于应对。记者们要求他对一个重大问题给出解释：谷歌到底为何要召开这样一个虽然有趣、但与自身业务毫无联系的会议？施密特则坚称，谷歌这么做“不是为了表明一种政治立场”。

施密特强调，谷歌乐于不断开拓。他告诉我：“谷歌的原则就是面对挑战决不退缩。”但施密特也承认，他担心人们“说我们（创建Google Ideas）抱有政治目的，而我们显然并不想涉及政治。我们不想表明什么政治立场。我们想要表明的立场是，支持信息化、造福全人类”。

Google Ideas还未定型。即便是像“Google Ideas将扮演何种角色”这样再简单不过的问题，有时也会让施密特犯难。我问施密特，在他的设想中，还有哪些类型的全球性问题是Google Ideas可以解决的。他表示：“要取得真正的进展，你就必须去解决一些高难度的问题。我是说，你可以去解决很多大家感兴趣的问题，比如伊朗核问题。”

难道这不是个政治问题吗？施密特说：“这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问题，而且我们现在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解决之道。假如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会考虑去解决它。”但这（伊朗核计划）真的属于Google Ideas想要解决的那类问题吗？施密特答道：“我只是举了个半开玩笑的例子，只是想说这算是个真正高难度的问题。”随后他表示，谷歌决不对Google Ideas可以解决哪些类型的问题作出限定。

有人认为，鉴于极端主义者利用视频网站YouTube传播信息，谷歌实际上对解决暴力极端主义问题负有额外的责任。当我向施密特指出这一点时，他似乎感到有些意外。谷歌在2006年以16.5亿美元收购了YouTube。

施密特表示：“这么说有一定道理。但老实讲，这种情况并不是我们当时所构想的。”他承认“这么说有道理”，但补充道：“本质上说，这种情况背离了我们的初衷。我们不认为自己在作恶，我们认为自己在行善。这个网站的目的在于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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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人对谷歌的努力持怀疑态度。在都柏林峰会开幕前，哈佛大学(Harvard)教授、“软实力”一词的发明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向《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表示，谷歌进入这一领域，“可能会造成麻烦——尤其是当谷歌的行为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明显冲突时”。

但也有人认为，眼下正在上演一场更大的变革，而谷歌就是这场变革的引领者。跨国企业的角色正在改变。过去，企业或许能够拒绝卷入某些有争议的问题；如今，它们已经身不由己。

谷歌加州总部

“看看企业今天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你会发现，（美国）国务卿和总统日程表上的头几号问题，大都需要企业参与解决。”科恩的前老板、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部前负责人、现任职于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的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表示，“抗击暴力极端主义、气候变化、全球经济整体发展和全球性的传染病等诸多问题，都不是单靠政府就能够解决的……因为这些问题涉及改变现实中的个人行为。谁最了解现实？当然是基金会、（援助与倡议团体）和企业了。”

斯劳特称，这意味着，企业可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计划。她将Google Ideas比作一个政府政策部门，这个部门的目标就是聚集一群能够“跳出思维定势”的智囊来审视上述问题，然后与其他部门合作部署解决方案。斯特劳还认为，这是个值得更多企业考虑的模式。“这不光是回馈社会的问题，”斯特劳表示，“这还涉及企业如何能为解决重要政策问题做出贡献。”

科恩与施密特两人的合作不仅限于Google Ideas。两人还合著了一本书，定于明年出版。这本书名为《思想的帝国》(Empire of the Mind)，源自两人发表在去年11月份的《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上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预言，科技将在21世纪重新定义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该文章还在某种程度上预见到了几个月后的突尼斯和埃及革命。文章的第二句话写道：“大量公民参与的、挑战政府权威的微型造反，会令政府猝不及防。而这些公民手中的唯一武器，就是自己的手机。”

科恩对Google Ideas的构想是，把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学术界和整个社会聚集到一起，通过集思广益得出解决方案。一个例子是，一个更为传统的智囊机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也协办了SAVE峰会。科恩表示，就目前而言，这次峰会最显著的成果或许就是，帮助那些前极端主义分子建立起联系——他们中许多人已为防范极端主义独自努力了许多年。科恩认为，这只是个开端。

Google Ideas仍将把暴力极端主义作为“重点关注领域”之一，但它已经开始朝别的方向努力。它把一名麻省理工学院(MIT)研究生送到加纳，去研究如何利用科技帮助那里的人们更多地获取司法资源；而科恩感兴趣的是，“脆弱国家”中哪些部门是运转良好的，以及如何对此加以利用。他指出，得益于手机用户的激增，索马里的科技与电信部门是该国运转最好的部分（其他部分都运转得十分糟糕），那么这部分就可以作为努力的起点。他表示：“与其一开始就去改造运转失灵的部分，我们倒宁愿从运转良好的部分开始着手。”

关于Google Ideas的前景，施密特的预测比科恩略微保守一些。施密特表示，他“乐于尝试（更多的问题），看看哪些能成，哪些不能成，据此决定”未来如何推进。

施密特表示，Google Ideas这个思想与行动之库仍是一个“实验”，难的是“行动”这部分。他告诉我：“作‘思想之库’很容易，作‘行动之库’很难。”这让人们对Google Ideas给予了很高的期望，而谷歌面临的失败风险也随之加大。“（都柏林）会议结束后，我们即面临（接下来）什么成效也见不到的失败风险。但谷歌甘冒这种风险，因为虽然不会每项努力都有效果，但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聆听施密特对Google Ideas的看法，你会又一次感到，对习惯于“尝试新想法、没效果就马上放弃”的谷歌来说，Google Ideas也许最终只不过是又一件它尝试过的产品。“这是从未有人做过的、是个新鲜事物，而我们谷歌喜欢可重复的结果。”施密特告诉我，“我们是科学家。因此，如果这个事情做成了，那很好；如果做不成，我们会试试别的。”